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拉图尔并不是一位科学编史学家，但拉图尔对科学史以及科学发展的独到眼光却难以被忽略，以致于后续的科学编史学家都对其观点做出了激烈的回应。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批判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的无缝性，即禁止外界观点的输入。莱涅耳·蒂莫西（Lenoir Timothy）则对拉图尔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力量差异的相对化做出了反思 ^[1]。一系列的观点都认为拉图尔的研究方法可能对科学史的研究产生误导，因此需要警惕。但事实上，以上观点似乎都只是针对拉图尔前期的著作，在拉图尔中后期的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拉图尔对相对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都进行了一定的回应，并对相关科学编史学家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对该著作中的相关段落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拉图尔力图对以往所描绘的一种进步的科学史观做出反驳与清算。在拉图尔看来，纯粹进步的科学史观营造了现代与非现代的分界线。“现代”将科学事实、文化与意识形态严格分割开来，使得科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领域，科学仅在自然中寻找进步的依据。寻找这一依据的手段是现代极推崇的“纯化”工作，纯化聚焦的对象是自然中的客体。因此，一切无关客体的东西被连根拔起，同时客体也从赋予其意义的整个网络中剥离了出来，进而成为了一种冷冰冰、无生命的存在 ^[2]190。如此，历史就被还原为描述客体进步的一维历史，但事实是自然、科学和社会文化并非是可以被割裂的“独立领域”，而是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世界的一部分。现实存在的历史也是一部杂糅了科学事实、意识形态、品味和价值的“集体实验”或是“集合论坛”的历史。此外，拉图尔还对由对称原则所建构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并在指出其局限性的基础之上转而提倡一种在行动中去探寻科学发生发展的观念。这一行动要求人们要有意识地解除客体以及过去的束缚，将自然和社会都看成具有自主形式的行动素，在由行动素所组建的网络中去追踪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行动，并将其有序地统合在一起。如此便能有效地阻止人们落入到一种毫无特色的科学史、一张毫无地理特征的地图之中^[3]。

无论是通过累积进步，还是以革命的形式取得进步，科学进步的历史图景始终建基在哲学观念的二元割裂上。这一割裂体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主客的割裂，主客的割裂或是主客的二分为科学史的进步图景提供了逻辑起点。自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来，人们就尝试以一种主观的方式来统一客观事物乃至客观世界，并力图书写与表达出人自身的独特性与进步性。但对主观性的无限推崇随着自然哲学对确定性的追逐，以及科学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清算和理性批判而遭到摒弃。客观性在普遍和必然理念的统摄下走上了历史的主舞台，进而排除了一切攸关人性，以及人的文化构成物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而将目光聚焦在有关于物和理性的问题上，并尝试为科学建立起一种与人和社会活动无关的纯粹基础。正如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说：“科学的、客观的真理仅在于确定，世界，无论是物质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世界实际上是什么” ^[4]。客观性、确定性以及自明性的发展已经为科学的进步观念完成了定性的工作，因此科学史所描绘的进步观就需要以客观、理性等性质来作为评判标准，同时也需要以事实的考证来不断扩张自身的经验范围。如此，科学便找到了一条实现进步的现实路径，即以实证的经验观察和逻辑的推理还原作为工具去对现实世界的因果秩序以及运行法则进行呈现 ^[5]。

其次，加斯顿·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斩断了认识论上的联系，这一认识论上的彻底割裂为科学史所描绘的进步观清楚地勾勒出了过去与现在、新与旧之间的历史纬度。过去与现在的分裂以常识和科学的逻辑断裂而展开，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客观性以及自明性事物在现代科学历史形成中的地位，从而挥别了过去整体性发展的科学图景。旧理论与新理论之间则以否定的前缀——“非”进行了割裂，“非”进一步突出了二者之间的一种不连续性。不连续性虽被看作是革命的特征，但其仍在一种间接的联系中被进步所关联。这是因为，不连续的实质是不断地否定和综合，而只有在这一系列革命和辩证过程中科学的趋势才是向前进的 ^[6]。因此，在对客观性的追求以及对新旧理论的判断中人类拉开了时间的箭矢。这一时间的箭矢具有明确的方向指向，但却如同戈尔迪之结一般不存在箭矢的源头。它利落地将前科学时代与现代的链条斩断，现代科学进步史观就在斩断的裂缝中诞生了，并在经验积累和逻辑判断中逐渐发展壮大。

在发展壮大的进步图景中，科学发现的语境成为了附庸，而对辩护语境的强调则将科学推向极端，即科学以客观世界为对象，以各类技术为辩护手段，却唯独不以人类为发展目的。正如拉图尔所表达的那样，这一实践与具体的人类实践无关，因此哲学家的工作仅仅只是在为真理性寻找一个祛除了情景的普遍标准，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根据这一标准重构科学史的发展历程^[2]lii。于是，由事实知识、逻辑等相互累积而成的科学线性进步史观就在一种现代的标准中驱除了人类过去把社会需求与自然实在、意义与机制、符号与事物杂合起来的愚昧做法，并让自然科学成为了科学以及历史的制定者 ^[2]73。自然科学在利用数学以及逻辑演绎等工具将客观性以及自然真理努力推进到无限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与之相称的“进步”“现代”的制度。拉图尔对现代制度下由纯粹的技术、纯粹的科学生产、纯粹的客观事实、纯粹的思想所构成的历史展开了批判。他认为，纯粹制造了有关进步的假象，纯粹本身并不是事物实存的原因，其仅仅只是事物特定行动的表层结果。

这一特定的行动被拉图尔冠名为“纯化”（purification）。纯化整齐切割了原本一体的历史，这一历史不仅包括自然客体发展的事实，还包含与其息息相关的意识形态、价值等社会文化的要素。在“前科学时代”的语境中，进步是整体元素的自然涌现，而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中，进步仅仅只在科学的土壤中发芽。于是以科学为核心，进步随之带来了内外、人类与非人类两个分界 ^[7]。以非人类的进步为分界线，前科学时代中无限混杂在一起的自然和社会便彻底分开了。分开得越是彻底、越是不留痕迹，过去与现代的内在分裂就越是明显，进步的程度也就越高^[2]lxv。当这一内在分裂的结果成为现代人塑造自身历史的起点时，一种外在的分界便逐渐展开，即西方以对技术、科学的绝对掌握将自身与其他文化割裂开来，并由此宣称了自身的进步性。面对这一进步性，拉图尔将其批判为一种现代人的抛弃。现代人抛弃的不止那孕育了无数智慧的过去，也抛弃了文化的整体特性，并以一种“现代”的标准重塑了自身、他者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2]lxvi。

拉图尔批判现代科学进步史观依据纯化与分界来选择和编织历史的做法，实质走出了一条新颖的道路。这条道路既遵循了对科学线性进步史的主流批判，又看见了认识割裂导致的分界以及由这一分界所产生的后果。实质上，科学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也是复杂的，按照纯化的手段去编织历史只会呈现一种单一的时间图景。这种单一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以客体为主线来编写的历史只是托马斯·萨缪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口中所批判的历史年表的简单堆砌。尽管我们难以否认事件年表指向一种理论成就以及时间次序上的进步，但这一进步本身所蕴含的意义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朴素的，它与整体理性的认知向度无关，只涉及对象事物的规律以及事实之间关系的阐释。科学史的进步趋向就是在这样一种逻辑的绝对性说明中被给予的。这一进步的实质正如拉图尔所说，其往往忽视了那些根本性的变化，也忽视了与事物相关联的人的主观性以及其他维度的存在。这是因为，在科学内史论者的设想中，科学史就是一部描述实验室仪器、细胞、技术发展以及科学成就的客观历史。但事实是现实世界并非单单只由客观物所组成，经济、文化、宗教等等元素都混杂在其中，这些元素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新纠缠在一起，真正的历史正是描述了这一相互纠缠的整体性历史。

其次，拉图尔对西方占据分界分量的判断实质是符合事实情况的。在历史的描述以及编织上，西方似乎具有一种压倒性的力量，那些非西方范围内的科学、技术都并非西方口中真正的科学、技术，也不能被编写进科学的历史框架中。因此，西方所做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将另一端的非西方文明卷入到现代科学进步发展的历史洪流中以充实自然科学的历史。拉图尔否定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并指出，如若要建立一种具有特色的科学史，就需要同时沿着主体、客体的经纬线来对历史的编写进行筹谋与布局，用双重的概念框架对历史进行理解和重构，从而避免所谓的“一条线”的还原 ^[2]159。实质上，对一条线还原的拒斥，不仅表明了由认识分界所描绘、累积而成的进步观的不合理性，也表达了弥合内外分界的强烈愿望。

在科学线性进步观所描绘的历史中，有关物体的历史是突现的，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拒绝了物的来龙去脉，进而只能以奇迹般的方式来让这些客体现身，现身便是这些客体历史开始的起点 ^[2]144。看似从起点开始逐步稳定发展的科学进步的图景，实质却展现了科学及科学史的怪异形象。科学史以物的现身作为了分割线，只聚焦物现身后的发展脉络，所以科学史出现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现象，即物在理论的解释上彼此连贯，却缺失了时间以及其它元素的描述。科学也仿佛是一种机械且无可匹敌的自组织，它的自我演化是如此的顺利，甚至超过了人类。为了击破科学发展的怪异形象，持科学外史观的科学史家力图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达成目的。例如库恩，他将革命视作范式的转换、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则将革命视为造成前后两个时期显著差异的界标 ^[8]。总的来说，他们认为革命的任务是要让那些被实证主义所驱逐的与人、社会相关的一切主观的因素重新回到科学的视野。如此，客体的内在属性就不再绝对地占领认识论的核心，科学发展的逻辑也不能继续隔离乃至摒弃社会这一根源，因为正是社会因素的存在才为科学进步史补充了具体的语境，更为其赋予了一种人性的因素。由此，科学的进步才会同等地涉及客体以及社会、文化的相关表现。

于是，从革命开始，一种客观上对称的历史就显现了出来，对称的一头是讨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客体历史，对称的另一头则是关注人类存在本身的历史。对称原则的任务则是将两端的历史统合在一起，以避免人们在内史和外史观点上的摇摆不定。即无论是对待真理或是谬误、合理与不合理、成功与失败都应该予以公正性的回答。这一公正性的回答指的是同样的原因应当既能解释真实，也能解释虚假^[9]。在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看来，这一方法论层次上的对称物，无论是形式还是表征都并不属于不同的自然种类，它们都是相同花园的品种 ^[10]。夏平等人则进一步对这一对称原则进行了阐释和改造，他们以霍布斯使用数学来证明了祛除利维坦的必要性，以波义耳利用一大批诚实之人确证科学事实存在的例子说明了对称原则的核心观念，即无论是以社会学模型还是以科学模型来阐释科学活动，都需要在保留自身特性的同时拥有对方语境的属性。如此，科学便能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也能使能力、程序、表征等概念在语境的变换中扩展它们的适用范围 ^[11]。

在拉图尔看来，由这种方法论所创造的对称图景，来源于一种对二元论控责的尝试。一方面，他赞同是革命这一活动让科学史的塑造在一种方法的使用上达成了暂时的对称。尽管这一对称是粗糙的，但却让科学事实获取了社会的形式以及感性的认识，同时也让社会政治的理想具有了科学的表征。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一尝试并没有完全真正创造出一个时间图景，能够允许杂合体的存在。夏平等人只是利用对称原则或是完美的四分仪象限努力连接自然科学与社会这两极，却无法打造一个中间地带放置二者的杂合体并解释其性质。因此，由进步观所造成的割裂并没有被缝合，其仍然真实地存在着。

具体而言，在革命这一层次上，拉图尔虽并不否定革命所具有的某些效用，但在他看来，革命的本质仍是一种对主客的二元分裂。大多数的科学编史学家并未真正意识到世界的杂合性，只是一味地又在主客中区分“硬”和“软”的事实。通过在不同的场景中“辩证”运用“硬”或“软”事实来保障诠释的对称性，却始终无法平等地并置两类批判资源。于是便在二元论和辩证法之间不停地绕弯子，无法做到真正的相容 ^[2]114。在中间地带这一层次上，对称原则所青睐的传义工作也并未助力科学编史学家建构起一个对称的历史，其仅仅只是在客体的历史以及人的历史之间建立联系，然后忠诚地徘徊在二者之间，以便在必要时传输二者的力量。因此，拉图尔表明，在对称原则的设想中能容纳杂合历史的中间地带并不存在，存在的仅仅只是一个性质模糊且不断下移的位置。这一位置只能靠脆弱的连线来连接两端历史。在自然科学这一端，客体进步的历史因革命手段的存在一直在场，而在社会文化这一端，人类的历史虽同时存在，并在对称原则秉持者的强调下逐渐壮大，但始终隐含着对过去愚昧、退步历史重返的不安 ^[2]145。如何打造一个对称原则所意图但却未真正营造出来的中间地带？拉图尔认为需要发动一场哲学上的反哥白尼革命，打破仅仅只聚焦纯化的局面，彻底升级传义的工作。如此，杂合才能真正完全占据人们的视野以及脑海，进而颠倒我们进行诠释的方式，即从由两端出发的解释转向从两端中心处出发的解释 ^[2]161。

在反革命中证明杂合的力量，在中间地带的设想中看到传义升级的可能性，这一系列的努力都为拉图尔提出自己的科学史观念奠定了基础。面对由认识所割裂的二分世界，以及一个意图以对称原则弥合割裂但实质严重失衡的方案，拉图尔所做的并非仅停留于批判，而是希望对现有的方案进行一种根本性的改造。这一改造的实质并非是对正统叙事观的消极反叛，而是一种建设性的积极对话。在观点的吸收与不断再阐发中，拉图尔所形成的理念反而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科学史。他既看到了对称原则连接两极历史时所作出的努力，即利用传义者将自然科学和社会连接起来，试图让其历史建构的理论既具有自然科学内在的超越性，又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在这一建构理论诠释中自然科学和社会属性比重的严重失衡，这一失衡源自于人对不同极的强调以及传义者在这一诠释工作中的奴仆地位。事实上，拉图尔意图发起的反革命恰恰能够将传义者从奴仆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其从奴仆变成自由民即转译者，进而拥有界定、展现、背叛等一系列的能力 ^[2]167。

对传义者在本体论上进行救赎的做法并非是拉图尔本人不合理的想象，其理论依据来源于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塞尔指出：“主体对客体的超验建构将会得到发展，反之亦然，即客体对主体的对称解释也将得到发展，并能够消灭那不断重新开始又不断返回其起点的半循环” ^[12]。拉图尔对这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创造性阐发，即确定转译的本体论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本体论的意义上，拉图尔宣告了自身行动者的身份。事实上，从确认世界杂合体的本质开始，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正在发生发展的鲜活生命，而在传义者向转译者进行升级的过程中，一幅不对称且静态发展的时间图景正在悄无声息地粉碎着。科学史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发生不仅依赖客体本身，也依靠行动、交流在人们的近处现身。换言之，科学史是人和客体共同参与的产物，参与和行动促使着编撰科学史的人主动去选择不同的时间要素，并以一种行动的偏好对时间要素进行组织。至此，一种简单线性进步图景正在向另一种发生涌现图景转变着。

发生的涌现以打破科学实践黑箱化所形成的科学单线进步的假象为前提条件，以拯救对称原则的极端失衡为任务。从本体论出发，将拟客体等行动素视为建构行动发生科学史观的核心要素，通过阐释行动素的非还原性，来强调科学发生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以行动网络的构建作为追踪科学史发生的研究路径，进而呈现出一种可被追溯的螺旋时间结构。这一螺旋时间的特点是方向仍是向上的，只是研究的目光从如何可能转向了如何发生 ^[13]。

发生的展开由被称为行动素的节点所推动，节点的特性在于既拥有联结能力又拥有分割能力。联结是整体赋予的性质，它与同类以及与过去相联；分割则是因为每个节点都不是同质化的，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拉图尔将每一个节点予以拟客体（quasi-objects）的称谓。拟客体是自然和社会同一稳定化过程的双重结果，在历经稳定化的过程之前，拟客体单纯只作为一种不存在的存在者存在着，或是一种处于混沌状态的“虚拟存在”。“虚拟存在”携带着关于自然的信息，这些信息只有在经过人的行动处理之后才能被组织起来成为新的存在物即拟客体。拟客体因人的行动正式拥有了社会的印记，而顺利从一种不存在的存在转变成为现实实存。对于这一实存，正如拉图尔所说：“它不再是无声的、未知的、未定义的，而是变成了由更多东西组成的东西。关于它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说，有越来越多的人说的话，就提高了可信度，并变得清晰” ^[14]。

当拟客体作为研究目标被置于科学研究之前时，便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实在，同时也获得了本体论层次上的地位，即拟客体自动晋升成为能动的“拟主体”（quasi-subjects）。从拟主体开始的行动都具有一种对称性，这种对称性体现在拟客体行动所拥有的双重特性。首先拟客体内折了人的属性，即拟客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有人某方面的性质或是归属于人类社会某一方面的制度规则等。其次，拟客体的行动也作为一种物的规约规范着人的行动，这意味着人需要适应以及遵守拟客体的行为模式才能对其有所利用 ^[2]Lxii。此外，在历史的洪流中，拟客体的形态及其所携带的意义也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中不断发生着，同时也在人的述行中不断变化着。由拟客体所引发的历史也以具体的发生发展作为了自身的标识，其同传统历史所拥护的“覆盖法则”分道而驰，将注意力全部倾注在了存在者的发生、演变上 ^[15]。在发生、演变的意义上，拉图尔赋予了拟客体以生命力，拒绝了将其视作工具的可能性。我们则需要看到，拟客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原始存在者分类原则的反抗，反抗不仅没有使我们远离科学史发展最真实的图景，反而使我们更靠近科学发展的真相。

科学发展的真相是以拟客体的非还原性为基础展开的建构性叙事。在拉图尔的理论中，对拟客体的探究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某一方面，而是需要保持一种泰然的态度。即无需分清什么是纯粹的科学知识，也无需深究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渗透，而是应该直接进行回溯，回溯到各类相关的属性，再由属性回溯至其行动 ^[16]。这是因为，在发生发展中还原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物本身的非还原性，具体而言，非还原性是对世界杂合本质的响应，内在的非还原性和外在的非还原性共同组成了对拉图尔对非还原性的阐释，内在的非还原性指的是一个物体的实存无法被还原到其内在的本质之上 ^[17]。正如波义耳真空泵既描绘了空气的弹性，也为实验室的发展提供了真实的材料，因此其并不能被划分为任何一边的纯粹产物。外在的非还原性则指的是社会维度上的实存，即任何事物或存在都不能完全由外部力量进行决定或定义。那么非还原性又如何能够同历史相连接并对历史作出诠释呢？拉图尔进一步对行动素的历史性做出了澄清。历史性意味着行动素是特定时代产物，但这一产物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因此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以及人本身的话语表述中去找寻。同样地，科学史也需要在追踪其历史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建构起来，而不是一味地以还原论者的姿态将科学史还原为少数几个物体的发展史，进而让这一历史沦为还原论的牺牲品 ^[2]236。在拒斥还原论以及对行动素非还原性进行强调的层面，拉图尔的目的在于将人们目光的焦点从产品、结果本身转移到过程中来。从而驱除掉那些描述科学实践历史特征的固定公式 ^[1]。进而以实存为纵轴，自然和社会为横轴，本质为交叉点建立起一个动态追踪的坐标轴，将行动素放在其中去定位、去描述。如此，行动素就拥有了本体论上的可变性，同时又收获了人们在对其进行追踪过程中所产生的流逝的时间，即展开了对科学史的收集和建构。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同样也变成了网络流动和变化的见证者。

对于网络来说，拟客体只是其中最基础的行动素，而集体才是构成网络的基本原子。拉图尔将基本原子的杂合整体称作网络。他认为，网络本身是一种新的拓扑学：这种拓扑学可以使人们到达几乎一切地方，然而它所占据的却又不过是一些狭窄的力线，一种持续不断地杂合化，这种杂合化发生于社会化的客体与借由非人类的增值而变得更加持久的社会之间 ^[2]246。简单来说，拟客体是力线上的一点，而集体则构成了网络的各个节点。网络以拟客体、集体作为载体吸收新的存在物，同时不断增加杂合的程度，进而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范围内自我建构。除了自我建构这一显著特征以外，相比系统，网络更加具有韧性；相比结构，则更加具有历史性，也远比复杂更具经验性 ^[2]8。因为网络共同蕴含了人、物以及拟客体的力量，而流动的历史则赋予了这一力量以梯度的变化。

从网络出发建构的历史，并不是时间流上的历史，而是一种拥有社会时间的历史。拉图尔将时间流上的历史视作一种同类时间的堆积，这类历史实质既泯灭了组成整体元素的异质性，也否认了时间的多重性以及可逆性。具有社会时间的历史是一种由螺旋时间或辐射时间所组成的历史，螺旋和辐射时间的实质是实体以及人本身相互联系的一个暂时性的产物。暂时性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时间是多重的且处在不断发生与流转中。这种发生与流转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在微观层面上，螺旋时间上的每一个圈都定义了一个新的集体和新的客观性，拟客体的更新导致了集体的不断更新，集体有组织地围绕在同样处于不断更新的人的周围 ^[2]174。这意味着人的身上能够体现出一种有关物的时间动态，物的身上则能看见有关人时间线的痕迹，两条时间线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不断交叠在一起的。如此，这一交叠的时间便同一种进步的直线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宏观层面上，对历史的判断并不是以现代取得的科学成就作为判断标准的，而是以拟客体的增殖或是杂合体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作为标杆来进行组织的，其往往有着更精密的结构和复杂关系。此外，一种处于行动网络上的历史既不会错过固化和反转的事实，也不会将陈述作为事实，而是会主动出发对历史的对象进行追踪与组织。其中反转意味着时间会毫无预示的重返，重返说明的是时间的可逆性。可逆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事件在时间线上的再发生，另一方面则是混合状态的重返。在第一点上，科学上的任何一事件都并不具有特殊性与短暂性。它一直存在，并且会在人类需要的时间点上重返。例如，当拉瓦锡以陈旧愚昧的罪名将前人推上了“断头台”，后人同样也会以陈旧愚昧的罪名将拉瓦锡送上去 ^[2]145。因此，科学史永远在发生的路上，人们总是忠实地根据自身的目的对时间进行挑选与分配，科学史就是这一行为总和的产物即建构的产物。第二点，当现代人以纯化所编排的历史当做过去和现在的分界时，一旦那些所谓陈旧的、转译的因素重回人们视野，纯化和转译便会混合在一起，时间的分界自然就会瓦解，一幅整体性的历史便会展开。如此，以对螺旋时间的可逆性作为说明，连同拟客体在行动网络上的行动，拉图尔便建立起了一个可自由追溯且丰富多元的正在发生的历史。

拉图尔行动发生科学史观在揭示科学与社会在认识上的二元分裂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科学线性进步史的研究框架，即将科学视作一个孤立的、纯粹的“知识体系”，只注重知识体系本身的演变、累积与成就，而忽视科学同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联系与作用，从而将除科学以外的元素重新融入到了科学史的研究框架中，进一步重塑了我们对科学发展的理解。此外，拉图尔也对由对称原则所打造的失衡的科学史进行了拯救，在强调科学史“实践转向”重要性的基础之上，他开辟了一种从本体论出发研究科学史的新视野。在这一视野下，拉图尔不仅对外在和内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进行了弥合，还赋予了任何一类异质元素以行动者的身份，并通过统合行动者的力量进而建构起了一个行动网络。在这一行动网络中，行动者以合作与竞争的方式共同推动科学的发展，科学史便是对这一行动的记录与追踪。可以说通过对行动网络的说明，拉图尔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发展中所存在的多元路径与复杂的反馈机制，也为当代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当人们从一种线性、顺序发展的时间史目光转移到建构的视野中时，科学史的叙述将不再单一，科学史的建构也将变得宽阔。科学发现、辩护顺利转入到科学行动发生的阶段，时间或是历史至此就拥有了蓬勃生命力，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便可以进行灵活且自由的追踪与挑选。

在对时间的灵活追踪中拉图尔本人并未对时间概念作出一个清晰的辨析。他既不认同时间是人类所惯常理解的一种确定性规则，也不认同时间是人类加以利用去分析世界的一个普遍框架。理论中的时间更像是为了建构事物和人类、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而使用的一个脚手架。在科学实践的行动中，这一脚手架可以被抛弃，因为任何一种存在物都既不属于前现代，也不属于现代，甚至也同后现代无关，而是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即非现代。在混合状态中，非现代同前科学时代相关联，但二者之间实质又存在着差异；在转译的启用上，非现代又同现代区隔开来；在是否完全回到过去的态度上，非现代又在自身和后现代之间制造出了一条鸿沟。那么非现代到底属于哪一历史时间的纬度？或是说非现代究竟如何体现出自身的时间性？历史到底是在发生还是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说，其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历史性？这一脚手架更多的是可以被挑选和分配，人类依据自身的交流与行动的目的去挑选历史。历史完全丧失了其客观先验的地位而被置于具体的实践活动网络中，一定程度上便直接沦为了毫无地位的奴仆。

对拉图尔所描述的时间的多重性来说，正因为拟客体自动卷入了大量的异质元素，所以科学史才既不是单纯物的历史，也不是纯粹社会的历史，而是网络的历史或者说是拟客体的历史。但这一历史并不具有解释性质，其只是展开描述行动的工具。实质上，科学史的意义在于既能记录事件，又能对相应的概念、现象以及概念的转移、形式，现象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与分析，并不是一种对行动的建构和规约的描述 ^[18]此外，拉图尔在可逆性的第一层次即事件的重返上并未完全阐释清楚。因此对重返的分析，我们首先需要追问的是，重返究竟是概念意义上重返，还是同样事件的重返？事实上，拉图尔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将重返视作了历史性的一种特殊概念，这种特殊的概念确实一直存在。我们对其重返的行动也难以予以否认，但拉图尔却忽略了真正意义上的重返，真正的重返意味着相同以及差异性的混合存在。例如，对于某一项革命，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判断其是否与原来的革命具有相同性。因为在实际的情境中，革命元素存在差异，革命方式同样存在差异。因此，最终革命的重返也只是相似而并非完全相同，而并非完全相同也就意味着打破了相同性对时间可逆性做出的保障。

为了对进步观念进行反驳，拉图尔将时间流动定义为凝聚在一起的行动被后续阶段同样元素所凝聚的行动所取代的行为，这一行为意味着被规训，同时也意味着其本体论地位的丧失。但根据以上对差异的论证来看，拉图尔的判断实质出现了矛盾。这是因为，新的要素并没有所完全取代旧的元素，也没有完全被现代时间所规训和控制，它仍吸入了新的元素并后承了过去时间的部分性质。因而，进步并未被完全打倒。正如拉图尔自己所说：“要从一个真正结束的过去中摘出具有挑衅性的引用，到一个从未消失的过去进行重现、重复和重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152。

拉图尔科学发生史观的核心是取消认识上的割裂，转向对本体论的探讨。在以行动作为基点赋予拟客体以本体论地位的同时，通过拟客体的不断转译，从而建造出无限延伸的网络。任何存在物都置身于网络之上并具有这一网络的性质，如此便打破了社会建构主义在科学史观诠释上的极端失衡，进而形成了一种具有对称性质的话语诠释。此外，拟客体的演化与更新，转译的发生与创造，网络对二元分化历史的统合都显示出了拉图尔科学发生观的力量。与此同时，拉图尔本身对于科学时间之矢及其特性的阐释以及运用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仍值得进一步的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