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学术诚信问题频发，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随着我国科技投入的巨大增加以及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学术诚信问题也受到了社会各界史无前例的关注。

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整个社会来说，学术诚信都是异常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宗旨是求真，是探究大自然和人类的奥秘，而研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则尽可能保证研究结论的正确。显而易见，伪造、篡改和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从根本上违反了科学研究的宗旨，而学术诚信是科学研究事业最基本的要求，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底线。学术不端盛行且得不到恰当的查处，将造成学术资源和学术生命的极大浪费；将导致“劣币淘汰良币”，直接损害科学研究的正常秩序，扼杀创新活力；将腐蚀和毒害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将损毁科学研究事业整体的社会公信力。毫不夸张地说，学术不端可以“亡科学”。更为严重的是，对于社会而言，教师、医生和科学家往往代表了社会良知，是社会道德伦理的最后一块净土，如果这批人的学术诚信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败坏社会风气的污染源，则将损害社会道德伦理的最后一道底线，以至于“亡天下”^①。

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剖析我国学术诚信问题的现状着手，讨论学术不端行为蔓延的原因，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提出遏制学术不端行为蔓延的应对思路和具体措施。

一、我国学术诚信问题的表现形式与成因 1. 学术诚信问题的现状

学术诚信问题是社会诚信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诚信又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风气、人们的道德水准、精神面貌密切相关。我认为，我国当前学术诚信问题的现状，可以用两个“史无前例”来描述。一是随着我国社会急功近利趋势增强、道德水准普遍滑坡，随着我国学生以考试分数、学位和论文，研究人员以论文数量、刊物影响因子、项目经费、各种奖励和人才头衔为依据的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全面推广，我国的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一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史无前例。二是随着我国科技投入的巨大增加和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普及，社会各界对学术诚信问题的关注史无前例。

我国的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很广。仅举我所知的几个例子。在高中生参加大学自主招生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弄虚作假现象，以至管理部门最近缩减了高校自主招生的名额。一流大学的学生考试作弊虽然鲜见，然而作业抄袭现象普遍存在。推荐信是国内外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出国读学位和各种评奖都需要推荐意见。目前的问题是，推荐信中的评价意见普遍由被推荐人起草，比较认真的推荐人稍微修改一下，更多的推荐人根本不修改，甚至看都不看就直接签名。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包装、吹嘘、浮夸、学术成果署名不规范等现象比比皆是。在国家众多人才计划、评奖中，拉关系、打招呼现象越来越盛行。根据我个人观察，与十几年前相比，现在各种各样的所谓“活动”层出不穷，以致很多人觉得不打招呼就会吃亏。学位授予也存在问题，可以看到，很多官员在日理万机的同时，在职读博且3年就能够拿到博士学位，要知道，这对于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都相当不容易，甚至某位落马高官在职读博，两年之内就从一所异地大学获得了与他之前教育背景完全不同的专业的博士学位。这意味着，我国一流大学炮制出了大量真的“假”学位。论文更是学术诚信问题的重灾区，以至网络上中介公司买卖各种论文已经成为一项庞大的盈利“产业”。至于伪劣期刊、假国际会议、假网站的情况，更是普遍。

除了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较广之外，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学术诚信问题的严重之处还在于：

（1）对一些学术不端的重大典型事件处理极轻。譬如陈进“汉芯”事件，涉及欺骗国家巨额经费，不应仅仅以教授被除名这样的处理结果了结。陈进现在还开着自己的公司，继续生产“汉芯X号”芯片，日子过得很好。此外，对一些公众关注案例的调查很不认真、很不彻底，例如韩春雨基因编辑事件，河北科技大学给出了结论—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问题。公众关心的是，什么样的调查事实支持了这个结论？生物界的朋友告诉我，大约90%以上的生命科学界同行认为韩春雨的论文涉及伪造和篡改。重大事件调查处理不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鼓励更多的人铤而走险，做学术不端之事。

（2）国外一些已经被“一票否决”、涉及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在中国仍很有市场。例如，韩国的黄禹锡因学术不端被判刑，出狱后却与国内博雅生命集团合作成立联合研究中心，与国内一家干细胞研究公司合作研究动物克隆技术，并设立了实验室。这表明我国一些单位和研究人员把利益远置于学术荣誉和诚信道德之上。

（3）中介公司在虚假同行评审中起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已经危及学术期刊同行评审制度的根本，然而，这一问题是由国外期刊发现的，不是由我国学术界发现的。难道我国几千种科技期刊从没有遇到过虚假评审的问题吗？更有证据表明，所披露的撤稿文章只是冰山一角。这表明我国学术界“清理门户”的能力和努力是不够格的。

（4）相当比例的学术界领袖和相关部门领导人本身的学术诚信也存在一些问题。己不正，何以正人！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学术诚信问题的涉及范围已经非常广泛，若干问题的严重程度已异乎寻常。我们需要对其成因进行探讨，而后对症下药，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以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蔓延。

2. 学术诚信问题的成因

科研人员学术不端行为产生的内因主要是自身的道德缺失，然而我国学术诚信问题如此广泛和严重的成因，还需进一步从外部的社会原因与内部的科学共同体原因两个方面来分析。

我们不能期待人们用道德的完善去填补制度的缺欠，相反应该用制度的健全去引导人们走向道德的完善。在社会原因方面，学术诚信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与社会整体诚信水平下降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氛围变得急功近利，道德水准不断滑坡，学术界的诚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受到危害。

另一方面，我国科学共同体本身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尚未形成“自净”机制，评价标准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学术诚信。首先，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为学术诚信问题的发生提供了动机（Motivation）。我国学生的评价以考试分数、学位、论文为核心，科研人员的评价则往往基于论文、项目、经费的数量与档次。这种简单的数字化评价体系直接为一些思想比较薄弱的学生与科研人员提供了违背学术诚信的动机。其次，我国科学共同体中存在名与利捆绑过紧的情况。如果科研人员拿到了一顶“帽子”，那么可以直接带来大量实际的好处。也就是说，“帽子”与个人物质待遇、个人荣誉等关联度太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注释中引用过，“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风险”。^[1]在很多高校中，有“帽子”教授的收入比没有“帽子”教授多得多，甚至高出一个数量级，且有“帽子”的教授被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往往比没有“帽子”的得到单位更多的庇护。如果通过学术不端手段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能够给研究人员带来大量的名和利，而风险又很小，那么其利润又岂止300%？邓小平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一旦利跟名捆绑得太紧而又缺乏监督和惩罚，势必会引来一部分人铤而走险，这非常不利于营造一个平和诚信的科研环境。

最后，学术诚信问题的查处机制仍然存在问题。一方面，目前我们不少科研人员把揭露、调查、处理学术不端事件当作分外之事，而相关部门和单位调查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也比较薄弱，办事人员不落实、不专业，特别缺乏能够处理跨单位、跨部门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机构。比如，我国一些部委，包括中国科协、教育部和科技部都有这方面的委员会，但由于人员有限，很难真正落实调查处理的职能。而在单位层面，以我所在的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对学术诚信很重视，校学术委员会设立了专门的学风组，但据我所知，学风组没有专职的调查研究人员，只是在遇到相关问题时，才组织开会讨论。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很多“条例”与“处理办法”中把很多学术不当行为都归为学术不端行为，从而造成打击面过大，对一小部分真正“零容忍”的严重不端行为反而起到了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的评价和奖励制度为学术不诚信提供了动机，而查处制度又不能有效地严惩和控制其中最为严重的不端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学术不端问题的频发。

二、应对我国学术不端行为蔓延的措施

在深入分析我国学术诚信问题发生的原因之后，本文将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一些应对学术诚信问题，遏制不端行为蔓延的思路与措施。

第一，我国的相关政策应区分负责任的科研行为、学术不当行为、学术不端行为。比如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的相关规范中就明确区别了学术不当行为和不端行为。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是值得我们大力倡导的，而学术不当行为与不端行为是需要遏制的，尤其是对以篡改、伪造、剽窃为核心内容的学术不端行为应该坚决打击，真正做到零容忍。如果不加区分，将学术不端的范围扩大，那么需要采取零容忍、一票否决的行为反而得不到有效的重视和处理。

第二，加强查处不端行为的机构建设和法制法规建设。一方面，应加强查处机构的人员配备，使之真正能够把查处工作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应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明确不端行为的管理部门。2015年，为论文虚假评审的事件，王乃彦院士和我跟着中国科协解欣同志到国家工商总局反映上海丰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问题。因这个中介公司涉及多项虚假评审，我们希望工商总局考虑吊销这一公司的营业执照。然而国家工商总局有关同志告诉我们，此事不属于他们的管辖，建议我们去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反映情况。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对于一些学术不端事件，我们缺少法规和明确的政府管理和处理部门。

第三，应把“名”与“利”适当脱钩。传说英国女王有一次参观格林威治天文台，刚好碰到了天文台台长、著名天文学家James Bradley。女王听说他的薪水和天文台的普通职员差不多，便想要提高台长职位的薪水。但台长却表示，这个职位一旦带来大量的收入，那么日后到天文台工作的人将不会是真正的天文学家。也就是说，如果科研工作与名利绑得过紧，势必会吸引追求名利的人而不是真正喜爱这项事业的人进入这一领域。

第四，在打击遏制不端行为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教育工作，让更多的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学生和青年研究人员，了解已有学术规范的具体内容与内涵，警示他们不要犯下学术不端的错误，也预防他们在不懂学术规范的情况下做出不当行为。

总之，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学术诚信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深刻认识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区分学术不端行为与学术不当行为，并加强遏制不端行为的体制建设，真正做到对不端行为的零容忍。在更大的范围内，应改变我国现有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名与利捆绑过紧的现象，尽量减少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铤而走险的诱因，加强学习，从而尝试从更深的层次解决目前存在的学术诚信问题。

① 朱邦芬院士做客“学术之道”讲解科研诚信. http://www.cssn.cn/zx/zx_gx/gxpic/201403/t20140318_1032708.shtml 明末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所谓亡天下是指社会的道德伦理的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