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社会属性逐渐突显，社会学分析方式在浸染科学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以往的理论解释，例如将科学活动作为社会建制和社会行为的解读。这使得科学与社会交叉涉及的基本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并且在这种科学社会性问题的解释过程中，修辞学和修辞分析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隐性作用。科学修辞学脱胎于这种作用的觉醒，并试图在一种融合性研究平台基础上超越传统的单学科解释。为此需要回答三个与此相关的问题：科学社会性问题的修辞学视角是如何产生的；对此问题的修辞分析会产生何种解释；科学修辞学为科学社会性问题提供了哪些新认识。

一、 科学社会性问题的修辞学视角

修辞分析与哲学分析、社会分析、历史分析一样，在研究视野上都是有一定限制的，这表明它们并不是科学在某种程度上的扩展，而是在科学基础上一种不同角度的认识和补充^[1]21。科学修辞学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科学社会学对这一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从修辞无涉到修辞参与

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初期，科学研究排斥以修辞学为代表的或然性思维工具的参与，并将其贴上“非理性”的标签。这种科学主义思潮强调，科学研究不应依赖语言作用而获得结论，否则会使科学活动被理性内核之外的枷锁束缚并阻碍逻辑演绎的推进。也就是说，科学应当是修辞无涉(rhetoric-free)的领域。然而这种观点割裂了科学研究的表面与深层内容之间的关联：首先，科学家必须使用语言，这包括专业术语和日常交流语言；其次，言语行为是科学家思想中理性内核的外在体现。科学研究对修辞的顾虑也就集中于，修辞行为会由外及内深入，进而干涉甚至曲解科学思想的深层图景^[2]。

从修辞无涉到修辞参与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科学问题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社会分析等研究方式的启发。从本源上讲，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修辞在推理思维中的作用，仅仅认为修辞推理是较低一级的思维形式，也就是说，它与理性推理并没有“类”上的本质区别。可是因为修辞始于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前提，不具备理性推理的严密结构和逻辑规范性，并且修辞推理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受众，因此存在辞藻的过度使用而产生诡辩的问题。同时，近代科学对修辞介入的拒斥并没有否认修辞在科学内核之外，尤其是在科学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科学研究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又需要寻求修辞等非理性手段来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和进步。20世纪初科学主义思想继续盛行，但是科学在复杂性社会难题的解答上捉襟见肘，而且科学研究也逐渐由私人科学向公共科学迈进，原本游离于科学理性之外的分析方法随之获得了应用空间，使得倚重社会分析的科学社会学成为一种必然趋势^[3]。这为修辞分析参与到科学研究中提供了经验基础，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哲学家和科学修辞学家更倾向于表明，科学活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充斥着修辞要素的作用。修辞作为一种补充，特别是在那些新的科学理论和世界观形成初期，当并没有足够强力的证据对其支撑时，表述的优雅、陈述的简洁性、叙事的张力、内容的趣味等就变得越发重要^[4]。并且，根据佩雷尔曼(C. Perelman)等人的说法，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会潜移默化地构建他们需要面对的“一般受众”(general audience)，即在科学研究中经受同样科研训练，并且类似数据信息和语境条件能在他们身上产生趋同性结果的人。修辞因此与自然科学研究者建立了明晰的联系，因为他们在进行表述时，需要注意一般受众所需的解释特征，从而使得这部分人能够在科学实践中接纳和支持他的观点^[5]。

科学修辞学在产生初期就切入科技政策，对科学社会性问题进行修辞分析。而后库恩(T. S. Kuhn)从不同层次对科学组织、结构和社会建制等方面的研究，引发了科学哲学界对科学社会性问题的高度关注。早期的科学修辞学思想要么因修辞贫乏的策略性和科学的社会性而导致解决问题的尝试局限于传统哲学的逻辑层面，要么相反地，过于强调修辞性而将这些解释囿于对科学问题的单纯修辞性解读。这些困难是由其对科学的修辞性和社会性认识的不彻底造成的^[6]4。科学修辞学继续剖析科学的修辞性，并以科学研究领域为主阵地，将社会性问题同修辞性问题纳入其中，进而在科学社会性问题上发展出一种区别于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进路。

2. 科学社会性问题的两种解释进路

对科学社会性问题的解释，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的进路。第一种是将科学社会性问题带入科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语境中，并在这种语境的范式、概念、方法等基础上进行分析。社会分析就是这种进路的代表，即将科学社会性问题置于社会层面进行解读，将科学活动解释为社会建制、社会因素、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等作用的行为和结果。第二种是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带入到科学语境中，在科学领域内分析社会性问题。修辞分析就是这种进路的代表，即在科学范式中使用修辞策略分析，从而对科学对象进行修辞性质的解释行为。

然而差异化的解释进路却存在类似的难题。科学社会学保证了社会分析、社会视角的纯粹性，为它们提供了统一的研究纲领和基底。而当过于突出社会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力时，会对科学问题产生一定程度的消解，甚至可能将科学研究完全社会化。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就是这种极端思路的一种表现形式。相反，科学修辞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纲领，其研究成果存在零散性问题，这将科学社会性问题带入到了风格迥异的修辞分析中。但这也使得科学修辞学可能产生类似极端的思想，比如将科学对象完全修辞化、碎片化，将科学问题解释为一种修辞目的论。例如，对《物种起源》的修辞策略和技巧的分析，使得达尔文的形象被塑造为修辞学家而多过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削弱了其理论的科学理性和逻辑性。

SSK的社会建构论和科学修辞学的修辞目的论难免走向一种相对主义窠臼。这些思路实际上是较之科学主义的反方向极端，两者的对抗体现于认识论上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论上的理性、必然方法和模糊性、偶然方法等。从科学哲学角度讲，侧重于社会、修辞方面的非理性解读，更容易倾向于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如果说科学主义会走向教条，那么相对主义则可能走向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反实在论，这种连锁反应对于科学研究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朝向任意方向的极端思维都不利于构建合理而全面的解释。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谨的任务，如果没有逻辑和理性基础，理论将不具备产出价值的能力。对于科学社会学来说，将科学问题放入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并不意味着科学需要完全社会化。此外，我们尚无法明确区分对科学理论及提出理论过程的修辞分析，是解释者的修辞化解读，还是对象本身所具有的修辞特性。科学修辞学并不希望发展为一种将科学理解为类似社会建构的理论，否则科学修辞学就没有根基，沦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面研究。而如果科学修辞学发展为一种孤立于科学实践之外的理论，对其自身和科学研究而言都是不利的、不符合事实的^[7]。

我们试图在修辞分析基础上寻求一种融合研究模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科学修辞学解释的局限性。借助这种融合思路，我们尝试将社会分析的部分内容和功能转化为科学修辞学研究范围内的社会语境分析，即社会语境重构(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context)，由此提升科学修辞学在科学社会性问题方面的解释效力。这种融合研究模式回应了对社会分析、修辞分析等非理性的质疑，展现出较传统社会分析而言更好的解释效用。

二、 科学社会性问题的修辞分析

科学修辞学坚持在科学范围内解决问题，将修辞分析、语境分析等定位为方法论工具。在处理科学社会性问题时，科学修辞学认为这不是寻找科学与社会的中间点，也不是社会学与修辞学的方法论折中。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将问题所涉及内容还原为科学研究中的社会因素，并将它们通过再语境化的方式完成重构，以此协助修辞分析产出趋向完善的科学解释。这种转换表明了，在面对科学社会性问题时，社会分析和修辞分析是殊途同归的：它们在问题对象上有相同性，在解释方法上有相似性，在解释结论上有相通性。

这种方式实际上吸收了科学社会学的部分方法，将社会分析转化为语境分析的一种特殊形式，从而能够满足科学修辞学融合研究的需求，使得在面对科学社会性问题时，科学修辞学所使用的修辞分析体现并包含了社会分析特征。除了社会语境重构的分析方法，对科学社会性问题的解释更应重视修辞分析的特殊价值。通常来说，科学社会学关注的是问题发展过程中受到的社会影响，进而分析科学事实为何如此；而科学修辞学是分析在科学活动中，行为主体是如何利用修辞工具和策略促使科学事实成立或者取得某种意义上的科学胜利的。我们以科学审议问题和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问题为例，来说明科学修辞学如何完成科学社会性问题的修辞分析。

1. 科学审议问题

科学审议并不是纯粹客观的行为过程。在其中，科学标准的界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审议参与者的社会和个人因素也至关重要。这些都为修辞分析提供了可能的解释空间。

例如，在核物理学研究领域，当庞斯(S. Pons)和弗莱斯曼(M. Fleischmann)宣布冷聚变(cold fusion)实验成功时，《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聚变技术》(Fusion Technology)等学术期刊对相关论文的接收与拒收态度泾渭分明。第一，从社会语境角度来讲，冷聚变理论和实验声称能够在较低要求和经济投入条件下完成同热聚变一样的实验效果，并产出相应的经济价值。这意味着，冷聚变突破了热聚变理论近20年来尚未解决的难题：如何释放核反应的过剩能量，以及如何用一种经济并简单的方式释放这种能量^[1]126-127。这严重威胁到了当时已经斥巨资建设的以热聚变理论为核心的核能反应设施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科学团体等的利益。例如，仅1989年一年，热聚变研究所涉及的经济预算就高达5亿美元^[8]。一旦冷聚变得到证实，所有此前的投入将化为泡影。因此冷聚变在尚未形成成熟和决定性理论时，必然遭到多方面的排挤。第二，从修辞角度来讲，冷聚变理论的论述话语存在歧义性，特别是在语形上，符号的使用与当时已经惯用的电化学(electrochemistry)等学科术语产生混淆，这严重影响了其理论的说服力。但是最终的结果说明，当时学术期刊审议过程中对冷聚变一类论文的接收和拒斥现象是有其合理性的，科学审议本身就受制于社会因素的干涉。

再例如，我们可以对牛顿的两次光学理论进行分析。牛顿分别于1672年前后和1702年提出自己的光学理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理论内核上的绝对差异。然而第一版本饱受批评，第二次则被接受并使得“整个十八世纪的物理光学研究都贴上了牛顿的标签”。前后差异表明了，在牛顿光学理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之外，显然存在其他有关键性作用的影响因素。第一，牛顿光学理论的社会语境分析。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在近代科学早期的学术环境中，往往是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决定了科学的成败，比如早期皇家学会的成员决定了“什么是科学”以及“科学应该如何形成”。这种精细化的科学团体及其运作机制实际上是社会的凝缩，或者称作“社会戏剧”(social drama)。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牛顿在皇家学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有天壤之别：第一次理论被审议时，牛顿需要接受胡克等人为主导所制定标准的检验，而第二次被审议时，这个标准实际上是牛顿自己主导的。第二，牛顿光学理论的文本修辞分析。在牛顿第一次提出光学理论时，他与笛卡尔、胡克等人的冲突明显。笛卡尔在研究光学时，沿用了很多传统的观点，比如将白光定义为基本光。所以他的观点有创新但仍旧是归于传统光学基础上的扩展。而牛顿在一开始就对传统的原则、方法、观点等进行了怀疑，例如他质疑了白光作为基本光的设定，但他第一版理论并未给出足够严密的实验证明和证据支持。所以可以说，牛顿第一版光学理论是策略和修辞意义上的失败。而牛顿第二次提出光学理论，即发表《光学》时，他使用了明显的修辞方法。牛顿改变了与传统观点直接对抗的做法，转而寻求一种缓和态势：他将自己与传统相悖的观点稍加隐藏，并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从历史和逻辑角度同前人联系起来。比如他将原来在第一版本中使用的叙事手法，修改为一种基于欧几里德式推理方式，以说明新理论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而那句著名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论述，也是在其第一版本光学受到各方面排挤之后，给胡克的一封赞颂笛卡尔对于Sin角的研究意义信中说的。此外牛顿还刻意回避了第一版本中受到批评的部分，将这些问题模糊化处理^[1]71-75。通过分析牛顿两次光学理论表述所使用的修辞策略、词句、语气等，可以认识到，牛顿思想的转变是一种修辞转变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逻辑或理性转变，他巧妙地利用修辞手段降低了与传统光学的直接对抗以及保守研究者的排挤程度。

2. 不可通约性问题

不可通约性存在于科学范式之间，但其产生和理解根源于社会性。范式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默顿(R. K. Merton)科学社会学规范理论的局限性，使科学社会学获得历史性、动态性的解释。默顿所提出的理论作为开山鼻祖，对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规范性等问题做出了说明。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尔凯(M. Mulkay)等人开始质疑科学实践与这种科学社会规范的相容性，认为所谓的科学社会规范实际上是一种修辞词汇而不能在现实中被严格遵循，并且这些规范对于科学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并不具备足够的解释效力。

当社会学理论不能为不可通约性问题提供有效解释时，我们发现修辞分析有可能填补科学与社会之间割裂的解释缝隙。“修辞分析之所以能展现出解释功能，得益于社会分析的觉醒。甚至可以说，在解决科学优先权等问题时所使用的修辞理论，是与社会分析一样不可或缺的”^[1]180。这些都反映了修辞分析在解决特殊问题时的优越性。从科学修辞学角度而言，默顿的科学社会规范存在明显弊端。首先，科学实践的动态性特征与这种规范的静态性难以协调。在科学革命进程中，科学论述和评价标准经常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科学家的个人因素也会对理论评价与选择产生影响^[9]。其次，科学社会规范是一种内部的规范性，这使得社会学研究与科学研究隔离。与此不同，科学修辞学主张科学研究的主体、对象和受众共同构成了科学的社会语境，而科学家也会进入科学的发现语境、辩护语境和接受语境中，依据逻辑对理论进行证实并通过修辞提高论述的竞争力^[10]。

库恩在《哥白尼革命》一书中，已经论述到了科学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并在之后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讨论了科学哲学、科学史、认知理论等在回答不可通约性问题时的作用，并认为修辞在学科范式之间的转换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解释价值。在转换的过渡期间，当一个新的范式并未完善而旧的范式也没有完全崩塌，此时的科学争论需要修辞的参与和推动作用^[11]。然而库恩仅仅是指出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具体而充分地论述修辞如何能够解决不可通约性问题，这使得修辞分析在该问题域内遭受争议，甚至他本人最后都试图弱化这种解释思路。但是修辞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并且研究发现，库恩本人以及其他研究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归根结蒂仍是一种修辞性质的解释。比如，不可通约性问题曾被理解为语言学层面的“词典转换”(lexicon change)。但是同“语言游戏说”一样，词典转换实际是语言背后所指意义的转换，以及这些指称之间关系和认识的转换。当这两者发生作用时，已经不是单纯语言学层面的理解，而演变为一种修辞活动。

而不可通约性问题的具体化，则需要科学语境、修辞语境和社会语境的整体参与。例如，物理学家F.巴尔西格(F.Balsiger)和哲学家A.布里(A.Burri)将不可通约性问题具体到“经典力学与狭义相对论是否是可通约的”。为此需要考察：第一，两个范式是否在语形上兼容？第二，它们在语义上是否相通？第三，它们在科学实践中是否协调？这实际涉及对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综合的语境问题研究。他们认为，即使两个范式在语形上兼容，两者在语义上也可能是不可通约的。例如，牛顿力学可以解释为狭义相对论的一种条件限制下的特殊情况。但是在这一范式转换过程中，它们的理论及其概念在外延广度上产生了变化，词形背后指称的意义也相应地发生改变，例如“质量”在两种范式内表示了对象的不同性质和表达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语用上更是不可通约的。不言而喻，经典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的应用领域和解释情景大相径庭^[12]。

科学修辞学强调了在解释语境基础上对科学的逻辑性、修辞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从而促进科学共同体内部问题与外在问题的汇流，最终产出一致的科学认识^[6]9。上述的研究只能表明范式之间存在转换，但不能解释它们为何需要和如何进行转换。单学科解释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整体科学视域的需求，因此科学修辞学的融合研究模式将其范围内的分析方法在修辞解释语境平台上加以改造，不仅充分发挥了原有的理论解释作用，而且改变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三、 科学修辞学对科学社会性问题的重新认识

科学社会性问题向来突出社会层面的理解，然而这对科学研究、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史研究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曲解。这种曲解偏离了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即为科学进步服务的宗旨。例如，对于科学发现优先权问题，如果仅停留于关注此问题的社会性而没有回归到科学层面，并不能对科学产生实际的推动作用。相反，过度关注科学发现优先权问题的研究，会在导向上促使科学研究和科学家注重“承认的知识”(recognizable knowledge)而不是“进步的知识”(advancing knowledge)。其次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来说，类似牛顿和莱布尼茨微积分或者其他科学发现，其先后并没有绝对时间跨度的差异性。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推知，假若只有一位科学家而不是两人同时提出理论，即不存在优先权争论时，对科学整体角度而言的进步性是否有根本差异和影响。所以科学优先权问题是否值得如此大费周章地关注，这对于科学哲学来说也是存在疑问的。最后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优先权争论淡化了那些在优先权确立过程中其他科学家付出的努力和业绩。

科学修辞学对于修辞分析、语境分析、社会分析等方法的融合，实际上是基于修辞解释语境平台上对解释工具的功能性转化和语境重建。这种研究和解释模式，对于科学社会性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重新认识科学与社会、修辞的关系。科学修辞学承认科学是在社会建制上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无法与科学完全区分开，因为科学领域本身就是社会领域中行为产生的结果”^[13]。但是科学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在其论争和交流过程中的修辞是必需的。通过修辞的润色，才能使得科学话语“在基于事实证据的基础上表现出吸引力、重要性和真理性”^[14]。因此，如何统筹社会和修辞在科学研究问题上的重叠成为了科学修辞学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我们发现，修辞解释语境的融合机制不但能够协调修辞和科学，还能够将社会分析方法的部分内容和功能语境化地重构为社会语境分析，从而在没有改变科学修辞学研究内核的基础上，扩展其研究模式并重新梳理科学与它们的关系。

第二，我们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明显感觉到，对于类似科学社会性等交叉型问题，单方面的分析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解释的全面性要求。在理性和权威这对矛盾斗争中，过分关注社会性问题反而使得视角狭隘，而修辞分析则存在对争论个体因素的过度解读。用传统修辞要素观点来说，在这些问题上社会学侧重了劝服的信誉(ethos),从社会角度分析了争论双方的学术背景、个人魅力、科学信仰等因素；而修辞学侧重了劝服的情感(pathos)，从语言角度分析了科学话语的心理和认知特征、类比和隐喻技巧、言辞感染力和说服力。不过这些都应当基于基本的科学理性和劝服逻辑(logos)。在解释问题时，社会分析在回答“解释对象是如何壮大的”、修辞分析在回答“解释对象是如何规避难题的”等方面有各自价值和意义，但对于科学问题的全局性而言，单纯的社会分析、修辞分析都不能靠一己之力完成，它们需要一种机制达成互补和完善。

第三，科学修辞学提供了新的融合视角和解释方式。SSK对科学社会学采取了一种建构主义态度，并融合了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整体论和系统论等思想，对科学知识的产生进行了社会性解读，形成了一种杂糅的“科学的社会修辞学”。这种观点批判了默顿的规范理论，甚至进一步认为“科学的规范结构事实上可被理解为一种用于科学程序和命题的界定与判断过程中的修辞词汇表”^[15]。同时，科学的社会修辞学使得科学理论的建构基于语言和修辞，并通过科学研究中修辞策略的发明类比于社会政治因素的控制作用。但是SSK的这种思想使得科学社会学研究不能在根本上与科学修辞学研究区分，使得科学的社会性与修辞性混淆于一种历史主义视角下，通过工具化观点模糊化处理它们的理论特征。

四、 结语

相较于传统的修辞分析，科学修辞学逐渐走向一种融合研究趋势。这不单是自身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交叉学科和混合型问题的新的研究视角。科学修辞学视野下的解释过程协调并整合修辞分析和社会分析，将分析功能与解释理性的关联规范于统一基底。这使得解释要素统一于一种功能化的整体过程中，从而为修辞分析的扩展提供可能。

在这种研究模式下，我们认为社会学关注社会环境中的结构性因素，而修辞学关注这些社会行为(包括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行为)的交互作用，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之间必定存在融合研究的可能。所以说，在科学修辞学范围内，我们将社会分析的部分方式，通过语境化改造为对科学问题的社会语境重构的做法是可行的。这使得科学社会性问题的解释行为不再是单学科范畴内的解答，而成为一种跨平台的融合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