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什么，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科技工作者的内生动力来自何处，是哪些因素驱动着中国和世界的科研发动机？破“四唯”有解吗，如何更好地激发“从0到1”的原始创新活力？规模宏大的中国科研群体，如何更多涌现人类级别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本文试图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简要的探讨。

1. 科学二元价值观之浅见

科学可以看作是一个过去完成时、现在进行时与将来发生时的混合体，通过创造的知识或发明的技术得以传承。科学文化也在此过程中得以成型和发展，是科技与人文、政治、经济、哲学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对待科学的态度表现为科学文化与科学精神，优良文化无疑是催生科学创新的助推剂和润滑剂。科学的功效除了启迪智慧之外，更直接地体现为产生的知识或技术，这个过程一旦结束，科学就成为既往成果；知识或技术促成的社会响应，表现为当下的科学研究，是正在进行时；对于人类未知的孜孜以求，正是科学将来时的生动写照。科学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流转就体现为传承。显然，科学活动中产生的知识并不总能发挥实际作用，也就是说知识并不等同于技术，对于可同时带来知识和技术的科学，堪称完美科学（perfect science），只是这样的科学可遇而不可求。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科学具有二元价值，即精神的价值与物质的价值。前者在于带给人类以智慧启迪甚或身心愉悦，其外在表现有时并不具体；而科学的物质价值则相对明晰，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方面。科学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之间以及价值大小可以发生转换。科学的精神价值更多对应于知识，而物质价值则主要对应技术。精神层面价值取决于不同个体的体验和认知，比如，宇宙科学领域的发现对于天文学家来说，其精神价值是巨大的，但对于一个亟待找到完美产品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家而言，其价值则有限得多。可见，不同领域对于科学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科学文化。

2. 科学创新的哲学观

尽管对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实践，人们对科学创新的看法千差万别，评判科技成果的标准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仍能从科学的基本属性中找到统一的价值观。鉴于科学的发生就是探明未知，因此从科学成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脉络中可以找出主线。围绕这一基本点，可以得出对科学创新的本质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集大成的经典之作《道德经》实际上已提供了清晰注解。老子在这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思想深邃的宇宙生成论，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实际上，杰出的原创科学恰恰就是这其中的“道”，它们能够催生接二连三的发现与发明。

近百年来科技上的突飞猛进，都是因为发现了“道”。远的如细胞学说、量子力学、航空学、无线电学，近期的如DNA、计算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当下的如人工智能、机器人、超导、新材料新物质属性的发现等，它们最初的突破无一不是因为找到了这样的“道”，并由此促成了各有关新兴学科的出现。当下的中国正在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各种令人鼓舞的发现和发明纷至沓来，一改以往科技领域积贫积弱的面貌。然而需要冷静和清醒的是，对于志在创新、贡献世界的中国科技群体而言，在人类级别的开创性发现和发明方面，做出的贡献仍然太少了。也就是说，对科学之“道”的贡献还相对稀缺。虽然现实中不乏各式各样的“成果”，它们本质上属于原初科学发现衍生出的细枝末节型“万物”，却因科学文化的某些失衡，被当作“道”来给予各种嘉奖和认可。若这样的科学文化盛行甚至固化下来，尽管会带来科技界表面上的繁荣，但并不利于让科学精神回归并深度激发原始创新，因此，科学文化需要适当而及时的纠偏。

3. “四唯”现象的出现映射科学文化的某种失衡

一个在科学上有所贡献的人士，其成果会以论文、著作、专利、产品等形式发布，作为奖励和回馈，社会则相应赋之以学位、荣誉、头衔、职称等，并将这些回馈与个人成就对应起来。无疑，这些对应有一定关联，但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偏差，若偏离严重且缺乏合理认知和引导，就会发展到极端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现象，也就是当下俗称的“四唯”。此方面的弊病已日益显现。科学的本质在于通过坚持不懈地探索做出发现或发明，而“四唯”中每一项奖励的获得过程都可能因人为或其他社会因素的介入而被扭曲，以至于一些科技工作者基于创新性较低的成果也可能获得大大小小的荣誉和头衔。事实上，在科学的层面上，“道”先于其后发生的“一”“二”“三”乃至“万物”，其突破显然要困难得多，价值也自然高出不少。若学术评价体系失衡，偏离“道”而认可“万物”，反而引导人们过度追求容易得多的“低垂果实”，久而久之，当“万物”者甚众而独缺“道”时，人们会失去对科学原初的判断和认识，极端者甚至会导致科学发展迟缓乃至停滞。如果失衡的“四唯”掩盖了背后的科学，默认了对荣誉和头衔的不当认可，反过来也会削弱对真实科学贡献的尊重。

对于一位科技工作者而言，最高的嘉奖和贡献无疑是发现科学中的“道”。因此，在引导和激励原始创新方面，应以面向“道”的贡献为原则设计规则。失衡的科学文化无疑会伤害到创新本身，这个问题其实是容易理解的。在现实中，某些本质上只是“道”的衍生品甚至“万物”类的成果，由于包装精美，有可能获取很高的荣誉和认可，而真正原初的发现或发明却由于筛选机制的缺失而被排除在外。这种对于“万物”嘉奖而非对“道”的认同，久而久之，会形成不良示范和文化传承，继而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4.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筛选机制在于对科学之“道”的溯源

良好的科学文化应能助力科学发现和发明，若实际效果并非如此，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样的文化出现了问题。比如发现青蒿素的例子，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为人类抗疟药物开拓了新方向而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最初的贡献就是“道”的发现，由此引发了大量后续研发和应用。而发人深思的是，屠呦呦在赢得上述世界性认可之前，其重要贡献在相当长时间内未能得到业界足够认可。与此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

不难看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看重的是科学之初的“道”，其对科学的重大激励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世界科技界树立了极高的口碑。这项奖励的筛选原则就是溯源文化，无论发现者拥有何种资历、学历、国籍乃至地位等，均可能因杰出的科学贡献而获奖。该奖始终着力发掘追溯最早的发现或发明，彰显了科学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路径。回顾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最近数十年的颁发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国内的科研群体规模虽然庞大，但在2015年前却无一项成果入选，这从概率论的角度看是难以想象的。按照科研人员基数，若遵从机会均等原则，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因素，超大型科研群体应该总有不少成果胜出，但结果却并非如此，说明对应的科研文化确实出现了某些失衡。实际上，要让如此庞大的科研群体在漫长时间中整齐划一的远离重大发现，远比让其实现突破要困难许多，这说明科学之“道”缺失了科学精神的滋养。

值得指出的是，重大发现和发明并不总是依靠庞大的科研经费堆出来，也就是说单纯砸钱未必管用，这一点凸显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传承的重要意义。比如，在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在结晶牛胰岛素、籼型杂交水稻、青蒿素等的发现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和尊重。

5. 加强溯源文化建设，激发“从0到1”原始创新活力

培植“从0到1”科学创新土壤，需要相应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目标在于发现和发明，尤以源头创新为佳，按此原则，无论做出科学发现的是功成名就的科学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均应受到同等尊重。对一位科技工作者的认可主要应该基于其做出的发现或发明，若无真材实料，即便该个体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获得了各类头衔、奖项和荣誉，其科学成就并不会对应增加。如此看来，现实中的一些做法难免有些本末倒置，比如让头衔、地位、荣誉、文章数及期刊档次等指标压倒一切，业界往往给予荣誉等身者以无上荣光，而对岌岌无名者取得的科学成就却熟视无睹，甚或在对其认可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致使“四唯”现象愈演愈烈。

崇尚创新，需要的是尊重原创及源头贡献者，而非其他。“四唯”的流行实际上偏离了科学的轨道，因为荣誉和科学贡献本身并不总是准确对应的。此类文化一旦固化，会造成价值观的混淆和模糊，极端者甚至会锁定科学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途径之一或在于加强溯源文化建设，基于科学的发展脉络，以溯源文化为原则的评价机制在实践上也是具有操作性的，特别是当前得到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可助力此类成果的鉴定和识别。

加强溯源文化建设，有助于让探索者心无旁骛地追求科学与技术突破，更能激发“从0到1”的原始创新活力。这样的科学文化，有助于让科学精神回归，科技工作者回到初心，并自觉以原初发现和发明为目标，久而久之，“四唯”现象会逐步淡化。当该学术理念逐步成为共识时，将会促成更多科技破壁者和人类级别发现和发明的出现，科技发展进程也会得到相应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