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近年来，不满于社会建构论与实在论相持不下的窘境，不少STS学者倡导本体论的转向，强调治学者的视野要紧盯科学的物质实践。这一颇具唯物主义意蕴的取径，见证了后康德转向之潮流与本体论回归之旨趣，引发了STS学界对物体、物质性和非人类世界的极大兴趣，开辟了STS研究的唯物主义的新视野。

STS领域本体论的探究本非新鲜事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本体论思想就一直在实验室研究中暗潮涌动。在过去的20年间，STS研究者不约而同将本体论研究的视野跳脱实验室，面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对政治层面的议题投入巨大的热忱。例如，伍尔加（Steve Woolgar）等从本体论政治学的角度来思考本体论转向的规范涵义^[1]；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将其本体论探究予以普遍化，聚焦科学与工业之间的大范围变动^[2]。法国学者拉图尔（Bruno Latour）更是该趋势中不可绕过的人物。

作为STS领域的先锋，拉图尔早期的实验室生活的民族志研究一度引发人们关注科学共同体的日常实践，即所谓的“行动中的科学”。这促成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的新的STS研究进路—科学不应被抽象地加以理解，而应被视为一个多样化实践的集合。科学的成功仰赖于一个复杂网络的发展和存续。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拉图尔形成了令其蜚声学界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在他看来，通过“引用链”（chains of reference）追踪，可以将从实验室的仪器标识，到期刊的事实陈述，再到教科书中所揭示的自然规律的诸环节一并关联起来。在此过程中，一旦人类与非人类结成的联盟（或网络）规模与范围扩张，事实就越发普适，也就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本体论分量。^[3]

尽管ANT极富争议，却极具诱惑，在过去的30年间逐渐成长为STS领域的重要研究纲领，影响日甚。ANT意图根除后结构主义的积弊，反对过分倚重话语与语言之主体性生成，将科学等物质力量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引领了当代STS的唯物主义潮流，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另一方面，拉图尔挟ANT经验取径之利，继承了后结构主义的遗产，对功能（结构）主义秉持审慎的态度，质疑其中的“社会之实体化”。这不无道理，但是拉图尔极端地排斥社会结构，将批判理论所倚重的“社会权力”、“资本主义”等概念全盘否定，过犹不及，忽视了此类概念所蕴含的理论价值。他的反批判立场，反而使其STS研究无力应对社会不公引发的环境危机等重大问题，有陷入STS的功能主义困境之虞。

拉图尔的这一困境，与其推动的“本体论转向”有脱不开的干系。在这一转向的主导下，拉图尔以“本体的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s）为研究的起点，意图颠覆“社会学转向”以来STS形成的研究共识，为ANT的“去历史”和“去政治”倾向埋下了隐患。ANT将技术人工物抽离出其自身产生的政治经济条件，反而赋予人工物以自主的能动，将ANT所引领的唯物主义的STS进路，推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立面。拉图尔反批判立场与批判社会学传统关于所谓“松散转译”（loose translations）的争执，透露出ANT学者与历史唯物主义者之间在方法论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ANT未能将权力和全球不平等的考量纳入研究视野，暴露出其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重大缺陷。这一点不容小觑。为此，有必要解析拉图尔上述困境根源，以便将对ANT的反思推向深入，为STS研究纲领的“纠偏”提供切入点。

二、拉图尔的反批判立场

西方马克思主义智识潮流中涌现的批判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一直以来遭遇了各种挑战和质疑。近年来，最为激进的鼓吹反批判的学者，非拉图尔莫属。拉图尔的反批判倾向与其非还原的社会学取径，可谓息息相关。在他看来，非还原必然意味着必须放弃批判，因为批判的常规做法是“将一物还原为另一物”。概言之，无论通过“自然”来说明社会现象，抑或通过“社会”来说明自然对象，批判的社会科学往往择其一而从之，如此一来，批判只得将“自然”与“社会”分离，以便以前者来说明后者，或者以后者来说明前者，从而在自然的还原主义与社会的还原主义之间来回摇摆。^[4]1031拉图尔将这种还原主义路径归之于其所谓的“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并对其大加鞑伐，意图颠覆涂尔干社会学以及批判社会学的传统，在STS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拉图尔极具野心的非还原立场，事实上可溯源其与STS主流理论界的决裂，而拉图尔在实验室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ANT，正是促成此决裂的关键。ANT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彼时反实证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呼声在STS学界高涨，ANT非同寻常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皆受益于此。这一时期对后来ANT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标志性著作，当推拉图尔与伍尔加（Steve Woolgar）合著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彼时从事科学工作的民族志研究的学者，无不受到库恩思想的影响，旨在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的实践。拉图尔概莫能外。在上述书中，拉图尔等指出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通过职业科学家的日常工作“所建构的”。尽管书中并未使用ANT常用的术语，但是ANT的许多核心元素，尽在于斯。^[5]3

这一时期，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思潮风头正劲之时。布鲁尔（David Bloor）提出著名的对称性原理，主张将据信正确的或错误的表述同等对待，亦即，对理性和非理性的理论（或解释）不偏不倚，并就其社会影响予以对称分析。拉图尔将该原理进一步拓展，将技术的成功或失败、社会的或技术的说明因素、负有说明意义的人类行动者或非人类行动者，都纳入到对称处理的范围。但二者并非没有重大分歧：布鲁尔感兴趣的是影响科学工作的社会因素，而拉图尔的ANT脱胎于对社会中科学的检视。简而言之，拉图尔认为，科学事实既不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亦不是一些可描述为社会的（或政治的）独特因素所为之，而是科学家们以及他们与之互动的人类的或非人类的对象所共同建构的。如此一来，拉图尔将人类、动物、物体与技术都平等地视为相互联系的“行动元”（actants），凡此种种都被卷入一个巨大的动态网络之中，构成了一个由人类和物体组成的“聚合体”（assemblages）。正是借由广义对称性和自由的联系，拉图尔不仅否认人类与非人类二分的传统作法，而且对与之相关的STS分析进路嗤之以鼻，认为该进路在政治（或社会）与科学技术（或自然）这两个方面各执一端，从而将二者相割裂。在他看来，这些传统上认为相割裂的领域在现实中相互纠缠，孤立地分析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是毫无道理的。^[5]4-5

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对称处理，ANT从根本上回避困扰STS学者的认识论问题，同时与主流STS学者渐行渐远。ANT主张对称性方法，并不意味着组成聚合体的人类和无生命的客体是同一的，二者不该如此视之。但是，拉图尔强调，从其都产生效应这方面而言，动物、矿物、人工物和技术应该被视为“行动者”。这就意味着，凡此种种都应被赋予批判实在论者所谓的“因果力”。^[5]7由此，实验室研究引导拉图尔疏离这样一种科学社会学进路，该进路意图揭示影响科学知识生产的隐性因素，借此来挑战科学的认识论优位，由此他开启了STS研究的本体论转向。

拉图尔后来进一步将“社会”等观念统统摒弃，不再认为它们是有意义的分析范畴。在《实验室生活》一书的第二版，他将“社会”一词从副标题中剔除，即是一个重要标志。基于上述进路，拉图尔展开了对传统社会学的批判，不只针对涂尔干和实证主义社会学，更指向了批判社会学。简单来说，这些社会学传统都是宏观社会学的取向，十分看重社会结构的外在的和制约性的特质，大多关心与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相关联的不平等和权力不平衡。

源于反批判立场，拉图尔对于社会结构可能具有重要的说明意义这一点，颇具敌意，在不同场合阐释了治学者缘何要将理论参照点从“社会结构”转向“个体的行动者”。拉图尔认为，传统社会学一直假定每个行为—法律、科学、技术、宗教、组织、政治和管理等—能够被其背后的社会集合所关联和解释，而ANT反其道行之，假定在这些行为之后没有任何事物。换言之，对ANT学者而言，社会学的一般范畴能够合法地作为简洁性的描述方式，但是不能作为某种解释。

更有甚者，拉图尔将使用权力、社会和话语等的学术行为，比拟为“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对众多批判理论者使用资本主义、权力和阶级等概念，不以为然。^[5]2拉图尔认为，批判社会学强加分析范畴于其研究对象，而以随意的概念工具对实在妄加阐释，妄谈资本主义、权力等。恰恰相反，拉图尔认为社会并不存在，批判社会学的关键概念“权力”亦不存在。在他看来，原因在于这些所谓的关键的社会学范畴不过是转译的效应罢了，对我们了解由行动元组合的集合体，并无多大助益，换言之，当社会科学家谈及“社会”等时，他们误将效果当成原因，然而我们不能从社会到个体、从结构到能动者、从宏观到微观这样地逆向操作，因为这些都是随意的和误导性的二元范畴。^[5]8

尽管拉图尔反对谈论权力，但拉图尔的研究进路事实上无法免于权力的问题意识。在ANT中，任何行动者都不会进入既有的社会结构，反而是行动者和网络相互建构。但是，在网络的建构中，冲突从未离开过拉图尔的视线，因为某些行动者迫使另外一些行动者处于不利地位，这种能力（或者说权力）的来源需要我们予以理论化。^[6]265

拉图尔关于ANT的最初见解，就是在比较人类和狒狒过程中，将权力、支配地位和等级制度等情况的理解置于研究的脉络下产生的。在与灵长类动物学家斯特鲁姆（Shirley Strum）合作研究的过程中，拉图尔意识到，人类之所以能够将社会交往领域扩展到面对面的关系之外，人工物的调解（mediation）功不可没。这里人工物被宽泛地加以界定，不仅包括物理工具，而且包括语言和符号。拉图尔的这一发现事实上给STS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人工物集合的特定属性，在产生人类社会组织的特定变体（varieties）方面发挥的作用，需要详加考查。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重要启示：探讨权力不对称问题，应该可以追溯特定类型的人-对象关系，而且追溯时应该将这些人-对象关系置于社会结构之中，或者说，放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下。^[7]40

遗憾的是，拉图尔的研究与上述启示并未产生交集。拉图尔以反批判的立场，将“社会”和“资本主义”斥之为错觉，不仅使得权力的来源被神秘化，而且对技术人工物的理解，也因脱离了其产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而陷入了霍恩伯格（Alf Hornborg）所谓的“机器拜物教”（machine fetishism）^[8]10。无论如何，在拉图尔的STS框架中，科技与社会不公的复杂纠缠关系，是得不到满意理解的^[6]265，然而，全球化时代日渐严重的制度化不平等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危机等问题，恰是学界应该予以针砭的。拉图尔反批判立场埋下了与时代脱节的隐患。由此，我们认为拉图尔STS遭遇了功能主义困境。

三、拉图尔STS的功能主义困境

拉图尔上述的反批判立场，可被视为他对社会整体解释的抗拒，亦可理解为他对社会学中功能主义弊病的警惕。该功能主义的表现何为？默顿关于科学的社会学思索，即是一个显例。默顿假定社会乃是一个整体，其可通过包罗万象的建制（institutions），诸如宗教、政府和科学等来加以分析。每一个建制一旦拥有合适的结构，在运作良好的情况下，都能发挥必要功能，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因此，默顿将科学视为一个大体上统一和单一的建制，其功能在于提供确证的知识。^[9]默顿的观念过于理想化，难以融入一个“地方性的”和“行动取向”的STS图景，因而受到诸多质疑。

除此之外，对功能主义的风险，通过华康德（Loic Wacquant）对客观主义观点的批判，亦可管窥一二。华康德认为，在对现实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客观主义观点为从模型跳回现实，将诸社会结构视为自主性的实体，从而赋予这些社会结构像历史行动者那样的行动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客观主义不得不生成一个替代主体（ersatz subject），并将个体或群体描绘为被动的力量支点，从中机械地推算出他们独立的逻辑。^[5]8拉图尔的立场更为激进，对他而言，对待华康德的替代主体要像对待人类主体那样，即它的真实性只能放在对称的行动元的集合体中，才能体现出来。言下之意，有的只是集合体中的行动元，根本不存在这种所谓的替代主体。^[5]9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尽管拉图尔热衷于政治议题，他的STS进路却无力回应环境危机等重大政治议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功能主义的困境。

政治的考量从未离开过拉图尔的视野，尤其是20世纪末期，拉图尔经历了一个显著的环境转向，“人类世”（Anthropocene）成为其关注的焦点和语境，“盖亚”（Gaia）成为其假想的生命与非生命共存的理想境界。福顿（Kim Fortun）指出，拉图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符号学理论，不只关涉了意义，而且指向了世界，使得我们可借由事实而无缝地企及他所谓的“人类世”。按照这种人类世观念，（物质性）世界不仅为文化行动者所理解，而且通过转译的物质性网络为后者所塑造。福顿对这种符号学不乏溢美之词，称赞其“不仅显示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观念，而且勾勒出人类世图景的真谛”。^[10]314-315

但是，福顿特别指出，这种符号学理论（与网络和本体的观念息息相关）是功能主义的，不仅对给定系统内部产生的层次分化（hierarchical differentiation）视而不见，而且对外在于该系统的事物和因素置之不理。这具体表现在：“将特定类型的联结链条推向前台，而将其它类型的联结隐匿于背后，以致对那些不能清晰表达的各种因素，漠然处之，不加估量。”^[10]315

鉴于ANT的唯物主义取向，ANT被视为一种“物质-符号学”。受困于福顿所提到的这种功能主义，该“物质-符号学”存在重大的弊端，例如，很难将大尺度的互动和结构条件等纳入视野，历史、悖论、激烈的利益冲突或谋取可能性的博弈等大体缺位。尽管拉图尔致力于将非生命的实体带入其话语体系，探寻自然与社会和谐共融之途径，但其并未从实质性和具体性的审查着眼，而失之于抽象。这突出表现为，社会生产的和物质生产的动态机制，催生出内在的差异和外化（externalization），这需要诉诸政治-经济层面的分析，拉图尔却无视这一点。^[10]315

倘若追问拉图尔忽视政治-经济考量的缘由，不妨溯源至拉图尔倡导的“本体论转向”。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本体论转向承继认识论转向，是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重心上发生的一次转移。拉图尔对本体论转向的独特定位，是从自身的STS背景出发的。20世纪后期，不少学者主张从社会条件和社会联系的角度，来解释科学的变迁，STS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向，即“社会学转向”（social turn）。拉图尔眼中的本体论转向，则是对该社会学转向的颠覆与替代。^[11]拉图尔发现特定人工物自身不仅有助于形塑人类能动的形式，而且对人类的感觉有着重要影响，这使他强调非人类行动者在建构网络中的角色。之后，ANT学者将拉图尔这种对非人类行动者的关切，发展成“广义的对称原理”，主张对称地看待“人类”与“非人类”，取消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等范畴之间的区分。

在本体论转向的立场下，拉图尔STS的出发点是本体的差异，而产生这些特定本体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并非拉图尔关注的焦点。尽管ANT擅长于对复杂的社会技术安排提供一种微观的深描，但是，强调本体论转向，也往往使得ANT陷入到一种本体论的和非政治化的冗长讨论中。这一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历史唯物主义极为看重的，是对象得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及这些条件在社会生产中的用途，追问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具体历史物质条件。由此，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对科学应用与发展的物质条件、对象和能动者的生产与角色扮演的物质条件，以及人类在自然中的劳动条件，一并予以分析与论述。^[4]1028

近年来，STS领域重拾对唯物主义的兴趣。ANT在本体论转向的推动下，与“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面向对象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ies）等新兴的唯物主义进路相互地渗透，对形塑当今STS研究纲领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它们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但在将技术（人工物）视为去历史（ahistorical）和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点上，却颇有默契，产生了类似的意识形态愿景，因而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12]361

拉图尔倡导“对称的人类学”，主张对称地看待人类与非人类。这一主张在本体论转向的推动下，进一步转化为强调非人类的能动性，由此走向了一种“天真客观主义的本体论”（ontology of naive objectivism）。该本体论崇拜全面的即时性（immediacy），同时忽略了其所嵌入的背景。^[12]365如此一来，ANT有堕入马克思所谓的“粗糙的唯物主义”（crude materialism）之风险。这里马克思意指一种混淆：某一对象作为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会产生一些特性，这些特性被当成是内在于该对象自身的自然属性。^[4]1037

ANT本体论转向，使得ANT在两个方面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重要分歧，这是拉图尔STS陷入功能主义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ANT关于技术（机器、工具）的论述，是去历史的。ANT倾向于把“工具”和“工具使用”从劳动的辩证实践中抽象出来，并从生产和使用它们的力量和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与此不同，马克思指出，人类要使用工具并与工具互动，首先必须生产工具，工具是人类劳动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下的产物。自然提供了财富的源泉，看似“无需人为干预”，因为许多构成财富“物质基础”的原材料，是人类社会关系之外的物质存在。但是，将自然资源和物质转化为“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必须经由人力劳动的辩证实践。^[13]174-175同样道理，马克思指出手工磨坊产生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表明技术产生特定的社会组织。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谈论技术（技术人工物），不能无视已经将其裹挟于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和政治经济的调解。

另一方面，ANT学者无力看清现代技术系统作为社会剥削策略的本来面目，反映出他们对全球经济、技术与环境的不公，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性。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者，ANT学者放弃了生产方式概念，拒绝以物质矛盾的结构性关系来概念化物质现实，而是借鉴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观点，提出了所谓的“集合方式”（mode of assemblage），即一种偶然的、分散的、相互交织的、暂时的人类和非人类物质的“联合体”，从而回避了剥削性的社会生产关系。^[13]173不仅如此，ANT学者以对称性原理来看待技术人工物，赋予其自主生产力甚至能动，无法认清现代技术乃是不对称的全球交换关系下的产物。通过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延伸到关于技术人工物的讨论，霍恩伯格指出，如果将全球化技术体系可看成一种转移，即通过市场上不平等的汇率，将工作和环境负担转移给购买力较弱的群体，那它不过是一种新的剥削策略而已^[8]10。

将技术脱离其产生的历史语境，ANT学者看到了发明（技术）只是在创造“差异”：“发明一旦被顽固地重复，就会引发不计其数的竞争，要脱身，唯有靠其他的发明”，来创造“差异”。^[14]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图景：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是从流通过程中价值体系的差异得来的。而造成价值体系差异的，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革新。产业资本借由技术革新，不断在时间上制造不同的价值体系，以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必须不断持续地找出差异、创造差异。这才是产业资本无止境的技术革新的原动力；绝对不是因为人们期盼“文明”的进步。^[15]55-57ANT学者无法看清这一点，反而会陷入功能主义的错觉：一旦资本以技术的面目出现，可免于政治的批判。

四、破除“松散转译”之偏见

当今时代，科学被视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这事实上为唯物主义的STS研究带来新的契机。拉图尔的ANT之于唯物主义的最大贡献，是突破传统社会学家所专注的“社会权力”之局限，而将社会学的想象力拓展于广阔的物质性领域，极大地推动了本体论走向一种异质性联系的探究，由此传统社会学视野之外的元素被囊括进来。就此意义而言，ANT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格外看重物质，意在祛除那些排他性地使用“社会”来解释社会的执念，对社会-科学（social-scientific）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16]

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与ANT有上述共通之处，但在对待批判社会学的态度上，二者大相径庭。如前所述，拉图尔不屑于批判社会学的术语，诸如资本、阶级、社会权力等，与传统社会学理论相切割，最终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拉图尔为何如此？这可以归结为他对所谓“松散转译”的偏见。

按照古根海姆（Michael Guggenheim）的观念，松散转译即大跳跃式的转译步骤，例如从一种媒介（medium）跳跃到另一种媒介，从一种论证跳跃到另一种论证。ANT学者对松散翻译嗤之以鼻，因为对他们而言，强化一个网络，意味着要将转译之步骤最小化。由此，ANT拒斥批判社会学，因为其认为后者的所作所为，即从“描述”转到“世界如何可能按照预期转变”，从“是”（is）转到“应该”（ought），就堪称这种松散转译的典范。同样道理，资本主义观念受到ANT的批判，因其被视为一种松散转译操作：从复杂的社会-物质安排，跃迁到一个单一的“问题整体”（problematic whole）。具体到拉图尔，松散转译之症结，则被锁定于“那些隐匿于背后的有影响力的诸行动者,他们始终如一地、不断地、无情地在行动着”。^[17]66

古根海姆指出，上述关于松散翻译的论证并非无懈可击。ANT学者认为，“作为经验多重性的资本主义”与“问题整体”之间存在着鸿沟，这种鸿沟无法解释。但这种看法的提出，是ANT学者自身的经验主义意象在作怪：他们无法想象，若从理论出发，而不从对象出发，就能够进行这样的转译。^[17]66

如前文所述，拉图尔的研究起点是“本体的差异”。不同于拉图尔，马克思追随者（诸如霍恩伯格）STS研究的起点，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们将人工物（机器、商品等）本体论的探究，置于社会结构之中，如此一来，他们关心的，乃是产生特定本体的政治-经济条件。^[7]36这样的研究进路追求的是一种整体的解释,而这种整体解释事实上提供的是一种更宽广的方法论框架。对整体解释的缺失，不能由增加ANT意义上的网络而得以弥补。^[18]

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具有经验多重性，正像不存在单纯的阶级关系。但是，柄谷行人指出，马克思在思考具体的阶级关系时，对于各种阶级的多样性，以及言论与文化的多样性，其实是非常敏感的。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关系，放在价值形态的领域中观察，从中揭示这样一个问题整体：“商品与货币—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形态—的非对称关系，在哪种经验形态下的资本主义社会都丝毫没有消失。”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思考的就是这种关系的结构。^[15]67-68某种角度而言，技术（机器）与商品、货币这三种对象范畴不论它们对置身其中的人们来说呈现什么样貌，都是通过被赋予自主的能动和生产力，而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予以神秘化，都逃脱不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

希尔玛（Bjørn Schiermer）指出，确如拉图尔所认为的那样，寻求社会的整体解释，意味着要引入“一个附加的、会产生影响的能动或行动者”。拉图尔对这么做的结果表示担忧，在他看来，这样的能动根本不存在，一旦假定其存在的话，这会给分析者带来一种准超越性（quasi-transcendental）的解释，从而“打破我们在世界中的实际或‘最终’的纠缠”^[19]。昂格尔（Roberto Unger）也怀疑这种做法可能会遭遇风险：“激进理论家在每一个理论体系中都看到了深度-结构的逻辑，从而把解释的总体化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混淆起来，他们的著作有堕落为一种约定论的社会科学唯名论形式的危险。”^[20]

破解上述风险并非没有因应之道。阿伯莱达（Martín Arboleda）认为，关注社会行为的具体现实，以及这一现实展演（perform）政治公平和转化权力关系之方式，我们就可以跳脱基础主义的困境。^[12]364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阿伯莱达追随马克思的思想，通过识别出技术人工物的生命制造能力，同时揭示出其所侧身的阶级关系，亦即厘清在日常的经验劳动过程中人与机器的复杂互动，最终引入一种超越于人（more-than-human）的政治能动。^[12]372

古根海姆指出，反倒是ANT遭遇了理论难题。一方面，当观察科学家时，ANT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声称科学家们在“建构”，从而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一建构过程不乏规范和政治的元素；另一方面，ANT的自我描述作为一种经验实践，仅仅是描述性的，而非批判性的。换言之，世界的创造，对ANT学者而言，始于摆在那里的现成事物，而不是社会学家所欲达成之事物。^[17]67

与上述理论难题相关联的，是ANT遭遇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困顿。在过去的30年间，ANT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前卫民族志，在话语上相互融合，形成了所谓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世界观。ANT自我期许能够颠覆另外一种世界观，即与欧美科技的强大利益相关的霸权世界观，并支持那些被压迫的类别，如土著民族、妇女和非人类。但是，霍恩伯格同时指出，ANT将自主的能动归之于非生命的实体（诸如人工物），反而将不平等交换关系神秘化，制造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假象”。由此看来，ANT的本体论策略完全背离了其自我标榜的致力于解放的期许。^[21]96

综上所述，与其说批判社会学陷入了松散转译的误区，不如说ANT学者因对松散转译存有偏见而走入了误区。从中可以窥探出，ANT学者关于研究起点的差异所造成的研究方法和意识形态差异的认识不足。

五、结 语

ANT擅长从微观角度，以情境化的方式，探究技术人工物与人类的互动如何形塑我们社会的变迁。ANT给我们的洞见是，一旦将马克思对资本的抽象批判，具体化为对无所不在的人工物（即金钱和技术）的批判，我们对这些人工物如何帮助塑造权力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一个细腻的理解。从这一角度看，ANT对当代唯物主义STS研究纲领的构建，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拉图尔明确拒绝了诸如社会、权力这样的宏观概念范畴，无疑又使得ANT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产生了一种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阻碍了这两种进路在理论上的趋同。^[21]101为此，STS研究需要认清ANT遭遇的困境、破除松散转译的偏见，从而捍卫STS研究纲领的开放性，重申历史唯物主义在构建唯物主义的STS研究纲领的重要性，乃至凸显阿伯莱达所倡导的STS研究议题的紧迫性：将STS作为这样一个领域，它要从根本上批判和颠覆资产阶级科学技术造成的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剥削、社会控制和生态破坏^[12]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