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1日，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科学合作组织与室女座干涉仪(VIRGO)科学合作组织基于两台 LIGO探测器的数据，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期刊上发表了人类对引力波的首个来源于双黑洞并合的直接探测结果。这一重大科学成果在受到自然科学界同行密切追踪的同时，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样作为外行的STS学者不免会想到英国卡迪夫大学社会学教授哈里·柯林斯关于引力波早期争议的实验室研究。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中科学争论研究进路的代表人物，柯林斯在《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1985)(以下简称《改变秩序》)一书中，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前后第一代地面引力波探测器(以美国物理学家约瑟夫·韦伯的棒状探测器为典型)的实验室研究，剖析了科学家在复制科学实验时潜在的“实验者回归”现象，从而构建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EPOR)。此后，柯林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对引力波案例进行了持续三十多年的跟踪观察，并先后出版了《引力暗影：搜寻引力波》(Gravity's Shadow: The Search for Gravitational Waves,2004)、《引力幽灵：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发现》(Gravity's Ghost: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1)等多部专著。

2002年，柯林斯发起了一项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第三波研究：专长与经验研究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SEE)^[1]。在《改变秩序》一书中，柯林斯就关注到科学家交流过程中的实验技能问题，意会知识视角的技能考察成为其专长研究的思想萌芽。在此后三十余年间，柯林斯几乎访问了全球所有探测引力波的实验室，不知不觉间融入了引力波天文物理学这个科学共同体。令柯林斯感到好奇的是，在与其他物理学家相处交流过程中，他作为一名原本并无物理学训练的社会学家，开始能够理解、甚至参与引力波问题的专业讨论，他的某些建议也为其他共同体成员所重视。他由此推测，LIGO项目作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迄今资助的最大科研项目之一，科技项目管理的决策者们其实同样缺少数学基础，不会实验操作，没有发表论文，那么他们进行实验审查、做出资助决策的知识依据何在呢？这种知识类型与物理学家的知识及柯林斯本人所拥有的知识存在什么实质差异呢？这些思考促使他意识到专长不仅仅是个体意义上的知识论问题，还应该是公共领域极为重要的技术决策问题。因此可以说，第三波专长研究的提出有赖于柯林斯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转换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的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学进路的专长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专著《重思专长》(Rethinking Expertise，2007)中，其浓缩形式收录于第三版《科学技术论手册》(2008)，并在STS学界引起持续热议。《我们现在都是科学专家吗？》(Are We All Scientific Experts Now?)^[2]一书由英国著名的政体出版社作为“人文新前沿丛书”之一在2014年出版，其市场定位在于高校师生的教科书，已为英美多所大学纳入研究生STS课程或本科生人文通识类课程的阅读书目，这成为柯林斯个人的问题意识转化成为新生代知识背景的标志之一。

所谓科学论的“第三波”旨在重新思考专家与外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主要针对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的“第一波”和70年代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第二波”而言。柏拉图在《卡尔弥德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最早提出了专家与外行的关系问题——如果某人声称自己是某领域的专家(如医生)，那么外行如何能够确信这一点呢？科学论前两波的分水岭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凭借“学院科学规范”护身的科学专家在常规科学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依然是稳固的。现代科学哲学家中较早挑战专家地位的是宣称“告别理性”的P.K.费耶阿本德，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激进代表，他认为科学与宗教在权威垄断意义上并无二致，其《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一书“目的只有一个：消除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对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传统所造成的障碍，以便做好准备，将专家(科学家)本人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利用专家，但永远不要信任他们，当然，永远也不要完全依赖他们”。^[3]SSK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历史主义学派的激进解释，进而解构了科学是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真理神话，认为科学事实是知识生产的最终产品，而科学家无非是经验丰富的专家。其中，布莱恩·温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英国坎布里亚羊事件的考察堪称第二波研究中揭示专家—公众认识差异的经典案例。他认为，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中，科学专家自身由于与政府的共谋关系，以及相比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自大而表现出内省性的缺乏，其结果是丧失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因此，科学知识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而公众的外行知识也绝非毫无价值，他们在具体风险议题上应该占有更大的发言权。与之类似，后常规科学理论提出的“扩大的同行共同体”(Extended Peer Community)主张。在常规科学实践中居于知识生产核心群地位的科学专家，在面对“事实不确定、价值有争议、风险较高且决策紧迫”的后常规科学情境时，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为决策所需的科学信息提供质量保证；除此之外，那些利益相关的普通公众、新闻工作者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外行行动者也有权利参与到风险的理性辩论中去。总之，从第一波到第二波的范式转换涉及到科学观念基础的重塑，挑战了原有自上而下的、专家主导的决策模式，聚焦于“科学共识是怎样形成的”，较好地解决了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合法性难题。而第三波要处理的是“在绝对的科学共识形成之前，如何基于科学知识做出决策”，由此需要一种规范性的专长理论，以解决第二波研究遗留的公众参与的范围难题。柯林斯认为自己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也从属于第二波研究，其与第三波之间的观念基础是一致的，二者之间的转换只涉及SSK在研究问题和方向上的变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第三波研究又被视为SSK“政策转向”的重要进路。

第三波研究旨在提供一种专长的规范性理论，这本共144页的袖珍书就高度凝练了柯林斯此前的研究成果。他回顾了过去半个多世纪发生在英国的一系列科技失灵事件(疯牛病危机等)，勾勒出专家的英雄光环逐步失落的过程，而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更是在2009年的“气候门事件”2009年11月，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夕，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气候研究中心(Climatic Research Unit)多位著名气候科学家的大批电子邮件和档案被黑客入侵，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将有关全球变暖研究争议的邮件和档案挑选出来刊登在The Air Vent、Watts Up With That等网络博客上，并仿照政治史上的“水门事件”(Watergate)，将这一科学丑闻命名为“气候门事件”(Climategate)。中达到一个新高潮。科学共同体中泄露出来的争议细节似乎让普通公众拥有了评判科学的某种默认专长(default expertise)，然而柯林斯关心的问题在于：褪去“皇帝新衣”的科学是否让普通公众可以自信地宣称“我们现在都是科学专家”，并拥有了实质参与科学争议的能力？他的答案既是又不是，关键在于不同人群具备不同类型的专长。

由于旨在关注公共领域技术决策中公民参与的角色，柯林斯首先排除了形式上的专长理论，而主要考察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质性专长。当前透过《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等畅销书在大众文化中颇为流行的“天才一万小时定律”，其实是专长研究的心理学进路发展出的一种学说，源自瑞典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关于专家养成的“一万小时刻意训练模型”。暂且不论心理学内部的人才理论一直存在先天禀赋与后天培养的竞争，柯林斯基于专长的时空情境依赖性视角，从社会学的宏观理论视野进行了细致的分类研究。他借鉴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形式制作了一张“专长周期表”，主要区分出三种类型：(1)普遍型专长(ubiquitous expertise)是指无须付出刻意的努力就能习得的专长，如母语、社交礼仪等。尽管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专家，却对解决科学争议无所裨益；(2)专家型专长(specialist expertise)是公众通常谈论专长时指涉的层次(心理学路径也指涉这一层次)，其内核在于新手习得必备的意会知识。但这一层次无法一概而论，柯林斯的原创贡献是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辨识出了区别于核心群科学家所具备的贡献性专长(contributory expertise)的互动性专长(interactive expertise)，其典范是LIGO项目的决策层以及他本人通过长期跟踪观察所具备的引力波知识；(3)元专长(meta-expertise)是外行在不同专家之间做出判断与选择的专长类型，对于重塑公众与专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地位。与专家型专长类似，元专长也可以再区分为若干亚类型；在这两者意义上，其实我们并不都是专家，但这不排除某些群体可以通过对局部情境深入而辛勤的学习(坎布里亚郡的牧羊主、久病成医的患者经验等)，从而获得与科学专家对话的资格，并在公共领域的风险技术决策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柯林斯认为，通过上述细致的分类研究，“我们”外行与“他们”专家之间张力关系的老问题就可以转换为追问“某个群体自身宣称具有何种专长，以及实际具有何种专长”的新问题。

柯林斯结合现实案例，分别用两章内容重点阐释了专家型专长和元专长。一方面，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已经表明，争议是科学的常态，而核心群科学家的社会磋商是争议结束的重要机制。通过剖析气候门事件中气候科学家的争论、引力波研究先驱约瑟夫·韦伯的争议性地位、南非政府关于不发放防治艾滋药物的决策等案例，他指出在科学失灵事件中，那些自称能够评判科学共同体内部争议的外行群体，由于并没有习得具备专家型专长的意会知识，很容易轻信科学争议中已经边缘化了的科学观点，往往采取非理性怀疑的极化立场。另一方面，柯林斯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上个世纪末始于英国的“反疫苗接种运动”，以此分析公众“较真”的元专长在风险事件中理应发挥的作用。英国胃肠病学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1998年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发表论文，将麻风腮三联接种(MMR)疫苗与儿童自闭症直接关联起来，并建议将三种疫苗分开接种。后来事实证明，韦克菲尔德已经被可能因此获益的疫苗生产企业所“俘获”，同时也违背了医学取证的伦理程序。尽管医学界的科学数据充分表明，接种MMR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柳叶刀》后来也做出了撤销论文的决定，但在此过程中，这一结果经过电视媒体及名人鼓吹的层层放大效应，引发了英美两国公众的“疫苗恐慌”，许多父母因此不让孩子接种MMR疫苗，使得两国儿童患麻疹等疾病的发病率自2000年以来不跌反升。柯林斯痛心疾首地批评道，父母们在这场殃及众多无辜家庭的“反疫苗接种运动”中，未能合理运用自身可在专家意见之间做出明智选择的“元专长”；尽管好莱坞女星珍妮·麦卡西照顾患有自闭症儿子的经历受到媒体追捧，但这并不是基于科学的信息，不足以成为她本人及很多父母反对接种疫苗的正当理由。无论面对的是胃肠病学家，还是好莱坞明星，父母们都应该成为“认真的公民”，拿出记者调查水门事件的精神去了解背后的科学事实。由于这场担心疫苗接种副作用的运动仍然在英美延烧，而我国在今年3月份也爆发了有关疫苗本身质量安全的公共卫生事件，料想由此导致的公众恐慌还会持续下去，因而柯林斯关于专长研究的现实价值就更加凸显。

书中指出，第二波研究向第三波研究转换的背景是一系列科技失灵事件的爆发，使得外行公众与科学专家的关系趋于紧张。但作者认为，柯林斯并未提及的一个隐藏背景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科学大战”。在这场由“索卡尔诈文”引发的自然科学家与社会建构论学者的争论中，以打开科学知识生产黑箱为旨归的第二波研究往往被误解为“攻击科学”。素与自然科学家交好的柯林斯，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杰伊·拉宾格尔共同牵头，先是在1997年英国南安普敦“科学和平讨论会”上邀请两大阵营的学者进行建设性对话，后于2001年携手主编了论文集《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奠定了双方进一步理性对话的基础。毋庸置疑，柯林斯在2002年发起的第三波研究是具有上述实践和理论双重背景的，2003年他应聘至卡迪夫大学并成立知识、专长与科学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Knowledge,Expertise and Science,KES)，旨在继续探索“科学大战”之后科学论的发展之路。

这种理论探索的展开又是建立在科学论的既有成果基础之上的。与费耶阿本德对历史主义学派的激进解读不同，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库恩影响的柯林斯，实际走在温和解读的路径上。柯林斯认为，尽管第二波研究揭开了科学知识生产的神秘面纱，科学家也走下了真理代言人的“圣坛”，但维系科学共同体的“默顿规范”仍然是神圣的，科学家特殊的精神气质是使其区别于官员、商人、公众等群体的关键要素。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专长的研究已经成为一大热点，除了前述的心理学路径外，还有以休伯特·德弗雷斯、伊万·塞林格等为代表的现象学路径，主要关注个体意义上的专家技能养成过程等议题；柯林斯及其学术助手罗伯特·埃文斯在批判地吸收布莱恩·温的坎布里亚羊案例、史蒂文·爱泼斯坦的艾滋病人案例等基础上，开启了社会学路径的专长研究。有趣的是2006年的一次“引力波知识测试”中，柯林斯凭借其长期观察的互动性专长，使得多数物理学家在盲审他的答卷时无法识破其真正身份，这则趣闻后来以“社会学家愚弄物理学评委”为题发表在Nature上，似乎是对10年前“索卡尔诈文事件”某种善意的回应。^[4]而这场以图灵测试为范本的测试，实际上成为SEE研究团队新近重大项目的雏形，以模仿游戏(Imitation Game)为核心方法展开不同社会的跨文化与跨时间比较研究。

最后要指出本书的一点美中不足。这项对不同群体的专长研究势必要命名众多新类型，正因如此，柯林斯才仿照元素周期表编制了一个已经简化了的专长周期表。如果读者不结合案例细读原文，大概会对众多的专长类型无所适从。这篇书评限于篇幅，也只能择其重点加以介绍。近代中国在译介西方化学元素时，引发了不少关于译法的笔墨官司，还新造了不少专属的汉字来一一对应。柯林斯的研究无疑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专长的认识，对我国风险情境下的技术决策也不无裨益，寄希望于未来有志译介此书的学界同仁，能够创造性地解决译名杂多的问题。由于此书采用的案例多以英国为背景，那些可能将此书作为教材的使用者，应该注意发掘国内的案例，更好地去解释不同的专长类型(应该尤其重视互动性专长和元专长)，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两张“周期表”的提出相距有一百余年，而“转换性创造”或许是不同“西学东渐”过程中相通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