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6
女性与自然互为隐喻、关系密切这一观念是生态女性主义肇始时的主要观点之一。凯伦·沃伦(Karen Warren)认为，西方文化中有两个根深蒂固的假定条件：第一，无论历史上何种群体被与自然和物质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群体会被认为相较于那些与文化和精神相联系的群体在道德上更低下；第二，历史上女性常被与自然和物质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则常常与文化和精神相联系。[1]尽管这两个假定平行存在，“并没有断言女性就要比男性更贴近自然，或者所有的女性都要与更低下的自然相联系、所有的男性都要与更高尚的文化相联系，”[1]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还是迅速树立起了男性、女性/文化、自然的二元对立。雪莉·奥特那(Sherry Ortner)声称，“女性总被认为比男性更接近自然，而男性则毫无争议地占领了文化的高地；女性因此遭到了普遍的贬低和轻视。文化的任务就是控制自然。”[2]
由于上述观点强调两性的天然差异，因此被称作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观。本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仍是在用二元对立的眼光看待问题，与父权中心主义的唯一区别是将研究重心从父权文化强调的那一方转移到相对的一方而已，二元对立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这并不是解决女性主义问题的根本办法。
女性主义评论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决心冲破本质论的窠臼，以赛博格为契机开创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表达方式。
一、哈拉维的女性主义赛博格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两位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与内森·克兰(Nathan Kline)认为人类脆弱的生理机能需要经过一定的改造，例如植入辅助性控制设备，方能适应未来高速的星际旅行。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克莱因斯与克兰在一只小白鼠身上植入了渗透泵，通过渗透泵向其体内注射化学物质以便控制生物化学反应。1960年，两位科学家将实验结果发表在《宇航员》杂志上，同时提供了在人体应用时的改进方法。他们将通过实验得到的造物命名为赛博格(Cyborg)，并描述为“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self-regulating man machine system)。赛博格一词由神经控制装置(Cybernetic device)与有机体(organism)两词合成。国内学界也有译为“电子人”的。
赛博格概念的提出在自然科学界与人文科学界都掀起了波澜。生物学家、化学家、工程师和医生固然对赛博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艺术家、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也为这一概念对人类固有思维方式带来的冲击大感兴奋。1985年，唐娜·哈拉维发表了著名的《赛博格宣言：二十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正式将赛博格概念应用于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哈拉维将赛博格定义为：“赛博格即神经控制有机体，是机器与生物的杂交，既是社会现实的造物又是虚构的造物。”[3]117
哈拉维认为，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西方科学、政治以及资本主义的传统中，一切观念最终都会归结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争夺边界的战争。赛博格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因它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既此又彼的。从20世纪晚期至今，西方学界见证了三次阈限的崩塌：对身体、欲望、性和本能的研究打破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赛博格则打破了人、动物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乃至打破了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界限。它的身上充满了反讽，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体系的反对和反讽。赛博格的出现重新阐释了自然与文化，使得两者中的任意一方都不能成为另一方被定义的理由。更重要的是，由于赛博格不是从伊甸园诞生的，并非大地母亲的孩子，“它既非来自于土，亦不会归于土”，[3]119女性与自然最初的联系在它的身上被割裂了。
女性主义学者露丝·伊莉格瑞(Luce Irigaray)认为，女性不应该也不能够被定义。女性的性别气质与性别特征如此多点、杂乱而含混，因此无法被形而上学的同一性界定。在其著名的《非单一的性》(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一书中，伊莉格瑞论证道：“她是自己体内模糊的她者。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她反复无常、不可理喻、躁动不安、变化多端；更不用提她所使用的语言，那语言东拉西扯，令‘他’摸不着头脑，解读不出任何连贯的意义。”[4]只有将女性描述为不可捉摸的、片段式的存在，才有可能帮助她们逃开父权制对其身份特征的固化指认，由此在理论上达成对女性的解放。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哈拉维呼吁女性应当放弃“身份”(Identity)，转而追求“亲缘”(Affinity)，即以女性联合体的方式出现，以此挫败父权文化的指认企图。赛博格就是亲缘性女性联合体的象征，表面上看来它是一个整体，但实质上它又是迥然相异的片段的组合；它“既是被分解的又是被组装的，是后现代意义上集体而又个人的自我。女性主义者必须懂得如何编码这个自我。”[3]130在《宣言》中“统治的信息学”(The 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这一节标题下，哈拉维利用一张妙趣横生的列表展示了传统父权世界与赛博格世界之间的差异：列表的左栏是传统父权世界存在的事物，例如：表现(Representation)、再生(Reproduction)、群落生态(Community Ecology)、性(Sex)以及白人资本主义父权(White Capitalist Patriarchy)等等。右栏展现以赛博格为象征的信息世界，与上述词组相对应，分别是仿真(Simulation)、复制(Replication)、生态系统(Ecosystem)、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以及统治的信息学(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哈拉维断言，“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物质上，我们都不可能回到(传统世界)了。不仅‘上帝’已死，‘女神’也死了；要不然就是两者都在微电子与生物技术政治驱动的世界中得以复活。”[3]129
二、赛博格：从概念到现实显而易见，哈拉维对现代世界的描述带着解构主义的影子。在2006年的一次访谈中，哈拉维提到了“动物学本体论”(Zoontology)。她认为，“‘物种’一词相互矛盾、问题重重，它内在包含的达尔文主义思想将人类视作‘智人’”，其他生物则成为伴生种。[5]140物种仍是一个分类的概念，划分物种则是指认身份、评定等级的举动，它所反映的仍是二元对立的思想。哈拉维主张转换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将人类、动物和机器放在平等的位置审视。毕竟在赛博格的世界，这三者之间的界限本来已经相当模糊了。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哈拉维引用了德里达晚年撰写的一篇趣味盎然的论文《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2006)。德里达在文中以“庄周梦蝶”式的隐喻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注视动物的同时，动物是否也在注视人类？在动物的世界里，人类是否也仅仅是可供消遣、陪伴和利用的存在？显而易见，哈拉维引用德里达，是为自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寻找理论支持。
解构主义思想对哈拉维的影响尽可以远溯德里达与拉康，但更有可能来自于露丝·伊莉格瑞。然而，伊莉格瑞的问题在于她过于强调在哲学的层面上讨论女性解放，试图通过表述女性特征的多样复杂和变化多端来达成她推崇的女性形象与父权制描述的女性形象之间的差异。在开拓女性主义批评的新领域方面，伊莉格瑞做出了创举，但是将女性解放的任务仅仅局限于形而上的哲学讨论是不够的。女性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政治运动，它关系着成千上万女性的真实生活；只是解构她们的身份、重新诠释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关系丝毫不能改善她们的现实处境。哈拉维注意到了这一点，她不仅在理论上用赛博格的概念消解女性的传统身份，并且将这一概念放入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进行考察。
她指出，信息革命之后，男性在传统工业当中的优势逐渐消退。高科技产业兴起，“家庭工作式的经济模式”日渐增多，这使得原先在劳力市场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男性白种人越来越多地面临失业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女性的处境并没有明显的好转。“问题并不单单是第三世界的女性成为科技型跨国公司的(尤其与电子产品有关的)出口部门心仪的劳力人选，问题是全局性的，涉及生殖、性、文化、消费以及生产。”[5]132事实上，在越来越强调脑力劳动和精细劳动的信息社会，人类的整个群体都变得脆弱化和“女性化”；人们不仅难以从外表上区分男性和女性，也不能从其各自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分工来定义他/她们了。在具体的生活中，高科技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混淆了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界限，例如：假肢、义眼和心脏起搏器使得人机莫辨，针对基因的研究和克隆技术使得人兽莫辨。这些变化最容易为人所见，因此显得颇为重要，然而宏观层面上经济模式和社会分工的变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更大，实际上将整个人类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赛博格的世界——人机莫辨、人兽莫辨、雌雄莫辨。
据此，哈拉维预言人类的世界将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乌托邦，西方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一切阈限均一一被打破。更重要的是，人类变成赛博格，不再是经由上帝之手创造于伊甸园中的造物，而是与机器杂交的混血怪物。“赛博格的身体不是无罪的，它并非在花园中出生，从不寻求单一的身份；它无休止地产生反二元对立，直到世界末日，它将反讽视作理所当然。” [5]146出生地的改变致使人类走向的终点也发生了变化，人类既制造了机器，又成为机器的延伸，“机器就是我们，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替身。”[5]变成赛博格的人类既不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也不是天父的孩子，最终的理想归宿不再是回到父荫之下的乐园，人类的父系谱系中断了。赛博格隐含的这一层意义是对父权中心主义最强有力的破坏，能够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一枚有效武器。正如哈拉维在《宣言》的结尾处所言，“(赛博格)是一种女性主义的想象……它意味着一边建立机器、身份、类型、关系与空间，一边又破坏着它们。尽管赛博格和女神的形象总是缠绕在一起，我宁愿做一个赛博格，不愿做女神。”[5]147
三、赛博格的生态女性主义启示事实上，在生态女性主义与赛博格理论相交汇之前，女性主义与赛博空间已经存在交集，这便是赛博女性主义。赛博女性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一，是当代女性主义学者批判赛博空间、新媒体和互联网科技时产生的哲学理论。它以一种乌托邦式的视角看待赛博空间和互联网，认为网络世界能够给予女性自由，令她们挣脱诸如性别差异这样的社会建构的束缚。卡罗琳·格廷(Carolyn Guertin)指出，赛博女性主义几乎是同时在三处诞生的：1992年前后，加拿大的南希·派特森(Nancy Paterson)撰写并发表了一篇以“赛博女性主义”为题的文章；英国学者萨迪·普朗特(Sadie Plant)以此术语来描述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社会性别气质的变化；澳大利亚的激进女权组织VNS Matrix 则以赛博女性主义作为其行动的口号。[6]由此可见，将赛博空间与女性主义相联系是众多学者与女性主义者的共识。与赛博女性主义同理，与其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在新世纪的延续，不如说它是后现代主义的一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使命，在这一点上，赛博格概念与它殊途同归了。
赛博格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贡献，在于它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扩大了女性主义的适用范围，团结了更多的支持者。女性主义历来以其超强的适应能力、结盟能力和政治实践能力而闻名。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就是其应环境危机之运而产生的成果。斯泰西·阿莱莫(Stacy Alaimo)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将寻常的‘女性’活动和体验定义为对地球的拯救，对于那些感觉被由精英女性带领的女性主义运动抛下的妇女而言，这种观点很有吸引力。”[7]赛博格概念的出现，不仅在理论上为生态女性主义颠覆逻各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网络空间里为女性争得了些许话语权。
然而，赛博格这一概念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概念和理论一样，赛博格强调的是“模糊”、“含混”和“不可指认”，因此很容易滑向不可知论。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社会实践，只要提出某种主张，必当有所立足；消解一切之间的界限会使立论者立足不稳。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就曾发文指责哈拉维，认为她虽然讨论的是科学问题，但是丧失了科学的客观性。[8]另有学者质疑，人类的贪欲与机器的威力造就了当今的核时代，当人和机器化为一体、赛博格的时代来临时，毁灭性的武器会增多还是减少？女性在其中能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问题依然存疑。
总而言之，当今世界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网络虚拟空间已经成为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将女性主义引入赛博空间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个世纪末，当人类刚刚进入信息时代时，一句著名的论断是“你不知道坐在电脑前的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如今面对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日益扩大的虚拟空间，我们能够想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句话会被修正为“你不知道坐在电脑前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非生物。”赛博格概念的出现为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无论男女，都需重新定位自然中的自我、社会中的自我以及虚拟空间中的自我。这种认知的调整在延绵数千年的父权价值体系上撕开了一道缝隙，为女性的解放提供了绝佳的契机。而将女性的未来描绘为赛博格，能令生态女性主义摆脱对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依赖，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开拓更为广阔的理论前景。
| [1] | Karen J. Warren.Ecofeminist Philosophy: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50-51.( 2) |
| [2] | Sherry B.Ortner.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M. Z. Rosaldo and L. Lamphere.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3.(1) |
| [3] |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J. Weiss et al. (ed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Dordrecht:Springer, 2006:117-158.(4) |
| [4] | Luce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Catherine Porte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28-29.(1) |
| [5] | NicholasGane. When We Have Never Been Human, What Is to Be Done?: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23(7-8):135-158.(5) |
| [6] | CarolynGuertin. Quantum Feminist Mnemotechnics:The Archival Text, Digital Narrative and The Limits of Memory. 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 2003.(1) |
| [7] | StacyAlaimo. Cyborg and Ecofeminist Interventions:Challenges for an Environmental Feminism. Feminist Studies,1994,20(1):133-152.(1) |
| [8] |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