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8-19日，第五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科学与社会》编辑部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主办，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承办。会议以科学社会学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主题，全面展现了过去两年中我国科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设置了两场大会主题报告和四个专题分论坛，在两天的会期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科学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与学科建设、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沿、技术的社会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以及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问题研究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拟对此次会议中呈现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陈述。

一、 科学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与学科建设

作为我国科学社会学建制化过程的见证者，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政策与管理所）范岱年研究员回顾了科学社会学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对该学科研究范式的引入以及结合本土经验的创新过程进行了系统阐述。在此基础上，范先生还对科学知识社会学面临的理论困境、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主义的冲突等议题进行了反思。他特别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二者之间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对于未来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演进将会具有深刻的影响。

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重点探讨了科学社会学的“进步”问题，他认为，基于实在论的研究方式和基于建构论的研究方式并存，构成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多元范式，但这种情形带来了学科碎片化和走向相对主义的风险。在此背景下，科尔、皮克林、柯林斯等学者正尝试从不同的维度对既有理论进行整合，而这些做法本身也面对着诸多困难与风险。为此，他提出应当回到劳丹的“研究传统”理论，以问题为中心开展研究，并在多元论与整合论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此外，默顿的社会学思想史观，也是值得关注的回归方向。

针对我国科学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山西大学张培富教授基于对国内主要高校开设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课程情况的统计分析，提出我国科学社会学的教育体系建设呈现出了非本位化的发展态势。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既有社会学学科建设自身的问题，也有缺乏外部发展条件的缘由。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应从科学社会学的教育体制化建设做起，建立科学社会学教学教育社团，制订规范的科学社会学教学大纲和教材体系，重视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HPS）教育的合作交流及推动HPS在各级科学教育体系中的作用。

二、 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沿

时代因素和地域发展的影响与制约，给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带来了新的变化和特点。中科院政策与管理所李真真研究员着重剖析了科研组织形式的演变及其特点，指出伴随着合作研究的常态化、制度化，新的科研组织形式不断地带来对科研传统的严峻挑战。她特别关注了在知识生产性质发生改变的宏观背景下，科学的荣誉分配机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科学奖励制度及其鉴别高质量成果或杰出表现的社会机制，不仅存在自有的来自制度安排和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科研组织方式变迁也给其带来了种种不适应甚至是价值冲突。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则以“地方性知识”为切入点，在STS研究领域内，对某种将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和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相区分并给予不同评价的观点，以及科学实践哲学的一些相关看法进行了商榷，认为“地方性知识”是一种文化类型的知识，并不与普遍性构成对立，而是支持了科学的文化多元性的观点和文化相对主义。

多元化的思考给学科范式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从自然界中存在的分形拓扑结构出发，推演指出科学与社会在演化中也形成了一种分形结构，在此背景下，科学的内史与外史研究、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分界与分工都需要被重新认识。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幽默诙谐的语气，对科学的客观性、真实性以及科学中的争论原则等焦点议题进行了解构分析，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反响。中科院政策与管理所樊春良研究员作了“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与反思”的报告，以美国科技界与政治界长时期的关系演化为案例，深入揭示了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多元性也体现在研究观念和研究对象的拓展变化上。内蒙古大学的袁海军教授和曹叶军博士沿着科学观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到宪政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科学与民主呈现出的不同关系面貌：实证主义学者强调科学与民主共有的“精神气质”，重视民主的社会条件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建构主义学者主张社会是科学知识的决定因素，科学的生活形式和民主的生活形式是同一历史进程的孪生子；而宪政主义学者则要求科学经受民主原则及其程序的检验，在推动科学民主化的同时促成民主理念的“物质转向”。华东师范大学安维复教授探讨了科学哲学史的兴起脉络、基本范畴与研究纲领，提出科学哲学史就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演化史，其所经历的科学-哲学共同体的形成、科学革命与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哲学变革与科学-哲学共同体的重建三个阶段，实质是科学与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融合、冲突与重建。

借鉴既有的社会学研究框架，发展其在新的社会情境中的解释力，或进一步将之用于分析我国科技政策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学者们致力探索的又一前沿方向。上海电力学院的张贵红博士聚焦于托马斯·休斯的技术系统论分析框架，对其理论主张和经验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曾家焱博士继而将技术系统论分析应用于我国的现实情形，她选取农业信息网作为考察对象，深入剖析了影响我国电子政务服务绩效的各种因素，理清了当前农业政务技术系统面临的短板问题。同济大学的卢卫红博士着重介绍了美国学者布莱恩·普法芬伯格的技术观及其技术人类学思想，他在发言中指出，普法芬伯格基于对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梦游症观念的批判，提出了“人化的自然”概念，把技术定义为一种社会现象，采用这一进路，同时借鉴人类学对地方性的强调以及整体论的取向，非常适用于分析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中科院政策与管理所柯诗曼博士提出，如果把科学看作一个单独的社会场域，那么它不仅拥有特别的规则和条件，而且也会受到临近社会场域的资本和规则影响，她通过案例进一步考察了科学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梳理和阐明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必要因素。

三、 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研究

随着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处在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面对着许多新的议题和挑战，这为科学社会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问题域。从社会学视角展开的对于我国社会情境中科学和技术问题的经验研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

性别研究是科学社会学的经典议题。清华大学洪伟教授侧重于“产出之谜”问题，即女性科学家发表的论文为何显著少于男性科学家，她基于中美两国对科研人员的大规模追踪调查数据，比较了两国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受性别影响的情况，研究发现，中国科学领域中性别分层甚于美国，反映出中国对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提供的社会支持和制度支持还很不够，另外中国女性科学家在出版专著方面表现较好，结婚生子并没有带来负面影响。北京科技大学章梅芳副教授揭示了上世纪中国特有的“铁姑娘”现象中所承载的技术、性别与现代性的相互建构关系，指出“铁姑娘”以一种政治正确的隐喻形式在全社会得到颂扬，实际上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性别平等来包装和弘扬一种消除个体性和人性的虚假平等，以将女性纳入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结构之中，其结果往往造成了对女性的身心伤害。

科学家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问题同样得到较多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薛品博士利用一项全国城市中小学生的调查数据展示了我国城市中小学生将来从事科学职业的意愿，并分别考察了青少年个人层次、同辈群体、家庭层次和学校等四个层次因素对其从事科学职业意愿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张芳喜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科学家形象研究的现状，并指出科学家“刻板印象”的形成是多种可能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的媒介工具和信息传播途径，为科学传播带来了更多需要深入探讨的议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何光喜副研究员提出，新媒体在传递信息方面具有去中心化、双向互动、社会性和碎片化等特点，这些特点给科普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他进而利用北京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科技工作者利用新媒体开展科普活动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中国科学院大学黄彪文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带来的真正变革不是信息量的激增，而是旧关系的复活和新关系的创造，“关系网”将取代“信息流”在科学传播中的基础性和优先性地位。另外，山西大学博士生齐振英基于《学艺·水产月刊》的刊载内容，系统考察了该刊在新中国早期开展的水产科学传播工作。

转基因议题在会议讨论中受到高度关注。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崇俊采用建构论的话语分析策略，通过分析支持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家在论证“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过程中的话语表述，展示了他们将特定场域中的个人观点包装成专业观点，并通过经验主义的修辞来建构“科学事实”的社会过程。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于川专注于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困境问题，他分析指出，公众和科学家由于各自认知的差异，在技术的内涵、风险、发展路径选择等问题上常常存在对立和误判，要破解这种认识与发展的困境，可以从公众科学素养培育、科技术语表述分析、多元化信息交流、技术风险与利益评测等方面综合寻求解决之道。

此外，厦门大学陈玲副教授从德化瓷“中国白”的研究中考察了我国地域科技文化的传播和辐射问题。北京大学硕士生张桂芳以卡文迪许实验室为样本对隐性知识的传播机制与路径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这些研究获得了与会者的积极回应与讨论。

四、 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问题研究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科技政策领域的热点话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王奋宇研究员以“对科技体制改革若干热点问题的思考”为题，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协同创新问题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并全面阐述了在科技管理中引入公共治理的模式与路径问题。在科技评价体系方面，中国科学院大学赵超博士以对科学网线上社区的考察为例，指出传统评价体系反映的是一种支配型的话语模式，且不同学科领域对如何评价科学成果都有一套相对独立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而现有的科研评价系统试图建立一套齐一化的评价标准，两种评价模式之间呈现出了难以调和的冲突与困境。

针对科研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深入挖掘，常能揭示出经典问题中隐而不显的深层机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赵延东研究员基于对我国科研人员工作时间的统计分析，深入探讨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时间分配状况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对科技工作者业务工作时间、尤其是科研时间的无效挤占，哪些因素影响了科技工作者的时间分配效率等问题，并从体制机制和具体工作层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从院士制度改革问题入手，对院士荣誉称号的职能进行了分类，并结合人才的年龄分区原则，提出应对不同能力区间给予不同激励机制，从而提升院士制度的激励与引领功能。东北财经大学徐祥运教授同样从杰出科学家“双肩挑”问题出发，对我国科研人员的行政任职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中科院政策与管理所杜鹏副研究员从委托代理的视角出发，聚焦于科研资助中的遴选和激励问题，他认为，科研活动自身的特点，使科研资助本身体现为一种不完全契约状态，并进而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面对这种状况，他从明确资助目标、完善晋升机制、发挥中间组织作用等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南开大学王阳副教授则以汪晖事件作为切入点，对当下科研体制内的学术不端和学术违规行为的边界及定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正是边界的模糊导致了学术不端的泛滥。

科学体制化发展的历史中也有很多经验值得剖析和反思。山西大学博士生牛杰描述了在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型过程中，职能性的航空科技建制与项目性的工程建制最终组成了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基础的历程。山西大学博士生郑言以中医教育体制化进程为例，考察了中医培养方式的发展变迁，对效仿和借鉴西医医学体制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北京科学技术大学的李戈以北京产科医疗秩序的建立为例研究讨论了中医和西医两种知识体系在遭遇之时，中医被取代和排斥的过程，进而剖析了中医与西医之间的矛盾根源。苏州大学董洁林教授等还从历史维度上，考察了大尺度时间内科技创新与人口之间关系的复杂变化轨迹，他们分析指出，自1500至1930年间，科技创新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但进入20世纪以后，创新增长率开始减弱。

第五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于10月19日落下帷幕。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本次会议的召开，充分展现了我国科学社会学领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随着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人才不断涌现，这一领域呈现出更具生机的发展局面。未来，立足多元视野的研究进路，围绕我国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典型问题，面向理论前沿和社会需求，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完善研究纲领，提升我国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研究水准和社会影响，是科学社会学研究者的共同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