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6
1972年转基因技术诞生，1996年转基因棉花商业化种植。到今天，转基因技术已进入工业、医药、环保、能源以及农业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农业转基因技术在解决全球粮食问题上显示了巨大潜力，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ISAAA)的调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全球已经有27个国家批准进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转基因种植面积超过1.75亿公顷，其中，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种植地区。[1]
中国作为农业资源匮乏、人口基数大的发展中国家，依赖科技是解决粮食增产问题的重大选择。从历史上看，我国粮食安全长期受客观环境和人口状况的制约，粮食安全程度较低。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粮食都处于短缺的状态。从50年代开始政府集国家之力推动粮食良种培育，到70年代结出了多项硕果，其中包括袁隆平在1973年研究培育成功杂交水稻，李振声在1979年培育成功远缘杂交小麦小偃6号。温饱问题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粮食良种等的推广种植才逐步得以解决。
但是当前农业生产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两亿多小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依靠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获得和保持较高的土地产出水平。化肥、农药以及含激素生长剂虽然保证了农产品的高产，降低了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但是农药、兽药等的长期使用、超标使用也导致了直接危及人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整个农业环境的污染问题，并进一步威胁到粮食安全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一直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1997年，中国发表了第五号国情报告，预测了中国21世纪的粮食问题，提出中国农业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实际上，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积极致力于推进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从国家“863”计划中位居首列的生物技术到“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政府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投入巨额资金研究转基因作物。目前，转基因抗病虫水稻是中国转基因作物中技术比较成熟的品种。
一、引论：作为一个公共问题的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作为21世纪高新技术主角之一的农业转基因技术，其推广和应用却一直充满争议。在上世纪90年代，围绕转基因食品爆发了一系列争议性事件，如“巴西坚果”事件(1994年)、“普斯泰”事件(1998年)和“帝王蝶”事件(1999年)等。在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有些民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心存忧虑，民众、环保组织和媒体通过大力宣传系列事件，推动政府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严格的标识甚至采取限制措施。
在国内，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双重压力、进口转基因作物与自主研发转基因作物等交织在一起，形成更加复杂的情境。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中国人消费进口转基因食品已长达20年。从1996年起，在国人尚未明白转基因为何物之际，以产自美国为主的转基因大豆以出油率高、价格较国产大豆相对便宜的优势迅速成为中国豆油生产企业的主要原料来源。在经贸层面，中国虽然每年约购买美国出口转基因大豆总量的三成，但却由于粮食市场的大国效应等原因而无定价权。2003年至2004年间，国际大豆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导致中国大豆行业遭受全面重创，损失估计逾40亿元人民币。转基因大豆进口激增使中国大豆在经济、贸易上日趋被动、步履维艰。有研究指出，自2004年“大豆危机”以来，大豆行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跨国粮商正在形成对我大豆加工行业的垄断布局，国产大豆被进一步挤压，全行业继续大面积亏损，国内企业遭遇生存危机。[2]在国家粮食安全层面上，大豆原本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物品种，但是在10年之间，原生于中国的大豆就从几千年来的自给自足到60％以上依赖进口。
与进口转基因大豆不同，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水稻从申请商业化生产开始就踏上一条充满社会争议的道路。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这种争议甚至有扩大化的趋势。2004年底，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了《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递交国务院，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种植。针对目前中国转基因作物中技术比较成熟品种的转基因抗病虫水稻，该建议指出，抗虫水稻近两年在湖北、福建等地的试种表明，抗虫稻在整个种植季节可基本不施农药且可增产12%，同时也可缓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随后，2004年11月，中国农业部召开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 第一次专门会议，讨论评估3项转基因水稻品种的商品化申请。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获悉此消息后，于2004年12月1日在北京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发表了《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报告,质疑中国转基因水稻存在着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巨大风险。转基因水稻支持派和反对派的论战从此拉开帷幕。同年12月9日《南方周末》刊登了题为《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的报道。报道对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生产的动力、科学家是否有私利、学术讨论的氛围与审批组织构成上的合理性等提出质疑。其他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之后几年中，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先后多次搁置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生产的申请。2009年8月17日，经过11年的评估，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两个品种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有效期为5年。进入2014年，随着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即将到期，转基因水稻支持派和反对派的论战更加激烈。同年3月，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赴美考察转基因问题回国后推出了一部时长69分钟的纪录片，报道了美国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的争议态度以及长期以来美国转基因大豆对中国的出口。转基因问题被再次推上风口浪尖。网民们还翻出了2013年9月20多名网友主动报名参加由方舟子发起的中国农业大学玉米试验基地现场采摘转基因玉米并煮熟品尝活动的资料，由此还引发了崔永元与方舟子的微博骂战。这两位微博大咖的骂战吸引了大批网民围观和参与。双方各有支持者和反对者。
2014年8月17日，为了支持中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续申请工作，北京、武汉、长沙、大连等十几个城市举行了转基因品尝会。随后在“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生物技术研发领域的权威专家们一致肯定了转基因作物保障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强了食物安全性和减轻农业对环境的影响等论点，此外还郑重申明了目前所有的科学证据都显示用于特定作物改良的转基因方法对人和动物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但是，抵制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社会舆论并没有就此缓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曾备受关注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续申工作步履维艰。2014年10月，农业部在回应路透社曾报道的中国首次以“公众接受度低”为理由暂停某转基因大豆进口审批新闻的时候，虽未直接证实，但给出以下说法：“科学是一个基础，还要综合考虑社会问题、贸易问题、公众接受程度问题，还要考虑综合因素”[3]。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如微博、微信等平台的推广应用，中国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已然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公众与专家在农业转基因技术认知上的交流碰撞更加频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专家与公众认知的分歧愈加明显，另一方面公众认知在科技决策中的重要性慢慢凸显。通过信息媒体进行的类似“崔方辩论”以及卢大儒与崔永元进行的现场激辩，实质上体现了公众认知与科学共同体的认知逐步脱离：技术专家们从研究数据和理论出发，积极支持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而广大公众通过各类媒体获取相关信息以及基于自身喜好等做出判断和选择。
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感知与担忧“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4]在科技决策与科技态度问题上，由于媒体的影响、公众的力量日益壮大，技术的应用到底有什么风险以及“多安全才够安全”的问题已不再是科学共同体内部能够决定的问题。公众与专家对于风险定义的分庭抗礼的格局已然成形。建立一个理性的“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成为吁求。
二、分歧：公众与专家的风险认知为了理解专家和公众在农业转基因技术风险问题上的矛盾，我们需要厘清科技与风险、当代科技的特点以及专家与公众风险观、风险感知的差异。
加拿大学者邦格把技术定义为 “按照某种有价值的实践目的用来控制改造和创造自然的社会的事物和过程，并受科学方法制约的知识总合”。[5]209人类可以借助技术活动向自然界施加作用从而获得福利，但是技术带给人类的并不总是福祉，只要涉及到技术的应用，就无法回避其现实的或潜在的负效应，风险是技术的“第二性”。[4]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科技与工业化发展所造成的严重环境威胁，科学界和工业领域对技术负效应的关注从现实危害的研究与治理转移到预测技术的应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资源的各种影响的发生概率，即风险的研究。Rowe在一个较宽泛的意义上将风险定义为“某事件不期望的、负面的后果实现的可能性”。[6]241979年在美国科学技术国会委员会鼓励下成立的全美科学基金中的技术评估和风险分析(TARA)计划推动跨学科的风险研究。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工程学以及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流使风险研究的主题从纯技术的风险评估拓展为风险感知、风险沟通、风险管理等。风险评估指的是确认技术危害和估计与该危害相联系的不利状态的可能性的过程。风险评估基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把风险中对于人类非常重要的非技术方面的知识排除在科学框架之外。由于风险评估常常涉及量化的风险分析方法，有时也称为定量风险评估(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QRA)。但是，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是依赖启发式思维(heuristics)对风险进行预期然后得出风险概率的主观估计。[7]这突出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风险在本质上的主观特征。社会心理学家Slovic、Fischoff和Lichenstein等在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感知的风险”(perceived risk)为核心概念测量专家和外行的公众对当代自然与科技危害的风险感知，并比较其差异。这些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政策制订者开始注意到与风险相关的社会因素，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从制度层面来看，当代突出的风险问题和半个多世纪以来大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二战以后，现代科技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科学”模式取代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者归结的“线性技术”[8]和自由发展的“小科学”。在现代社会，大科学与国家紧密结合，科学与技术密切关联，基于曼哈顿计划发展起来的核能、电子以及后来的生物工程、化学技术等高新科技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在二战以来很长一段时期里，“大科学”的发展模糊了科学与技术的界限。在“大科学”光环下，工业风险评估的工程学可行性问题被人们忽略了。这些庞大的工程项目通常被认为是科学性的。[9]
在常规科学研究中，技术具有较高的确定性，而技术风险是能够通过技术领域的惯例方法和精确计算方法，被控制在某个可以被接受的范围内的。但是这个过程和结果仅仅被当作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事情，由技术专家或者决策官员决定。[10]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是对确定性较高的技术，专家对安全的估计也并非总是正确的，更不用说以核能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高新科技为代表的后常规科学，其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远远超过了传统技术，而专家的的数据解释模型并不是单一的，这种多样化的、模棱两可的专家解释使得社会公众越发困惑，甚至产生专家和科学系统不可信的想法。
在前文所述的转基因水稻争议中，从个体根源上来看，专家与公众在认知上的差异涉及到风险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学界主要存在两类风险认知观——客观主义风险观和建构主义风险观。基于客观主义取向，风险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是伴随一个特定事件而出现的客观实在物，不涉及价值判断。这种意义上的风险属于“技术—经济”范畴，研究者可以通过经验数据解释它发生的概率以及影响、后果。秉持客观主义风险观的人们认为专家和公众在对风险的判断上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专家从客观意义上理解风险，通过理性计算得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而公众则主要依据主观知觉、判断和体验去理解风险。因而，公众的风险感知往往被认为是非理性和武断的。
然而，对于持“建构论”风险观的人们来说，专家和公众对于尚未变为现实危害的风险问题都是判断。公众的风险感知是在社会过程中经过社会解释的中介并与群体的知识、价值与利益相联系，未必都是非理性和武断的。而当代科技的复杂性使专家基于科学知识判断的风险也有不准确的时候。例如1998年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科学家阿帕得·普斯泰(Arpad Pusztai)宣称：在实验中，食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马铃薯的大鼠呈现了体重和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的现象。该言论经由媒体转播引起了消费者对健康的担忧，而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的大力宣传又推动了国际反转基因食品的热潮。然而，普斯泰的实验之后被科技界广为质疑：实验数据不够完整，实验方法与计算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实验结果前后矛盾。[11]
如果把专家判断的风险视为唯一的标准强加给公众，那么实际上是排除了人们赋予风险意义的其他客观维度。专家的风险判断和公众的风险感知都是有条件的，反映了各自根本的社会关系和行动的暗含假设。[12] 因而，公众与专家之间存在两套不同的风险认知，需要建立一种具有建设性、批判性的新的科技决策制度，才有可能做出适当的决策。近年来科技决策领域的实践也表明科学共同体垄断科学，专家决定技术风险的时代已经过去，公众在科技应用决策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公众的态度和风险感知需要被纳入到科技决策系统。
三、PUS框架：从理解到信任在大科学模式下，科技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探索建立一种理性的公众与科技的沟通机制，促进具有建设性、批判性的新的科技决策制度日益重要。在科普领域，学者们也一直致力于促进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始于20世纪80年代英美两国的“公众理解科学”(PUS)运动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探索公众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社会实践与学术尝试。
“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开始于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随后一系列运动、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陆续展开。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科技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核威胁、生态恶化等负面效果逐步显现，欧美的公众从二战结束后基于曼哈顿计划所形成的科技崇拜中警醒，认识到科学并非只会带来福音。人们对科学的热情开始减退，认为科学应该为技术应用的负效应负责，甚至对科学产生敌意。公众的消极甚至敌视的态度影响着科学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制约着科学的发展环境。这是“公众理解科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该运动开始之际，“西方国家政府和科学共同体认为，公众态度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他们对科学的不理解造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让公众理解科学，从而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理解科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具备科学知识、理解科学家的工作和科学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将科学从正面‘输入 ’，使非专家的公众具有和科学家一样的思维方式。”[13]53
早期的公众理解科学相关社会调查与研究主要内容是对公众理解的“科学”进行界定，其核心概念是科学素养。主要代表人物John R. Durant及其同事在美国学者米勒提出的公众科学素养三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对社会的作用)模型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相对于传统的科学至上观点而言，该模型在预设科学知识、科学制度和科学共同体的合理性的同时，肯定了公众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承认了科技是风险负荷的，不再预设公众一味推崇科学进步。Durant对米勒模型进行了批判，提出公众对基本科学知识、科学过程或方法和科研机构的功能的理解才是科学素养的内涵。Durant(1994年)深入研究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进一步阐释了知识地位促使了公众与科学家对科技理解差异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比较有限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细致详实的第一手知识，而公众对科技的理解则缺少第一手的知识，这较为基础，通常来自科学教育。[14]
在PUS的初期研究中，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公众对科学的支持是同义的，公众对科技的不理解是造成公众与科学关系紧张的主因。因而，要化解公众与科学的紧张局面就要加强科学普及的力度，提高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以公众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的抵制为例，在早期的PUS研究者看来，这一切都源于公众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的误解，而他们提出的方法就是加大对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的知识普及，对公众进行教育，解决公众知识的缺乏状态。公众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接受和支持转基因技术。由此，在早期的PUS框架中，并未从公众的立场关注“如何理解”，而是以科学共同体的视角着重关注“理解哪些科学”。[1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西方公众对农业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抗拒性却有增无减，并逐渐发展为公众对新技术的一种怀疑与恐慌。公众与科技的关系出现紧张的局面。早期PUS框架对科学体系合理性的预设遭到不少抨击。基于早期PUS框架的社会调查研究也难以完全解释欧洲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的忧虑。在该背景下，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出现了里程碑式的转折。
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意识到公众与科学的关系研究必须将重心转移到以“公众”的视角“理解”科学上。英国皇家学会2000年发布的《科学与社会》报告中对“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提法进行批判，认为该提法不仅不能很好地表现公众与社会的关系，反而包含着一种贬义，即公众意见在科学认知问题上是无知且没有意义的，因而他们提出应该将对“理解”的强调调整到对“信任”问题的关注上来。[16]
“信任”主题的提出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的日趋商业化、政治化，公众担忧科学的客观性，对科学的产生信任危机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在科学认知问题上，社会渐渐发觉公众与专家不再应该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更应该是一种信任与被信任的关系。“理解或接受科学与技术问题的核心在于对科学研究和新技术的价值与效用的信任。而这个问题现在与对科学机制以及政治机制的信任问题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了。”[17]信任问题取代理解问题成为公众与科学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预设发生了改变。公众并不是由于知识的欠缺而对科学产生误解，进而抵制科学，而是对科学知识、监管机构的信任才促成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或接受。[18]
不仅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认识到信任在公众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公众技术接纳态度中的重大作用，一些国际组织和相关实证研究也有类似的看法与发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指出，“由于技术有种不确定性，因此对管理机构失去信任会是灾难性的。恢复和保持公众对管理机构的意见和政策的信任，对于建立健全的国家管理系统至关重要”。[19]76Victoria L.Ross等(2014年)在昆士兰水循环利用技术的公众认知研究中，将公平感知、社会认同和信息来源可信度作为信任的三大衡量指标，揭示了信任是如何影响公众对水循环技术的风险感知与接纳态度的，即公众通过公平感知，建立社会认同从而信任水利管理局，进而接纳水循环技术。[20]Michael Siegrist在瑞士进行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纳研究中，通过将信任划分为机构信任和个人信任，进一步分析了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内在机制，即信任通过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从而间接影响着公众的技术接纳态度。[21]
四、基于信任的“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的构建随着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推进和研究的深入，以科学共同体为主体的公众理解科学逐渐发展为科学共同体、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在信任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对信任因素的考虑弥补了传统PUS框架中社会维度的不足，新PUS框架下社会信任成为公众与科学关系调查研究的关键议题，公众理解科学问题逐渐向社会信任问题聚焦。
1 .当代社会的信任与风险较早对信任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n)认为“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22]1-2，是“构成复杂性简化的比较有效的形式”。[22]10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充满复杂性，而人们认知世界的理性有限，无法获得认知对象的完整信息，因而，人们需要通过信任弥补理性的不足和认知信息的不完整，减少、简化复杂性，保持内心的安全感。[22]在卢曼看来，经验和熟悉是信任的前提，“在人际交往中，这种熟悉中只有一部分要说出来，其余的则被预先设定为理解的基础，道德评价从善和正确的角度确保其为自明的。关于‘谁’在经验的问题，关于意义建构的主体的问题，真诚的、熟悉的存在者本身没有追问的动机……”[22]24当然，卢曼论及的信任是一种人际信任，是有限的，难以满足社会现代化的需求。卢曼也意识到，“随着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熟悉和信任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相互加强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保证不可能再是通过把陌生人、敌人以及不熟悉的人排除在某些界限之外来提供。”[22]28
吉登斯在卢曼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当代社会中信任的特征。吉登斯把信任定义为个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信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23]30。他认为信任包含两种类型：“人对人的信任”和“人对系统的信任”。人际信任建立在对他人道德品质(良好动机)的信赖的基础上。吉登斯着重论述了卢曼意识到但没有论述的系统信任。他认为“人对系统的信任”是当代社会中主要的信任类型，是一种脱离了具体情境的信任，是一种脱域(disembeding)的机制中来建立起社会制度中的信任。这种脱域的信任包含着两种机制，一种是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一种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象征标志”指的是具有一定“价值标准”可以在“多元场景”中相互交换的媒介，如货币；“专家系统”指的是“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的”的机制。[23]19-20从内涵来看，吉登斯的系统信任包括对专家系统、专业人士掌握和操作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以及对体系代理人或操作者品行的信赖。
当代社会的发展也赋予风险概念更深刻的内涵。与前述技术领域及跨学科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感知等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研究不同，社会理论家结合现代性的发展从宏观社会层面分析当代的风险问题。由于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加上受全球化的影响，社会面临“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的转型，即自然和传统已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处于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的支配之下，现代性的阴暗面凸显，因而产生了“风险社会”。[23]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的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外界。”[24]29虽然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有多种多样，但是与以往传统社会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占主要地位不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目前已经是人类发展至今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外部风险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它对人类的社会财富、生命安全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外部风险是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而“所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大多数环境风险……就属于这一类。”[24]22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常常难以预测，其中包含着大量高后果的风险。“高后果的风险具有一种独特属性。它们所包含的灾难危险越多，我们对于所冒风险的任何真实经验就越少，因为如果事情‘出错’的话，那就已经是太晚了。”[24]140
这种现代性的风险对于人们对自己的个人认同的持续性以及对社会、物质环境的信赖构成了危险。但是，吉登斯并不悲观，他指出“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24]32
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和信任是交织在一起的。“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往往都是独立于使用它们的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依靠“信任”(trust)关系而发挥其作用。[25]19-20他认为，由人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所构成的信任关系作为时空伸延的基础，也许是在现代条件下解决风险和危险的一种方法。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传统的社会形式趋于瓦解。在过去，对他人的信任建立在当地团体的基础上。然而，生活在一个更全球化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受到从未谋面的，生活在远离我们的世界的另一端的人们的影响。信任意味着对‘抽象系统’的信赖，……信任和风险紧紧地相互捆绑在一起。面对环绕在四周的风险，我们需要对这种权威给予信赖，并以有效的方式对它们做出反应。”[26]866
他还指出：在现代社会，被动的信任将逐渐被积极或主动的信任所代替。“在人为不确定的情况下，这里有争议是产生积极信任的问题——对别人或机构(包括政治机构)的信任，必须积极地创造和建立。”[27]96-97换言之，无论是“人对人的信任”或是“人对系统的信任”都必须积极地去争取、建立和维护。而所谓积极的信任并不是一种新的信任类型，它是根据具体条件来确立不同的信任关系，具有相机性与协商性的特点，“肯定了自主，保护了多样性的存在，既强调了责任也强调了权利。”[27]164“积极信任不再依赖预先给定的联合，它比以前的信任关系形式更加具有相机性，更受条件的限制。它并不必然包含平等，但它与传统地位产生的敬重是不相容的。积极信任要求增加社会关系的‘透明度’，但也积极地提高这种透明度。”[27]97在吉登斯看来，积极的信任不仅是解决风险的方法与机制，也是应对当代风险社会、促进社会团结的本源。[27]
2 .依托媒体平台构建“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无论是从技术应用的中观层面还是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信任都是应对当代风险问题的一个关键机制。相关实证研究发现信任和风险感知与公众的技术态度之间明显联系紧密。信任是公众风险感知的中间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着科技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进而影响公众对科技的态度。宏观社会理论也指出积极的信任是解决当代风险的方法与机制。从信任视角研究和推进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公众理解科学框架中认知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割裂，也与现代性研究倡导积极的信任应对风险和风险社会转型的理论诉求相契合。
在中国转基因大米争议事件中，公众之所以更多地从主观意义上去感知、考量“客观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科技专家及科技管理体制缺乏信任。而媒体的大量负面报道，更加深了公众对科学体系以及专家系统的不信任。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之下，不仅中国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陷入困境，而且公众对专家系统等抽象系统的社会信任也会消减，进而加剧风险社会困境。为此，构建以媒体为引导平台，重建社会信任为主要内容的“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显得非常重要。
由于当代科技加速发展，科学各领域分工越来越细，科学本身越发艰深晦涩。要认知生物、电子、化学等高新科技可能的风险，作为外行的普通公众需要有一定的相关知识。而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及其对社会的深入渗透使得风险的呈现与风险的沟通离不开媒体的传播。因而，在建构基于信任的“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的实践上，一方面要积极但审慎地利用媒体平台实现双向沟通，另一方面要深化科普工作的创新。
科技发展使得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深入渗透到每个人生活，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有赖于媒体的呈现，但是传媒在促进受众的“风险认知”与社会的“风险沟通”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动力和新“风险”的源头。[28]从建构论的视角来看，风险不仅是主客观二元一体，而且具有社会过程中的再生性。有研究指出“灾难事件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状态相互作用，其方式会加强或衰减对风险的感知并塑造风险行为。反过来，行为上的反应造成新的社会或经济后果。这些后果远远超过了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的间接影响”。[29]174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技术应用等的潜在风险常常被各种中介层层放大，而其中媒体就是最为重要的风险传播站和可能的放大站。在这个社会过程中，不仅人们的风险感知往往被强化，而且还会衍生间接的社会风险与危害，如对制度的不信任，对专家及相关机构的污名化，造成现实的经济损失，等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着技术风险和技术益处的体系中，二者都难以用数量计算。在这些事情中……都经过传播媒介的过滤，有着天然的夸大风险和寻找邪恶的趋势”。[30]141实际上，媒体在充当促进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的中介角色时，媒体本身受结构上的限制及市场的影响，媒体从业者专业上不足与报道利益的关系可能导致“抢新闻”而忽视信息的完整性，媒体不断地放大与重复相关的危险画面,遮蔽了其它社会事实。这就可能引导受众的“风险想象”，甚至成为社会风险“自我实现的预言”。[28]
因而，依托媒体构建“公众-专家”双向沟通平台，我们需要对媒体保持审慎的态度，既要依靠媒体，也要消除媒介拜物教，要选择合适的媒体进行传播。数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传统媒体电视和报纸是我国公众获取各种科技信息的首选渠道。因此，对于构建“公众-专家”双向沟通平台来说，选择没有偏向、客观公正的报纸就特定选题发表专家和外行的普通公众双方观点的系列报道，促进双方经由文字系统整理后的观点的交流与碰撞，避免因即时口头表达的言语不当等造成双方互信的损伤，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经过系统整理后的观点可以由新媒体传播到更广泛的受众，使更多参与交流者的意见表达可以围绕主题及其分支话题，减少讨论中内容风马牛不相及或者有目的性攻击的纷乱局面。电视传播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在我国，以科教频道为主体传播的各种电视科普节目借助图像和声音解释一些科学现象，挖掘现象背后的科学理性、科学知识等，是比较受公众欢迎的形式，比如一些通过生动的科学家形象和具体科学研究过程等的传播，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在很多国家实践过的沟通公众与专家的共识会议的做法也是一个参考。
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在日益提高，但是普通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与科学家的距离看起来却越来越远。2010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王庭大发言指出，在一个城市的两所中学、两所小学的学生中所进行的理想职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9个可选择的职业中，科学家排在第7位，紧随其后的是农民、工人。2015年两会期间“今天的年轻人与科学家越来越远”更是与会科学界热议的主题。公众与科学家的这种深层的距离感的出现有社会经济根源，同时这种距离感也会进一步降低信任感。促进普通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科学家及其所代表的抽象专家系统的信任，也是科学与公众双向沟通奠定的基础。
从现在到未来，科技与公众的关系都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构建“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具有时代性紧迫性，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媒体、政府、科技专家还是外行的普通公众都应当对当代的风险保持反思性，多方共同努力，积极地创造和维护信任，促进基于信任的双向沟通，促进基于信任的社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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