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行星健康（planetary health）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概念首次出现在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研究者呼吁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在保护和增进健康和福祉、预防疾病和残障的同时，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培育生态恢复力^[1]。行星健康研究的出现，既丰富了健康的意涵，还构建出一个融合环境科学、生物医学与人文社科的多元研究纲领，以应对当前人类健康与生存环境所遭遇的严峻挑战。本研究基于公共健康史与技术哲学的双重视角，通过回溯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历史认知的演变脉络，探究行星健康概念形成的思想渊源及其独特性；借助“行星思维”（planetary thinking）分析行星健康的评估指标的确立及其背后的技术逻辑；并结合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的研究工作，呈现对行星健康研究的反思与批评，以期为更好地理解行星健康提供深入、全面的视角，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行星健康研究围绕人类健康和地球自然系统的健康展开，它通过跨学科的方法，不仅考察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还研究控制这些影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2]。相较世界卫生组织在1946年对健康的定义：“健康是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完全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羸弱。”^[3]而言，行星健康关注人类以外的地球生命和非生命行星环境，这扩展了健康的内涵及相关研究范围。

环境与健康是行星健康研究的中心内容，二者的联动关系自古广受医家关注。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的“异法方宜论”，即反映了由环境差异造成的生活习惯与体质差异；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作品《论空气、水和地方》（On Airs, Waters, and Places）为环境与疾病理论奠定了基础，开创了自然医学模式。这些记载表明，早期先民已观察并认识到生命与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科学革命以来，主流的医疗实践逐步排除了曾经充斥于身体中的灵性因素，正如英国医学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所说：“17世纪的‘新科学’（new science），以及接下来的启蒙运动，让医学从神圣的戏剧性表演转变成现实的医疗实践，具有了更加自然的意义。”^[4]在“新科学”实现自然的数学化的过程中，科学家与医学家也通过一系列仪器与实验，逐步实现了身体的数学化，有关人体指标与生理常数的测定陆续完成，环境与健康关系以更加清晰的方式为人所知。

20世纪中叶出现的生态文化批评理论为行星健康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更直接的理论支持。1967年，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科学》（Science）发表了《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一文，指出环境破坏不仅是科学技术的问题，文化和社会因素也植根其中^[5]。类似批评视角同样体现在这一时期有关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和粮食安全等的议题之中。1969年，英国政府发布了《斯旺报告》（Swann Report）。报告中表明农业抗生素会带来残留物并损害动物福利^[6]。该报告为当代禁止在动物饲料中使用低剂量抗生素、生长促进剂奠定了基础^[7]。在行星健康研究中，农业和畜牧业的健康管理受到生态学者的重视，目前对动物抗菌药物的研究仍是兽医学、农业发展的重点议题^[8]，专业人士积极为动物抗菌药物寻找更为审慎、合理的使用方式，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英国大气学家詹姆斯·E.洛夫洛克（James E. Lovelock）和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提出了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该理论假设地球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由生物体系及其环境组成，具有将气候和化学成分保持在有利于生命的稳定状态的能力。基于这一认识，洛夫洛克于1986年创造了“行星医学”（planetary medicine）一词，并详细介绍了自己有关“地球生理学”（geophysiology）的构想。在洛夫洛克看来，“与疑病症一样，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全球性疾病是虚构的，而在于目前的症状是不是灾难的前驱症状，又或者它们是否只是世界的‘生长痛’。”^[9]为了对真实的地球状况做出准确判断并采取措施，只寻求气候学家或生物地球化学家等专业科学家的建议未必是明智的选择，需要通过更加综合的行星医学的实践才能实现。洛夫洛克从医学史中寻找依据，指出地球生理学是行星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合格的行星医生（planetary physician）会从猜想和经验中不断成长。根据洛夫洛克的观点，地球生理学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得到发展，“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太空探索计划的意外副产品。它源于设计实验以探测其他行星，特别是火星上的生命时。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实验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基于在地球上建立一个自动化的生物或生化实验室的理念，并利用地球上生命科学家所熟知的技术来识别生命。”^[9]这一思路同样指导了如今的行星性技术框架。行星医学与行星健康的出现，不是取代或削弱已建立的科学的重要性，而是形成新的补充来完善对健康问题的认识。

1972年，医学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萨金特二世（Frederick Sargent II）在分析彼时人与环境关系的文章中，提到了“行星生命支持系统”（planetary life-support systems）与更广泛的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10]。两年后，苏联生物哲学家戈纳迪·察列戈罗夫采夫（Gennady Tsaregorodtsev）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实践导向的建议，他认为人类健康的维持和疾病的发病率是由环境污染程度决定的，因此他呼吁建立“行星公共健康”（planetary public health）综合科学中心^[11]，其目的是收集关于环境退化对人类健康后遗症的证据，并预测人类引起的自然环境变化的后果。此外，当代研究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ine）与整体健康运动（holistic health movement）中同样包含了行星健康观念^[12]。到20世纪末，行星健康已经出现在有关护理专业、环境伦理、艺术疗育等领域的讨论中，也逐渐出现在医学主流话语中。

20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柳叶刀行星健康委员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Lancet Commission）成立，并发布《在人类世保护人类健康：洛克菲勒基金会-柳叶刀行星健康委员会报告》（Safeguarding Human Health in the Anthropocene Epoch: Report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Lancet Commission on Planetary Health），明确“人类健康和人类文明取决于蓬勃发展的自然系统和对这些自然系统的明智治理”，要求对人类系统（政治、经济和社会）和地球自然系统保持高度关注，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福祉和公平。简言之，行星健康的定义是“人类文明的健康及其所依赖的自然系统的状态”^[13]。作为一份纲领性文件，该报告标志着行星健康研究领域的正式确立，这也意味着，更宏观层面的环境因素被纳入健康的考察范围，人类健康与行星系统之间的共生关系成为时代所关切的命题。

行星健康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并满足人类对地方和全球生态系统的生物-心理-社会多维度的需求。学者们曾设计出各式量化方法来评估健康水平，衡量国际社会健康改善的常用指标如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残障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和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等，均以人类健康为中心。从此类指标看，当今的人类健康状况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好。然而，从行星健康视角视之，人类健康水平的评估不能仅考虑人类自身的情况，还需要以新视角审视人类健康的可持续性。目前全球约76亿的人口已使地球系统发生巨大变化。据推算，到21世纪末，全球人口有95%的概率将达到90亿至132亿^[14]。非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会对地球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同时也会威胁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存^[15]。行星健康研究框架为应对当前环境与人类健康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体现了技术哲学前沿研究中所倡导的行星思维。

行星系统的健康决定了人类的健康，其适宜、安全、可持续发展空间的确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考虑到当今人类文明的生存依赖于多个行星系统的健康，不同的学者给出了自己对行星健康状况评价衡量的建议。印度可持续性发展顾问拉姆·拉姆普拉萨德（Ram Ramprasad）试图证明，只有保护所有生命并解决行星健康问题，才能创造行星财富。他聚焦五种行星生物标志物（planetary biomarkers）的测量和管理：水（water）、土壤（soil）、空气（air）、火（能源）（fire（energy））和太空（space）——这既是古代人类对自然元素的初步认识，也是当前实现循环经济的物质基础。这五项具体为：对水体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通过卫星图像估算鱼类的分布、种群和多样性，并对水温、酸度、海洋颜色、叶绿素浓度开展综合调查；土壤健康主要通过土壤有机碳百分比来测量；空气质量通过追踪二氧化碳的百万分比来测量，包括甲烷排放；能源生产以产生的无碳能源和人均能源消耗百分比来衡量；对太空的监测则是对空间碎片的估算，通过雷达跟踪、光学跟踪、激光测距、摄影观测等方式确定空间中允许的碎片数量，以确保其不会对各种航天器的发射构成威胁。尽管五种元素之间相互联系，但通过这种划分，使得独立处理某一行星生物标志物变得更容易，科学家可以为所需的范围开发出正确的公式。在此基础上，拉姆普拉萨德建议用环境健康指数（Environmental Health Index）来补充国内生产总值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16]。

相较于对行星生物标志物的监测，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在行星健康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2009年，由瑞典研究者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öm）领衔的地球系统和环境科学家团队提出行星边界概念，选定九个边界评估地球系统的健康状况并提供估算的变化阈值，分别是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生物圈完整性（biosphere integrity）、土地系统变化（land-system change）、淡水利用（freshwater use）、生物地球化学流动（biogeochemical flows）、海洋酸化（ocean acidification）、平流层臭氧消耗（stratospheric ozone depletion）、大气气溶胶负荷（atmospheric aerosol loading）和新物质导入（introduction of novel entities，如有毒人造物质）。这些边界如果受到超出可接受阈值的干扰，会产生危害人类文明的环境变化^[17]。2015年，团队成员根据实际情况更新了该研究，指出其中四个行星边界已经越界：气候变化和土地系统变化已经超出了其安全边界，进入了“不确定区”，生物圈完整性和生物地球化学流动则超出“不确定区”，进入“高风险”类别^[18]。研究者认为现在需要采取紧急和变革性行动来保护当代和后代，优化如今的治理方式，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的整合，推动跨学科知识的创造、综合和应用。

无论是5种行星生物标记物，还是9个行星边界，这些标准致力于为行星健康的管理与评估提供依据和方法，这正是行星思维在健康领域的体现。技术哲学家许煜（Yuk Hui）认为，行星思维意味着一种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意味着形成一种共生的语言，使得不同种族和物种能够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存；还意味着发展一种新框架，使人们超越领土问题，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并逆转人类世加速的熵增过程^[19]。行星健康的评估指标依赖科学技术的前沿发展，超越了传统公共健康领域中以人类为中心的测定方法，突破了人为划定的经济、政治边界，关注多物种的生存状况，综合考察行星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相较于全球健康研究将考察范围局限在地球范围内，注重地球上不同地域与物种的健康差异，行星健康将地球视作宇宙中的一个存在物，其中不同力量和因素相互作用，允许研究者从行星系统的动态演化中审视地球上各种生命的生存状态，以及地球本身的健康状况。在行星健康的技术框架中，人类面临的健康风险不再有地域之分和群体之别，人类成为真正的健康共同体。

行星健康研究所确定的量化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测定了生态系统的可容纳性，不仅弥补地球环境知识过去的不足，还完善了医学研究和公共健康专业领域的短板，以环境科学为基础，为人类的安全生存提供了安全范围，这既将人类健康的参照系进一步扩大，也凸显了跨学科联动的重要意义。2015年12月，行星健康联盟（Planetary Health Alliance）在哈佛大学成立。其后，约翰霍普金斯行星健康研究所（Johns Hopkins Institute for Planetary Health）成立，一些早期的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也开展了有关行星健康的研究，如斯坦福全球健康创新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novation in Global Health）。2017年，开放获取期刊《柳叶刀行星健康》（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正式推出。在高校中，有关行星健康主题的新课程也逐渐增多。行星健康领域的这些新发展正努力消除曾经的学科边界和政治边界，将行星思维落实到研究实践中，以期应对当前的人类与环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行星健康理念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很多科学家和医学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之声，批评观点主要集中在对健康意涵的反思、行星健康伦理风险以及生物政治（biopolitics）对日常生活的干预。

对行星健康的首要反思在于，这一概念是否有提出的必要。20世纪末至今，伴随着人类世（anthropocene）研究增加，对地球科学与环境科学的探索加速了环境与健康的有关研究，一时间新概念层出不穷，如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环境健康（environmental health）、生态健康（ecohealth）、同一健康（one health）等。这些概念彼此交叉又各有侧重，研究者们从研究方法、应用范围和潜在价值观等不同维度进行了区分^[20-22]，综合分析可知，全球健康旨在强调健康议题的全球共治，同一健康源于对人畜共患病与传染病的关切，而行星健康更加关注气候变化、非传染性疾病和食物系统，其研究框架整合了人类医学、生态学、地球科学、经济学、能源等，因此更适合应对全球性健康危机和人类文明可持续性危机。行星健康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行星环境与地球生命的共同演化，地球生命的健康状态与行星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将地球视作一个整体，地球上的生命与非生命物质都处在一个更加广袤的行星环境当中，这有益于在行星尺度上重新思考生命与健康。

行星健康的重要实践之一是构建安全、可持续的行星环境，满足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需，然而，科学研究面临着来自医学哲学领域的深刻叩问：健康与疾病是否只能在生物统计学意义上进行讨论^[23]。事实上，行星健康的实现并非仅以量化指标为准，研究者呼吁公众对当下的生存环境保持觉察，关注地方性知识以及对自然的体验。有别于科学塑造的健康知识，走进自然、重视传统生活方式是人们理解环境、理解健康的重要途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科学和技术的短板^[24]。也有学者指出对健康的探讨需要在生态学中重新定位人类的知识与实践，因为现有研究框架依然隐含着人类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假设^[25]，需要采取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改变历史上以人类为中心的健康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行星时代的健康意涵。

其次，行星健康的实现具有潜在的伦理风险。20世纪末，公共健康伦理（Public Health Ethic）以对集体性与政府干预这两个核心议题的关切，迅速确立起相对明晰的研究边界与研究范式^[26]，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全球健康伦理”（Global Health Ethic）得到行星健康倡导者的欢迎^[27]，将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进行综合考量，重审疾病生态学与环境健康。对于行星健康而言，主要的伦理考验在于如何使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整体利益保持一致，行星健康对健康的关注超越了人类的界限，传统的医学理论和生物伦理在涉及行星健康议题时都存在局限性，仅考虑人类福利难以实现行星健康的整体目标，因此需要更加适配的伦理框架来实现伦理与治理的全球性^[28]。鉴于行星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其伦理研究还存在代际延续的争议，即子代所继承的行星环境是由亲代所创造并流传下来的，因此合乎伦理的行为应该将后代的福祉纳入考量。

为构建行星健康伦理的理论框架，来自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了12项基本伦理准则，重点包括：人类行为应以不对地球造成伤害为目标（Human actions should aim to inflict no harm on the planet）、行星健康的工作人员必须寻求方法来平衡人类创新带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利益的公平性和可及性（Planetary Health workers must seek ways to balance equity of, and accessibility to,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nefits derived from human innovations）以及必须促进与社区团体和小型组织的积极参与（Active engagement with community groups and smaller organizations must be facilitated）等内容，从行星健康构想、知识储备与实践挑战三个维度完善行星健康伦理准则^[29]。目前已有大量学者对行星健康伦理的建制化做出了积极探索，这彰显了行星议题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对行星健康的第三类批评，围绕生物政治和政治生态学展开。社科研究者借助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指出行星健康理念及实践可能会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引人担忧的是：行星健康反映了“生物政治”对国家的影响，并可能成为实现公共自由的障碍。“越多的国家赞同‘积极健康’的政策，越多的个人就会受到更广泛的国家控制和干预。”尤其是在全球性传染病肆虐和气候变化的时代背景中，行星健康观念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公共健康干预不是卫生系统内的操作，而是符合政治或更广泛的‘社会’使命的卫生功能。”^[30]另一方面，环境可持续性不仅是公共健康面临的主要考验，还因涉及自然资源分配、新发传染病流行与人口迁移等议题，成为社会公平与民主的表现形式^[31]。行星健康的研究是否会导致极端健康主义和极端环保主义，这也是社会需要警惕的方面。

尽管这类反思是围绕行星健康这一新兴概念提出的新批评，但从医学批评史的脉络来看，有关生物政治与生命权的讨论，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与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等批评家的作品中已有充分讨论。对于社科学者而言，健康与政治、法律、经济、科学一样，是社会的基本功能系统之一，有必要将其置入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研究者们对此保持警惕，防止健康作为功能系统或政治决策借口的过度扩张。将健康的考察扩展至行星层面，这意味着行星健康会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更大规模的地域范围中产生影响，因此需要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行星健康。

综上可知，尽管行星健康的理念与实践仍在发展变化中，但研究者已经敏锐地捕捉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与负面影响。正如科学家对行星边界的动态研究所展示的，人类健康与环境健康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单独出现的，医学的边界、健康的边界、生态系统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各边界之间会根据不断变化着的事实而出现相互跨越、交叉、融合的现象，需要对此保持洞察，以此降低行星时代中由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带来的冲击。

行星健康领域的兴起得益于公共健康与行星思维的发展，相关成果构建了更加综合的研究框架，为环境科学、生物医学及公共健康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研究人员将地球视为行星系统中的一个存在物，通过科学测算与量化分析，确立了行星健康的评估标准，进而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勾勒出了明确的安全界限。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当前行星环境的整体认知，更为行星时代的健康实践奠定了技术基础。

与此同时，围绕行星健康的哲学思辨与医学评论，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些理念与实践在重塑科学认知体系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我们对健康、环境及生命的传统理解。在医学研究日益精细化、微观化，疾病研究日趋深入的背景下，行星健康以宏观的视角为提升人类与环境健康水平开辟了新的道路，这对于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将大有裨益。作为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行星健康仍有待更多学科的对话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