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由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思想先锋发起了以改造旧文化、引入新思潮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树立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对此后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科学观”及其与政治观念的关系，塑造甚至决定了20世纪乃至今天人们理解科学、民主等重要议题的思维构架。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科学观的反思既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值此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纪念五四运动的最好方式，就是深刻反思新文化运动的科学观。在这里，我仅就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科学观的变迁及其对科学与政治关系的影响略作探讨。

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陈独秀于1920年4月曾分别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1920年4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另一篇是同年4月21日发表在《时事新报》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陈独秀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对旧文化的改进，并加入新的科学、宗教、文学等，而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联系起来看，陈独秀是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视为同一使命的不同方面，总的目的是要改造中国、救亡图存，为此要从思想走向行动，不惜牺牲。与陈独秀不同，胡适将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但胡适把五四运动视为对新文化运动不幸的政治干扰，认为五四运动把一个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

在重新评判旧文化并改造之的过程中，陈独秀和胡适在推崇科学这方面是一致的。然而，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陈独秀的科学观，以及他对科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而且陈独秀科学观的发展在其政治思想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陈独秀的科学观经历了重要的变化。这也说明陈独秀的科学观不是一开始就以成熟稳定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大体上，我们可以从三个时点探讨陈独秀科学观的变化。

第一个时点是1915年。在此时点，陈独秀对科学的理解具有符号化的特征。在1915年《敬告青年》一文中，他认为“科学”与“人权”并重是近代欧洲文明的象征，同时，他提出新文化的理想形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尽管陈独秀也试图解释“科学的”与“想象的”之间的区别，但总体上看，科学被当作欧洲文明的整体性特征参量，具有符号化的特点。

第二个时点是1919年。在此时点，陈独秀对科学的理解有人格化的特点。面对保守势力对《新青年》的责难，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新青年》只因为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犯了滔天大罪。而且明确表态，“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如胡适所言，在这里，陈独秀把民主和科学“人格化”了，被人格化了的科学和民主成为“先生”，成为被推崇的对象。胡适认为这时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仍“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词很容易加以曲解，对人格化的“赛先生”的推崇也易于演变为盲目崇拜的“神化”。

第三个时点是1920年。此后陈独秀的科学观具有了明显政治化的倾向。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以及保守势力对《新青年》的责难，促使陈独秀更坚定地从倡导新文化的思想革命转向改造社会的政治变革。陈独秀开始用“科学”的观念寻找改造社会的理论。1920年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指出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广义指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他认为这是科学的最大效用。按胡适的观察，1919年时，陈独秀并未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但在遇见了苏联共产党的秘密代表后，陈独秀开始倾向于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和“民主”。1923年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一文中，陈独秀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把这种“唯物的历史观”视为社会变革的“科学的”客观真理，可以说是陈独秀皈依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从这种广义的、政治化的科学观出发，马克思主义被“科学化”，也形成了用“科学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论证逻辑。相应地，这带来了科学的政治化倾向，以及政治化的科学观念。这种论证逻辑和政治化的科学观念，对现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政治观念的塑造，以及处理科学与政治关系的方式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