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由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申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和维纳（Norbert Wiener）在20世纪上半期奠定了概念基础，^②依托20世纪60、70年代获得突破的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90年代风起云涌的网络联接热潮中的技术喷涌，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包含由此获得实现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在70年代启动的新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涌现并迅速席卷全球，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促成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新的社会形态的兴起。这一重大历史发展，向科学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理论，提出了当代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怎么理解当代社会形态的兴起、特征及可能走向。

面对这一问题，主流话语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肯定私有财产、有效市场、个人（及企业和贸易）自由、多元化和参与民主逐一出发，认为ICT革命使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在于，由ICT革命引发的知识经济（经由知识社会化实现的学习-创新经济）和网络经济（经由网络实现的在生产的组织管理上的灵活自主协作，以及市场运作中的参与协作或民主化）带来了崭新的生产力，而且更重要地表现为，直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自主地位的提高和参与度的增加，从而使每个劳动者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由于这些变化，美国（西方，乃至全球）经济进入了“新经济”阶段，一个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而资本主义也相应地进入了一个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无危机）发展、未来繁荣、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世界和平的人类发展新阶段（如果不是历史终点的话）。^③[1][2][3]

这样的解读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受到西方文化左派的抨击。后者在深入分析技术-经济变革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所谓新范式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对抗依然主宰着当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其中最为活跃的一群意大利自主派马克思主义者，^④还对当代社会形态做出了以认知资本主义和非物质劳动为核心概念的激进分析。这一分析，随着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三部曲的出版，^[4][5][6][7]迅即成为全球学界左派讨论当代社会特征和走向的主导话语；在我国也有广泛的影响。自主派解读据以展开的哲学框架尤为引人注目。借助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基于情动（affect）和欲念（desire）的伦理本体论，^[8]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基于生命权力观的主体建构论，^{[9][10][11][12]}自主派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概念对当代社会分析的适用性，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历史，与时俱进，吸纳斯宾诺莎、福柯以及（时隐时现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真知灼见。^[13][14][15]面对自主派的“理论创新”，是把劳动价值论和无产阶级概念送进思想史的博物馆，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探讨当代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下文将要指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斯宾诺莎-福柯式的理论建构）出发，才能对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形态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才能认真探讨新形势下的历史主体。

自主派的解读，在左翼内部不无争议。但多数异议局限于对个别概念的质疑，很少触动其理论基础和整体框架。对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社会历史根源，更是争论中的盲点。本文认为，自主派在拒绝主流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凯歌行进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化上的巨大压力，内化并分享了自由派的主要预设，特别是有关（作为资本主义建构原则和发展动因的）创造性个体作为历史主体的预设，进而认可了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再推而广之，把这一个体建构原则认作未来社会建构的普遍原则。自主派从马克思倒退到斯宾诺莎、福柯和哈贝马斯，提出以诸众（multitude），即通过主要以网络为中介的理性交往而形成的异质自主个人的松散组合，取代无产阶级作为新的历史主体，根源就在这里。

在当前的经济政治实践中，自由主义仍然拥有无可争辩的话语霸权；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却远远落后于文化左派的理论气势和吸引力。因此本文着重于后者，将前者主要作为参照。第二部分简短引入由ICT革命促成的新范式。第三、第四部分梳理自主派的观点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观点的剖析。第五部分讨论对当代社会及其未来发展不同构想间的异同：自由派的平台资本主义，自主派的公地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中构想的社会主义。有关自主派话语体系的哲学框架的分析，有待另文展开。

二、ICT革命和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兴起

ICT革命中的C（communication）指通讯，但有时译为交往或沟通更合适。交往是社会关系的中介。劳动和各种其它的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组织）何以可能?人的社会性从何而来?对此，《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回答是，只有通过交往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劳动才有可能，社会组织才得以形成。因此，交往是经济生活和一切社会现象的构成原则，其功能是相互理解、通向合作。但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功能往往被异化为工具性的控制和操纵。然而吊诡的是，理解与合作不但可能，且是操控的前提。有学者据此提出，去除交往的异化形式，真正的交往社会，即基于社区和公地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能出现。^[16]愿景虽好，但消除异化的主体不明，阻力和动力也不清楚；其中牵涉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后面再谈。

要理解ICT革命的社会意义，确切把握沟通与劳动互为建构的关系至关紧要。既然沟通是劳动和一切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的构成原则，那么讨论劳动也就必须讨论沟通。当然，要研究沟通，首先必须研究劳动，因为沟通首先是劳动这一人类最基本活动过程中的沟通。从这个视角，就很容易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个人计算机、移动设备和网络出现为标志的ICT革命所带来的沟通的当代特点（特别是快速即时准确有效多渠道大范围的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新的劳动组织形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主要表现在全球流通中对劳动过程的分解外包组装集成，把全球南方和北方的多类劳动整合成灵活的网状劳动组织，即所谓全球分工和产业链/价值链。新的沟通手段刷新了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而后者对前者的强劲需求，也正是前者迅猛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支持。

当代沟通手段的广泛应用，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开拓了新的空间。它要求劳动者有能力根据生产过程和质量要求的不断变化及时做出相应的评价反应，个别处理和集成整合并进。劳动者需要熟练运用数字通讯技术和网络设备，即时与团队成员和其它团队沟通，形成灵活有效的协作。由此经由正负反馈不断调整，生产过程“自行”延续，避免了费时低效地上交问题、等候指令的旧模式，使生产成为一个几乎是自组织可持续的过程。

满足这些要求的前提，是赋予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或自主权。因此而产生的劳动组织，必然凸显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扩展劳动者自主创新的能动性，在客观上容纳甚至鼓励劳动者积累其自身（资本无法剥夺的）知识和智慧，包括自行组织管理和协调生产的能力。后果之一，表现在生产组织上，是从原有纵向的、集中统一的等级制的指令-执行管理模式，转为横向的、通过网络水平联结一系列分散而自我管理的较小功能单位，形成一系列反馈圈的网络分权模式。后者便于灵活高效地当场解决难题、及时应急协作，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能力智慧的积累传播，能够促进集体智力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形成和提升，从而推动各类（特别是高科技）研发的高速涌现，实现向创新驱动型智能-网络经济的全球转型。

生产力中的这些深刻变化引发生产关系中相应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不外资本所有权与劳资雇佣关系。生产组织的网络化，导致产权（所有权、使用权等等）形式的相应变化，包括衍生权利间的博弈及其法权表达，诸如层层外包所产生的逐级递传的承包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供应链上每个环节的供销权等等。即使单一的所有权从来并非封闭，却也因此而加速分解为更为松散的权利束。由于名义上的所有权进一步弱化，重要的已不是法律上的归属，而是实际上获得对相关生产条件使用权和控制权的保证（guaranteed access）和途径。

相应地，劳动市场上的雇佣关系也在深刻变化。“灵活”意味着缺少稳定和保障。一方面，劳动者似乎享有极大的自由：除工薪社保之外很少有硬性的约束。另一方面，资本家、平台及包工头也有了更多的自由。终身雇佣变成定期合同，长期合同变为短期合同，甚至不签订任何正式合同。铁饭碗没有了，劳保福利逐项减少，最后只剩下现买现卖的临时劳务关系，工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与当代技术连带的灵活雇佣，在资方意味着利润最大化，责任最小化。而劳方的状况，则全凭实力和运气，缺乏保障和安全感。此外，当代的通讯技术还催生了数字泰勒制勒制泰勒制^[17]。泰勒制是资本控制大规模工厂劳动的一种严苛的管理形式。然而数字泰勒制更加严酷，用科学算法把劳动强度提高到生理极限。在环卫工人手腕上安装监控器，用警报器监督和限制休息时间，不过是其中一例。派送小哥在强大压力下紧张工作，以致不得不闯红灯才可能完成规定的任务是另一例。2019年美国有本书叫《监控资本主义》，揭露国家机器如何与大资本勾结，对社会实行全面监控。^[18]当代技术的这类应用使剥削的方式和效果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造成自由的恶性沦落和生活的全面异化。

ICT革命有两大后果，对塑造当代社会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是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各地的生产，都只是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一部分。无论低端高端，都掌握在资本手里。这里说的资本，指的不是单个的资本，而是由全球金融资本控制的资本整体。这样的资本整体何以可能?在芝加哥、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涌来涌去的海量资金，是怎样通过金融市场的操作，被整合成高度智能化的全球资本?它又如何通过一系列落实在计算机算法程序中的精致数学模型，几乎自动地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控制全球经济、剥削全世界的劳动者?答案是国家、地区、行业等等之间信息的快速保真传播。金融市场全球联网的基础是ICT革命，它使金融一体化成为可能。而金融一体化又是全球化的必要工具。正因为当代信息流通是金融一体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本条件和构成要素，金融资本及其代理人必定要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决不松手。对此，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厢情愿的梦幻派不同。他们头脑冷静，十分明确对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体控制权的争夺，是一场生死搏斗，绝非通向共产主义的捷径。

ICT革命的另一后果，是当代传媒（包括最为有效的互动型自媒体）的更新，使之能把意识形态上为资本主义的辩护，渗透到社会生活和公共文化的一切方面。辩护的主要理据是以下追求的合理性：第一，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发展主义。尽管其驱动力是资本追求无限积累的贪婪，但在传媒中，以GDP等为指标的增长，却长期被打造成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第二，消费主义。从高端时尚到低端实惠，从物欲诱导到心灵鸡汤，当代传媒无时无刻不在有针对性地宣传和推动消费，使之成为麻醉劳动者、支撑发展主义、挽救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效药。第三，民主万灵。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通过选举早晚都能解决，不需要制度革命。对形式民主的迷信，正是迄今资本主义巍然不动的主要社会原因，也是当代传媒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个呼之欲出的结论似乎是，ICT革命催生了当代由网络支撑、金融资本控制、学习创新驱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组织管理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智能经济。但技术决定论完全无视这一新技术-经济范式兴起的社会根源。实际上，它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对凯恩斯主义失败的回应，是按新自由主义重组，从而巩固和加强资本全球统治的努力的一部分。更具体地说，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趋明显的北方国家中利润率下降和经济滞涨，在资本看来是福利国家具体实施的凯恩斯主义向有组织的劳工（要求高工资、高福利、充分就业）实行阶级妥协的失败。资本的反应是产业转移。两个直接的后果是：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和工会力量的削弱，福利国家的逐步掏空和散架；南方国家的加速工业化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急剧增加。在这一新的语境中，资本为了维护并强化其对全球劳工的统治剥削，其战略也发生了变化。新战略的核心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内，发展和控制生产和流通中的关键科技（设计、自动化和网络）。这一战略有力地推动了向创新驱动的新范式的转型，从而使知识的权重在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所有部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日益彰显。^[19][20]

这一新范式，在经济上，使资源、劳工和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各种好处，使生产率大为提高，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同时，它也为社会形态从局部到全球的全面转型提供了原型（智能化网络化）和转变的方向，从而揭示了时代的特征并提示其未来演变的方向。在推动者眼里，这是个使各方受益的好范式：资本能灵活积累，劳动能自主参与，消费需求能得到个性化的满足，分享合作从此取代冲突对抗。^[21][22]它被欢呼为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多元民主）制度基础，^[23]使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欢呼者的盲点（看不到新范式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商品化，资本对劳动的全面监控，以及经济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成为西方左派尖锐批评的焦点。新范式，在意大利自主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当前极为活跃的西方左派看来，只是资本主义继工业福特主义后出现的一个以信息-知识生产为主的新阶段，即认知资本主义阶段。认知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它只是通向后资本主义的一个中间站。自主派对新范式的这一解读，内容丰富复杂，洞见与谬见并存。因其理论气势和在学界的深广影响，有必要对其主要理念作一剖析，以正视听。

三、当代社会形态的基石：认知资本主义中的非物质劳动—自主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自主派从其工人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对前述新范式的社会根源，有正确的认定；对其所依托和体现的制度架构，也有尖锐的抨击，指明其为资本权力新形式，概括为认知资本主义。但是，在讨论认知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种种洞见和谬见之前，有必要首先指出，自主派在批判自由派对新范式的解读的同时，也分享了后者的两个缺少根据的基本预设。第一，新范式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即劳动者也开始拥有并积累增殖中的固定资本，以及经济管理的渐趋民主化。自主派认为，制度基础的这一变化，即劳资区别和劳资对抗的渐趋消失，为向后资本主义过渡提供了必要甚至几乎充分的条件。第二，自主派认同自由派的基本预设，即创造性的自主个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自主派那里，这一主体在新范式的语境中以诸众的形式出现。两个预设合在一起，构成了自主派分析当代社会形态的概念框架：劳动者这一历史主体，由于其内在本性^⑤，把资本主义从旧（工业）范式推到新（认知）范式，并将进一步推向后资本主义。

对新范式，与众多流行的称谓（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后福特主义、知识经济、网络社会、传播资本主义等等）不同，自主派从调节学派的理论立场出发，用认知资本主义为其定位。他们认为，新范式的规定性特征，是资本增长积累和调节的主要对象已从传统的工业产品演进到广义的认知产品。^[24][25]这确实是迄今为止对新范式最贴切的定位：既指出新旧范式间的连续性，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监控和统治；又把资本通过认知产品而增殖这一新的现实提出的种种理论问题，推向了前台，为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了开辟道路。

认知资本主义框架中的核心概念是非物质劳动。^{[5][26][27][28]}这里，自主派最具洞见的突破，来自其早期成员阿奎提（Romano Alquati）对计算机工厂中劳动的研究。^[29][30]他发现，在工厂运行过程中流动的信息，由于活劳动的参与而不断增殖。此后，自主派从增殖信息（valorizing information）的概念中引申出两个重要的观察。第一，参与信息增殖的活劳动的数量和范围，由于经济发展和网络的兴起而不断扩大，导致增殖信息演变为大众智能（mass intelligence）。“大众智能”被宣称为是对马克思在1857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31]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指的是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拥有的、体现或固化在机器和劳动组织中的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把握，而自主派的“大众智能”则突出了活劳动对一般智力的参与和贡献，从而凸显了“一般智力”的动态面向。第二，通过其异质创造而使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增长的活劳动，比体力劳动更重要，是随着知识经济崛起而扩张的、难以商品化也不应该商品化的、与机器不同的主观生产力。^[32]

这些观察，在新范式的语境中，导致了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这个概念有两个面向。就其经济面向而言，它标志了资本和劳动的技术组成的改变。在工业范式中，一般智力的水平制约着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是资本组织生产时必须投入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被资本雇佣的劳动，属于可变资本。在新范式中被雇佣的非物质劳动，部分因参与信息增殖而直接进入动态的一般智力的活劳动（劳动者的默认知识、技巧和能力），也能对提高生产率做出积极贡献，因而也成为组织生产必须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其自我增殖，也可以看作是总资本自我增殖的一部分。可是，这部分不断增殖的随附在劳动者身上的固定资本，资本无法攫取，只归劳动者所有。此外，非物质劳动中包含的一般智力概念，也为自主派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分期原则。在前工业时期，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比体现一般智力的机器重要；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活劳动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劳资矛盾往往表现为活劳动与机器（死劳动）的矛盾；在新范式中，活劳动成为比机器更为能动、更具创造性的生产力，虽然它仍受控于资本，被资本所剥削和压榨。最后，当一般智力摆脱了资本的控制，真正社会化了，人类就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

就其认知面向而言：它继承了马克思对智力的理解，即智力是对劳动过程的分解和符号性重组。这就超越了图灵申农对智能（局限于可数字化的）的静态理解，揭示了智力的活劳动起源及由此而来的动态增长本性。智力可以通过形式化，数字化和机械化而转化为自动装置（其高级形式是以算法为核心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智能机）。^⑥但智能机中的智能（定向流动的自增信息）来源于活劳动；深藏于预定目标中的算法，其诞生和改写，更在在挂钩社会需求，绝不是纯智力的产物。

那么，究竟什么是自主派所说的非物质劳动呢?首先，描述上，它不能用活动来表征，因为所有的活动都必然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有体力和脑力的贡献。所以它只能用其产品来表征。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有关信息和知识，涉及语言、符号、图像乃至舆论等等。另外一类产品则包括所有涉及人的情绪、感觉、人际关系的服务。所有提供这两类产品的劳动都是非物质劳动。

以哈特和奈格里^[4][5][6]为主要代表的自主派，挪用福柯“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的思想，^{[9][10][11][12]}宣称可以用包含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其中第二类又可以扩展到涵盖一切文化、创意、牵动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了的人类活动）的所谓“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生产这个概念来概括当代社会的劳资关系，并用生命权力来表征资本对劳动的权力。他们认为，资本的生命权力不仅存在于传统的生产领域（如工厂），而且扩展到了一切生命政治生产领域，乃至全社会。换言之，资本以无所不包的帝国的形式收编了（subsumes）整个社会。与此相应，在资本生命权力网络的每个节点，也必然有异质劳动者（诸众）的生命政治抗争。资本的权力无处不在，诸众的抗争也无处不在。帝国与诸众的对抗，成了自主派分析当今时代的整体框架。这种福柯式的分析框架表面激进，其实问题不小。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毛尖教授追问一位激进左派：“如果抗争无处不在，那么主战场在哪里?”这个貌似天真的问题，其实极为严肃。对于福柯及其追随者，可以说是一剑封喉。这是因为，主战场的问题，在“到处都可以抗争”的口号之下，已被消解。而没有主战场的抗争，对于现存秩序不可能构成任何威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福柯被公认为是激进左派，其实相当保守。^[33]

理论上，自主派强调非物质劳动的两大特点。第一，它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无法标准化或量化，因此无从测量。^{[34][35][36][37]}由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劳动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抽象劳动这样一个能够测定的量来表达的；而无法量化的非物质劳动，显然不能用可量化的抽象指标来表达其价值；自主派据此得出结论：非物质劳动超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由于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社会中已占主导地位；作为趋势，在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中将愈益重要；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论对当前经济社会的分析，还是对未来的展望，都毫无用处。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切产品，包括非物质劳动的产品，都要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进行交换。要交换就得有价值。如果劳动价值论不适用于非物质劳动，那么非物质劳动产品的价值从何而来呢?自主派的回答是，来自不断提升的一般智力。其论证思路十分简明：一般智力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在当代还能对公共财富或公地（common）的增长做出特殊贡献。由于资本通过对公地的圈地和商品化获得租金，是当代资本摄取“利润”的主要来源，这一利润模式构成资本积累的新范式，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而非物质劳动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不过是此类租金的一种转化形式，它的根源是在一般智力。但是，这种解释中涉及到的一般智力，由于其在自主派的框架中，有时（但不总是）解读为有活劳动参与的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而不总是只取其作为活劳动成果转形而成的脱离活劳动的静态条件，自主派的一般智力价值论，在这种正确的解读中，其实并没有真的跳出马克思的价值来源于活劳动这一基本框架。

非物质劳动的第二个特点有关劳动者的自主性。自主派注意到前面讨论过的新范式对劳动者的能力要求和提供的知识积累、扩张自主的空间。在强调这些特点时，自主派却忽略了这样的要求和空间只适用于特定的信息-知识类的非物质劳动，而不适用于其它类型的非物质劳动，如老弱病残的护理及各种服务性劳动。即使在信息-知识类劳动里，其实也不适用处于核心地位的技术或管理人员之外的大量辅助人员。自主派把非物质劳动的分工和非物质劳动者内部的分层一笔勾销，然后选择性地夸大某一种类某一层级的劳动特点，用以概括和表征整体的非物质劳动和劳动者，乃至整个当今和未来社会。于是在理论讨论中，这些特点就成了下述一些一厢情愿的论断的依据，引发了一系列概念混乱。

很多分享自主派观点的学者断言，非物质劳动本身有非异化的、自我实现的内在特性和潜力。^{[20][38][39][40][41][42]}既然非物质劳动者必然有一定的自主和裁量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自己决定工作的方向和程序，以及跟谁合作、怎样合作，寻找灵活的合作方式；那么他在劳动中就不会感觉丧失自我。相反，他会觉得劳动是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尽管目前条件下劳动异化并没有消失，劳动还不是乐生的第一需要，实现自我还更多地停留于理想。但只要是非物质劳动，它就内在地有摆脱异化、实现自我的规定、冲动和不可遏制的趋势。这个乐观主义的理论预设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其所处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是否为非物质劳动。这个预设或隐或显引出的结论是，只要顺（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而为，让非物质劳动的内在潜能得到充分展开，劳动的本性就会发生根本转变，从人性的异化变成人性的实现。推翻资本主义的任务，就算没有明文取消，也已经退隐到模糊不清的背景里去了。

自主派另外一个论断的含义则更为激进：非物质劳动内在地创造了新型的劳资关系。就资本而言，由于非物质劳动生产过程所具有的自组织特点，使得当代资本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资本，不再具有组织生产的功能，而只是外在于生产过程的食利者。这是自主派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观点。资本外在于生产过程意味着（1）资本寄生腐朽，已经完全失去经济上存在的理由；（2）剥削主要不是通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利润，而是依赖圈地和剥夺获取租金；（3）资本主义正在向封建主义蜕变，陷入其历史上最深刻的危机。与此相对照，就劳动而言，虽然受剥削，但非物质劳动中所需要的能力，其积累提升和不可抑制的自我增长, 使其成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组成部分，成为前述组织生产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由于这部分不断增殖的固定资本，属于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这就为劳动者从根本上颠覆资本统治提供了新的条件、途径和可能性。结论是，由非物质劳动所带来的劳资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劳资关系进入了一个劳强资弱、劳动者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阶段。由此，40年来资本借助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引导在全球化过程中高歌猛进，而劳动者节节败退乃至全线崩溃的历史悲剧，在层层虚幻的“内在”胜利或胜利愿景的安慰和麻醉下，竟然幻化为向着最终解放大势所趋的凯歌行进！这里，自主派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仅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就是资本密集型的非物质生产，也势必并且尤其只能由资本来组织、经营和管理。所有的自由裁量和自主性，灵活协作和自组织，都由资本牢牢控制。有助于企业盈利和市场竞争力，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会被允许和鼓励；否则决无存在余地。只要不把少数特例嫁接到普通的非物质劳动者，并把它认作当代社会的整体特征，很难看不到这一点。

自主派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论点，有关ICT革命时代新历史主体的建构。他们把非物质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抗争能力的增强，这样一个整体性的特点，泛化到每一个别的劳动者，再从个人而不是阶级或集体的动向，宣称一个新型历史主体的形成，是个很可疑的论断。其论证思路如下：非物质劳动内在地为劳动者的创造和抗争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基础。由于非物质劳动者的能力具有明确的因事因时因地制宜的特殊性，其存在和发展具有不依赖他人的独立性。因此劳动者各有能力自我发展，独立抗争，虽然网络连通的集体抗争效果可能更好。这个新的历史主体革命主体，就是前文提到的诸众。诸众由很多奇点（singularity）通过网络构成，每一个奇点都是独立的个人。诸众作为对抗资本统治的新型主体，是我们时代的新实在, 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内部同质的工厂无产阶级。^[43]这套思路所忽视的，是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反抗资本主义只能是阶级的行为和任务。由于本来意义上的工厂无产阶级渐趋式微，如何重构革命主体确实是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重要问题。自主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进路是否站得住脚，值得认真探讨。

四、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

自主派把新范式解读为认知资本主义，其中社会对抗（权力、统治和抗争）的建制形式则是帝国和诸众。认知资本主义的理论核心是非物质劳动概念。它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提出的挑战，也是围绕着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而展开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应对的最佳进路，是在吸收自主派洞见的同时，对非物质劳动做出判析。出发点自然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为了避免概念混乱，首先要注意，马克思看待劳动有三个视角。第一个是人类学视角，主要体现在他早期的1844年手稿。在那里，劳动是主体性建构的决定性要素，是主体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第二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经由“认识论断裂”而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来说，人的类本质不是纯精神的，而是物质的存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劳动和经济活动因此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重要的活动。第三个是政治经济学视角，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三个视角的共同点，是不把劳动简单理解为体力支出，而是从哲学层面上把握劳动在各方面的意义。

其次，必须明确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使用的价值，指的是沉淀或凝聚在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中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这里牵涉到一系列理论问题，比如社会必要劳动如何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怎样确定和测量产品的价值?等等。深入讨论这些核心问题之前，需要先注意劳动价值论在方法论上的特征。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对劳动和资本作了整体的结构性的界定。从整体上界定，就不是以单个工人、单个资本家为分析单位，而是以社会为背景，涉及平均利润率，现在更牵涉到全球金融资本、全球价值链等等。因此，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并不是单个劳动者和个别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而是两大阶级的对立。这两个阶级作为整体，也不局限于某个民族国家。这是马克思的整体观，也是他国际主义的理论基础。从结构上来界定，指的是，从价值只能是劳动所创造这一点出发，强调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相互构成、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结构性关系。资本从哪里来?只能从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转换而来。那么劳动呢?在马克思讨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能是雇佣劳动，它在资本那里就是可变资本。因此，有资本的地方就必然有劳动，而劳动也只有在资本存在时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造成统治和剥削；而被统治和剥削的劳动必然要反抗。剥削与反抗，压迫与反抗是一体两面，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这就不能是自主派说的那样，资本的所有行为都只是对劳动者反抗的回应；同样，也不能认为劳动者只能被动地反抗。当然，劳资关系的结构性界定，也蕴含着两者关系中，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结构性依赖（相互依存、妥协合作）的一面。自由派和改良主义者夸大这一面当然不对；但否认这一面，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劳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时，就难以做出恰当的分析。

同样需要重视的，还有劳动价值论对理解历史主体和进行社会批判的重要性。劳动价值论确定了劳动者是价值创造的唯一主体，也就确定了其在经济活动中，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此外，劳动价值论，以及在这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摧毁了资本主义的道义基础：通过剥削剩余劳动进行的资本积累，没有天然的合理性。这又蕴含着，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想象另类社会的可能性。比如说，根据劳动价值论，逻辑上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安排，其中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回归于劳动者所有（包括用于再生产）：或者根据公平原则统筹分配，消灭剥削；或者在劳动者自治的社会里按需分配。

现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硬核：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明确了什么是劳动，什么是价值以后，理解劳动价值论最困难的问题是：逻辑上，劳动怎么实现向价值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逻辑转换从来不是一个思辨的过程，而是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这就牵涉到转换的社会历史条件。这里，首先得澄清什么是社会必要。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社会必要指的是，劳动产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并得到社会认可。不能直接间接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没有价值。并且，满足社会需要的指标是获得由市场需求表达的社会认可。社会不认可，再费劲再宏大或再精细再自我充实的劳动，也仍然毫无（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

其次需要澄清什么是抽象劳动中的“抽象”。^⑦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不同，不能有质的区分，只能有纯粹的量的不同。正因为是纯量，才能对之进行统一的测定和比较，并使等量交换成为可能。不同质的劳动无法比较，也就无从交换。比如酿酒和跳舞不能比较，从而无法交换。只有把这些具体劳动的质的区分剥离掉，找出某种酒的生产中包含多少抽象劳动，某场舞蹈表演（非物质劳动）包含多少抽象劳动，才能用统一的标准衡量和交换。当然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再来看劳动抽象，或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换。这个转换不是纯哲学范畴，也不是自然范畴，而是经济学范畴。具体劳动及其创造出的（体现在使用价值中的）社会效用，抽象劳动及体现它的交换价值，都是市场经济的范畴。本质上，劳动抽象是一个经济-社会-历史过程，不能用自然尺度（如劳动所花费的体力脑力或时间）来表征。自然量度，自然范畴无法用来表征社会历史现象，这是个范畴适用的逻辑问题。因此，尽管马克思本人确曾有时把抽象劳动和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体力脑力的消耗）及其社会平均联系起来，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更强调的是价值或劳动抽象中所体现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劳动抽象借以实现的社会历史过程。^⑧马克思的结论是，劳动抽象只有在市场经济关系中，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劳动抽象的实现就是商品价值的确立，只有在市场过程中才能完成。不进入市场，劳动产品永远只有具体的使用价值。只有经过市场交换，这个具体的质、具体的使用价值，才会消融于转化为抽象的量，纯粹的量，或交换价值。简而言之，劳动抽象就是市场评价，市场评价就是劳动向价值转换的实现机制。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把市场评价作为建构和统一度量抽象劳动、测量具体劳动中的抽象劳动的一个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劳动的产品只有进入市场，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就进入定价或测量过程，不管它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任何劳动，只要其产品进入市场，在正常的市场运作中就能通过市场评价得到相对精确的测量。^⑨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有深远的理论后果。当代有关知识经济和非物质劳动的不少缪论，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对马克思这一基本立场的偏离、误解或曲解。这些，后面还要谈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概括如下：本体论上，价值由劳动创造，劳动是价值的实体。认识论上，劳动产品的价值只有进入市场，经过市场评价或市场抽象，才能得到认识和衡量。或者说，人们只有通过波动的市场价格，才能认识和把握价值。^⑩

出发点明确了，对自主派挑战的回应也就直截了当。他们否定劳动价值论适用于非物质劳动的立论前提，是“非物质劳动由于无法测定其劳动强度和劳动量（‘时间’），因而与价值创造无关”。但这个前提不能成立。首先，在劳动价值论中，无论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与价值创造和价值确定有关的测量，所测的是体现在具体劳动中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的量，而不是单个具体劳动中的什么量。因此，新范式中非物质劳动生产时间与生活时间的交叉混合，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生命政治生产”，从而任何具体的非物质劳动用自然尺度（如认知劳动的脑力消耗、强度和时间等）不可测量，在理论上与劳动价值论的正误毫无关系。其次，前面已经提到，从单个具体的认知劳动到抽象劳动的过渡，或对其中所包含的抽象劳动的量的确定，在市场条件下通过商品交换可以而且必定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非物质劳动和物质劳动一样，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其产品必然进入市场，包含在（其产品中的）具体的非物质劳动中的抽象劳动的量，完全可以测定。因此，在理解非物质劳动时，劳动价值论依然是唯一自洽的、正确的概念框架。

对于自主派用以替代劳动价值论的一般智力价值论，或者作为其退化形式的公地价值论和机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的回应也十分明确。根据马克思的看法，^⑪一般智力是对工人总体劳动过程进行步骤分解、符号化和概念重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编码）的结果，是“集体工人（劳动）”的符号表达，是从劳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知识的结晶。它标志着人类把握外部世界的总体水平，体现在机器和劳动组织里，为人类在特定阶段进行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前提。但是，一般智力本身不是劳动。为了使它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需要人的活劳动把它激活。即使是人工智能控制的自动机，也需要活劳动的训练和监控。这里的活劳动，包括不能编码的劳动者的默认（tacit）知识以及判断力想象力创新力的运用和发挥。同时，按照马克思的整体论理解，这里说的活劳动，指的不只是单个工人的活动及知识能力的发挥，而且还包括由团队协调合作和网络协调合作，如通过众包（crowd-sourcing），产生可以编码和不能编码的集体智力（collective intellect）的发挥。强调后一点，在当代新的经济-技术范式语境中尤其重要。没有活劳动的激活，体现在机器和劳动组织中的一般智力本身，在生产中不可能起作用。所以从根本上讲，价值创造的来源是以智力武装了的人类活劳动，而不是作为物化外化了的劳动的一般智力本身。

自主派或许争辩，我们说的一般智力不是马克思的作为活劳动成果凝结的静态条件，而是一个信息不断增殖的动态过程。正是这一过程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价值。但是，只要信息增殖的动因仍然是活劳动的参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来源”，就仍然不可突破。^⑫何况，一般智力的进步所带来的是使用价值（社会财富）的增长，理论上并不涉及作为社会必要抽象劳动的价值的生产。^⑬

从批判理论和解放话语的视角来看，自主派从非物质劳动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最激进的含义，莫过于其有关新的革命主体诸众的断言。自主派声称，在新范式中的非物质劳动者，因其享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具有强韧的日渐增长的（反抗资本的）异质抗争能力。这些作为奇点的异质抗争者，通过网络联结而成的诸众，正是推动当代社会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革命主体。不同于马克思依托的工业时代的同质无产阶级，异质诸众是当代的新现实，应当用其取代无产阶级作为批评理论解放话语的新框架。^[43]

这一看法，由于经济网络化带来的工厂无产阶级的式微和非正式经济中灵活务工者的急剧增长，更由于福柯的（弥散无中心的网络）权力观和生命政治（微碎）抗争的政治理论的影响，吸引了不少人。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却必须拒绝。首先，它的立论前提不合实际，极度夸大了非物质劳动者的自主性，却无视劳动相对于资本的结构弱势及其它制度性的不可逾越的局限。况且，少数技术精英管理精英之外，大多数非物质劳动者面对的，是受数字泰勒制严格监控的深度无产阶级化，甚至飘零无根的严峻现实。其次，过分强调异质微碎的生命政治抗争（如身份政治），在劳资两大阶级的搏斗中，使抗争者失去了最有力的武器，即阶级认同和团结。最后，当代传媒在主体建构中集零为整的作用也被极度夸大了。^⑭

在新范式中工厂无产阶级日渐退出历史舞台^⑮的情况下，如何建构新的革命主体，是个复杂的问题。它牵涉到阶级意识的形成（这又取决于客观形势尤其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斗争的发展）、革命目标的确定和表述（因而需要有机知识分子大量的理论工作），以及动员、教育和组织等等，^⑯最后还有最为困难的领导权问题，包括怎么形成，采用什么机制和形式，等等。但探讨这些问题的适当语境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阶级、革命和取代资本主义），而不是自主派的框架（异质个人的微碎抗争）。当然，自主派强调网络通讯技术提供了革命主体建构的组织手段，不无洞见；^⑰但是，用奇点-诸众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重新建构，却是个极大的错误。

自主派基于奇点的新革命主体诸众，以及作为其政治基础的（基于激进个人主义微碎抗争的）泛抗争主义，哲学上源于对福柯后结构主义的斯宾诺莎解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哲学思潮的走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只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但迅即横扫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汹涌大潮的哲学表达。新自由主义的正面表达，如万众创业互联网加等，预设人人都有机会，努力就能成功！整个时代意识，社会心态，都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倾斜，几乎俘获所有社会阶层。资本家固然是唯利是图，务工人员梦想的也是有朝一日当老板。自主派的抗争个人，其实是新自由主义利己个人的镜像：每个人都在抗争，都是潜在的创造性的革命性的奇点，奇点间通过网络联结就成了革命主体，成了新的实在，能推动历史走向共产主义。但实际上，镜像两面的角色，本是同根生，都来自自由至上主义。就个人本位而言，毫无二致。这一点，弗雷泽（Nancy Frazer）看得很清楚：20世纪70年代起的第二波女权主义，分享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出发点，为新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做了心理上的铺垫。^[44]女权主义、自主派马克思主义等激进左派思潮和新自由主义这一极右思潮，实际上秘密联体、暗通款曲，分享理路、互为铺垫，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值得研究。

五、当代社会形态的走向

当代社会的走向，事关奋斗愿景，成为话语斗争的主战场。尽管对当代社会的解读各有不同，但据之论辩的出发点却大体一致，即它是个技术-经济上以（创新驱动的智能经济为特征的）新范式为主导趋势和核心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ICT革命为新范式提供了技术基础，促成了非物质劳动（在趋势上）成为主导的劳动形式，网络（趋势上）成为组织-管理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两者的结合，导致了平台霸权的兴起。

所谓平台霸权，指经济-社会生活的平台化。当代以信息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为基础的全球化智能经济，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模块化。整体的工作任务可分拆成各类大小不同的模块，外包到全球各地。同时传统意义上的公司企业则转型为协调模块生产、进行终端组装（成为产品或服务）的平台。在平台社会里，就劳动者而言，不问资历，只要能完成领包任务就有收入。劳动者之间，他们与发包公司之间，由网路联接，处于半脱钩状态。因而相对自由。由于任务随需求而不断变化，领包者需要终身持续学习；但有人工智能的帮助，学习和能力的获得，变得不太困难。就企业而言，灵活分包的平台模式有利于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经营效率。^[45]

在自由派看来，未来无非是平台模式的普适化（推向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和完美化。只要努力学习、终身学习，人人都能享受自由创造的幸福生活。企业只要调整经营模式，适应平台化的要求，为所有有能力（不管资历如何）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也可以迅猛发展，实现资本的高效积累。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非物质劳动者日新月异的创新，网络的灵活高效，物质产品智能产品边际成本的不断下降、趋近于零，生产力将迅猛发展，社会财富（物质非物质产品，包括各种各类的服务和人际交流）将急剧增长，人类将摆脱贫困社会的艰苦劳动、享受富裕社会的自由创造的欢乐。^{[38][39][40][45]}诚然，有些带有凯恩斯主义倾向的自由派，也会指出，在完美化的过程中，民主政府还得采取措施，防止大企业滥用市场权力。^[46][47]对智能社会不可避免的随机性乃至结构性失业，一些学者出于对平等自由的信念，还有些平台资本巨头如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还主张提供普遍基本收入。^[48][49][50]至于平台资本主义两大日趋恶化的致命痼疾，民主缺失和社会撕裂，在自由派的未来愿景中，往往被淡化为似乎可由精英操作化解的技术问题。

但是，由于资本对传媒和整个政治过程的操控，形式民主制的民意基础，正在日渐掏空。对于斯蒂格列茨（Stiglitz）忧心忡忡的大资本对市场权力的滥用，国家机构即使意识到限制的必要，由于资本的抗拒和政治运作，也是举步维艰、难以有所作为。^[18]对于失业和其它民生问题，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的战后基于阶级妥协的福利国家，由于社会撕裂和政治过程的瘫痪，能凑出些临时应付措施就算不错，不可能提出全局长期的解决办法。^[51]

更为致命的是，平台模式的灵活高效，直接导致恶性的两极分化和无从弥合的社会撕裂，产生爆炸性对抗的潜在危险。强势的平台资本，作为包工头，由于灵活高效而稳取暴利；而被高效监控失去自由的弱势劳工，作为务工人员，则因灵活而失去（工作和其它各种）保障，飘零焦虑。^[52]这种分化、矛盾和对抗，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框架中，难以缓和，更不可能消除。这就使得平台资本主义，不管怎样改进，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值得追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社会形态。

自主派分享了自由派有关平台模式导致富裕社会的信念，并认为这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与自由派不同，他们的共产主义愿景，主要基于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他们认为，新范式中的非物质劳动，就其本性而言，内在地有把社会推向后资本主义的潜能；而实现这一潜能的现实力量，则是从非物质劳动中涌现出来，并通过当代通讯手段建构而成的诸众。

更具体地说，非物质劳动，因其构成原则是自主创造团队协作，内在地有摆脱异化实现自我的冲动和不可遏止的趋势。相应的网络分权管理模式，不仅增强了参与管理的劳动者的自主地位，使互助合作的团队（潜在地）成为未来（不以追逐私利积累、而以互惠和满足人性需求为导向的）道德经济的（本体）建制基础，而且使资本因活劳动积极参与而渐趋外在于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因而失去存在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有权使用平台的非物质劳动者的各种能力，在生产过程中不可抑制的积累增长并进入组织生产必须且日趋重要的一般智力，使劳动者拥有越来越多的作为生产前提的固定资本。非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逐渐退场，劳动者全面接管经济过程能力的积累，为共产主义准备了社会条件。

除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非物质劳动还为推翻资本统治向后资本主义过渡，提供了主观条件。自主派声称，作为异质的自主创造的独特个人，非物质劳动者通过经由网络的理性沟通而随机灵活松散地组合而成的诸众，是取代同质的无产阶级，有效对抗当代（认知-平台）资本的同样随机灵活松散的、经由网络实现的生命权力的新型生命政治抗争的革命主体。

自主派愿景中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非物质劳动为核心的公地共产主义或大同世界（独立异质的非异化劳动者，他们创造的作为公地的一般智力和丰裕社会）。^[6]面对强势平台资本主义的现实，公地共产主义往往又不得不以退而求其次的形式出现，如平台合作主义^[53][54][55]或交往社会主义^[16]等。平台合作主义者提倡一套生态系统，立足于合作共享的公地。它以满足需要为目标的，民间对等互利（peer-to-peer）的生产社群为基本单位，是在一切围绕公地的民主政府协调下组成的（团结分享合作的）道义经济体（moral economy）。这一系统，虽然在技术-经济范式上与平台资本主义并无二致，但在其内部，不存在异化劳动，因而有望依凭其伦理优势，在与后者的竞争中存活以至胜出。交往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对经济语焉不详，主要寄望于本真交往（理解合作）的回归：通过本真交往实现的交往理性，终将胜出平台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从而使社会过渡到基于公地与合作、面向共产主义的交往社会主义形态

在自主派的这些方案中，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决定-理性主义-目的论进化论的倾向：一切取决于非物质劳动这一技术-经济范畴。就不那么空想的退化版本而言，平台合作主义认可市场。市场以逐利竞争为建构原则。没有适当的政治（国家、宪法）调控和文化（规范、价值）导引，市场与道德经济水火难容。可是这些制约市场的必要条件从何而来?怎么能让被资本劫持的国家变成对市场实行社会主义导向的调控国家?为资本无限扩张开道的消费主义文化，又怎么会转变成以人性发展为至高价值的共产主义文化?这些任务，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只知微碎抗争、没有主战场意识的异质诸众，显然不能胜任；而只能依靠非物质劳动内在潜能的自动展开，主要是（新范式中不可遏止的）劳资趋同、资本消失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依靠（技术推进的）经济的自动演化。资本退场了，国家性质自然就变了；文化内涵，由于（没有资本的）伦理社区的培育，当然也随之而变。对于交往社会主义者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在交往手段被平台资本垄断的情况下，本真交往怎能回归?微碎抗争中，诸众通过精心设计，在小范围内有可能实现本真交往。^[16]但是，据此就能征服平台资本的工具理性?希望只能寄托在交往理性本身不可抗拒的威力上—哈贝马斯式的理性主义的基本信仰。其实，平台合作主义也只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翻版而已。为后者打底的哲学，还是交往理性论。

对于平台合作主义来说，除了方法论上的迷误以外，还有经济学上的困境。平台公地归（伦理经济体中的）生产社群而不是（总体上被资本控制的）全社会所有，这就马上牵出（社群）内外有别的工团主义、社群主义古老的无法解决的难题：内外有别（内部伦理关系不适用与其处于竞争关系的外部）的社群势必在其（成员进出）演化过程中导致内部的分化瓦解而渐趋衰落。原则上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竞争环境中）存活胜出，一些合作主义社群不得不采用产权（主要是知识产权）和租金来保护自己、取得收入、维持生存。可是这就在实践中回到了资本主义的建构原则：竞争、产权、租金、利润等等，最终势必违背初衷、直接间接地重建剥削关系。^[56][57]

最后，自主派各种版本愿景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政治。翼望资本自动退场，与自主派由之出发的工人主义立场背道而驰。实际上，资本不但不退场，而且依凭其强势的经济实力和组织手段，以被其劫持的国家机器为后盾，把新范式中一切可能的变化，严格锁定在为其盈利服务的铁笼子里。怎么让非物质劳动冲出铁笼，实现其解放潜能，就决不是个经济问题，更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并且，这里说的不是个只牵涉到个别企业的微碎政治，而是要重构新范式的宏观语境，主要是改变国家机器运行目标—从（以经济增长、国力增强等名 义出现的）为资本盈利，改到为劳工解放—的宏观政治。深受福柯网络权力观影响的自主派，其所依凭的臆想的“革命主体”，即囿于微碎抗争的异质诸众，无力从事需要同质纲领统一行动的宏观政治，从而使其未来愿景落为改良主义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的后资本主义愿景，在哲学经济政治各方面，与自主派有深刻的分歧。有分歧不等于没有共同点。比如，两者都否定异化，都看重新范式中蕴含的突破认知资本主义的潜能，等等。为了看清表面多有类似、实质极其不同两种愿景间的区别，有必要首先概述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构想，然后提及如何在当代语境中体现马克思洞见的一些方案。^⑱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最成熟的构想，在1875年的《批判》中阐释得最为直接和全面。不过他的出发点，可以追溯到1844年的手稿。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的构成原则是消除（广义的）异化。客观上，这意味着终结剥削和统治，实行自治，享有自由平等和公正；主观上，则是凸显团结和创造。其经济基础在《批判》中归为两条：社会财产，社会调节。其社会组织，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期多次指出，应该是自由平等生产者的共和联合体。^[58]

社会财产不等于国有。在使用权和所有权高度分离的当代，社会财产实质上的兑现，只能是：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公平使用（但不能拥有）公地（由社会上归属不同所有者的所有的资金、土地、信息和平台等公共基础设施等组成）的权利。^⑲实现这一权利的可能机制是，一个完全的统一的由社会调控的向全民公平开放的公地市场。

社会调节可以通过计划，也可以借助市场。但由于马克思在《批判》中称为“胎记”的旧社会经济道德遗产的影响，他强调价值规律，即等量劳动交换或等价交换，作为调节的主导原则。这里交换的只能是劳动，而交换的结果不能导致剥削劳动的资本。苏联的计划调节严重背离价值规律，付出了代价。^⑳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认识到价值规律的重要性，反对共产风。此后认识逐步加深，社会调节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主导已成共识。问题在于什么才是体现价值规律的适当的调节机制。一个现成的选项是市场。市场交易当然以价值规律为主导。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劣迹斑斑的市场，能与社会主义消除异化的建构原则相容吗?

市场问题十分复杂。资本主义市场的众多弊端自不待言。但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自给经济转向为社会而生产。在存在下述情况时，即（1）社会中有在不同条件下从事不同种类和质量的劳动（并拥有不同产品）的多样经济主体；（2）他们对社会供需没有直接知识；（3）不同劳动和产品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市场交换是协调社会生产难以避免而相对有效的机制。

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思考，不能无视市场的两面性。它有等价交换互利合作的一面；又有逐利竞争两级分化的另一面。特别是，市场不可能脱离嵌入其间的历史环境而运行，包括国家的法律监管调控，也包括社会文化规范的价值导引。市场的嵌入性（embeddedness）导致其制度不确定性（institutional indeterminacy），即市场的主体、运行逻辑和社会性质由其所在的大环境所决定。竞争市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运行的主体，逻辑和目的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主义的市场，由于改变了市场主体和运行逻辑，有可能成为共享社会中道义经济和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

根据马克思《批判》中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主体只能是自由平等的劳动者的联合体，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在此前尚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社会主义阶段，企业、工会、社区，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应该也可以由这样的未来指向所导引。内部追求“平等团结公正”（而不是私欲占有）的共同文化和民主决策；^㉑外部则在市场关系之外，由公共权力保证不可让渡的公地使用权作为公民权的基础；同时接受各级民主政府的规范调控。以共产主义的市场主体，是培育行为心理均由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导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沃土。这样的道义经济体与社群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排外社群最大的不同是，新来成员不被视为社群的雇员或低人一等的外来户，而是不受歧视地立即自动成为平等享有一切权利的社区成员。^㉒

随着市场主体的变更，市场运行的逻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在根本上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竞争激励固然是有效处理信息的市场逻辑的核心，但动机和目标却不再是资本的无限积累，而是互惠的，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目的的，从社区地区到全国的平衡发展。

理论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劳动市场不是商品市场，劳动力不作为商品出卖，因此不会导致剥削。相反它为劳动者提供选择职业和特定就业单位的自由。同时，资本市场也不再是投机牟利的场所和触发经济震荡的高危环节，而是汇集分散的社会资源以供全体劳动者使用的平台。由此推进，一个完全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将使经济活动高度社会化。借助金融网络，它把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知识及其它人类和自然资源，各种产品，甚至经济活动中的风险都整合起来，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部分。市场以外的计划，是同一基础更宏观的必要组成部分。

显然，新范式中灵活高效的智能化市场体系，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建设，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照和现实中的出发点。新范式的解放潜能，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这种潜能，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1）所有权的分解和经济活动的模块化使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更加灵活自由；（2）日趋主导的非物质劳动扩展了劳动者的自主空间，也促进了管理从集权指令向分权参与的转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一个特点直接有利于资本而损害劳工；第二个特点则为资本赢利驱动所局限。只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才能真正释放这些潜能。

与自主派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认同市场和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性，认同道义经济的可欲性。它对个人努力（对公地做出贡献）也给激励，但绝不采用认同公地私有（如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而以授予荣誉和（或）给以一次性的奖励为主。

马克思主义与自主派及其平台合作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企业目标，而是整体的社会目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个别平台合作企业，特别是实行内外有别的社群-工团主义企业，由于竞争性外部压力而不可持续。只有当社会主义事业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成为全民的目标和社会整体的实践，才有可能存活和成功。关键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和社会主义方向。全球市场当然应该进入，但必须坚决拒绝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整合。至于能否改造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能否改写全球中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则取决于本国的国力，资源和政治意志。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长远目标，完全可能。

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认为，决定市场性质最关键的因素，是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体现这一决心的政治意志、国家宪法以及派生的社会和法律制度。劳动者的社区成员权、社会公地使用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参与权，若没有宪法规定、制度安排、护法执法机构的落实和保护，只是一句空话。特别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其权威、资源、宏观掌控和微观基础设施的能力，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监管调控市场所不可或缺的。可以说，对工团主义的不同态度之外，对国家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是马克思主义和自主派后资本主义视野中最根本的区别。但在这个区别的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分歧：历史的动因究竟是异质个人集聚的诸众，还是具有阶级意识和统一意志的阶级?这就牵涉到整个话语斗争的哲学框架，有待另文讨论。

① 本文部分内容，曾以“劳动和传播”为题，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批判传播国际论坛2020年”第三场上做过在线讲演。作者感谢吕新雨的邀请、罗岗的评议、赵月枝、毛尖等线上线下的评论和建议。

② 图灵提出了信息处理的形式化、程序化，从而打开了人工智能的大门（参见：Turing, A.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Proc. London Math. Soc, 1937, 2 (42): 230−265. 和Turing, A.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1950, 49 (236): 433−460.）。申农对信息形式的数学处理（数字编码），为电子通讯提供了理论基础（参见：Shannon C.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1948, 27(3): 379−423.）。维纳指出，体系内部通讯回路形成的正负反馈，制约了体系的稳定性和/或演变走向, 从而为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的网络化奠定了概念基础（参见：Wiener, N.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48.）。

③ 主流话语有关美国“新经济”的神话，到本世纪初的ICT高科技股市泡沫破裂就已基本退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即使在西方偶尔出场，也是遮遮掩掩，不敢张扬。但在全球化话语的掩护下，在经济界和政界，自由派对新范式的上述解读仍然是霸权话语。

④ 自主派是原意共内部出现于60年代、活跃于70年代的一个信奉“工人主义”的激进派别，其在当代理论领域活跃的代表人物有A. Fumagalli, M. Hardt, M. Lazzaroto, C. Marazzi, A. Negri, C. Vercellone, P. Virno等。有关这个派别（在文献中有时也称为后自主派或后工人主义）的历史、理论、演变等情况，可参看Virno, P., Hardt, P.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和Cleaver, H.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Edinburgh: AK Press, 2000.以及Wright, S. Storming Heaven 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 London : Pluto Press, 2002。工人主义拒绝传统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目的论解释，强调主观能动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资本回应工人抗争、做出阶段性战略策略调整的结果。

⑤ 通过对斯宾诺莎伦理本体论的征用，内在论立场成为自主派话语框架的主轴。对此将另文讨论。

⑥ 高级机器的核心是算法（图灵机或软件）。算法是在（数字化）编码基础上通过机械程序实现符码流动（信息转换）的手段，是把意义转化为行为的脚本。人工智能设备中的算法，具有采集数据、积累信息、执行智能任务的功能；可以用于生产的组织管控，资源分配的优化，甚至潜在地可以用于，有些信奉者声称，社会的组装和管理。参见：Pasquinelli, M. Italian Operaismo and the Information Machin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5, 32(3), 49−68.

⑦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最为深入的讨论参见：Sohn-Rethel, A.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r. Atlantic Highlands, NJ, 1978.和Postone, M.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⑧ 详细的文本依据，参见：Postone, M.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⑨ 当然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和逐底竞争等不正常的市场行为也是题中必有之义，但这只是对测量过程的扭曲，而不是否定。并且，扭曲本身也以测量过程本身的存在为前提。

⑩ 在产品的市场评价中，偏离价值的价格波动，通常用价格的供需决定论来解释。细致一点的，还会提到（涉及历史形成的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的）具有社会约定论色彩的产品效用的替代结构，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干预。但这些新古典经济学讨论的有关市场评价具体机制的议题（曾被不恰当地贬为“庸俗经济学”），在这里只是讨论政治经济学大框架时不涉及何为价值本体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技术细节。

⑪ 这里转述的马克思的看法，得到新近对马克思原始文本（1857—58手稿）的历史研究的支持。细节参见：Pasquinelli, M. On the origin of Marx’s general intellect. Radical Philosophy, 2019, 2(6): 43−56.

⑫ 马克思从《机器论》（1857和1858年手稿中的一节）中表面上静态的一般智力（机器）价值论，到1864年《资本论》中明确表述的劳动价值论的演变，作为思想历程，是走向成熟，还是别有原因的表面倒退?相对于持成熟论的一批德国学者，持表面倒退的自主派认为，《机器论》中描述的并不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理想的未来经济形态。在那里，主要体现在机器里、但也体现在劳动组织里的一般智力，是直接和最主要的生产力，它使物质财富极大涌现。与之相比，体力劳动可以忽略不计。《资本论》第一卷讨论的对象却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因此劳动价值论于一般智力价值论相比，是更为合适的分析工具。参见：Pitts, F. H. Critiquing Capitalism Today: New Ways to Read Marx.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两派的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成熟派可能更符合实际。自主派所说的未来社会，是没有市场、只讲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否定抽象的一般等价物、因而没有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马克思有关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看法，首次发表于《哥达纲领批判》（1875）（参见：Cao, T. Y. Marx’s ideas and conceptions of soc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e book Karl Marx’s Life, Ideas, and Influences,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n the Bicentenary. edited by Shaibal Gupta, Marcello Musto, Babak Amini,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Springer, 2019: 273−288.），而不大可能出现在对资本主义作出详尽剖析的《资本论》（1864年）之前。

⑬ 吊诡的是，一般智力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而来的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增加，导致的却是单位使用价值中价值量的降低。规模生产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其根源就在这里。

⑭ 说当代传媒对革命主体的建构起决定作用，一个反复引用的实例，就是脸书（Facebook）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埃及革命”中所起的联络、动员和组织作用。社交媒体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当代通讯技术绝不是革命主体生成的条件。就生产过程中的沟通而言，它只能为资本主义企业盈利服务，与主体建构无关。即使是当代传播给相关行业劳动者带来的最重要的好处，如更多自主（其代价往往是没有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更大的创造性空间等，一旦用于任何革命目的，必定立即被资本及其代理人所压制阻挡。禁用断网就是随时可用的有效选项。

⑮ 无产阶级是否还存在?由于经济形态和劳动组织形式的变化，在工厂劳动和聚居的传统无产阶级的生存外貌渐趋消失。现在最大的人群是没有长期固定工作和收入的劳动者，有些临时工连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没有保障，即所谓飘零者（precariat）。但是，与资本相对的劳工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消失。尤其在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包括亿万在采矿制造铁路建筑等行业工作的传统的无产阶级。劳工中的其它部分，改变的也只是存在形式，而不是其阶级地位。

⑯ 现在很多务工人员，被新自由主义所俘获，心里想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怎么挣钱发财、怎么炫耀消费让人羡慕等；但从客观的阶级地位来看，仍然是是无产阶级。困难在于，怎么能使现象上的新自由主义散沙回归无产阶级的集体，使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没有阶级意识，散沙不成其为阶级；而没有阶级斗争，怎么可能有阶级意识?

⑰ 不同地方从事不同活动的人们由媒体和自媒体联系起来，比如利用几乎人人都有的手机，组成各种各样的群（每个群实际上是一股能动的活跃的社会力量），有助于革命主体的建构。

⑱ 本节以下有关马克思构想的概述，摘自：Cao, T. Y. Marx’s ideas and conceptions of soc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e book Karl Marx’s Life, Ideas, and Influences,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n the Bicentenary, edited by Mahmood Mamdani, The Land Question –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rket, Kampala, Uganda: 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Book Series, 2015: 77−94.

⑲ 所有者出让使用权后能也只能领取一份固定的收入。这样的安排令所有权与剥削脱钩。

⑳ 价值规律在原则上可以容纳计划调节，如严格执行成本核算的计划调节。此外，为了特定的政策目标，有些表面上不合价值规律的调节措施，其实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必要的社会扣除，与价值规律并不冲突。

㉑ 经济决策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积累消费的分配，人员的进出和收入等管理权。政治决策主要有关社区内部的参与及权力的分配制约和更迭。

㉒ 有关细节的讨论可参见：曹天予. 劳动产权与中国模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挑战中发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和Cao, T. Y. Land Ownership and Market Soci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Mahmood Mamdani, 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Book Series, Kampala, Uganda. The Land Question –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rket, 2015: 7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