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无论从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史，还是从中国科学传播史来看，前几年化工生产领域的PX事件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典型案例。自从2007年厦门PX风波以来，“PX”成为环境风险的代名词，在国内各地逢上必反，给当地政府带来一定的压力。大众媒介作为我国党和政府及人民的喉舌，在引导舆论和解决争议中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日报，在“传达党和国家政策以及发布政府权威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传达政府信息的重要渠道”^[1]21。在一系列PX事件发生期间，各地方日报作为地方政府的宣传媒体，都对当地的PX事件进行了报道和回应，是构建官方主流舆论场的重要主体。本文尝试以各地方日报新闻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文本采用的框架设置和话语策略，以此揭示官方对PX项目的态度和立场及表达方式，探讨官方构建主流舆论场背后的问题与可能的改进。

在已有研究中，虽然有不少以报纸媒体为对象，但对地方日报的研究并不多。现有的基于政府视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围绕群体性事件或网络舆情对政府行政决策及政府形象的影响”上。例如，方娟通过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发现网络舆情影响地方政府行政决策的三个方面：与政府行为的相关度、舆情态度的强烈程度、观点的集中程度^[2]。陈晨指出在网络信息时代，如果政府机构或成员的言行不够恰当，非常容易引发舆论危机……处理不够及时恰当，政府形象就很可能严重受损，公信力也会被削弱^[3]。赵锦平提出政府应端正媒体认知态度、健全信息发布与回应机制、提升媒体使用和处理能力^[1]。这些研究均表明了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主体角色和重要作用，但忽略了主流舆论的构建视角，未能深入研究政府话语策略,探讨共性与问题。本文尝试结合框架分析与话语分析，探求地方日报如何通过“PX”议题的框架变迁和话语策略，构建主流舆论场。

二、研究方法与类目设置 1. 框架分析结合话语分析

“框架”概念源于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著作《框架分析》中对社会真实建构的讨论^[4]。在他看来，框架理论基于理论心理学的“原型”，是一个人的认知框架，广泛存在于人类的交际情境。吉特林认为框架是社会意识在文本中得以表现的形式。框架的运作机制影响人们如何构建社会情景，即“框架化”的动态作用^[5]。甘姆森通过发展戈夫曼的理论，进一步将“框架”细化为界限、架构两个层次。即“框架”先是对内容的取舍进行框定，又反过来利用此“框架化”的内容来诠释外部世界。框架的这些特性有助于媒介设计者通过突出特点和选择来操纵文本内容。甘姆森等人^[6]还提出了“框架包裹”分析方法。即新闻框架由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框架装置（framing devices）两部分组成。逐渐被应用于解析公共议题媒介研究，对媒介话语与集体行动框架的关联有一定解释力，^[7]对本文框架设置和分析过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话语分析上，笔者借鉴了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提出的话语分析综合法。此方法用于分析语言是怎样进行社会活动、表现视角和建立身份的，思考语言是如何构建情景网络的以及情景网络是如何使语言具有意义的^[8]。吉提出人们在说话或写文章时同时创建七种“现实”，即完成七项构建任务：意义（significance）、活动（activities）、身份（identities）、关系（relationships）、立场与策略（Politics）、联系（connections）、符号系统与知识（sign system and knowledge）。总的来说，就是通过话语构建在一项活动或一组活动中，人们的某种身份或角色，促成彼此之间的某种关系，使用某种符号或知识体系，在这种活动中，人和事物承担某种意义或含义，事物通过不同的方法彼此联系或不联系，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9]。本文借鉴这些调查工具，从构建任务的七个维度，考察政府如何通过话语策略构建PX议题的主流舆论场。

2. 新闻框架设置

不同学者对框架理论的研究取向和具体操作方法不尽相同，本研究认同框架的实质是“选择与凸显”。框架设置上参照了甘姆森等人的“框架包裹”分析方法，将新闻框架划分为“框架包裹”和具体的“新闻框架”^[10]。在对样本报纸梳理后，从范围较大的框架包裹开始构思，通过归纳法，概括出可对应问题的框架包裹。接着再逐一思考其下面各个新闻框架的名称与实际内涵。具体操作是对新闻的主题进行编码，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找出每一篇新闻文本所能对应的合适框架。

在概括性的框架包裹部分，依据Hibino & Nagata统合的“进步”与“关切”两大预设框架 ^[11]，结合对搜集到的新闻样本的观察，将“进步”改为“发展”包裹，受到谢君蔚和徐美苓^[12]关于转基因新闻框架设置的启示，根据国内环境议题报道实际情况，增加了“危害”包裹和“责任”包裹。在确立框架包裹后，参考Nisbet & Lewenstein ^[13]与Hibino & Nagata ^[11]分析生物科技新闻时采用的框架，包括：进步、经济愿景、伦理、潘多拉的盒子、科技失控、自然/环境等，设计了框架包裹下的小类目，具体如表1所示。

3. 新闻信息来源设置

为进一步对官方背景的报纸新闻文本进行统计、分类和编码，参考谢君蔚和徐美苓^[12]对转基因新闻的类目设置，在通读样本报纸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初步观察，本文将信息源归纳为以下十类，具体如表2所示。

三、地方日报的新闻框架分析

根据历次PX事件引发的舆论影响程度，选取了其中六次事件的当地报纸：《厦门日报》（含《厦门晚报》1篇）《大连日报》《宁波日报》《昆明日报》《成都日报》《茂名日报》共148篇新闻为研究样本。

1. PX议题报道数量变化

2006—2016年间，地方日报有关PX项目或PX事件的149篇新闻中，合计：报道130篇，评论19篇，将PX项目或事件作为主要议题的110篇。从地域来看，厦门、成都、昆明、茂名几地的报道数量较多，大连、宁波两地的报道数量较少。从历时性来看（图1），围绕2007年厦门PX事件期间，报道数量出现一个小高峰（发展期），2008年起报道量骤减（平缓期），随着2011年大连、2012年宁波PX事件爆发，PX报道逐渐增多，并在2013年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高潮期），此时正值昆明、成都发生时期。此外，各地日报均在当地发生PX事件时进行针对性的议题设置，对其他地方的PX事件鲜有报道。

2. PX议题报道的信息来源分布

对地方日报的信息来源进行编码、统计，如表3所示。整体来看，引用政府单位/官员/政治人物的信息最多（28.3%），这也与日报的性质相符。其次是引用PX项目所在地居民的信息（17.6%）和石化人士（15%），以及科学专家（11.8%），没有引用来自非营利组织人士的信息。

3. PX议题报道框架分析

对149篇新闻文本的框架包裹和具体框架进行抽取、统计，如表4。发现主要框架包裹为“责任”（38.3%），其次是“发展”（31.1%）和“关切”（30.6%）包裹，没有“危害”包裹，即没有任何一篇采用“环境危害”和“健康威胁”的框架设置。从各地具体的框架设置来看，主导框架是“维持稳定”框架（17.5%）、其次是“妥善管理”（15.9%）和“政府治理”框架（15.5%），以及“经济价值”框架（13.1%）也占有一定比例。

将各报纸按照事件的议题发展阶段统计，从各地PX议题框架的历时性变化来看，发现具有一定的共性。（1）在议题形成期，地方日报主要采用的是“发展”包裹，即强调PX的“经济价值”框架，对PX项目的相关信息进行模糊、遮蔽。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出于GDP增长的压力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非常重视PX这样的高税收化工项目。（2）在冲突对抗期，即反PX事件爆发期间，各地日报主要采用的是关切包裹下的“维持稳定”框架和责任包裹下的“政府治理”、“科普知识”框架。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意识到“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或急迫性超过了“经济发展”，转而借用科学技术的客观性、准确性特点发布权威信息，试图采用科普知识来说服反抗的民众，同时反复强调维持稳定、团结、和谐社会的意义。（3）在沟通对话期，主要突出强调责任包裹下的“政府治理”框架，辅以“妥善管理”、“科普知识”框架和关切包裹下的“维持稳定”、“维护民权”框架，一边继续对PX项目的毒性、选址等争议内容进一步进行安全性背书，一边转向尊重民意，保障公民权益（知情权、参与权等）加强沟通，确保政府治理改善等策略，争取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四、地方日报对主流舆论场的话语建构

在对地方日报进行框架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吉的综合话语分析方法，探索日报如何在PX风险争议中从话语的七个维度构建主流舆论场，传达了怎样的态度和立场。

1. 构建活动：政府积极在行动

主要采用责任包裹下的“政府治理”、“科普知识”框架和关切包裹下的“问题解决”框架来构建政府活动。地方日报通过大量篇幅内容展示各地方政府召开的政府会议、新闻发布会、公众座谈会、恳谈会等工作，传达政府对于民众反对PX事件的回应和处理。表现出政府努力搭建与公众对话的平台，倾听民声、民意，与公众充分沟通和协商的态度。其中厦门、昆明相关活动最多，昆明市市长甚至开通个人微博与网友沟通。此外，各地政府还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宁波、昆明、成都还组织了市民参观考察外地PX项目，试图消除公众对PX风险的疑虑，为PX正名。

2. 构建身份：负责任的、可信赖的政府形象

主要采用责任包裹下的“政府治理”框架，以及关切包裹下的“维护民权”框架，构建尊重科学、尊重民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负责任的、可信赖的政府形象。

（1）在政府治理这一框架下，政府机构及官员话语是最主要信息来源，共出现87次“相信”、32次“信任”，相关描述旨在展现政府是值得群众信任的，政府有妥善治理的态度和决心。其次，所援引的民众话语，其意也都是信任政府，对政府工作持肯定态度的；多次强调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对民意（114次）的重视，宣称已经或将会通过“仔细、认真、广泛、深入、充分、公开、虚心”的形式听取（63次）民意，暗示民意已经得到充分接收。

（2）在“维护民权”这一框架下，强调政府对民权的尊重和维护和保障。在冲突对抗阶段，提到与群众代表“面对面”“坦率的”“敞开心扉”的“畅所欲言”，展现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参与权得以发挥。在沟通对话阶段，则承诺或肯定民众决策权得到了重视，民众意见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各地政府或表明做出PX项目缓（停）建或迁址决定是市委、市政府“尊重科学，尊重民意”的结果，或表态“社会没有达成充分共识前，决不会启动该项目”。以上这些内容以政府态度和回应为主要落脚点，通过反复使用“发展”（539次）、“稳定”（106次）、“尊重”（95次）“和谐”（74次）等一系列积极、正面的词语，塑造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3. 构建关系：政府与民众利益一致

一是构建了政府与民众利益一致的关系。以拥有共同的“家园”唤起当地人的家园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对城市（乡土）的热爱，如把当地比作“大家庭”，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比喻成家长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强调政府“和市民一起共同保护美好家园”，呼吁百姓要和政府一起克服、共同度过转型困难期，“家和万事兴”。

二是构建“少数人”与“大多数人”利益相悖的关系—“他者”与“我们”的二元对立阵营的建构。正如张翼提出的观点^[14]25，在关切包裹下的“维持稳定”框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塑造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将抗争民众描述为不理智的、“感情用事”、“借机闹事”的“极少数人”（他者），和描述大多数的“我们”采用对立的话语。指出“少数人”进行的是破坏团结稳定的“非法游行”，引用市民话语表述大多数人是因不了解而担忧，因担忧而反抗，是受到别有用心的“少数人”的煽动而被利用，在与政府沟通后担忧减少，谴责“不法分子”并“企盼恢复良好、有序的生活”。

在这种“他者”与“我们”的对立关系构建中，一方面，将民众进行对立阵营的划分。“少数人”有意制造事端，破坏稳定团结局面，不仅与政府，也与“我们”“大多数人”的利益对立。通过这一关系构建，将“政府”隐匿地归于“我们”大多数群体阵营之中。进一步，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视以及对PX项目的支持，与为“我们”大多数群体谋求切身利益划上了等号，从而争取“我们”大多数群体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将矛头指向“少数人”进行严厉处置，也起着对“大多数人”威慑警告的作用。通过对立，剥夺了反PX行动的合理性基础，政府对其采取制裁的合法性得以建立，反衬出地方政府的权威形象^[14]26。

4. 构建符号系统和知识：政治、科学与生活话语模式的融合

一是地方政府话语在“政府治理”“维持稳定”“维护民权”框架下表现出强烈政治宣传话语倾向。大量使用“重视”“强调”“听取”“部署”“坚持”等动词以及“高度”“主动”“深入”“进一步”“广泛”“充分”“公开”等副词或形容词，例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就多次……深入海沧……调研，广泛听取……农村、街道干部群众的意见。”等，这一类的表述更注重传达政府积极正面的态度和形象，有助于树立政府威望。语言的程式化是从政府本位角度发表观点，但其表达形式单一化，缺乏相应理论、数据或案例支撑，一般为纯文字、无图片的自说自话^[15]。

二是调度专家身份科普PX相关知识。除了在文章中直接引用科学专家的访谈话语，还转载《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的科普文章，及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关于“PX项目的真相”的文字实录等全国性官方媒体的权威内容，彰显政府尊重科学，以及在PX项目的决策上是科学的、客观的和严谨的。

三是采用大量生活化语言。例如对PX项目安全、可靠的描述上，大量使用最高级程度副词，其中使用“最”407次，论述PX生产设备最先进、最节能、最环保，将石化企业描绘成“巨人”、“巨头”，可带来“巨大”的市场和经济效益，及环保方面投入“巨资”等。

5. 构建联系：PX项目安全可控，利国利民

一是塑造了PX项目的安全可控、可靠形象。主要通过“责任”包裹下的“科普知识”来为“PX”的安全和可靠正名，频繁使用“安全”（344次）“正常”（113次）、“先进”（163次）、“良好”（66次）、“可靠”（23次）等形容词或副词。还通过“政府治理”和企业“妥善管理”框架，展示石化企业从项目审批、建设到运营均符合国家法定标准，值得信赖。

典型案例如《海沧PX项目已按国家法定程序批准在建》，表述海沧PX项目是“采取控制标准最严格的项目之一”，符合“国家要求”环境的安全设计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项目选择了“目前国内设计力量最强、经验最丰富的……EPC承包商”。认为该项目是“21世纪的现代化PX工厂”，与“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吉化双苯厂”在设备的精密度、可靠性、污染防治、自动化程度、工安环保的意识与训练、以及工厂管理等方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是通过“发展”包裹下的“经济价值”“生活价值”“政治价值”框架构建了发展PX项目有利于“家园”，有利于人民的联系。如指出“PX的用途十分广泛，和我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发展PX项目能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从而使百姓受益。因为“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PX产业，就会受制于人，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安全。”传达该项目的战略意图和重大意义。

三是强调“维持稳定”对于“家园”的发展的重要性。文中反复强调“稳定”（106次）、“和谐”（74次）有利于发展，而政府维持稳定以谋求发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福于人民，为了共同的“家园”更美好。

6. 构建意义：PX产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展现政府积极行动，塑造政府负责任、值得信赖的形象，构建政府与民众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反复描述PX项目具有的经济价值、民生价值、政治价值。如经常提到“国家”（310次）、“经济”（259次）、“重要”（162次）、“战略”（62次）、“意义”（40次）等词汇，来论述发展PX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强调PX产业对地方和国家的重要战略意义，论证地方政府开展PX项目建设的合法性、正当性。

7. 构建立场和策略：坚持可持续发展

在修辞策略上，主要采取有详有略的话语策略对PX项目的“风险”进行遮蔽。如前文所述，所有样本均对政府采取的积极行动进行报道，无一使用“危害”框架包裹，均从“先进、环保”的角度为PX项目安全、可靠性背书。在话语的具体修辞手法上，隐喻手法比较明显，除了构建“家园”之说，还反复强调坊间流传的PX信息为“谣言”，指出PX被“妖魔化”来否定公众对PX风险的错误认知，以及借用科学知识“揭开PX的神秘面纱”，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合法性。

在议题形成期，主要呈现对PX项目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的肯定、赞扬和期待，强调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冲突对抗期，则将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集体抗议活动事实进行淡化，除发生暴力升级的茂名外，其他各地官方话语都未展现过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貌、起因和过程，反PX事实相关信息被遗漏或遮蔽。在议题沟通对话期，对公众话语的援引也表现出选择性，所引用的信息都表现出肯定和信任政府的态度。但是，作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和事件的发起者，大部分的民众的态度和诉求在报道中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得到足够呈现的只有被孤立起来的“极少数人”的别有用心。至于在PX项目立项和审批过程中，地方政府决策是否失误和初期应对事件时是否有过压制措施，则完全被地方政府在事件处理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取代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地方政府都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立场，强调将会在加大力度保证环境的前提下，更快更好地发展支柱产业，发展地方经济。

五、总结与讨论

各地政府通过日报的新闻框架设置和话语修辞，努力构建PX项目安全可靠、利国利民的主流舆论。然而实际上，历次事件的民间舆论均未能在官方媒体的引导下，真正形成“舆论一统”的理想局面。也就是说，主流媒体的宣传没能达成安抚民意，顺利实施项目的结果。基于上文对其话语构建的分析，可知是地方政府的立场决定了官方话语对PX风险“不在场”的建构策略。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和策略，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地方日报在主流舆论场的建构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公众真正关心的PX项目潜在的健康和环境风险，多采取回避态度，未能及时进行公开坦诚的沟通，甚至利用威权禁止和压制反对声音，由此引发了更多的猜测和揣度。二是虽然引用多位专家进行正面科普，但“挺PX”专家多为隶属于政府部门和石化企业的科研人员，专家立场的中立性和值得考量，专家科学话语对公众来说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三是在对待PX项目的价值上，要么重视宣传地方财政利益而忽视民众诉求，要么忽略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的矛盾（如宁波PX事件的导火索是拆迁问题），所以公众体会到的实际上是一种“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其实际效果是站在了与公众利益对立的位置。事实上，“PX”争议不仅仅是科学知识问题，还包含复杂的社会与境（context）下的知识。公众关于PX“危害说”的风险认知还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例如，附近工厂排放的“酸臭味儿”刻画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印象，吉化双苯厂爆炸等事故让人们看到了专家号称具有安全保障的高科技在事故发生时产生的极大危害。这些早已形塑了公众对风险的普遍认知。

科学传播研究已经指出，当代社会遇到的科学争议，其问题常在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上，因而公众理解科学活动必须发生一些变化。解决科学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的途径应是向公众传播科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一味地掩盖不确定性就等于丧失公众的信任与尊重^[16]。因而，在涉及科学（环境）的争议中，地方日报等大众媒体应注意调整和转换立场。一方面，深入了解公众真实风险感知和利益诉求，为普通公众提供及时、有效沟通的话语空间，“科学”理解公众；另一方面，立足于具体的社会与境，客观、全面的传播风险知识及其不确定性，在相互沟通基础上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在这方面，关于公众理解科学的许多研究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只有与公众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取得公众的理解和信赖，才可能化解争议和重塑地方政府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