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31日至8月4日，第四届清华STS工作坊系列课程在清华大学成功举办，美国康奈尔大学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tephen Hilgartner）教授受邀讲授《科学技术学导论》课程，近三十余位清华本科生选修该课程，百余位国内外高校师生在线上或线下旁听课程。

斯蒂芬·希尔加特纳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学系教授，他的研究关注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之间复杂关系的构建、争夺和维护。多年来，他主要从社会和政治的视角审视新兴科学技术，著有《在科学的舞台上：作为公共戏剧的专家咨询》^[1]、《重组生命：基因组学革命中的知识与控制》^[2]等作品。在为期5天的课程中，希尔加德纳教授介绍了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领域的研究概况，全面呈现了当代科技伦理与治理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深入探讨了科学和技术知识如何被生产并融入现实世界。课程着重介绍了科学家如何在实践中生产知识并评估其可信度，深入讨论了科学如何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希尔加德纳还着眼于技术的构建与社会塑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重点探讨了当代科技伦理和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

希尔加德纳以“科学知识的基础”引出系列课程的主题，回顾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脉络，并重点介绍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三项关键概念：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再包装（repackaging）以及形成中的科学（science-in-the-making）。具体而言，知识主张是科学家关于世界所做的断言，它们或许为真又或许会被驳斥；再包装则意味着这些知识主张总是在语境中被重新表述，使得其确定性更为稳固或遭受削弱；形成中的科学尚未稳定为“事实”，并往往饱受争议，因此与“现成的科学”相区别而成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独特关注对象，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特别关心价值、利益/旨趣（interest）与事物等各种社会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认知争议。

在对于“科学观察”的讨论中，希尔加德纳以波义耳为引，强调观察对于科学在近代得以区别于自然哲学的重要意义。科学观察具有以下特征：观察之道需要后天习得、观察是能动的技能、观察技能以文化上特定的方式被培育、观察可以受到争议、观察之道内嵌于科学仪器中——这些特征意味着观察具有理论负荷（theory-laden），它将理论嵌入所观察到的东西，并参与决定了所观察到的究竟为何，因此，不同理论的运用者可能会在相同的观察材料上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过，观察的理论负荷并不意味着观察总是“有失偏颇”，以至于可以自由地“因信称见”。观察的理论负荷所意味的是仅仅以观察作为基础并不能保证科学知识的真实性，事实需要被诠释（interpretation）。希尔加德纳分享了关于实验方法的一套经典但是过分简化的表述：“发展理论—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假说—设计实验以验证假说—观察结果—确定理论是否被证实”。他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描述并不能充分描述真实的科学实践，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认为断言的评估及其成为事实是科学社群的集体过程。

希尔加德纳回顾了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与特里弗·平齐（Trevor Pinch）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分析，展示了科学结论具有诠释灵活性和集体协商性^[3]。18世纪末，物理学界广泛接受不可探测的假说物质“以太”作为光波得以在真空中传播的介质，于是迈克尔逊在1881年设计了实验以检验光以不同方向穿越以太时理应造成的时间延迟，但实验结果并未发现任何延迟。科学界就这一结果的诠释陷入争议，主流观点同情被确立的以太假说，因而质疑是实验的测量不够灵敏。1887年，迈克尔逊与莫雷合作设计了相较初次远为精细的第二次实验，却仍未探测到任何延迟，洛伦兹就此提出了“洛伦兹收缩”（Lorenz contraction）这种特设的数学构造以挽救以太说。直到1905年，爱因斯坦出于与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无关的电磁学兴趣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无需以太就足以解释收缩，从而提供了对于实验结果的解释。但是相对论却并未终结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争议，因为两人及其后继者们在狭义相对论提出之后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仍在不断重复精度更高的同类实验。希尔加德纳通过上述案例的分析，展示了实验结果具有“诠释灵活性”，而且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吻合”（fit）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性地被协商的，因此科学结论的转变是诠释性的、集体性的过程。

如果说平齐展现了诠释灵活性在科学确定性问题上的表现^[4]，那么科林斯则讨论了科学中复现（replications）的困难性，以及“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implicit knowledg）在其中的重要作用^[5]。复现的成功与否对于科学知识的确定性至关重要，但是现实中复现面临着诸多困难。例如，科学家复现意愿不强、经费和伦理等种种原因会阻挠复现、复现结果易受争议难以得到承认、验证科学知识所需的复现次数缺乏共识。因此，科林斯认为复现往往非常困难，且只有具备技能者方可胜任。即使论文的“材料与方法”环节看起来已经全面披露了复现的手段，但是它们往往有所保密，而且实验原材料往往不会共享。

根据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理解，相比于书面的“明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还有远为巨量的基于技能的“默会知识”，它们无法被明文编码，但却使得我们在无法澄清其施行的情形下施行技能：默会知识只存在于人类与社群中，只能通过与懂行者的直接接触来传播，且其传播的反复无常性要求长期浸润，而只有成功复现才能证明默会知识的习得^[6]。在TEA激光器复现的案例中，科林斯发现默会知识起到了关键作用。科学对默会知识的依赖导致了复现的困难性：第一，挑战了科学遵循着清晰方法论工具的朴素图景；第二，让科研训练成本增加、充满风险且在伦理上更为复杂；第三，在成为科学家的过程中需要资深科学家给予共同体的准入和亲身学习的准许。最后，希尔加德纳援引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以说明隐喻对于科学理解是奠基性的，而并非仅仅是外在的修饰^[7]。

二、科学为什么是特殊的？

科学为什么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而具有特殊性质？希尔加德纳系统梳理回顾了20世纪以来波普尔、默顿和拉图尔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并比较总结了3位学者对于科学的不同理解（见表1）。

第一位学者是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主张科学的特殊性在于其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并据此反对传统的归纳方法论^[8]。经验归纳无法保证未来不会出错，波普尔因此转向“真前提足以保证真结论”的逻辑演绎。然而，经验证据结合逻辑演绎只能用于证伪而非证实，科学家应该尽可能地寻找“判决性检验”以证伪理论所蕴含的假说，从而改进科学结论。波普尔要求拒斥被证伪的理论，而非以特设的解释拯救它们，这也正是波普尔所认为的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界限所在。

波普尔对科学特殊性的主张存在许多问题。首先，证伪关注于可预测的理论，但科学中有大量除此之外的活动（比如收集观察、创造分类）。其次，判决性检验与逻辑演绎还限制了视域，使得样本的演绎结论无法向总体推广。再次，改进理论与特设性的拯救的界限也并不清晰，而且特定的判决性检验所检验的理论可能模棱两可；最后，较之抛弃被证伪的理论，科学家往往更宁愿保留它们——因为他们承诺于范式（committed to paradigms），这正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主张。库恩用范式指代为科学共同体框定了问题的概念视角，它决定了共同体成员所能看到的东西，而秉持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甚至会对于同样的材料看出不同的东西。多数时候，科学家都在范式下顺从地进行“常规科学”的“解谜”工作，而范式为他们提供了待解的问题、解题的方法与判断解决方案的标准。常规科学中的科学家厌恶替代性的范式，直到范式中积累了越来越多无法解决的“反常”，才会进入“危机”，要求提出新范式以处理旧范式无力解决的问题，从而发生科学革命。最终，革命之后的新范式将会提供新的谜题，并成为新的常规科学^[9]。

第二位学者是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他主张科学的特殊性在于其社会规范^[10]。默顿认为科学的制度性目标在于生产可靠的知识，科学制度化了一系列服务于该目标并且要求被遵循的规范，其遵循与否将分别招致奖惩，因此个体科学家内化了这些规范，并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控制的系统。这四项规范（CUDOS）分别为：公有性（commun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与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默顿承认科学家所处的科学以外的社会身份有时会置其于两难的境地，科学制度与目标迥异的其它制度之间存在着张力。实际上，每条默顿规范都时常被科学家打破，伊恩·米特洛夫（Ian Mitroff）甚至指出所有默顿规范都存在着时常被唤起的“反规范”（counter-norm），分别是保密性、特殊主义、自利性和有组织的教条^[11]。迈克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则批判默顿规范与其说是社会控制的系统，还不如说是用于强化科学界现状的“辩护用语”、一套用于公开表达而非严格地督导行为的修辞立场、一种“专业意识形态”而非实践中真正得到遵循的理念^[12]。

第三位学者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他是STS中的实验室研究传统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就像人类学家对社会群体进行民族志考察一样，实验室研究走进科学技术诞生的实验室进行人类学观察。首先，实验室使用“铭写装置”延展了人类视觉，并生产出各种表征。其次，实验室可以改变尺度，从而消解了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二元对立，并使得铭写更加持久、可见且易于组合和操作，这让科学家在微观尺度上具有了支配的能力^[13]。最后，实验室构建出各种各样的新事物（事实、物质、机器），并将这些事物和实践扩展到外部世界，从而增长了科学家的权力^[14]。除此以外，实验室还不断发展出新的实践用于重复上述的各种步骤。拉图尔认为科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实验室本身具有物质性的地方环境，以及实验室中对于物质开展的操作——实际上这谈不上有多么特殊，只是被过去的论者完全忽视了。批评者则质疑科学是否真的如此寻常？是否真的仅仅是这样一门手艺？实验室又真的是行动的唯一中心吗？以及，科学真的是由冲突和支配构成的吗？

三、技术与社会的互构

在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平齐与韦博·比克（Wiebe Bijker）的“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研究纲领批判线性的技术进步模型，关注社会互动如何影响技术的发展。他们认为技术的演进是一个社会协商的过程，涉及各种设计的竞争、变异和选择，以及多个相关社会群体的参与，这些社会群体对于设计有着灵活的解释。协商最终会达到某种共识，但并不一定是“最佳”的设计，而只是反映了各群体的相对权力。然而，社会协商往往难以终结，新兴社群有时会寻求新的解决方案，甚至让老设计死灰复燃^[15]。

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的研究视角，主张技术实际上存在于大量组件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中，这种系统具有以下特征：它们无法通过把孤立的人造物单拎出来加以理解，系统的运作存在于组件的互动中；社会技术系统是涌现的（emergent），往往带有非预期后果；它们在发展中逐渐嵌于社会关系中，生活形式变得依赖于它们；它们渐进地发生往往是显著的改变。此外，社会技术系统总是受到某些短板方面的制约，并且引发改进的尝试^[16]。希尔加德纳以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家具与商品形制中出于相互适应而普遍采用的方形形制为例，讨论了物质性基础与社会惯例对于社会技术系统在设计上的灵活性的约束。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引发了对于技术物的政治性的当代学术讨论。朴素的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进步仅仅是技术内在动力的结果，而技术决定论对此进行了过度修正，主张技术物本身在政治是中立的，技术物的政治性在于其使用方式。温纳反对社会决定论的观点，主张技术物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在他看来，技术物的政治性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技术的措置（technological arrangements）可以被有意识地设计，以服务于组织或建立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一些技术的内在就是政治性的，它们要求实施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素朴的技术决定论主张技术的发展会自行朝向“最优”“最有效率”的设计，但温纳指出，“最优”与“效率”的定义恰恰离不开价值因素，因此价值因素早已嵌入技术物中。对于技术-社会关系真正准确的模型，应该是技术、科学与社会三者都处于相互的塑造关系中^[17]。

在此基础上，希尔加德纳展开了STS领域有关“技术失败”的讨论。技术失败是指技术的运作脱离正规，陷入故障乃至崩溃。他首先对“原因”与“结果”的含义与分类展开了复杂细致的辨析，并强调即将讨论的三类“事故”的差别正是出于其原因的种类。对于事故归因的三类解释，实际上表达了对于因果责任性的三套理解。

第一类事故是由错误（error）和偏差（deviance）导致的事故，现实世界的控制总是不完美的，技术系统中总会有作为组件的人或物的运作偏离被规定的协议和标准，此时，如果控制层不能防止这些组件的偏差和失败，就会最终发生事故^[18]。为了应对这类事故，可以严格社会技术脚本；可以增加对于组件的控制（特别是检查与维护）；可以增加备份系统；也可以让设计内在地更加安全。但是，实现完全的控制永远是天方夜谭。

第二类事故是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所谓的“常态事故”（normal accidents），它们是具有互动复杂、耦合紧密的结构特征的技术系统中的“正常”现象，而非特定组件的偏差所造成的。佩罗悲观地认为加强控制只会增加复杂性，因此这些常态事故无法被预防^[19]。

第三类事故是“认知事故（epistemic accidents）”，这类事故会发生是因为人类知识总是不完全且暂时的。因为无知，这类事故不可能被预防，但人们总是可以从中学习并加以改进。

四、专长知识与风险治理

在当代复杂社会中，科技治理面临着巨大挑战，而技术治理的复杂性主要源自于不确定性的复杂性。希尔加德纳通过骰子、五十年一遇的洪水和药品实验等案例，展示了不确定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多样表现。在拥有多个异质性信源的情况下，选择哪个信源也构成一种不确定性，这种异质性往往表现为不同学科的差异，而学科门类造成的不确定性被称为“无知”。

希尔加德纳辨析了不确定性与无知的概念：前者指可在一定程度上概率化的事物，后者则对自身的无知也是无知的。不确定性和无知交织制造了复杂性，人们常常不确定或无知于该相信哪种观点。希尔加德纳以疾病传播的数学模型为例，展示了不确定性和无知对模型构建的巨大困难，尤其是在确定应该采信哪个学科的专家观点时。

希尔加德纳引入了对“专长”（expertise）的两种理解：一种是个人或团体的专业化知识，另一种是面向观众的表演^[1]。专业化知识意味着在特定主题上优于大众的知识主张，构建了专家与非专家之间的等级结构。这种科学区别于追求永恒知识的“研究型科学”，主要是为了增进社会福祉。面向观众的表演型专长则反映了专家制造可信度的努力，这些表演构成了专家技能的一部分。专家的可信度受到观众的评估，评估这些表演则构成了公民技能。

希尔加德纳通过表演的视角重构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英国坎布里亚地区引发的科学争议^[20]。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发生后，坎布里亚地区的棉羊受到了核污染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需要专长知识解答的问题，比如放射性物质需要多久才能消失、羊肉的消费者会遭受多少风险等等。政府请来解决问题的科学家们一开始声称并无大碍，后来又提出宰杀与移动羊群的三周禁令，最后却又在三周结束后要求将禁令无限期延长。专家知识的反复是因为科学家们在建立放射性物质残余的数学模型时错误地假定了当地的土壤类型，并忽视了当地的水文状况。与牧羊人相比，科学家在当地气候、羊群疾病等地方性知识上不具专长。失去生计的牧羊人们开始质疑科学家们的知识主张，认为专家们看似绝对、自信的科学预测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政府权威。除此以外，英国政府在临近的塞拉菲尔德核电站糟糕的事故处理进一步削弱了政府机构权威，加之以当地有着难以解释的过量白血病病例，让牧羊人们相信核电厂才是放射性超标的元凶，而科学家们则是掩盖事实真相的共谋者。

在坎布里亚核污染事件中，牧羊人们的专业化知识与科学家们的表演型专长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最终造成了可信度崩溃。该案例为科技风险治理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首先，在复杂的环境与社会技术系统中专家面临着不确定性与无知，在科技治理中专家受到增强或削弱确定性的压力。其次，科学家有必要承认非科学知识的价值并将不确定性有意义地清晰表达出来，同时公众也需要体谅科学内在的不确定性并继续予以信任；最后，可接受风险的判断是在富有着历史、差异的认知方式和冲突的利益旨趣的社会情境下做出的。

希尔加德纳介绍了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关于不同国家专家咨询文化的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文化塑造了它们在寻求服务于公共政策目的的可靠、客观专长时具有不同倾向^[21]，贾萨诺夫据此构建出三类理想型：Somewhere之见、Everywhere之见与Nowhere之见。Somewhere之见采信某个可靠、值得信任的观察者，并且依赖于生产信任的社会关系。Nowhere之见则试图消除观察者，转而依赖于“机械客观性^[22]”，例如被统计学史家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称作“信任技术”的量化^[23]。Everywhere之见则试图纳入所有观察者，以使偏见被抵消。

五、科技伦理与治理

希尔加德纳深入探讨了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责任”（responsibility）议题，回顾了这一科技治理议题在不同项目中得到贯彻的形式演变，如20世纪70年代的“伦理与价值研究”和90年代的“实时技术评估”。人口分类恐怕是责任问题最为突出的科学研究领域。时至今日，科学家们仍在运用多领域的知识，探索和创造将人类进行分类和分组的方法。在统计调查等情境中，广泛应用着不同的种族分类范畴，尽管这些将人口分类的范畴实际上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变异，但是基于这些范畴的调查数据有时甚至被用于制定种族主义的人口规划。在种族以外，民族、语言和社会阶级也是常见的人口分类手段。这些分类手段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后果：人口分类的方式往往伴随着污名化，而且人口的划分总是不准确的。有时，构建人类之统一性的表征也充满政治性，先驱者飞行器在1972年向外太空发射的人类图像因为各种理由被批评对于人类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之际《自然》与《科学》杂志表征全体人类的不同绘图策略也陷入争议。近年来在基因组学界也发展出各种克服种族主义的倡议和举措，比如对于先祖性范畴的使用的反思，以及通过“先祖重组图”来表征人类的连续性。

希尔加德纳分享了STS学者纳坦·埃尔加布西（Natan Elgabsi）新近关于“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的研究成果。该计划始于1991年，旨在以自然秩序来呈现人类多样性。然而，在构建用于抽样的生物学对象时，该计划遇到了一系列挑战。比如，作为“人口/总体（population）”的研究对象究竟应从何处出发进行构建？如何建立起可被辩护的代表性样本的概念^[24]？在应对种群遗传学所固有的种族主义问题时，埃尔加布西表达了对科学家伦理责任的担忧。过去，科学家们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辩护策略。一方面，他们可能主张错误并不在于种群基因学本身，而是出现在对其使用的方式上。另一方面，他们可能认为种群基因学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的共性。然而，埃尔加布西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驳斥，他锐利地指出，正是在最初的构建阶段就已经陷入了种族主义的问题^[25]。埃尔加布西的研究突出了种族主义在构建“类型”的过程中的显著存在。这一问题暴露了种族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根深蒂固，挑战了关于多样性计划的伦理和方法论。

在其近作《重组生命：基因组学革命中的知识与控制》中，希尔加德纳详细探讨了基因组学领域内的知识控制议题。他采用了“知识控制政体”这一概念，以表达对知识施加控制的规则体系。这些知识控制政体类似于国家的宪制，是由分配着特定形式的控制的行动者、事物与行动所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规定了行动者的权力、资格与行动^[2]。在基因组学案例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科研团队开始积极寻找与乳腺癌风险相关的基因，直至1994年万基遗传公司（Myriad）经过与摩门教家族多代基因访问权的协商，确定了乳腺癌致病基因BRCA，并首次将基因纳入可专利化的对象。专利制度正是一种知识控制政体，它授予发明者对专利对象的排他性控制权，包括市场权力（掌控市场价格）和“配置权力（塑造所涉及事物嵌入社会关系的权力）”。

万基遗传凭借专利制度对于BRCA基因检测享有独占性权力，这也为其他常见病致病基因的知识控制政体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范本。配置权力使得万基遗传能够自主地推行检测制度，包括要求昂贵的全基因检测，以及将BRCA检测纳入无需事先咨询的常规医疗检测项目。此外，万基遗传还构建了大规模独有的基因数据库。这些做法引发了重大的伦理和政策争议，万基遗传的反对者积极社会动员并提起诉讼，最终在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撤销了万基遗传及其他类似专利权。此后，由于万基遗传仍然因其庞大的数据量而保持特殊地位，出现了要求万基遗传开放数据的社会运动。希尔加德纳总结了BRCA基因案例的经验教训：首先，新兴或既有的知识控制政体在新技术融入社会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次，知识控制政权所获得的优势可能会通过路径依赖的方式传递到其他知识控制政体；最后，以配置权力奖励先行者可能会推动创新，但同时也可能抑制民主决策的过程。

六、科技塑造未来

希尔加德纳分析了社会对过去和未来的集体共享知识的构建。在对于过去的共同记忆方面，人们通过集体纪念实践巩固着历史记忆，使得不同群体甚至对于同一事件也可能有着不同的记忆。然而，对于未来的集体塑造则总是带有推测性的维度，并兼具两种属性：一是将未来视为可能性的表征，另一是将其看作述行性（performative）的陈述^[26]。这些关于未来的知识主张有可能会收获两种结果：要么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要么是自我否定的预言。希尔加德纳就此引入了贾萨诺夫提出的“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概念。这一概念指代“集体共有的、制度化的、公开实施的对于理想未来的展望”。在这种想象中，未来的技术与社会紧密交织，二者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不连续的，而且不同的社会群体持有着相互抵触的社会技术想象^[27]。希尔加德纳揭示了关于未来塑造的复杂性，以及这些塑造如何受到社会技术想象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了社会对于未来知识主张的塑造过程中的多元性。

通过合成生物学的案例，希尔加德纳揭示了未来想象可以通过连接熟悉的实体和经验提供向导，过去的社会技术想象为未来提供概念模板。埃玛·弗罗（Emma Frow）的比较研究展示了美国和英国关于合成生物学的治理怀有不同的想象，英国具有20世纪90年代转基因食品和作物被突然禁止的显著记忆，这塑造了他们关于任性的大众以及通过公众参与来构建支持的想象；与之相对，美国则具有20世纪70年代基因重组争议与“911事件”后炭疽恐怖袭击的显著记忆，这塑造了他们对于生物安全的关切以及对于合成生物学的“两面性”的担忧^[28]。希尔加德纳还讨论了信息技术、基因测序、转基因作物等行业的国际竞争案例，这些案例都反映了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发挥着塑造特定未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