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式发展使得当代人机关系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态势，主要体现在人机之间依赖性、渗透性和嵌入性的增强。当前，关于人机关系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有些研究侧重于提升机器自身的智能化水平，使其具备推理和认知决策等甚至有可能超越或取代人类的类人特征，主要强调人与机器的竞争性，例如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等。另外一些研究则致力于在人和机器之间构建一种合作关系，将机器视作为人类提供智能帮助的“伙伴”，强调人与机器的合作性，例如混合智能（Hybrid Intelligence）、人机联合行动（Man-machine Joint Action）等。本文将竞争与合作共存的人机关系置于共生理论的框架中，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当代人机关系。在生物学中，“共生”强调不同物种的生物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这对于当代人机关系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人与机器作为不同类别的存在物，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竞争与合作。本文试图澄清这些人机共生模式并探究其内在的演化特征，思考如何建构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之间的良性关系。

一、人机共生何以可能

“共生”（symbiosis）一词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强调不同生物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一种有隐喻可能的生物现象，对“共生”的研究已经延伸到生态、社会、经济等领域，形成了具有体系化特征的共生理论。

1. 共生理论的生物学起源

“共生”最初是作为一类生物现象被发现的。在生物学领域，共生主要用来解释生物物种间的相互关系。“自然界中，所有生物都广泛存在着与其他生物的共生关系，共生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群体都具有的密切联合、需求互补、共同发展、协同进化的能力。”^[1]共生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巴利（H. A. de Bary）于1879年提出。他将共生定义为“不同名的生物体共同生活” 。^[2]这种宽泛的定义为共生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此基础上，不少生物学家对共生的概念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基于德·巴利对共生概念的界定，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进一步强调，共生可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紧密结合的生物体的共同生活。为了排除自然界中已知的多种寄生关系，该术语通常仅限于对伴侣双方有利的关联。^[3]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也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共生和互利经常被混淆，也就是说，共生一词经常被用来表示互利” 。^[4]这些见解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共生关系中不同生物体之间的合作导向。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对生物共生关系的理解倾向于双方生物体之间相互有利的搭档关系与和谐状态。^[5]

随着共生概念的扩展和深化，共生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即共生不再仅限于一种互利的关系导向。杰拉尔德·施密特（Gerald D. Schmidt）把生物间的联合关系，如捕食（predation）、携播（phoresis）、互利共生（mutualism）、共栖（commensalism）、寄生（parasitism）统统归于共生之内。^[6]琳达·高夫（Lynda J. Goff）也指出：“共生包括各种不同程度的寄生、共生和共栖” 。^[7]共生概念的发展与演变体现了生物之间相对利害关系的动态变化，也就是说，共生中所包含的利害关系并不一定是“互利的”。根据不同生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利害导向差异，共生还包括偏利共生、偏害共生、寄生、拮抗共生等类型。具体地说，依照生物体之间的不同利害关系而言，共生关系可以分成以下六类（见表1）。

2. 共生理论在人机关系中的延展

共生现象在人机关系领域的描述可追溯到1960年由约瑟夫·利克莱德（Joseph C. R. Licklider）首次提出的“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这一概念。当代，随着人机关系的复杂和深化，人机共生理念也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利克莱德将“两个不同生物体以亲密合作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甚至结成紧密联盟”的互利共生关系隐喻到了人机关系之中。在他看来，“人机共生”是指：“人与电子计算机协同交互的一个预期发展方向，涉及到人类与电子成员之间非常密切的耦合” 。^[9]在这种预期的共生关系中，计算机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计算工具，而且将扮演人类合作者的角色，执行更为复杂的功能，甚至帮助人类进行决策。这是关于“人机共生”这一概念的首次表述，指向人和机器之间一种可能的分工范式，亦即跨越生物和技术领域的混合处理循环。^[10]

60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机器的智能化和自主化水平得到了空前提升，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各种拟人任务，利克莱德所提出的这种人机共生愿景也逐渐成为现实。机器在当代高新技术的赋能下，其不仅蕴含了传统机器的物理特征，而且也被赋予了人的某些思维特征和社会特征，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和复杂，人机共生的愿景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因此，需要一种新的人机共生框架，以呈现机器和人类之间不断变化的分工。

利克莱德所预期的人机共生关系仅仅指向互利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人机关系却有着合作与竞争的双重表现，并不单一的趋于互利的状态。一方面，在新兴技术的加持下，机器的工具性能得到进一步放大，其作为功能强大的工具与人达成了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的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正在变强，机器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11]在日益多样化的复杂环境中扮演着半自主决策者的角色，其不断彰显的拟人化特征，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表现出与人竞争的趋势。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共生具有复杂的关系特征，表现为合作与竞争的共存，即“在竞争中寻求共生，又在共生中展开竞争” 。^[12]

二、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共生的三种模式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机器的工具性能和“拟人化”特征同时得到了放大和提升，由此引发了人机关系的复杂变化，凸显了人与机器之间合作与竞争共存的现状。受到上述生物共生理论的类型学隐喻的启发，我们尝试将当代人机共生分为偏利共生、偏害共生和互利共生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显现了人类和机器在不同交互情境下的合作与竞争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利”与“害”的主要区别是在促成了事物的发展还是损害了其发展，但由于人机分属于不同的范畴，对其利益分属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对人而言，“利”或“害”是人类福祉的彰显或损害。而对机器而言，其“利”或“害”不仅指的是物理上的存续与否，而更加强调机器能力的提升或降低。

1. 工具型：偏利共生

偏利共生模式中的“偏利”指的是人或机器中的一方获得了正向发展和提升，既包括对偏利于人的一面，也包括偏利于机器的一面。但是，对人而言的偏利表现得更为明显，并且这种“利”是通过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合作关系所显现出来的，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偏利共生中对人而言的“偏利”。

在当代新兴技术的加持下，机器的工具性能得到了进一步放大。其作为劳动工具，对人的体力和时间有一定程度的解放，提升了人类生活质量，帮助人类进行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人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兴趣、潜能和抱负等而蓬勃发展的能力。^[13]

偏利共生模式中，人类在与机器的合作关系中得到了正向价值提升。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趋导，机器的自动化程度和自适应能力得到了壮大，作为一种功能更加强大的工具而存在，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工具型”的共生模式，该模式凸显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是人通过获取机器的反馈信息来控制或操作机器完成特定任务，主要体现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机器作为技术人工物而言，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与人达成了一种较为松散的“工具型”合作关系。

此外，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生产领域，人在生理层面上与机器的使用功能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共生关系。具体而言，偏利共生模式下的机器主要代替人类从事一些“3D”种类的工作，即又脏又危险又枯燥的（dirty，dangerous，dull）工作，以重复性和规则性的工作为主，通过高度自动化去代替一些常规的生产活动。例如，工业机器人在高污染和高风险等作业环境中的应用，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单调、恶劣的工作环境，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巨大推力。同时，相较于传统机械，其具有更高的自由度，能够独立完成部分生产任务。由此，人类在与机器的合作过程中，提升了工作效率与效益。对于人类来说，繁重且重复性高的这部分工作既占用时间又无法增进知识，而智能机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可以承担这部分工作，从而使得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文化、智力和社会追求，以及更有趣、更有价值的工作。由此，在偏利共生模式中，人与机器之间显现出了一种相对和谐的共生状态。

2. 竞争型：偏害共生

同样地，偏害共生模式中的“偏害”也是指损害和抑制人或机器其中一方的发展和提升。这种“害”主要是通过人和机器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凸显的。在人工智能技术趋导下，机器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这种“偏害”也更加趋向于对人的利益的损害，即由于机器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对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机器对人内在能力的模仿与超越，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类的价值挤压，导致对人的替代。在偏害共生模式中，人类的价值挤压是机器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的一种异化，主要是基于智能机器对人类的可能性超越而言的。人与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型”的共生关系。

智能机器不仅像偏利共生模式中具有以自动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属性，也具备以智能化为显要特点的拟人特征。机器通过对人的“知、情、意、行”进行内在模拟和超越，其本身在不断拟人化的同时，也挑战了人的独特地位和理智能力，同人的精神层面产生了一种趋于竞争的偏害共生关系。日益进步的机器具备了较高的智能化特征，机器能力在共生关系中得到了提升，即通过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和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ness）等能力实现自我学习，从而优化自身，获取价值收益，而人类则有可能因为机器智能化的提升而受到竞争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偏害共生模式中，机器不断突破人类脑力劳动的局限，开始参与和取代部分知识型任务，而这些任务在此前专属于人类，比如医疗顾问、法律咨询等服务。人类相对容易接受的是在体力劳动中被机器所替代，但脑力劳动原本是专属于人类的知识领域，被机器超越通常让人难以接受。因此，当机器开始入侵时，人们便开始担忧。2016年，DeepMind团队开发的围棋机器人程序AlphaGo首次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次年，AlphaGo在多个场合几乎横扫所有人类顶尖棋手。像IBM公司推出的Watson for Oncology可以通过对大量的医学文献和就诊记录等数据的分析，提出最佳治疗方案。这些任务曾经只由人类完成，并被视为对自动化“免疫”。但随着机器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机器辅助甚至取代人类进行各种决策的现象将越来越常见。虽然强人工智能技术还未实现，但当下这些事例中反映出机器具备了挑战人类智慧的能力，让人们似乎看到了由竞争而导致的机器超越人类的可能性，给人类的自我认同带来了精神层面上的冲击和挑战。由此，在偏害共生模式中，人和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以竞争关系为导向的共生状态。

3. 伙伴型：互利共生

人机互利共生模式中的“互利”指的是人和机器都得到了发展和提升，即旨在利用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互补优势，使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表现优于各自独立的表现，是一种“伙伴型”的共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和智能机器被视为共同解决任务的“伙伴”。不同于偏利共生模式下人机之间松散的“工具型”合作关系，互利共生模式下的人机合作主要是通过人和机器之间对等的智能感知和交互决策，以协同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不仅凸显了人的能动性，而且也强调机器的自主性，是一种较为紧密的“伙伴式”合作关系。同时，互利共生模式强调人机之间的双向“互利”，即利用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之间的互补性，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创价值。这种模式又回到了利克莱德所阐述的“人机共生”愿景，人和机器互为补充，实现“人+机＞人”或“人+机＞机”的效果。

在互利共生模式中，人类获得了机器对其智能的放大效应，机器也由于人类作用的加持，进一步优化和丰富自己的智能水平。背后的基本原理是将互补的异构智能（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结合起来，通过在不同的异构算法和智能体之间动态分配任务来解决复杂问题。这样，人类和机器都可以通过学习共同进化以获得更好的结果。在这种共生关系中，人类和机器主要受益于“双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聪明” ^[14]。为了让智能机器增强人的能力并弥补人的弱点，应该将其视为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思考和行动的“认知假肢”（Cognitive Prostheses），而不是“思维机器”（Thinking Machines）。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指出，“创造力和灵性作为人类身份的一部分，是机器不具有的。相比于动物和机器，人类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范围和速度上更具优势。” ^[15]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和理查德·默南（Richard Murnane）强调了人类的优势在于专家思维和复杂交流。^[16]由此可见，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可以轻松完成的任务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事实被称为“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17]机器擅长解决的是需要进行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的重复性任务，识别复杂模式或根据概率论的一致规则权衡多个因素。^[18]而人类擅长协作，能够灵活地适应任务执行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具备常识、创造力和同理心。人与机器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为人机互利共生模式的形成创造了前提。

就目前技术发展，脑机融合计算系统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机互利共生图景。所谓脑机融合就是“将生物智能（脑）与机器智能（机）相互融为一体，共同完成原本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很好完成的任务，实现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均望尘莫及的更为强大的智能表现。” ^[19]其主要依托于脑机接口技术，利用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互补优势形成一种新型智能系统，使得人机之间达成了一种紧密的双向互动，通过相互协作来完成复杂任务。从长远看来，人机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将是建构良性人机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人机关系中已经呈现出了一定的互利共生模式，但还可以通过进一步地引导和调适，使人机之间呈现出更加显著和丰富的互利共生图景，从而支撑建构良性的人机关系。

三、人机共生模式的演化特征

偏利共生、偏害共生和互利共生作为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之间的三种共生模式，主要对应了不同的人机互动情景。偏利共生和偏害共生模式，分别强调了机器的工具属性对人的价值提升和机器的智能化特征对人造成的精神冲击，互利共生模式则体现了人与机器之间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可能性。三种不同的共生模式呈现出了一定的演化特征，通过对其剖析和反思，有助于厘清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共生关系的本质，对人机之间的共生关系有一个动态的、演化的把握。

1. 偏利与偏害的共同在场

人机关系中“偏利”和“偏害”这两种不同的共生模式是同时存在和发生的，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两种模式。偏利共生指出了机器作为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在改善工作效率和提升生活质量方面与人之间构成了一种相对和谐的合作关系；偏害共生凸显了机器的智能性特征对人的主体性地位产生的冲击，二者构成了一种相对矛盾的竞争关系。在人机共生的社会情境中，人与机器之间有着“偏利”和“偏害”的双重关系导向。一方面，人们享受着机器应用在生产生活中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机器不断“拟人化”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人机之间这种以“利”“害”为表征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具有必然性。这两种不同的关系导向是由于当代技术发展的二重性所导致的。

当代技术的二重性特征表现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统一，是二者结合的呈现。^[20]技术首先具有物质性，由机器作为物质载体来体现。当机器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切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完善了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并对人类的体力和时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从而赋予人类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创造性工作。技术的这种物质性促发了人机关系中的偏利共生模式，智能机器作为现代技术的物质载体，其物质力量得到了空前提升。这一模式中，机器作为人类功能的外化和延伸，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有着比较明显的主客体区分。人将自身某一部分的生理特征让渡给机器使其具备了生产性特征，机器在生产领域表现出较强的使用价值与功能。人在生理上依赖其使用价值，希望通过智能机器显现出的强大功能解放自身。

同时，技术还具有非物质性，蕴含着智力和文化因素，是人类智能的对象化和外化。人工智能技术内嵌了对人类“内在能力”的模拟，即对人脑智慧的模拟。这一非物质性的技术属性使得智能机器具备了挑战人类智慧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启，技术的智能因素不断增加，日益走向非物质化，不断地建构自身从而对人的精神和价值产生了异化倾向。智能技术的这种非物质性特征则会引发人机共生关系中的偏害模式，机器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结构与功能，其中人的因素也更加明显。相较于偏利共生模式中机器作为人的功能外化而存在，这一模式中的机器则表现为人的智能外化，其能动性的增强使其与人之间在精神层面上出现了主客体倒置的现象。这些先进的智能机器在部分知识型领域中表现出超越于人的功能，开始模糊与人之间的边界，对人的主体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人机共生关系中“偏利”和“偏害”共同在场的根源是当代技术物质和非物质的双重属性。

2. “利”与“害”的依存

人机共生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中的“利”与“害”往往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互为存在的前提，即没有“利”就没有“害”，反之亦如此。偏利与互利共生模式中显现正向价值利益，也包含着消极的利益因素。而偏害共生模式所中负载的损害趋向，实则也渗透着正向的利益因素，双方之间处于相互贯通的状态。

不同类型的人机共生模式实际上对应了智能时代不同的人机互动情景，其利害关系是基于二者之间交互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以及共生系统整体的利益而进行的广义区分。一方面，对于人来说，这里的人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作为抽象的群体和整体的人。不同的个体之间具有差异性，而由各种具体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其中的利益表现也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对于机器而言，其在不同的情景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使用效果。社会面和系统面的复杂性和层次性使得人机共生关系的利益负载也趋于复杂化，可能对不同个体负载了截然相反的利益，甚至对同一个体，一种行为也可能负载相反的利益类型。

在偏利共生模式中，主要强调了对人类的“利”。如果从不同的利益群体出发，一些人在这个模式中可能承担的是“害”。机器的工具性能在提升人类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蕴含着了对人类生产和劳动岗位大规模替代的消极影响。一部分掌握现代化技能的人可以通过这种共生关系获得幸福感更高的生活，享受机器带来的“利”。而以此谋生的工人可能会面临被机器取代工作的风险，承担了机器对其产生的“害”。而偏害共生模式中机器智能化的提升在对人类造成精神冲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和提升了人类脑力劳动的效率；互利共生模式中所凸显的“互利”趋向，也并不表明人机之间没有冲突、竞争和损害。相反，正是因为同时伴随着人们之后总会意识到的冲突与损害，人们才能通过技术和文化的手段去调整人机关系达到新的和谐状态。

由此可见，在人机共生模式中没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对于偏利、偏害和互利的不同模式阐述也只是站在不同的情境和特定的角度而言的。人机共生关系之间的这种双重利害导向其实是同时存在且无法割裂的，“利”与“害”相互依存，二者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存在，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3. “利”与“害”的转化

人机共生关系中“利”与“害”不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也是相互转化的。“利”与“害”的关系导向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随着人机共生关系的动态发展和转变，其中所蕴含的利害关系在相互依存的同时也在发展和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呈现相互转化的趋势，即“利”可以转化为“害”，“害”也可以转化为“利”。

从人机关系的历史演变来看，机器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古代手工工具、近代工业化机器和当代智能化机器的不同阶段，与之对应的是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利害的转换。机器在古代作为手工工具的形态而言，其与人的关系总体呈现“融合统一”的利益关系；当机器由劳动工具发展到工业化机器这个阶段和这种形态时，其与人的关系就开始复杂化了，甚至出现了异化或错位。马克思曾说：“机器劳动消除了肌肉的多方面的紧张，它不让肉体上和精神上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它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 ^[21]机器使人成为物，将其纳入了自己体系的范畴。人与机器之间的利益表现开始呈现出有“害”的一面。

进入智能化时代，智能机器作为“解放工具”试图消解这种异化作用。正如美国人类工程学家彼得·汉考克（Peter A. Hancock）所说，理想的人机关系并不是人主宰或者奴役机器的过程，而是人机共同进化与进步的和谐关系。^[22]因此，智能机器作为现代技术的外化载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与延伸人类，技术不断地干预并融入人类的进化过程，而人类也在不断地创造技术的历史。按照这种理想的状态，人工智能未来将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与人类达成一种双向延展，协同进化的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加以注意或控制，就有可能通过对人类脑力劳动和知识领域的入侵，对人造成“新的异化”。

人机关系演变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了人机之间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利害趋向。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利害关系从古代时期人与手工工具的相对融洽到近代工业化机器之间的二元对立，再到当代人与智能机器的再度融合，人机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其利害表现也呈现出不断转化的趋势。着眼于当代的人机共生关系，不同节点下的利益呈现同样是辩证发展的，眼前的“利”可能是未来的“害”，而未来的“害”也可能是眼前的“利”。这种利益关系的转化需要我们对人机共生关系进行动态的把握和调适，从而适时化“害”为“利”。

四、结 语

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共生关系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下人机关系的表现各有不同。偏利共生、偏害共生和互利共生分别凸显了人和机在不同情境下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其中的“利”与“害”处于一种共在、依存和转化的关系网络中。人机共生关系不同于自然界的共生关系，自然界更多地依靠共生物种中一方或双方的基因层面的突变来调整共生关系中的冲突，是长期且具有盲目性的过程，而人机共生在人的意识的关照之下推进，具有更强的方向性。在此意义上，人机共生关系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自然现象。这要求人的文化世界对人机关系在不同场景中的利害状况保持敏感性，在判断上持有社会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观察高度，在实践行动上考虑长远利益，进行有创造力的尝试。

但同时也应注意，这种构想只是一种尝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对于人机关系的发展，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构建人机之间的良性关系导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人类同智能机器之间的交互关系将越来越密切和复杂。在这种智能社会情境中，人机相互促进、共同演化的互利共生之路，为人机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