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保障。而改革的要点,在于社会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科技评价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知识创新、人才创新、产业创新的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对科研的投入持续增长,中国科技创新进入了并不缺钱的时期,科技界一片欢欣鼓舞。主管领导也基本上实现了高学历,专业知识水平大大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的建立,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基础科学研究敞口了大门。全国重点大学向研究型高等学府转型,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科学发展的实力和潜力。以上改革措施促使科研体制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成绩斐然。科技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和经费的支持,更需要科技工作者对知识和科学进步的不懈追求。政府官员、科研机构的主管领导以及科学家研究团队构成了科研体系中的三个主要层次,它们之间的互动模式是当前科研体制的定势,决定了科学研究的成败。当然,科技体制改革会涉及诸多传统范式变革中的复杂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基础学科研究中管理体制面临的一些难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的互动模式上,传统的范式阻碍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本文着重讨论当前基础学科研究中科研管理体制面临的一些难题和遗留问题,它们是我国科技界的毒瘤,必须尽快铲除掉。
一、科研管理体制仍面临的主要问题 1. 科技管理的不良组织模式对项目研究的总体目标而言,政府官员、科研机构的领导与科学家团队的愿望应该是一致的,都希望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但是,由于地位不同,利益取向也不一样。政府官员是科研项目的董事长,首先关切的是能否获得政绩,要尽快看到投入产生的回报。但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要靠长时间的积累和不断验证,通常不可能很快得到公认,科学家只能等待同行的认定,才能向政府官员提供他们需要的政绩。这个矛盾决定了政府官员和科学家难以直接结盟。科研机构的领导是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之间的中介经理,他们有行政活动的经验和灵活的思维,是政府官员信赖的项目主管。他们也能挑选出配合政府官员意图的科研团队,提供政府官员需要的成果。科研机构的领导都具有双重身份:科学家和官员,他们首要关切的是成为有院士身份的官员。在项目中中介经理可以通过项目经费和政府官员与科学家团队同时结盟。这样,政府官员、科研机构领导和科学家团队在项目中的关系变成了“老板、经理和雇员”的利益集团。在这种模式中,科学家团队虽然是主力,却没有参加科研项目总体计划制定和课题经费分配的权利,只能作为课题或者专题负责人,计算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对科研毫无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言。
对于科研项目立项,目前的规则是由政府官员指定研究院所官员负责项目计划和经费分配,使他们对国家的科技资源拥有决定权,评审专家只能对研究内容和科技路线进行补充修改。这种规则为少数人利益最大化大开方便之门,不利于自主创新活动的培育,缩小了科技创新人才取得研究资源的空间和保障。
2. 以追求政绩为目标的评审机制科技项目的评审是政府官员的职权。目前科技项目的评审有政府官员请第三方机构承担,和项目经理请同行专家开会评审两种方式。请第三方机构评审表面上看比较公正,但由于第三方机构对项目的来龙去脉和研究团队并不十分了解,很难做到客观公正。项目经理邀请的评审专家一定是有把握开绿灯的朋友,往往是好话连篇,评审的公正性令人质疑。人性的弱点是总在放大自身存在的价值,而且低估自然和别人存在的价值。所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笑他们的思维方法就像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科学使人类的思维有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大多数人还在按个人利益出发思维,而不是按科学的法则思维。
科技奖励政策是国家对有贡献的科技人员的表彰,却是一把双刃剑,在鼓励科学家追求真理、不计功利的同时,也破坏了科学的无私利性原则,起到了鼓励功利、不顾理想的反作用。由于国民的人情化传统和科学管理不良组织模式的存在,去学术化的科技奖励评审重现,不仅不能激励科技人员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还为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开了绿灯。过频过泛的成果评议形成诱导评委说假话的态势,不仅为不正之风提供口实,而且为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提供温床。现在中央政府给经费很痛快,立项的分钱过程也搞得热热闹闹,为提高一线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实质性的科技创新成果提供了好的空间。如果各级领导忙于一级一级地向下分钱,又一级一级地向上收“成果简报”,而一线攻坚的“士兵”们既无权决定如何作战及给自己装备什么样的枪炮弹药,也无权决定能否分享自己应得的创新成果奖励,积极性创造性是难以激发出来的。
3. 以SCI主宰的科技评估对科技水平的评估有三种途径:成果评估、团队评估和媒体评估。
对基础研究而言,成果产出就是科技论文,在中国没有自己的科技评估体系的20世纪,引用美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发布的SCI评估体系,是有积极效果的。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在鼓励高水平竞争和挑战科技研究前沿的同时,也起到鼓励崇拜西洋文化、摧残国内自主创新力量的反作用。由于符合内心的需求,在前一时期,以SCI主宰的科技评估体系受到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的推崇。以SCI论文数量、引用率和发表刊物影响因子为指标的定量打分表,成为各种评审会上对科技水平的唯一衡量标准。现在,以SCI类型的科技评估体系的反作用在迅速扩大,五花八门的代写论文、加工和翻译论文,以及发表SCI刊物的中介公司应运而生,西方出版公司也从中国出版市场中大捞了一把。与此同时,国人的文化自信在不断走低,西方的教育市场却渔翁得利。
如上所述,基础研究产出的科技论文只表示过去没有偷懒,重大的科研成果一定是很少人去想的超前思维的产物,科技论文只能让后人去评价。看来,SCI主宰科技评估的初级阶段要尽快结束,越快越好。对研究团队水平的评估,专业人士其实是心中有数的,但政府官员心中无数,对当前科研形势和科研团队水平作评估是官员对社会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媒体评估也是一把双刃剑。媒体人员不是专业人士,在传播科学信息的同时常常伴随信息失真。由于媒体追求收视率和市场化,会造成科学精神被市俗化。每年一次“十大科技新闻”的发布,对科技界内部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完善评价体系的主要举措 1. 建立民主的科技项目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要迅速成为解放科技发展的动力,就一定要铲除科技管理不良组织模式的遗毒,建立民主的科技项目资助管理体制。要提高政府官员的服务意识,选择不能再提升的资深官员担任基础研究的主管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让他们没有强烈的政绩提升压力。主管领导有权组织一个科学顾问组(Science Advisory Group,SAG),作为项目的参谋和临时评估单位。由建议项目立项的科学家联合组成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小组并选举组长,在PI小组下成立由所有单位专家参加的学术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专题的设立和检查修改,财经委员会负责专题经费的分配和修改。在这种民主的科技项目管理体制下,政府官员、SAG组长和PI组长三人开会互动,所有科研专家参加学术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的互动,才有可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后现代化时代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快速增加可供享受的物质财富,而是使人类的行为不断超越自己的本能,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分解者,而不是负面的消费者。对于科研项目立项,不要仅仅把西方科学当作工具,应用于强国强军。学问是用来指导思维的,不是拿来就用的。“西学为用”的理念会使中国的科技永远不能领跑。
2. 建立具有激励创新精神的评审机制“政以才治、功以才成、学以才兴”。虽然这三个“才”字完全一样,但含意各不相同。“政”才不同于“工”才,“工”才不同于“学”才。政治精英必须历练丰富,胸有成府,应变力强,凝聚力强。工程技术人才必须经验丰富,理论精通,掌握资源,团结同行,但不必要胸有成府、应变力强。科学家要思维敏锐、缜密,理论深透,甘于孤独,他们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自己发达的大脑,但不必具有高效的社会活动能力。有人认为,开展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福祉。对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来说,他们不一定那么想。他们也许只是不能容忍自己的无知,希望自己对自然的认识更深刻一些而已。如果社会能容忍他们的痴狂,赐予他们充要的生存条件和思索时间,他们一定会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砖添瓦。科研管理依靠政治精英,希望他们不以追求政绩为目标,才能体现真正的服务精神。因为科技奖励的目的是激励民众的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而不是表彰官员的政绩,因此科技管理的官员最好不要参加科技成果奖励申请。建议坚持由专业人士主导多元和负责任的考核评审制度,科学顾问组成员应该是科学家中公认的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优秀的学者,他们最好对人际关系不感兴趣。大幅度削减作为政府行为的科技奖励评审的门类和数量,精简为科技评估和评审设立的全天候行政管理机构,把大部分的科技奖励行为下放给自然科学学会等民间团体。
三、建立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评估体系对科技水平的评估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当前科技产出的总体态势如何?(2)和世界其它大国比较,当前科技产出的水平如何?有那些独创性?(3)中国的科研团队的组成、结构和实力如何?在五年内有哪些成果能够转化为生产力?(4)中国的基础科研团队的组成、结构和实力如何?在五年后有哪些成果可能改变社会?
前两个问题如有一定的数据作为根据,比较容易回答,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取消了现行的“绑架”与会专家打分通过的公开“评审会”形式,背靠背地委托小同行专家组秘密评审,不公布评审专家组成员的名单。坚持了以本国专业人士主导的多元和负责任的考评制度,并建立了保护专业评审员公正、保密的评估组织和网络。评估多元化指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三元分类,分别提出不同的评价指标。技术创新成果主要以样机和应用效率的指标来衡量,行业间差异很大,但是国内外有最新技术指标作比较。基础研究要强调取得的资料和实验数据首先在国内发表的必要性。为此不仅可减少研究项目低水平的重复,提高科研投入的使用效率,还可以鉴证研究人员回报纳税人的责任感,便于国人得以首先并方便地应用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此,科技论文引用系统要将国内外发表的论文一视同仁。现行的把美国名刊上发表的论文打十分而把中国名刊上发表的论文打一分的评审规则,实在是缺乏良知。
对于后两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政府和一些事业单位新近成立的“科技战略研究所”之类的机构,想对它们进行研究,但是由于他们主要研究外国的科技动向,然后提出建议,不太可能具体和现实。中央还设立了“科技战略咨询”之类的项目基金,邀请科学家发表意见,但是由于科学家的视野主要在本学科的发展动向上,可能只关心本学科本团队的发展,不太可能有全面的考虑。为此,花少量经费聘请资深科学家对科技水平进行评估也许是个好办法。这些资深科学家对本专业当前科研前沿和科研团队一清二楚,退休后又不会有个人利害关系,得到的少量资助可以订阅报刊、参加会议,全面监查数据。每年向政府提供两份年度进展报告,一份向全行业公开发表,另一份向政府官员秘密报告,补充一些说出来会得罪人的观点。参与评估的资深科学家最好两年一换。另外,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等单位也开展了中文科技期刊“领跑者5000”等论文评选活动,对有独创性的科技论文的显示度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科技管理体制建设是发展中国科学的重要基础工作。我们必须在充分吸收科技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中国人自己的科学技术评估体系,引导科技界爱国爱民,尊重科学精神,追求真理,激励科技创新,防止学术腐败。这是中国科学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保证科学研究在国家安全和进步上起到应有作用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