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科学也进入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视野，科学的文化研究涵盖了“scientific culture”、“science culture”、“culture of science”、“science as culture”等不同的进路和视角，综合了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科学哲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多学科领域。

1988年，林恩·佩耶（Lynn Payer）以“医学与文化”（Medicine & Culture）为题，率先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比较了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医学观念，挑战了过去认为“美国医学是严格科学、准确、不容置疑”的固有观念。^[1]1994年，社会学家黛博拉·乐普顿（Deborah Lupton）率先以“医学作为文化”（Medicine as Culture）为题，对疾病、病痛和身体的一系列多学科的研究和视角予以了综述。^[2]1997年，医学人类学的奠基者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呼吁学界对人类学和医学交界的边缘予以关照，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对一系列医学与社会的问题、健康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主张以人类学的方法反思医学实践。^[3]拜伦·J·古德（Byron J. Good）在《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的视角》中对美国和中东不同医疗境遇中的医学知识和实践进行了考察，主张将医学嵌入文化中分析，认为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应着重发掘疾病成为特定的个人或社会现实的形构过程。^[4]自20世纪60年代，“医学化”概念受到了医学史和医学社会学的广泛关注，^[5]人类异常行为（如精神病、儿童多动症、酗酒等）也逐渐成为“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案例。^[6]“医学的文化研究”领域围绕着医学和疾病的社会建构、医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医学技术实践，尤其是风险、身体、食物、肥胖、情感、女性等议题，不断丰富着医学人类学、医学史、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

以雷格拉·瓦莱里·布里（Regula Valérie Burri）和人类学家约瑟夫· 杜米特（Joseph Dumit）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注意到，过往的医学文化研究仅是“从医学社会学、健康与疾病社会学、医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来检验西方医学的社会文化维度”，都属于“医学与文化”（medicine and culture）的范畴，^[7]10亟待补充一种“医学作为文化”的视角，即将生物医学置于社会理论实践转向后更广延的科学、医学、社会背景下，对其进行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思。2004年11月，在布里、玛格丽特·卢特霍尔德（Margrit Leuthold）、维维安·卡内尔（Viviane von Kaenel）和马库斯·祖彻（Markus Zürcher）的召集与组织下，瑞士医学科学院和瑞士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共同主办了“医学作为文化：医学的文化研究”（Medicine as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of Medicine）国际研讨会，强调超越以往“医学与文化”的研究路径，将生物医学作为一种文化（biomedicine as culture）来予以检视。

会议论文于2007年之后结集出版，题为《作为文化的生物医学：工具实践、技术科学知识和新的生活模式》（Biomedicine as Culture : Instrumental Practices, Techno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New Modes of Life，以下简称《作为文化的生物医学》）。来自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医学等研究领域的十几名欧美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既有如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等资深学者，亦有如科尼利厄斯·舒伯特（Cornelius Schubert）等青年学者，通过不同的学科进路和理论方法对不同社会背景下，当代医学的不同现象和问题展开了分析，体现了“医学作为文化”这一研究视角下的一个或多个维度。

结合该书中具体的论述和示例，透析（bio）medicine as culture [（生物）医学作为文化]与medicine and culture（医学与文化）两种进路和视角在方法、主题和议程上究竟有何区别，或许也将有助于明晰科学文化研究领域不同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

二、医学何以成为文化

事实上，医学成为一种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正是医疗保健生产和供应发生变革的产物，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相互交织的过程：生物医学的科学化、生物医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生物医学化。而通过批判性地分析这三个过程，医学实践的历史性、互动性和意涵也得到了挖掘和审视。

“医学的文化化”是“医学作为文化”进路的前提。根据斯特凡·贝克（Stefan Beck）的理解，所谓“医学的文化化”[culturalizing medicine(s)]指的是医学受到文化影响并将自身置于广义的文化范畴之内的过程，它一方面强调了医学“接受文化分析”，另一方面意味着“允许人们将医学作为文化进行分析”。^[7]23-24

近年来，科学和技术的革新、社会结构和态度的变化、卫生保健成本的攀升与有效的医疗资源之间构成的张力日渐凸现，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医学的价值、目标及其未来。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学科边界已不再清晰，生物医学的基因遗传学假设在重新编码健康和疾病、正常和病理的分野时，不仅重新配置了生命科学中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边界，也重新配置了整个社会中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边界。与此同时，预测诊断方法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遗传风险”和“遗传责任”从根本上挑战了生物医学实践的文化语境，并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形成了所谓“新的生物图景”。^[7]223“医学作为文化”这一进路正是在此背景下被学者们所倡导。

“医学作为文化”的视角暗指生物医学实践内嵌于科学、医学和社会发展的语境之中，生物医学知识的生产内嵌于文化语境之中并受其形塑的。在布里和杜米特看来，当代医疗卫生保健的转变与三个相互交织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分别是生物医学的科学化、生物医学的社会化、社会的生物医学化。考察这三个过程中的具体实践，有助于分析新的生物医学知识在当代文化语境（不仅包括临床医学、科学共同体中的知识生产与实践，还包括更广延的社会文化情境）中的构建方式及改变认知、物质安排（泛指随着医学发展而出现的新检验设备，如血糖仪、核酸自测盒等；新组织机构，如遗传优生科）和社会关系的方式等当代医学发展中产生的新兴话题。

尽管生物学和医学的分子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但自20世纪50年代，医学开始逐渐转向生物医学后，人们对疾病的定义、身体的认识、诊疗方式、甚至医院的建筑设计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进入80年代以后，医学则步入了“生物医学的生命科学化”（生物医学化）阶段，科学技术进步已经影响到医学知识在实验室和医院生产、应用的方式。医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生命科学（比如分子生物和神经科学）融合在一起，并借鉴了物理学、化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进展，生物技术、基因组、生物信息学、影像技术都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物质工具和手段。进而，医学实践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形式和组织结构，医学研究和干预的焦点也从疾病转向了健康，即从关注疾病的治疗转而关注身体功能的增强。这不仅改变了医学知识生产的认识论基础，也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方式。

“生物医学的社会化”则是指社会参与医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交流通讯工具的发展增强了患者群体之间的联系，也扩展了患者获取新知识、了解新技术的途径，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科学权威的质疑”和“非专业人士对研究的积极参与”。^[7]3-4这不仅改变了非专业人士（不掌握核心知识或技术的群体，如患者组织）和专业人士（掌握核心知识、技术或治疗方法的群体，如科学研究人员、医生）之间的相处模式，更对医学研究、公共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中的非专业人士广泛参与对艾滋病病因的讨论，并积极寻找治疗方案从而使艾滋病药物实验方法发生了改变。^[8]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逐渐成为科学与社会互动的新形式，这也使得更多群体（如妇女、少数族裔、儿童）被关注并纳入到生物医学研究中。

与此同时，通过“社会的生物医学化”，医学的视角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非医学领域，重新塑造了新的社会秩序与身份。生活本身已成为新的干预和管理对象，这种模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基因和生物公民形式。人类关系和决策越来越依赖于注重维持和改善健康和人类状况的意识。疾病的“发明”被“药物”所主导的思维方式已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生物医学知识和技术与日常生活相互裹挟与纠缠，身体被构建、审视和谈论的方式也在发生转变。风险和概率的统计模型以及新的遗传知识和新兴技术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被纳入和处理，它们成为日常对话的一部分。

布里和杜米特认为正是生物医学的科学化才进一步加剧了医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生物医学化。^[7]4一方面，生物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进展让人们在治疗疾病时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此同时也让既有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新生殖技术与亲属关系）、原本明晰的责任归属（个人对患病风险的管理）充满争议；另一方面，生物医学的目标不再局限于治愈而是扩展到了增强（整形手术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整体认知。医学越来越多的受到个人思想信仰、社会习俗规范、国家制度设施等或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要素影响；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疗实践的推广所带来的影响也铭刻在了社会变迁、思想演变之中。

在这种医学转变中，“生物医学成为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最相关的领域之一”，^[7]51并存在很多富有争议的话题。例如基因检测技术帮助人们完成了对致病基因的筛查，从而有望对疾病进行干预和治疗。但通过比照多年前收集到的有限基因数据确定当下患病风险的行为表明：人们看似掌握了数量丰富的基因信息，实际上却无法给出确定性的结论。而将不确定性的结论交给患者，使其“自主”决定下一步的行为则更进一步地显示出现代生物医学与以往医学的不同。基因检测技术中以单一的、简化的模型判断个体生命的发展状况，抹杀了个体基因序列的特殊性，也产生了“不确定性的后基因组危机”。^[7]223因此，人们当下所认为的知识的进步、技术的突破，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究竟如何？人们应当如何应对由医学带来的社会变革？如何回应医疗实践中的伦理拷问？这些问题表明医学与文化已不再只具有相关性和互动性，医学逐渐成为了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并与其他文化要素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医学的文化研究需要更加全面地剖析医学与社会的关系，审视医学中的潜在问题。

三、“生物医学作为文化”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案例

技术在医学研究和日常实践中的影响不断加深，它们与其他生命科学（如基因组学、神经科学）日益紧密交错，这是当代生物医学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具体表现为生物医学基因遗传学假设不仅重构了生命科学中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界限，而且在重新划分“健康”与“疾病”，“正常”与“病理”的同时，也重构了整个社会的界限；预测性的诊断方法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遗传风险”的判断和“遗传责任”的划分，需要考虑到生物医学实践的文化背景及其对社会、个人身份的影响。如前文所述，这些问题和特点的出现使“生物医学作为文化”的属性更加鲜明。

在《作为文化的生物医学》一书中，作者们围绕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对阿尔兹海默症生物标志物、身体的边界、糖尿病与低血糖患者的身体构建、外科麻醉、核磁共振、非专业人士在生物医学知识生产中的角色、基因身份、基因检测、司法判决与基因责任、基因与遗传的话语分析等生物医学议题予以了关注。

1. “医学作为文化”的理论框架

所谓医学作为文化，是关注社会中医学被体验、感知和社会构建的方式。

首先，社会学的分析方式彰显出医学绝非仅受医生和患者个人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贝克以骨髓移植为研究案例具体展示了“医学作为文化”的研究路径。从表面上看，骨髓移植这项医疗实践只受捐赠者和接受者的身体情况和医疗技术的影响，但背后也涉及特殊生命关系在社会、文化和情感上的概念化。已有的科学文化研究证明，科学绝非是个人感知或认知实践上的存在，人类不是科学活动中的唯一对象，“对于科学而言，社会、技术和认知规范与科学家工作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同等重要。”^[7]25在骨髓移植这一具体的案例中，供者是否愿意将骨髓捐赠给陌生人，病人是否愿意接受来自陌生人的骨髓？骨髓捐赠对双方来说是“生命的馈赠”还是“合法的统治”？双方如何看待与陌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认知的复杂性紧密相关，同时也对社会价值取向、人际关系演变、公民身份认同等方面有着深刻影响。

其次，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提示人们关注作为复数的医学。贝克反思了彼得·康拉德（Peter Conrad）对医学化理论在医学文化研究中的局限，由于“医学化”这一概念经常与现代性中的“祛魅”联系在一起，倾向于“推翻健康和疾病的传统观念，并用科学的治疗实践取代治疗中的流行习俗。”^[7]20这样的分析进路就将医学的实践模式置于科学之中，而科学与文化的二分方式又极易使人们支持简单的医学化模式，从而忽视在文化视角下对医学问题的研究与反思。以治愈为目标的医学手段是多样的，它们“伴随着对疾病的高度多样化的理解”。^[7]23展示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医学知识生产和医疗技术实践则带来全新的比较视角。在以文化视角研究医学的过程中，既要关注到不同地区医学知识、医疗实践与当地文化的相互作用，从而扩大研究范围，又要避免将医学视为一个同质化的、单一性的实体。因此，以对塞浦路斯骨髓捐赠者登记处（Cyprus Bone Marrow Donor Registry）的研究为案例，贝克实际上从人类学的角度为“医学作为文化”的研究进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在理解生物医学认知实践的多样性、异质性和复杂性的同时考虑其在多样文化语境中的影响，进而审视“社会”与“生物”的相互依存关系，最终将科学实践、社会规范、物质结构、行政管理、价值体系和法律制度整合起来，考察其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医学知识生产和医疗实践的影响。^[7]6因此，在将医学作为文化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将这些更为复杂的方面纳入其中，通过生物医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密切合作，使得生物医学“承担起将新的实体和事实放到文化多样性的环境中的责任。”^[7]30

第三，历史（学）为“医学作为文化”的视角提供了研究资源与方向。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认为“过去肯定已经消失了，然而，它并没有放弃对当代的控制，仍在影响个人和社会对自我的理解。”历史作为过去的一部分，虽然在时间上消失了，但始终对当下有着深刻影响；而作为学科来说，历史的任务则是对过去进行解释，它“将过去视为创造历史解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7]36因此（生物）医学实践的历史视角，存在两个进路：解释当下医学所使用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展示过去如何将医学作为分析的主题。在坦纳看来，这两种进路的优劣还未得到人们的一致评价，在以（生物）医学实践的历史视角分析问题时，可结合特定的情况和角度选取相应的进路，不必追求兼顾二者。因此，他认为“医学作为文化”可从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入手：（1）知识和生命权力在生命政治中的体现；（2）医学专家采用符号将不同的临床指征和体征纳入连贯的解释框架中；（3）不同医学传统和疗法的跨文化比较；（4）通过新的临床治疗改变疾病的诊断分类和患者的体验。^[7]6

第四，格萨·林德曼（Gesa Lindemann）论证了社会科学方法与生物医学的相关性，考察了社会科学视角对人类行为主体的分析特征，认为社会学理论对人类行为者的关注其实比布鲁尔·拉图尔（Bloor Latour）所提出的更少。因此他建议“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行为者是如何在其所处的情景下获益的”，并提出了“生物医学边界范围”（biomedical border regimes）概念。利用格式塔（gestalt）理论和在德国重症监护病房的实地研究，他分析了医生的实践和病人的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说明了“生物医学不仅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物质层面、身体层面的实践。”^[7]47

2. “医学作为文化”的研究案例

笔者将以本书的第二部分“认识论实践和物质文化”为例，尤其是布里的“社会技术解剖学：处于核磁共振扫描（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设备中的技术、空间和身体”为例，具体阐述医学作为文化的研究进路的内涵与方法。

“认识论实践和物质文化”篇主要探讨了生物医学知识如何在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被社会性和历史性地生产和再协商的。这涉及到行动者、观念、技术和身体，它们在知识生成过程中不断地被建构和重构。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在第一章聚焦于科学家们对预测老年痴呆症的基因“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她的文章将轻度认知障碍的“发现”置于20世纪90年代初遗传学观念发生转变的历史语境中，即从遗传（heredity）过渡到基因决定论，再到生物学路径不再被认为是单向的。为了寻找前驱性痴呆症的原因，研究人员集中于“生物标志物”的检测，这些标志物被视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或本质，是年龄之外的主要风险因素。文章认为，这实则是对痴呆症病因个体化思考的倒退，忽视了其他原因，如环境影响。作者批判性地探讨了将基因检测结果告知个人的影响，进而提出检测生物标志物是在为前驱痴呆症建立明确的界限。安尼玛莉·莫尔（Annemarie Mol）和约翰·罗（John Law）通过文本和人类学访谈和田野调查，从物质文化和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糖尿病人在带病生存和对抗糖尿病的过程中，其身体是如何通过测量、观察、干预、感受、抵制和逃避被建构和表现的。

布里的文章注意到医学影像技术在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日益显著的地位，医学诊断、治疗方案都愈加依赖医学影像技术，并借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政治解剖学”（political anatomy）理论对生物医学实践中视觉医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予以分析。该文探讨了身体参与核磁共振（MRI）医学影像的生产过程，以及它与技术设备、机构和空间安排、医生、身体、诊断解释和隐形知识的互动。基于在瑞士、德国和美国的几个MRI机构开展的人类学研究，文章揭示了医学影像中的物质文化和认识论实践对“工具性的身体”（instrumental bodies）的（重新）构建，^[7]110即服务于医学影像的工具性身体。

布里认为医学影像技术的应用过程也在实施对人体的规训，并在时间、空间上将不同人体及其行为进行了分割，他借鉴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的“政治解剖学”概念，将其称为“社会技术解剖学”（sociotechnical anatomy）。“政治解剖学”有两层意涵：一是人体被置于政治权力之中，政治权力对人体有规训作用；二是人体及其行为在时间、空间上被不断的分割，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福柯对18世纪的监狱、学校、工厂、军队、医院等组织结构的管理方式予以研究，展现了身体作为政治权力的实施对象和目标被凝视、操纵、塑造和规训的过程，身体的行为、姿态等各个方面在规训中被规范和管制，揭示了身体既是医学中“可解剖的肉体”，又是军队、学校、医院等组织机构中“可操纵的肉体”的本质。^[9]160-165

在核磁检查过程中，所谓的“行为者”，包括患者、操作核磁设备的技术员和相关科室的医生。他们的身体都被构建成为生产医学图像而存在的“工具性的身体”。患者被要求单独处于封闭空间内，接受来自操控室内的技术人员和医生的凝视，而医生和技术人员在操控室内按照既定的操作规范向患者下达指令，如在特定时间提示患者屏住呼吸。MRI设备本身就由许多不同的组件组成，完整的检查数据往往需要更多其他的医疗工具和仪器，如静脉注射造影剂、减少机器噪音的耳塞等，技术将不同的行为者联合起来共同生产医学影像，而患者真实的身体在空间上被隔离、被抛在一旁的。不过，在布里看来“社会技术解剖学”不同于政治解剖之处在于，规训及其结果只存在于技术应用期间，是暂时的、偶然的，^[7]110-111并且MRI技术中的行为者都能意识到规训力量的存在，被规训者（患者）也自愿接受这种规训。^[7]112

在核磁共振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暗含了社会文化对“正常（normal）”的理解和对“标准化（normalization）”的追求。^[7]112-114MRI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是由专业的工程师完成，对设备的操作和使用则由技术人员和医生进行。出于对商业利益及医疗服务范围的考量，患者要想获得MRI检查数据，即意味着身材是标准的，不能过高、过胖；另外，患者需要呈现身体的自然状态，即不能佩戴金属物品、体内无植入性器械（如心脏起搏器）等，且需克服自身可能存在的焦虑或幽闭恐惧以适应黑暗、狭窄的内部空间。因此，MRI技术不仅是医学影像技术发展的成果，更体现了工程师和行为者们的看法。这些看法是被西方文化中对“正常”的身体的特定理解所塑造的。

而医生和技术人员为了更加高效地完成MRI技术实践，往往会制定专业标准和准则。一方面，由于诊断或治疗不同疾病所需要的数据（如图像的分辨率、对病变位置的照影角度等）均有所差异，因此人们往往会制定面向医生和技术人员的专业准则，以确保通过一次扫描成像获得最准确、最实用的数据。另一方面，面向患者的工作时间表也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标准。患者被提前告知在约定好的时间接受检查，以便于他们规划应在何时将自己的身体调整至“正常”状态，并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减少对医生和技术人员时间的浪费。而上述专业标准和准则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医疗机构内往往有所不同（例如不同地区留给患者的调整时间会有所不同）。^[7]117-118

社会规范、行为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也在这一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得到彰显。^[7]114-115放射科医生和技术人员等行为者希望患者愿意配合他们的指令，以便顺利获得他们想要的检查数据，因此，他们会以书面指示或口头沟通等直接的方式，或者通过开始检查前隐晦的交流话术表达他们的这种期望，这种表达背后暗含的逻辑是：行为者们默认自己有对患者提出要求的权力，患者应当按照指令控制自己的身体。而行为者在核磁共振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发出的指令只在这一情境下适用，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核磁共振技术也建立了新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惯例。

四、评 述

经典的“医学与文化”进路旨在探讨不同社会文化对于医学实践的影响，始于1988年出版的《医学与文化》（Medicine & Culture），这本书对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的医生和病人如何以不同态度、观念和方式使用诊断和治疗进行了比较。由于民族文化、历史和医学培训都有根本的不同，这四个国家的医生在行医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当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学专家被问到，如果自己得了癌症，他们个人会希望得到怎样的治疗。对于局部晚期膀胱癌，希望进行根治性手术的美国和加拿大专家占92%，而英国专家中只有30%。对于局部的前列腺癌，79%的美国专家，61%的加拿大专家，以及只有4%的英国专家希望进行根治性手术。^[10]再如，1998年，马克·伯格（Marc Berg）和莫尔在《医学的差异》（Differences in Medicine）中也关注到医学知识和日常实践的异质性和多元性，诊断知识、医学治疗和病人的身体都是在特定背景下由地方协商和偶然的实践所形成的^[11]。

《作为文化的生物医学》一书的作者们则主张一种超越“医学与文化”的进路——“生物医学作为文化”。这种超越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的生命技术、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的产业化、跨国临床试验的公司化，决策过程中不确定性的不断累积，共同打造了迈克尔· 费舍尔（Michael Fischer）所说的伦理高原，^[7]223这些议题显然超出了“医学与文化”的范畴和视阈，本书以生物医学作为文化为视角则对诸多新颖的议题贡献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比如基因检测、不确定的高科技知识、信息时代患者高度觉醒和参与所带来的医学化，医患互动中的身体建构等。其次，生物医学在不断科学化、理性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更深入地成为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信息化时代，基于互联网的药店和其他基于网络的销售点的出现，包括“生活方式”药物，如西地那非（万艾可）和减肥药物，如奥利司他（Xenical），也促进了健康相关产品的积极消费。与健康有关的信息和药品越来越多，催生了一种健康问题既渗透到文化中，又定义了文化的环境。这种蓬勃发展的“健康文化”或文化的医学化也在最近重新定义一些治疗方法，如西地那非和奥利司他，作为生活方式的药品或药物中得到说明。生活方式药物也被用于“非健康”目的，成为“一种改善生活质量而不是缓解疾病的药物”。

正如挪威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医学人类学学者佩尔·克里斯蒂安·希尔登（Per Kristian Hilden）所评论的，本书“揭示出新的技术、诊断、治疗实践以及医学表现正在改变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同时生物医学遗传知识既体现了文化要素，又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12]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本书透过这些具体的研究案例在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向我们呈现了医学作为文化这一研究视角的解释力。

在国内，“医学作为文化”研究视角的应用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虽有学者考察了医学、科学和文化的三角关系，提出了“中医首先是文化”的观点，但其研究的最终意图并非是揭示中医发展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是旨在表明中医的特殊性从而维护中医的合法性。^[13]近来国内学界对有关西方社会中医学化、过度医疗、早期医疗干预、健康恐慌和健康主义等议题也有所涉及，^{[14][15][16][17]}但有关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新兴医学技术的实践还有待更多的分析。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若将现代生殖技术引发的代际伦理问题、器官移植技术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基因检测技术中的信息安全敏感度等问题置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围绕作为文化的现代医学参与中国社会的互动过程进行考察或将有新的发现，对反思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