科技博物馆是自近代科学开始最为重要的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手段之一，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思想的塑形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科技博物馆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蓬勃发展的以参观者主动参与和互动为主导的各类科技馆或科学中心，逐渐因展品更新、出展管理和组织经费等问题出现瓶颈。而随着近二、三十年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以及欧美社会对科技发展的社会性影响的关注，围绕着科技博物馆如何继续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思。在当今中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家战略对科技的重视与投入，建设了大量的和各种类型科技博物馆。尽管中外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同，我国科技博物馆与西方科技博物馆在未来发展趋势中仍共有不少问题。本文认为，理解科技博物馆的发展趋势需要剖析一些更为基本性问题，包括科技博物馆如何表征科学和技术，科技博物馆传播什么样的知识，以及如何与观众交流等。科技博物馆与其它种类的博物馆，如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等，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正是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科技博物馆作为科学传播的一种方式，与其它种类的博物馆有着不同的特征，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困难。^①本文将通过探讨科技博物馆的认知结构来反思这些问题，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科技博物馆的发展趋势。

一、皮克斯通的“认知方式”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创始人，已故科学史家约翰·皮克斯通（John V. Pickstone）生前致力于为科学、技术和医学寻找一个共有的历史发展的大图景（Big Pitures）。传统的科学史试图把技术和医学都纳入到科学史。但不难看出，技术与医学有着自己的发展节奏，并不总与科学同步。科学史中重大突破的时刻并不总伴随着技术与医学的重大突破。比如，希腊时代是古代科学的高峰期，而罗马时代则是古代技术的高峰期。再如，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并非同时产生，而工业革命尽管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却并不是科学革命的必然结果。在医学方面，现代意义上的临床医学则明显滞后于科学革命，大致成型于19世纪。为了给科学、技术和医学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模型，皮克斯通提出了人类的“认知方式”（Ways of Knowing）和“工作方式”（Ways of Working）的概念。本节想要展示的是，这两个概念也为科技博物馆的认知结构提供了有用的模型。

皮克斯通认为，有三种主要的认知方式：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分析（Analysis）和实验（Experimentalism）。^②以人类认识蛋的过程为例。对蛋感到好奇的人们开始研究蛋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博物学的方式。首先，人们可以收集各种动物的蛋，观察它们的性状、大小、颜色等性质。其次，人们可以探究一种动物的蛋的形成过程。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蛋是由动物父母体内的两种液体混合而成。而在所谓分析的认知方式的指导下，人们试图打开或切开蛋体，探求里面的结构和组成部分。在实践层面上，作为食物的蛋，其内部并没有太多秘密，大家都知道蛋里面有蛋黄和蛋白。然而，要了解从一个受精卵发展到胚胎的过程，则需要认真地使用分析方式来探求卵的内部发展。显微镜的研究让我们知道受精卵在形成过程中细胞内部结构特别是染色体的变化。胚胎学的研究让我们知道单细胞的卵如何发展成为具有各种器官的胚胎。到了使用实验方式的阶段，科学家们则开始使用工具和仪器操纵、控制甚至重组蛋或卵中的各种成分。^③比如，他们可以去掉某些成分来观察被保留成分的变化，可以通过改变受精卵中的染色体结构来观察染色体对胚胎的影响，可以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克隆出生物体等。^[1][2]

皮克斯通的认知方式的概念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三种认知方式展开次序符合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认知水准的演进次序，很好地覆盖了科学、技术和医学实践中的认知结构。人类在进行科学、技术和医学实践活动中，最为直接、最为“自然”的认识手段就是博物学式的观察。被对比和被分类的对象尽管保持着原始自然的物理状态，但已被赋予人造的意义，成为被人类解释的对象。人类使用分析手段来切开、分解或解剖对象时，常常需要使用一些工具或仪器。对科学工具和仪器的依赖意味着分析方式要比博物学方式更为复杂，因而在科学、技术与医学的实践中较为后起。至于实验方式则更是要依赖更为系统和更为精密的仪器与实验室，因而其大规模运用则需要以前两种认知方式的成熟运作为基础。

第二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每种认知方式都具有与其相对应的特定的工作方式。首先，与博物学方式相对应的工作方式是博物学的实践，如通过田野调查以采集和记录博物志中的各种对象，再如展示博物学研究的成果，包括撰写博物志和修建博物馆。可以说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科技博物馆的原始认知结构就是以博物学认知方式为起点的。其次，与分析方式相对应的工作方式包括对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与成分予以的合理性理解，如数据分析、建立数学模型和相关理论、模拟等。再次，与实验方式相对应的工作方式则是合理化生产和调控过程。所谓合理化生产是指生产过程因特定仪器或设备的大规模运用而分为不同的工序，各工序之间互相组合和协调。比如，工业革命之前，一件衣服的制造过程从纺线到成型，可由家庭主妇一人完成。而在成衣制作工业化变革之后，纺织、洗染、制衣等都成为衣物制作的不同工序甚至形成各自独立的工厂。也就是说，原本一个连贯的制作过程被拆分为不同工序，就像蛋的各种成分在实验方式中被拆分和重组那样。由于各工序分别通过大型机器和多人操作来完成，合理化生产这种工作方式只有在工业化革命之后才得以出现。它的出现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在历史中真正同步提供了物质可能。

尽管科学、技术与医学拥有各自的历史发展节奏，三种认知方式与相应的三种工作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了皮克斯通言说科学、技术与医学所共有的历史发展的说明性框架。三种认知方式的不同组合构成了科学、技术与医学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认知结构。相应的三种工作方式的不同组合构成的科学、技术与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实践形式。在三种认知方式和相应的工作方式之中，博物学的认知方式和工作方式为我们反思科技博物馆的基本特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认知框架和理论视角。

二、从认知方式看西方科技博物馆的历史发展

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把科技博物馆的发展历史分为四个阶段。^{[2, 3]}在此基础上，当代一些学者认为，目前科技博物馆正在进入第五个阶段，其中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使得博物馆与观众的互动不再局限于以特定地点和各类实物展品为媒介，不得不扩展其传统方式以便能够主动接纳包括可异地同时实现的、大量采用虚拟和模拟化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手段。^[4]本节关注前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产生是近代科学成熟的标志，其典型代表包括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1683）、巴黎的国家工艺美术学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1799）、伦敦科学博物馆（London Science Museum，1857）、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das Deutsche Museum，1903）、维也纳技术博物馆（Technisches Museum Wien，1918）等。^④这些博物馆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展示科技发展的历史性成果，对大众进行科学普及，让大众瞻仰和致敬科技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发现和英雄人物。正因其教育的作用，这些博物馆都获得了国家资助，因而也具有展示国家科技水平与能力的政治性功能。这些博物馆的展出方式是在展台或展柜中展示所收藏的重要科技工具和科技产品。展品一般都长时间地固定不变，因而博物馆的优劣基本上由收藏品的丰富度和质量决定。从皮克斯通的视角来看，这一阶段是博物学的认知方式和工作方式运作的典型结果。博物学的认知方式和工作方式不仅是近代科技发展中的基础性的认知和实践资源，也是近代科学思想的传播与教育的重要手段。分析方式和实验方式也是19世纪科学技术的重要认知方式。皮克斯通把19世纪的博物馆中，博物学方式与这两种方式混合的方式称为新博物馆学（museological）方式，以区别于为编纂博物志而修建博物馆的传统博物馆学的方式。^[5]

第二阶段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其中重要的代表包括纽约科学与工业博物馆（New York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1930）、芝加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1933）、巴黎的探索皇宫（Palais de la Découverte，1937）等。与第一阶段关注昔日的科技成就不同，这一阶段的注意力集中在向观众介绍科学、尤其是当代科学本身。这些博物馆的一个中心活动是展示科学实验，通过复制重大科学发现中的实验向观众解释科学发现的内容，以便使观众理解广被科学界所接受科学理论。为了增加观众的主动参与，博物馆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培养专职解说，组织观赏性表演，与学校合作组织学生参观等。对实验和对科学本身的重视使得分析方式与实验方式在这个阶段的科技博物馆的运作中逐渐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尽管博物学认知方式依然是基础性的。

第三阶段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代表性的例子包括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1964）、旧金山的探索科学博物馆（Exploratorium，1969）、多伦多的安大略科学中心（Ontario Science Center，1969）等。这一阶段与前两个阶段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博物馆的展出目的基本上不再强调对已往的科技成就和英雄人物的致敬，而是在着重培养观众们对当代科技的理解的同时，引导观众对未来科技发展予以憧憬。同时，博物馆的展出也力图改变将展品放置在玻璃柜中、观众阅读旁边的说明文字的传统做法，而是试图寻找让观众参与互动，主动学习和享受探索过程的参观方式，使得博物馆变成观众与探索对象互动交谈的场所。比如，博物馆就以实验室当作设计模型，让参观者作为实验参与者通过博物馆提供的观察工具与操作来获取新的经验。^[6]72不难看出，在这一阶段的展出设计中，分析方式与实验方式的比重大大增加，同时大大压缩了传统的博物学方式，形成了当代科技馆或科学中心的典型形态。分析方式与实验方式的比重增加，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使博物馆的展出方式更为生动，更能吸引观众。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博物馆的功能更加着重于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而不再局限于前两个阶段所强调的传统科技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即展示博物学研究的基本成果。^[7]

第四阶段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代表性的例子包括新加坡科学中心（Singapore Science Center，1977）、巴黎的拉维莱特科学工业城（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1986）、巴萨罗那的宇宙盒科技馆（Cosmocaixa，2004）等。20世纪后期的一些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军备竞赛、有限的资源与人类需求的增长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等，使得人们越发地重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上述这些博物馆试图将科学技术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纳入到展出的论题中。科技博物馆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宣传科学精神和教育公众，还要为公众与科学技术之间进行对话、讨论科学技术的社会性价值与影响提供平台与资源，促进公众参与科技。一方面，由于公众对科技政策与科技发展的参与本身具有深远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科技博物馆的设计与运作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政治、经济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与干扰。科学家、政治家和商人对科学技术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在一些科学家眼里，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质疑很大程度是由于公众对科学的无知造成的，因而并不赞成科技博物馆引导公众参与科学技术争议。^[8]另一方面，由于最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发展不稳定，导致了这一阶段的科技博物馆运作中的一些困难。比如，国家投资减少，博物馆组织者需要更多地依靠私人财团的资助。许多昔日国家资助的公立博物馆也开始收取门票，被一些反对者讥讽为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或迪斯尼化（Disneyization）。同时，由于观众接受各类信息的方式不断革新，兴趣点也随之不断变化。在组织展品与展出方式的设计上，多数博物馆不得不更多地采用选择特定题目短期出展，并时常更新出展题目。也就是说，无论在财政上还是在技术上，这一阶段的科技博物馆实践都显示出不稳定的特征。不少科技博物馆的组织者已经看到如果不能随着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和兴趣的变化而改变，当代科技博物馆将难以为续。科技博物馆需要某种变化甚至一场文化革命。^[9]

站在皮克斯通的立场上看，这一阶段所追求的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与参与，无论是否被当代政治家和商人完全接受，是当代科学、技术与医学发展一个不可避免的方向，这是由于20世纪实验认知方式向对应的合理化生成的工作方式的发展所决定的。^⑤合理化生产在20世纪形成了由工业、经济和国家利益统和在一起的大规模的整体支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越发地深远，远远超出了具体科学家和工程师个人能够做出合理判断的范围。随着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当代实践越来越专业化或分枝化，少数专家对科学、技术和医学的整体走向和价值判断未必与人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看法一致，而人类未来的好坏祸福的承担者并不是少数专家，而是包括少数专家在内的所有人、以及所有人的后代。在皮克斯通看来，专家与大众之间的张力只有通过大众更多地理解科学技术、更多地以合理的方式介入到科学技术的政策决策过程，才能以建设性的方式获得解决并与当代社会共存。一方面，专家们应该主动地寻找公众合理地理解科学技术的方式，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公众理解力的低下，哀叹自己曲高和寡。^⑥另一方面，公众也需要认识到理解科学技术和参与科技决策的责任与重要性。科技博物馆无疑是促进专家与公众互动的平台。因此，科技博物馆所依赖的基本认知方式即博物学的认知方式应该成为当今科学传播的最为重要的指南之一。^[1]209

三、信息时代的科技博物馆：走向第五个阶段

近一、二十年信息技术所产生的革命性发展转移了第四阶段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焦虑。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技术改变或正在改变许多人们的消费和信息获取方式。比如，实体书店正在被更为直接的网上书店取代。大学中的一些课程和讲座也都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互联网所提供的数字资源拉近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的方式。一些学者认为，科技博物馆在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地位正在被边缘化，观众更多地使用虚拟资源而无需到某一实体地址来了解当科技发展。有学者用“中年危机”（mid-life crisis）和“持续性挑战”（the great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来形容科技博物馆的当代境遇。^[10][11]

面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新形势，各大科技博物馆一般来说都从内部资源挖潜和对信息技术的引用两个方面来对应，形成了一些学者坚持的科技博物馆第五阶段也即当下阶段的发展。从内部资源的挖潜来说，博物馆有着数字的、虚拟的信息世界所不具备的资源。比如，博物馆一般都具有巨大的出展空间，可以展现大规模的场景，制造出与虚拟化和数字化世界有所不同的建立在实体模型之上的学习经验。再如，各种博物馆与大学、图书馆、媒体、市政机构和其它团体一直就有着各种合作传统，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社会性空间，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研讨会、组织学校里的学生集体参观、组织科学节、科学电影节等活动。从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方面来看，科技博物馆远比实体书店面临网络书店的威胁要从容得多。尽管人们通过网络可以获得许多无需前往实体博物馆就可以了解到的科技信息，但互联网和手机的便利也使得科技博物馆可以更有效地与观众沟通与互动，以更为友善和更具吸引力的方式吸纳新观众，通过网络让科学家和研究机构与观众直接互动。同时，科技博物馆也可以将其出展的方式虚拟化，例如，模拟实验过程、模拟视觉和其它感官在特定环境下的感觉、建构可以让观众参与和操纵的数据分析和预测模型等。模拟过程既可以在实体博物馆出展，也可以通过网络和手机与观众异地互动。这种虚拟化功能大大丰富甚至改变了之前几个阶段的出展方式。

尽管在2014年去逝前皮克斯通未能系统地阐述信息技术革命性发展对他的认知方式理论的影响，但我们不难看出信息技术革命性发展对三种认知方式的拓展、支持以及难以避免的关系。比如，传统博物学一般以文字、图画、照片、影像等表征方式为手段，而信息技术提供了数字化的表征方式，为对表征对象进行数据和统计分析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支持。对于分析方式来说，数字化的虚拟技术提供了对不易直接观察的宏观（如宇宙大爆炸，大陆漂移过程，地心运动过程等）和微观（如基本粒子运作过程，蛋白质形成过程等）对象的建模和数据分析资源。对于实验方式来说，虚拟化和模拟技术使得科学家可以把研究对象各种成分重新组合后，推演其在变化的环境中的各种状态（如对某个种群发生某种变异后在某种极端环境下成种可能性的推演）。站在皮克斯通的认知方式的视角上看，当代信息技术为科技博物馆所带来虚拟化功能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狭义的方面看，虚拟化产品不过是对之前各种实体展品的数学建模后的模拟结果，是之前各种认知方式的延展。合理的模拟结果均可能从可实现的实体运作过程中得出，因而并未从本质上提供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从广义的方面看，虚拟化模拟可以为观众提供实体过程难以提供的感觉和学习经验。比如，模拟过程可以假设观众被缩小为能够进入血液循环系统或蚂蚁洞穴后所能看到和感觉到的场景。在创造全新的学习和感觉经验意义上，如果以广义的方式来理解，虚拟化模拟也可以被看成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这种新的认知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与博物学、分析和实验三种方式十分不同的学习和感觉过程。通过制造新的经验来塑造新型消费者早以成为信息时代经济和营销的重要课题。^[12]创造虚拟化学习和感觉经验这种方式同样正在被越来越的当代科技博物馆策划人员所重视。^[13]当科技博物馆有足够的技术资源制造出感受外太空、深海、微生物或粒子世界的各种模拟，这种制造过程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新的认知。

总之，除非拥有巨大财力的支持，当代科技博物馆必须在内部挖潜和引用新型信息技术两个方面做出创造性的改进，否则将难以对应当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四、中国科技博物馆的发展趋势

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代中国科技博物馆的境况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科技博物馆目前正处于相当兴旺的时代，尽管一些未来变化和困难是可预见的。大致说来，当代中国科技博物馆相当于西方科技博物馆第三阶段，也带有第二阶段的一些特征。这得益于国家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中国科技博物馆对科技的展示绝大部分是科技所承载的正面价值，如真理、客观性、进步等，这是第二阶段的特征。同时，新建的科技博物馆改变了传统自然博物馆的柜台展示风格，大量采用的西方第三阶段科技博物馆中的互动式出展方式，给观众带来了形式多样的、动态的和建构性的学习经验，吸引了各种年龄层和文化背景的观众。由于国内众多人口以及交通越来越便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新建科技博物馆得以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因而在观众数量上相对来说没有太大压力。

当然，中国科技博物馆迟早会面临西方科技博物馆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信息技术革命性发展影响着甚至改变着大众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个趋势难以逆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并以虚拟化的方式进行学习将成为更多观众所习惯的方式。更多地引入信息技术的新发明将会是中国科技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引入信息技术的新成果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策划出展和观众参与的新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或手机，观众在进入实体展馆之前就可能已经进入到参观活动中，同时参观活动也并不随着离开实体展馆而结束。这意味着博物馆可以加入更多的具有历时性特征的出展内容。再如，虚拟化的学习和感觉新经验的设计会改变出展策划与设计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在未来威胁到博物馆的实体出展空间的同时，虚拟化技术与设计却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拓展了博物馆世界实际出展空间，使得本不在实体出展空间的对象或展品也能够进入到实际出展空间中。由于目前的虚拟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展品的模拟无论从设计还是运用上都显得初级和粗糙，再加上国内大型科技博物馆目前没有观众数量上的压力，虚拟技术的一些新发展在国内大型科技博物馆中还只是起到边缘性的辅助作用。我们有理由预见，虚拟技术对科技博物馆的重大影响更有可能从地方的小型博物馆开始。这是因为一些资金充沛但展品量小的小型博物馆更具有求新求变的特征，一旦与具有创新精神与能力的信息技术研究团队合作，更有可能以经济的方式获得突破性成果。

至于第四阶段中所强调的公众参与科技政策这一特征，则需要中国科技博物馆特别重视，因为这一特征意味着对科学技术整体态度的转变。认识到公众参与科技政策讨论的必要性，要求整个社会在承认科技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意识了科技发展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负面的甚至难以预测的部分，而公众需要承担这一部分的后果因而有权力了解和参与相关决策。目前，与科技发展相关联的一些负面部分如雾霾、土地和水污染等问题是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与此同时，权威专家对一些影响国民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问题的分歧，如围绕巨型对撞机、转基因、气功、中医等问题的争论，也日益引起国人的关注。因而，公众参与科技政策的讨论一定是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未来的方向，而科技博物馆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公众理性地、建设性地参与科技政策的公共讨论而避免被利益集团操控卷入非理性的埋怨与抗争，不仅需要公众去理解当前日益专业化和技术化的科学研究和实践的内容，还需要专家学者们有能力与热情寻找让公众理解自己的研究内容的方式。中国科技博物馆如果要在未来不被边缘化，真正能够承担起未来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的责任，就需要成为联接公众与专家之间的桥梁。同时，中国科技博物馆想要吸引更多的成年人，避免迪斯尼化或少年儿童宫化，也需要把当代理性的成年人所越发关注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议题列入关注的范围之内。有责任感和道德感的成年人不可避免地要关心社会和人类的未来，而影响人类社会和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技的发展，科技博物馆是为这些公众提供了探讨和反思科技对社会关系的一个难得的界面。可以预见，如何在让观众更为现实地理解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又不失理性地进行反思与讨论，将会逐渐成为中国科技博物馆难以回避的课题。

五、结 语

皮克斯通的认知方式和相应的工作方式的概念起码在两个方面为我们理解科技博物馆的认知结构提供具有洞察力的说明性资源。首先，博物学的认知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为编纂博物志而建立博物馆的工作方式，构成科技博物馆原始意义上的认知基础。该基础构成了科学、技术和医学实践的基本认知资源。其次，科技博物馆的成长与变化，伴随着博物学的认知方式与其它认知方式之间关系变化与重组。新的组合方式也影响这科学、技术和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后半部分的讨论也表明，如果把皮克斯通的认知方式的概念延展到当今信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发展之中，无论是以狭义的方式将虚拟技术看成是三种认知方式的延伸，还是以广义的方式将之看成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憧憬当代科技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① 科技博物馆可以借鉴艺术博物馆的许多出展技巧（参见：Teslow, Tracy Long. Reifying Race: Science and Art in Races of Mankind at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Sharon MacDonald (ed.)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Museums, Science,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46-66.），但科技博物馆许多重要特征是由科技和科学传播所特有的认知方式所决定的。这些特征造成了科技博物馆独特的发展历程与当代所面临的困境和机遇。

②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皮克斯通把“对世界的理解”（World-Readings）看作是另一种认知方式，因此一共有四种认知方式。（参见：Pickstone, John V.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ays of Knowing and Ways of Working. Hist. Sci. 2011, xlix, 235-245.）这种分类与在《认知方式》一书中的分类不同，却没有根本性冲突，也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无关。因而，本文直接使用《认知方式》一书中的分类。因为此书中译本将“Ways of Knowing”翻译为“认知方式”。为了使文献引述中名词用法统一，本文仍使用这个译法。然而，正如匿名评审所指出的，更好的译法可以是“致知方式”。

③ 在后期的文章中，皮克斯通把实验方式称为“综合方式”，与“分析方式”相对应（参见：Pickstone, John V.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ays of Knowing and Ways of Working. Hist. Sci. 2011, xlix, 235-245.）。本文采用《认知方式》一书中的用法。

④ 这里所谓的“第一阶段”是公共科技博物馆的第一阶段，而博物馆本身历史则更早。近代科学的博物馆伴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的认知方式的实践而产生。一些博物学者们通过个人建设的博物馆中的收藏品来创作博物志。（参见：Findled, Paula Possessing Nature: Museums, Collecting,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4.）法国大革命中许多私人收藏被收为国家公有。在此之后的多数博物馆常常是国家或地方政府主持，成为国家的象征。

⑤ 皮克斯通在《认知方式》一书第八章中以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为例探讨三种认知方式在20世纪的运作如何引发了公众参与科学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如何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参见：Pickstone, John V. Ways of Knowing—A New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⑥ 精英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当代科学日益技术化和专门化，因而越来越高出公众的理解能力。技术层面上的复杂程度的增加不应该成为忽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借口。本文关注科学技术的社会性影响，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也有其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需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从产生开始，一直是在技术层面上公众难以理解的理论。然而，重量级的物理学家们，无论是爱因斯坦、玻尔还是薛定谔等，都致力于使用日常语言来让公众理解其中的理论涵义，因为只有通过公众所能理解的日常语言的表达，才能对理论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回避对技术层面上复杂理论使用日常语言来理解，也许不影响一个专家的技术性工作，却一定会影响该专家成为大师级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