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科学文化，学术界多有探讨。从这些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认识上的差异，有学者倾向于把科学文化理解为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有人则强调看待科学文化的现实主义态度。有人侧重于从精神层面认识科学文化，有人则侧重于从行为和制度角度分析科学文化。在这些认识差异的背后，我以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科学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理念需要以一定的载体得以呈现，因此，对科学文化的认识需要和对科学文化载体的理解结合起来。

由此出发，我们需要把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和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的科学文化区分开来。从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科学文化的分析可以回溯到久远的年代。但是，作为相对独立文化形态的科学文化，本质上是和科学的建制化过程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角度来讲，缘起于近代欧洲的科学建制，是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载体。所以，在理解科学文化的时候，需要对科学建制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科学的建制化需要文化的变革，科学的建制化又促进了新的社会亚文化的出现，这种亚文化就是建制化的科学的存在和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只有在建制化的科学之后，科学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才真正地涌现出来。由此，我们也可以从如何完善现代科学建制这个角度拓展我们认识科学文化的视野，发现科学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寻找科学文化建设的具体可操作的路径。

当前，关于科学文化建设的问题，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界都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是对如何理解科学文化，怎么建设科学文化，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近年来，作者承担了中国科协关于科学文化建设纲要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科学基金促进科学文化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学部《追求卓越科学宣言》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科学文化建设一些基础性问题的理解，在此就以下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从已有的研究看，人们对科学文化所要塑造的价值观念，以及要倡导的精神理念并不缺乏共识，但问题是如何超越宣传和倡导的层面，使之能够真正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实践的过程中，不论是在科学界，还是在政府管理部门，往往一些行为会和这种科学文化倡导的价值观念相抵触、相矛盾，何以会出现这种认识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对此问题做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个既涉及到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更涉及到科学文化形成的机制，需要研究科学文化落地的具体机理究竟是什么。

如果把科学文化理解为是科学建制化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亚文化形态的话，可以看到新思想需要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安排得以展现，并且在社会当中得到认可。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会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有利于让人们更多体会到科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能够以比较具体的方式作为新的科学文化所需要的价值观或者思想理念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组织形式就会成为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设计相互关联的一种文化的形态，并且最终会产生非常重要的示范效应。

从历史上看，比如像英国皇家学会，德国洪堡大学，以及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都是以一个成功的组织形式、一个成功的范例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内在都负载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对于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和新的思想理念。当我们今天去讲科学文化建设的时候，如何去寻找适合国情，体现科学的价值和科学发展规律以及新特点、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要从实践当中去摸索这种形态，然后把这种形态挖掘出来，看它是不是真正在制度上、组织形式上体现我们对科学文化这种价值的新的理解，看看它是不是能够产生新的示范效应。我觉得科学文化的落地，往往是通过有重要作用的新的组织形式和这种新的制度作为载体来真正体现的。

在研究科学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在研究科学文化和科学文化建设的一些政策问题时经常会碰到。我们可以看到，在呼吁科学文化建设时，虽然大家都觉得很重要，但社会的响应往往比较少。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对此需要从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

就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看，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是科学共同体自身的科学文化建设与社会的科学文化建设的关系。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同的社会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即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科学文化在可能会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的同时，从来都不是脱离社会文化存在的。把科学建制化与科学文化建设纳入到人类现代化的历程之中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国家，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科学文化和其他的社会亚文化之间存在着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不是体现在用一种亚文化替代另一种亚文化，或者用一种亚文化要求另一种亚文化，而是在内在的精神上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具体地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民主精神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现代市场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文化，以及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文化之间交互适应、相互影响和协同进化。我们理解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制度变革，需要把握人类文明进化的这种现代精神，以及这种现代精神在科学、政治和经济等不同的社会领域的制度变革中的具体体现，从这种现代精神出发，推进科学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的协同进化。唯此才能够真正处理好科学文化建设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如果把科学建制作为科学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地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即科学建制化的不同路径对科学文化建设会产生何种影响，两者会存在何种差异？

分析不同国家科学建制化的历史，可以发现科学建制化的路径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科学建制化过程中科学的内部建制化与外部建制化的关系上。科学的“内部”建制化也可以称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建制化，即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和科学共同体内部社会秩序的建构，这种建制化主要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紧密的社会交往自组织地形成的。科学的“外部”建制化，是科学知识生产在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的社会建制化，涉及到科学系统与外部社会之间的联系，涉及到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其他社会角色(如政治家、企业家或其他社会集团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两个层面的建制化具有形成互补关系的功能：前者维系着科学知识生产的内部环境和知识产品的内在质量，决定着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有序性；后者维系着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知识产品的外在功能，决定着科学知识生产活动的持续性。而两者的有效整合，共同塑造着功能完备的科学知识生产制度。

这两个层面的建制化往往不是相互独立地进行的，但也决不是可以自然地同步进行的。通常的情况是，在历史上的科学先行国家，科学共同体的成长和科学“内部”建制化先于科学“外部”建制化。早期的意大利和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就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而科学的后发国家或科学的输入国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科学共同体的成长或与科学“外部”建制化同步，或落后于科学“外部”建制化的步伐，并由此面对着与科学先行国家不同的问题，遵循着与科学先行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追赶中的德国、美国到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乃至中国的科学建制化的过程都有类似这个特征。

两种不同的科学建制化路径对科学文化建设会造成不同的影响。第一种情况下，科学共同体的成长及其内部社会秩序的建立，会形成相对成熟、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形态，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在“外部”建制化过程中政治或经济的力量以利用科学的社会功能为重心，忽视了形成符合科学研究特征的社会秩序，则有可能导致科学文化难以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亚文化，甚至用违背现代精神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抑制科学文化的发展。当然，如果能够有效地实现两个层面科学建制化的相互调适，实现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的协同进化，科学后发国家也有可能形成富有活力的科学文化。

我们探讨科学文化建设，需要思考一个问题，谁是科学文化建设的主体？是科学家？研究科学文化的人还是倡导科学文化的人？抑或是从事科学文化政策研究和制定的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赖于如何理解科学文化，以及如何理解科学文化形成的机理。如果单纯把科学文化理解为科学家个人从事认知活动的文化，那么自然便会把科学文化建设视为科学家的任务。固然科学家在科学文化建设中要扮演重要角色，但科学文化建设的主体绝不仅仅是科学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我们把作为相对独立的亚文化的科学文化与科学建制化的过程联系起来，并把科学建制化作为科学文化的载体时，分析科学建制化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角色及其作用，便可以为我们探讨科学文化建设的主体问题提供重要的依据。

从科学建制化的过程看，不论是科学的先行国家，还是科学的后发国家，科学的建制化都表现为思想家、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合谋”。都不同程度地需要政治家、思想家“自上而下”的设计与思想家、科学家“自下而上”的探索的相互结合。思想家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塑造，科学家推进知识进步的具体实践，政治家的制度设计与利用政治力量对合理制度的强力推动，都对科学文化从观念形态走向行为规范和制度范式产生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些行动者都对科学文化建设有重要的贡献，都将成为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科学文化建设需要思想家的价值引导、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努力、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国家和政府的意志与政策，但是这几个方面的力量和它们作用的方式在先行国家和后发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先行国家的科学建制化通常“自下而上”为主，思想家和科学家往往在思想的引导和科学建制化早期的自发探索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科学文化建设中也不例外。但是后发国家的科学建制化则往往“自上而下”展开，因为已然从先行国家的成功范例中意识到科学建制化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以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就容易利用政治的力量模仿和推行先行国家的组织和制度，所以后发国家的科学建制化更易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从历史上看，德国、俄罗斯的科学建制化，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科学建制化，政治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明显是大于英国和此前的意大利。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和管理者对科学的理解，对科学的态度和认知状况，往往对一个后发国家科学文化的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政治家和管理者单纯地强调科学的社会功用，而缺少对科学实践内在地需要的一些文化要素的深刻理解，科学文化建设就难以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协同进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思想家、科学家在科学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政治家、管理者的态度与认知也往往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在特定时期成为科学文化建设的决定因素。因此，提高政治家和管理者的科学素养，对科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