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学的产生与繁荣

生态学的概念一直到1866年，海克尔（Ernst Haekel）在《普通生物形态学》（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中提出了德文的ecologie一词，才首次出现。现代英文的ecology一词更是在国际植物学大会（1893）后才使用。^[1][2]5生态学出现一个世纪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与环境危机促成其迅速发展，比如1967年国际生态学会（International of Asscociation for Ecology，INTECOL）成立。^[3]截止至2010年，生态学与演化论成为2008年《科学》刊发的生物学相关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①生态过程和演化（evolutionary）过程，两者研究高度相关和交叉，如将演化论研究看作是生态学相关的延伸研究，则生态学已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

与此同时，2011年，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生态学从生物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理科门类下与数学、化学和物理学等学科并重的14个一级学科之一，授予生态学学位。^[4]2017年8月，国际生态学会（International of Association for Ecology，INTECOL）和中国生态学会联合主办了第12届国际生态学大学（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cology），大会主题为全球热点话题—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作为大会特别赞助人在开幕式发表了视频致辞，着重强调了生态问题不仅是学术界，也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重大话题，并提及了生态研究的人文价值。^[5]

鉴于生态、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文明等术语在全社会的普及与跨学科的应用，正如沃斯特（Worster）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二版）》（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2nd edition)）前言中开门见山的判断—“要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涉及到生态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简直可以把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生态学时代”。^[6]由此可见，当今生态学研究不仅成为自然科学中研究数量最多的分支学科，也是吸引了其他学科认可与社会领袖关注的学科，它突破了学科门类的制约，成为了综合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科研究的交叉的横断学科之一。

二、生态学的学科自主性质疑

生态学属于生命科学学科群的分支。从建制而言，很多高校的生命科学学院同时囊括了生态学和生物学，但往往不单独设立生态学系或生物学系，这意味着这些高校认为生态学并没有与生物学不同的显著且独特的学科自主性。此外，很多高校还设有资源与环境学院，其中也多有生态学的教学内容和科学研究。生态学实践面临着划界标准和学科建制与生物学和环境科学交叉的问题。以SCI II区的期刊《应用生态学报》（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为例，这本英国生态学会主办的生态学期刊被SCI-JCR列入“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分类。同时，SCI-JCR保留了“生物学”分类。这意味着，JCR认可生物学的学科地位，但未完全承认生态学的学科地位，认为生态学与环境科学共同构成了比它们与生物学的关联度更高的新学科。该刊当前的执行主编为卡多特（Marc Cadotte）博士，他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是物种共生、群落组成、生物入侵和多物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群落及生态系统功能。^[7]虽然他的研究方向鲜明地体现了生态学特色，但也有传统认为属于生物学的研究。这些都凸显了生态学的学科建制与划界的模糊。

基恩（Thomas Gieryn）从知识论的角度定义学科自主性是“持续不断的分门划界，分割成‘分离’的建制和专业空间，以便达到目标、方法、能力和实质专业技能的表面细分”。^[8]他的定义包括了两个问题：一是划界标准，二是学科建制。生态学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值得质疑。如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生态学暂时不应作为独立学科看待，任何生态学的术语和理论都是伪命题，相关研究也会无的放矢或言之不明，更不可能存在生态学哲学，关于生态学的哲学研究只能继续在生物学哲学或环境哲学的范式内研究。

三、生态学的划界标准分析

我们可以尝试从学科定义的角度探讨生态学的划界标准以及与另两个学科的差异。韦氏大辞典（Merriam-Webster's）对生态学的定义有两个：（1）关注有机体（organism）们和它们的环境的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的科学分支；（2）有机体们和它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或格局（pattern）；生物学的定义有三个：（1）处理活的有机体和生机勃勃的过程的知识分支；（2）一个地区或环境内的植物和动物生命；（3）生命过程（尤其是一个有机体或团体）；环境科学的定义增加到了四个：（1）某物周围的环境、对象或条件；（2）在一个有机体或生态群落中起作用并最终决定它的形式和生存的物理学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复杂因子（比如：气候、土壤和活的生物）；（3）影响一个个体或群落生命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总和；（4）在一个序列中的语言学要素的位置或有特色的位置，来自于能完成不同任务的计算机界面。^{[9][10][11]②}

三个学科的定义中生态学的定义最少，可能导致的歧义与学科交叉最小，字面而言的学科划界最明确。其中，生态学的两个定义都强调了生态学是有机体与所处环境的关系研究。虽然生物学定义包括了生态学同样关注的有机体，但侧重于有机体和它的生命过程，并没有突出“关系”研究。这恰好是生态学与生物学之间的划界。

海克尔（1866）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在其生活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尤指动物有机体与其他动、植物之间的互惠或敌对关系”的学科。^[12]31870年，他再次更为详细地定义生态学为“与自然界经济有关的知识，即研究动物和植物与它们的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科学，是对达尔文所称的生存竞争条件的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海克尔强调自然经济是生态学的源初主题—这一思想来自于物种双词命名法提出者林奈（Carl von Linné）的“自然的经济体系”，他以此描述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interaction）。^[2]5③海克尔对此的延续体现在对生态学一词的建构上—德文的ecologie与英文的经济学（economics）共用了eco-这一词根。eco-来自于古希腊文词根oiekos，原意是指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按照海克尔的理解，ecologie主张“地球上活的有机体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统一体，组合成为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亲密地住在一起的家庭，相互存在着冲突，同时也在相互帮助。”^[2]4海克尔的观点强化了生态学的研究重点—有机体的生命过程中的关系研究。他的思想在后来的生态学研究中被继承。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1990）的定义是“研究有机体之间（包括同种个体和异种个体）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有机体成为种群的组建、种群成为群落的组建以及研究生态系统的一门学科”。^[1]当今生态学研究中颇有影响的系统生态学奠基人奥多姆（Eugene Odum）曾提出过把生态学看作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综合研究有机体、物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科学”。^[12]3系统本身就是存在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中，他的观点并没有否认关系研究作为生态学的基本科学问题，只是他把研究对象从有机体更多地转向了非生命现象的物理与生命现象特有的社会领域。一方面，他的定义进一步扩大了与生物学的划界；另一方面，他的理论的确引发了生态学新的学科自主性质疑—由于他把生态学还原成了物理学而被称之为“秘密的还原论”。^[13]但并非所有的生态学研究都沿着系统生态学的进路展开，比如：辛勃诺夫（Daniel Simberloff）的概率论就是当前生态学的统计学进路的代表，他们继续沿着生命现象研究的传统进路在前进。^[14]

可见，生态学概念出现伊始便以自然社会中的关系研究作为学科定位，它是主要自然科学分支（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和生物学等）中唯一以关系为核心科学问题的学科，即它的理论硬核是生态过程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也是卡多特所强调的研究方向。硬核的出现与不变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有系统生态学的物理学影响，它也没有否认生态系统的层次等级（hierarchy）和涌现现象的系统关系。

更有特色的是，奥多姆的《生态学—科学和社会的桥梁》提出“联结生命、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有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科学”的生态学定义。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中指出“生态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15]奥多姆、麦金托什（Robert Mcintosh）与联合国的定义把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勾连起来，将学科视野延伸到了综合性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从此而言，生态学不仅拥有了硬核，而且将研究领域延伸向了非自然科学领域，成为了一门综合的学科，这与生物学和环境科学严格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反观生物学的划界，虽然生物学指出了生物所生活的生境以及生命的过程研究，但前者只是与生态学的生境研究存在重叠—作为同为生命科学的分支，这种重叠是可以接受的：就像人体医学同样要研究环境，但显然把人体医学看作是生物学分支是不合适的。同时，过程研究其实反映了生物学的硬核—演化思想。演化也是生态学向生物学借鉴的研究假设（即生态过程始终处于演化之中），这从西方高校普遍设立的“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系”的建制可窥得。由于生态学的演化研究始终在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中展开，所以演化并非生态学的硬核，而是硬核的保护带—当理论遇到经验反驳时，修正的并不是“生态过程是由相互作用导致的”这一硬核，修正的是“具体的生态过程a是由具体的相互作用x导致的”这一具体理论的经验描述，对此的新解释是“具体的生态过程a的演化导致产生了新的相互作用y”—其中变化的是具体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变的是始终存在相互作用的基本假设，只是相互作用始终受着演化的影响而产生具体的变化。换言之，“相互作用”概念是生态学的第一原理，具体的相互作用解释是生态学的理论，演化始终是捍卫“相互作用”概念不受挑战的卫道士。^④同时，坎贝尔（Neil Campbell）、里斯（Jane Reece）和西蒙（Eric Simon）把生物学分为四个研究领域：细胞、遗传学、演化和多样性以及生态学。纵观全书，约一半的比重在介绍分子和有机体个体层面的知识，仅在生态学部分介绍了群落与生态系统研究，较少涉及外部的环境因子，尤其极少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研究（1章）和人文学科话题（1节，伦理学）。他们对生物学与生物学的划界存在交叉，但差异更大—生物学侧重于种群以下等级的科学问题，尤其是分子层面的生理学和遗传学研究。^[16]今天的生态学也在分子层次和遗传方向进行研究，但分子层面的研究仍旧在关注其中的相互作用，由此，生态学无论在哪个层次均没有摆脱关系研究的硬核制约。

再来考察环境科学的划界。环境科学的出现晚于生态学，始于塞德维克（William Sedgwick）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创的环境卫生工程专业（sanitary engineering program）。帕特森（James Patterson）对其定义是“致力于应用科学原理保护人类免受不利环境因素的影响，保护当地和全球环境免受人类活动的不利影响，并通过改善环境质量来保护人类健康和幸福”的学科。美国环境工程师和教授协会（2004）主张“将科学和工程原理应用到评估、管理和设计可持续的环境系统，其目的是保护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17]两者的定义都把自然社会与人类社会关联，与奥多姆（1979）、麦金托什（1985）与联合国（1987）的定义存在重叠。但奥多姆（1979）、麦金托什（1985）与联合国（1987）的定义是对生态学的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研究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并不是生态学的源初和核心，且帕特森（1980）的定义凸显了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重要且根本的差异—人类社会与外部自然的关系判断。生态学主张在生态过程中考察所有影响因子的相互作用，则意味着并不把人作为特殊的影响因子给予特殊的研究地位—除非具体研究的特殊需要。但环境科学以人为核心且带有价值判断（即有利于人类福祉），这意味着在环境科学研究中人是唯一的关键影响因子—无论具体研究中是否有人的干预或影响。据此，环境科学围绕着人类福祉展开研究，关系研究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这种差异在韦氏大辞典中对环境科学的定义中鲜明地表现出来：除第四个定义与本文无关，其他定义恰好与生物学相反，它们关注影响有机体的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社会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环境），淡化了对作为抽象概念的有机体自身的一般性研究。美国环境工程师和教授协会（2004）提出的环境研究的11个研究主题也佐证了这个结论：虽然其中9个与生态学相似，仅有2个（固体废物/剩余污泥处置和废水管理、公共健康/管理与政策）不同，但他们也强调了环境科学的研究目的是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与增进人类的福祉。^[17]

由此可见，生态学的划界范围比生物学更为综合，比环境科学更为均衡，它以演化的生态过程中有机体与有机体、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存在相互作用为硬核和基本的科学假设。如果坚持学科划界必须严格排他的话，不仅是生态学的自主性受到质疑，可能所有的经典学科的自主性都要受到质疑—化学的前沿研究也已经转换成了物理学问题，但至今学界并不认为应该取消“化学”。换言之，除非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都统一成大写的“科学”，否则，生态学有与其他学科一样强的理由主张学科自主性。

四、生态学的学科建制现状

鉴于生态学在教材出版、学科设置、学会建设和期刊发表方面均有所积累，不能认为生态学完全没有学科建制。当前学科设置中与生物学的交叉更多地体现了生态学与生物学在历史和理论方面的关联。生态学应该承认与生物学的理论与历史渊源—提出生态学一词的海克尔就是一位德国生物学家。生态学的确是从生物学母体中诞生的，生物学扮演了生态学的前科学。但直到一个半世纪后生态学仍没有形成完整的、区别于生物学的理论体系。罗夫加登（Joan Roughgarden）在《生物学与哲学》（Biology and Philosophy）上质疑了群落生态学存在一般理论的可能—“我欣赏建构作为一般理论的理论群落生态学的呼吁。如果谨慎地睁开眼睛寻找一般理论，我们能避免（错误）投入一般理论的危险。所以，今天群落生态学有一般理论吗？没有。可能有吗？是的。应该有吗？我不知道。”^[18]因此，如果生态学是一门学科，也还不是完备的学科。

但以上的分析和结论仅限于生态学理论。前文已述，无论是教材出版还是学会建设和期刊发表方面，生态学已拥有国际性且高水平的成果。虽然在西方科学发达国家中，生态学的学科设置多为“生物科学系”或“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系”，但仔细考察相关人员的研究成果会发现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生物学几乎完全重叠的研究，如：物种共生、群落组成与生物入侵；另一类是典型的生态学研究，如生态群落及生态系统功能，并强调了多物种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卡多特典型的体现了这种情况。他最新的成果发表于生态学影响因子第一的《生态学通讯》（Ecology Letters）。所以，在承认生态学的学科建制尚未完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前提下，也要承认生态学也存在独立的研究团队和同行交流机制。生态学的学科建制未彻底完成，但并不意味着生态学没有学科建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学的学科建制已经跳出了传统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概念，走向了全社会参与的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19]鉴于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尺度（scale）已经囊括了生物学，包括英国生物学记录中心（biological records centre，BRC）在内的很多长期野外研究项目都采取了这种新兴的模式。^[20]这种模式的主要应用领域就是生态学与环境科学，能提供对“发生在广泛的地理尺度和私人领地内的且传统野外研究模型不可能大量采样的（生态）过程”的理解……（可能）是在地理上实现对生态模式和环境过程理解的唯一实践方式”，是“生态学家获得对潜在空间的生态学研究的延伸，也对现有的研究提供了本地化的补充……当前在监测大地理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的野外生态学中影响最大”。^[21][22][23]当前，引入公众科学的生态学全球同步野外实验研究（Coordinated distributed experiments 2.0，CDE 2.0）已被提出。^[24]这种新方法关涉了科学传播（scientific population），属于90年代中期到今日的第三阶段的公共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 or Public Engagement）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不同于前两阶段的科学传播“单方向地从拥有认识论权威的科学家一方向公众一方传输正确的内容和正面的态度”，公共参与“承认妨碍成功传播的不仅在于公众，也同样存在于科学家们在前两个阶段的不足，如未能主动地理解公众的焦虑、听取公众的意见、并接纳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等”。^[25]因此，生态学的学科建制已经展现出截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色。

五、生态学的学科性质

此外，由于生态学研究已经扩展到了人文社科领域，直接造成或间接影响了生态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和环境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对三者的划界标准比较也可从伦理立场的角度进行概略：若生物学和环境科学分别为生物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较强的一元论伦理学立场的科学依据的话，则生态学为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了较弱的一元论伦理学立场的科学依据—三者的划界标准差异不仅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所体现，在哲学领域也有着殊分。^⑤甚至根据第12届国际生态学大学分会场主题设置（包括城市规划和人居理念研究等新兴研究），存在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

从生态学思想史的角度也能对上述观点给予进一步的支撑。由于海克尔并未明确排斥人的因素，他使用eco-已经蕴含了对于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视角，必然会引发对以生态系统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主体性地位的关注与论证，并勾连出人与外部自然的主客体关系的探讨。自海克尔以后，百余年来的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理论层面的研究。早在ecology一词还未诞生时，梭罗（Henry Thoreau）便发展了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超验主义并超越了当时的机械自然观，主张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只能完全被认识和被接受，并从认识论转向价值论，强调了对大自然整体的爱。更由于《瓦尔登湖》的出版，他成为早期美国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学者。^[26]稍后的缪尔（John Muir）不仅继承了前两者的立场，还进一步涉足了荒野（wildness）的美学研究。^[27]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以及他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奠定了生态整体主义的地位并促成了林学和野生动物管理学专业在美国的诞生。^[28]

可见，从自然科学起步，生态学还涉及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并在最初就存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双重进路。前文述及的公众科学在生态学的应用还关涉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政治学话题。按照凯雷（David Keller）和高雷（Frank Golley）的分类，发展至今的生态学已可分为三个类型：科学生态学（scientific ecology）、艺术生态学（art ecology）和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29]

因此，生态学是一门综合了多门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横断科学—不仅在划界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甚至不是一门学科，与生物学和环境科学处于不同的科学的层次。

六、结 论

生态学150年的发展围绕自然社会内部关系开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涵盖了生物学与环境研究的知识与主题，还把研究领域伸入了人文研究，成为了学科群，涌现出综合与横断学科的特点。生态学不仅有不弱于生物学或环境科学的学科自主性，还有生物学与环境科学所不突出的特色。即使仅从自然科学而言，本着科学简单即是美的观念，SCI-JCR的学科分类也不宜过多或交叉，生态学发展至今应取消“生态学与环境科学”，改为“生态学”与“环境科学”。

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制已经形成但还不完备，这导致生态学实践上仍旧与生物学和环境科学严格区分，这种现状逼迫生态学研究在已有硬核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备的理论体系。当理论体系趋向完备时，生态学的学科自主性就会获得普遍认同，学科建制也就水到渠成。就此而言，生态学是一门仍在继续发展但符合基恩自主性定义的学科。生态学既不避讳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重叠，也不抛弃自身的硬核与现有成果；它既不处于前科学阶段，也不完备，但有独立的硬核。由此，生态学的哲学研究有了可能，还有望发展出不同于生物学哲学与环境哲学的理论体系，甚至存在反哺的可能。

① evolution在国内普遍译为“进化”，但本意是生物个体在环境中的遗传变异。这种变异是没有特定的发展方向的，只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优胜劣汰才逐渐形成了优势物种。因此，海外的译法“演化”才符合本意。“进化”一词的原文应为“progress”。

② organism国内有译为“生命”“生命体”“生物体”。考虑到前两种译法都牵扯了对生命本质的理解，而后一种译法又与bio-的词意重叠，本文采取保守立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采用其本意—有机体。

③ 相互关系是当代生态学研究的术语，它更精确地描述了海克尔所谓的关系的特点，即两者的彼此影响及结果，它的科学含义等同于物理学的因果关系或因果机制。

④ 此处的保护带与精致证伪主义的保护带概念略有异同：从词意看来，精致证伪主义的保护带是防止硬核被推翻，本文认可演化概念在生态学研究中的保护带地位；从论证角度看来，本文的论述仅从生态学的知识论角度展开，并不试图提高到科学进步模式的层面讨论精致证伪主义，所以并不能说本文的立场是支持生态学的科学进步模式是精致证伪主义的。

⑤ 此处的强弱划分是根据研究对象彼此在关系中的地位差异而言：因为生物学不包括人体医学，忽略人的因素，容易导致生物中心主义的哲学立场；环境科学的研究主旨将人至于中心地位，容易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生态学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作为整个系统的子系统，彼此地位平等，更容易导致生态学中心主义立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