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Vol. 15
——
2.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当今时代，科学已然成为社会发展进步最为核心的引擎。它无处不在，甚至已经成为社会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1]。同时，科技的快速进步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整个社会越来越依赖着科学，但科学又似乎在微观和宏观尺度上离社会和公众越来越遥远[2]。因此，链接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公众的科学传播变得越发重要。
作为一个诞生时间不长的领域，科学传播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和方式，将复杂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的内容。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信息搬运，而是需要传播者具备专业的科学素养和传播技巧。有效的科学传播能够打破专业壁垒，使科学知识走出边界森严的象牙塔，真正服务于社会大众。有学者将科学传播的社会意义总结为经济论、实用论、民主论、文化论和社会论[3]。但无论是出于哪个视角，科学传播在社会系统的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已然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且这一重要性也随着近年来的各种社会性科学事件的大爆发变得愈发凸显。从观点极化的气候变化到前所未有的全球疫情危机、从饱受争议的基因编辑到快速发展迭代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些瞬息万变但又关乎人类当前与未来的重大议题都需要建立在公共科学认知的基础之上。而科学传播不仅为公众提供了认知可能，更进一步为面对这些重大议题的决策提供了对话通道与循证基础。但科学知识的快速迭代、科学认知与方法论的不断更新以及各类新媒体技术的演变发展都在不断重塑科学传播的定义、内涵、外延、边界与社会功能。科学传播是什么？它应该关注些什么？它有着哪些核心议题和实践取向？这些问题都亟待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二、思路与方法本文所论及的“科学传播”采用狭义上的理解，没有从部分学者主张的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和风险传播（SHER）领域进行全盘的考察，其原因在于，科学传播与其他三个方面的传播在底层逻辑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例如健康传播更为直接追求基于效果导向的策略传播，而科学传播则更强调基于知识论或社会互动论的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调适，而且国际研究也倾向于将其视为较为独立的领域。因此，聚焦于狭义上的“科学传播”研究，会使得本文对于科学传播学术演进的把握更加精准。
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科学传播，其发展大约诞生于20世纪后半叶。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以及于1992年创办的《公众理解科学》和1994年创办的《科学传播》两本专业学术杂志被认为标志着科学传播作为专业研究领域的诞生和发展[4]。自诞生之初，科学传播的研究就内嵌着明显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意涵。除了探讨如何利用各类手段更为有效地将科学信息传递给公众之外，对科学中心观的质询、反思科学传播中强调知识灌输的“缺失模型”，呼吁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以及强调民主对话的科学与社会范式等方面，都成为科学传播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5]。而在近些年的研究中，科学传播进一步呈现出多视角、跨领域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艾伦·欧文（Alan Irwin）所提出的科学传播的情境化模型摒弃了原有的“缺失-对话/参与”的二元对立的视角[6]。大量对于替代性科学传播者的研究进一步解构了“科学家生产-公众消费”的科学传播原有框架[7-8]。以策略传播为基底的科学传播研究进一步引入了大量心理学、行为学的研究[9]。科学传播与政治学的联动也进一步重新审视着气候变化等高度争议的科技议题[10]。因此，正如前文所言，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科学传播的内部范式与研究取向都正在经历着愈发多元化的转变，需要我们更为清晰地梳理与审视。
对此，本文将系统性梳理从2000—2024年国际科学传播核心文献，并对其主要领域与进展进行评述。首先利用文献计量方法统计了二十余年国际三大主流科学传播期刊《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期刊》（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的发文主题分布（见图1、图2）。其中《科学传播期刊》作为PCST全球科技传播学会的会刊，经常组织刊发一系列科学传播前沿专题论述，在思想方面被认为在科学传播领域有着较强的引领性，虽然其发文主题相对分散，但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也是有意义的，因而本研究统计了其近年来的特刊主题（见表1）。通过整合图1、图2、表1的内容，以及结合近年来关于科学传播的相关研究综述[11-12]，本文首先归纳出二十余年科学传播研究的八大主题：（1）公众对于科学（包含特定科学议题，如气候变化、转基因、人工智能等）的态度；（2）科学信息行为；（3）公众参与科学（包含公民科学）；（4）科学与媒体的关系；（5）科学的政治化与民粹主义；（6）多元主体参与科学传播；（7）科学传播内容策略；（8）科学传播行动策略，并进一步将其归纳为三个主要版块，板块一：公众对于科学的态度与行为；板块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互动；板块三：策略化的科学传播。下文将按照三个板块，逐一对上述主题进行综述。
|
图 1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近二十年发文主题分布 |
|
图 2 Science Communication近二十年发文主题分布 |
|
表 1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近二十年特刊主题总结 |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八大主题的总结归纳是基于国际三大主流科学传播期刊二十余年的文献统计，但为了论述和分析的完整性，本文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并非仅仅局限于对研究的罗列呈现，而是在论述每一主题板块时将其放置在当前科学传播国际研究的主流趋势“多元化”的背景框架下，以便凸显其与国际理论对话与对接的价值。
三、板块一：公众对于科学的态度与行为 1. 对于科学及特定科学议题的态度在科学传播的早期，研究人员和从事实践的人员都认为，开展科学传播的首要目标是提高非专业公众的科学素养，对于那些在科学方面做出“错误”决策或持有“错误”态度的公众来说，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正确的知识，因而科学传播就是要用科学知识去填满公众的空瓶子，并且认为，随着知识的增加，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就会越积极，这也就是所谓的“缺失模型”[13]，鉴于此，对科学进行有效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经验丰富的科学传播者来传播、扩散经过设计的信息，目标也是让公众更有科学素养，以及更支持科学事业[14-15]，因为只要科学传播做得“更好”，人们就会做出与科学证据相一致的选择[16]。
科学传播实践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扩散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缺失模型”的影响，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拓展，近年来，科学传播研究人员发现，科学知识与科学态度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线性相关关系，比如多米尼克·布洛萨德（Dominique Brossard）等研究人员发现，个体的特征、背景、价值观和信仰，以及从大众媒体中获取到的信息都会影响一般科学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17-19]。这也就意味着知识不是对一个话题持有何种态度的前提，它只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部分解释。而且即便公众对科学总体上持积极态度，但是面临特定议题，尤其是争议性议题时往往会出现极化现象，比如转基因[20]、疫苗[21]、纳米技术[22]、气候变化[23]等等，甚至对于一个议题了解得越多，越有可能导致其态度的极化[24-25]，这就需要对公众的科学态度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缺失模型”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因为大部分机构的传播工作仍符合普及知识为目的的“缺失模型”，只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分析公众在特定科学议题上的态度，并力求找到影响公众科学态度的诸多因素，比如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等人就发现，与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意义的结合，可以增加公众对围绕新兴技术的管理决策或政策决策合法性的认知 [26-27]。
由于现代科学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应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的价值观，对问题的接近性和熟悉程度，或者他们是否做好了倾听科学的准备等等[28]。与此同时，认知捷径和试探法则成为他们处理信息的一种方式[29]。换言之，在科学态度上，由初始信念先入为主地筛选和判断信息这一心理认知机制在发挥重要作用[10]。在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方面，科学知识主要是促使人们形成初始信念[30]。而在形成初始信念之后，其他方面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当然，从欧美国家来说，公众对特定科学议题态度的极化也与政治极化、“科学媒体化”[31]有关，尤其是媒体在对争议性议题进行报道时采用的“虚假平衡”策略[32-33]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公众丧失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再加上社交媒体平台所构筑起来的“信息茧房”和“过滤器泡泡”，公众更加倾向于选择自己感到舒服的，或者与自己的既有认知相一致的观点与看法，进一步导致对科学的态度走向极端。
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从公众对广义上科学的态度延伸至了具体科学议题，尤其是争议性科学议题的态度上，即在研究选题上开始从抽象走向具象，从通识意义上的科学延伸至具体的科学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发现。也为特定议题的科学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尤其是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影响公众科学态度的各种因素，并尽早地启动公民参与科学的行动。而选题的具体化与多元化也进一步推动了科学传播学术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多元化发展。
2. 科学信息行为个人日常决策（部分地）依赖于科学发现所提供的信息，而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科学并享受科学带来的益处，但是近年来，人们获取或遇见科学及议题相关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广泛且巨大的变化，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学信息的重要渠道，比如迪特里姆·舍费尔（Dietram Scheufele）发现，受众把网络渠道作为重要的补充或者完全依赖于网络渠道作为科学信息的主要来源[14]，同时多米尼克·布洛萨德（Dominique Brossard）在2016年的研究发现，虽然年轻人对脸书的使用频率在下降，但使用Snapchat和Instagram的频率越来越高[34]。实际上，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人很少会经常地利用科学信息[35]，他们往往和科学信息是不期而遇的，因而从获取、使用、采纳、搜索和核查等维度对公民科学信息行为的研究也成为科学传播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
一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公众会在网络上搜索科学新闻，并利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和消遣[36-37]，科学传播是为了实现一种目标或者目的而对有关科学的信息和观点进行交流，但是包括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导致了科学传播的复杂性，而这也会迫使受众（即便科学素养较高的人）利用认知捷径或者试探法来处理信息[29]，但是这种捷径会导致对科学的解读出现误差，尤其是关于科学的不确定性[38]，而且受众更容易会选择与他们的信仰和偏好更一致的信息来源[39]。在网络平台成为重要信息渠道的情形下，新的科学媒体生态系统会让人们不成比例地关注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因素相一致的信息内容[40]，而诺艾尔-诺依曼（Noelle-Neumann）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人们对社会规范的认知会塑造他们的行为和态度[41-42]，而这会导致认知差距和认知极化[43-45]，进而让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能更有效地处理和吸收新信息。
实际上，在人们做出重要人生抉择的时候，很少只把科学信息作为决策的基础，而是通常还会考虑自己的目标和需求，知识和技能，以及价值观和信仰，并且就科学信息是否符合他们对这个话题已知的或者所认为的状况进行快速评估。此外，人们还会充当某种意义上的同谋，即基于自身的理解对科学传播中的词语进行意义构建，比如“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46]，“猪流感”与“甲型流感”[47]等。在利用科学信息采取行动方面，信任和可信性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人们会基于信任和可信性来决定关注哪些信息，以及如何针对这些采取行动，这就会影响到人们对来自专家意见的关注程度，以及影响他们是否会相信科学研究结果或是否会支持与科学相关的决策[48-51]，比如约翰·贝斯勒（John C. Besley）等人认为，在支持核能方面，对制度的信任具有强烈的影响[52-55]。
当然，在社交媒体环境多元化的背景下，需要更多地关注公民科学信息行为，比如被算法强化了的用户选择会在网络传播情境下产生“过滤器泡泡”——或者说基于兴趣和看法的碎片化和隔离性[56-57]，“信息茧房”也会导致人们“自我强化的信息螺旋”[46]，使得人们完全避免科学媒介或偏好，证实并强化他们先前信仰的信息来源[58]，因而后续的研究需要聚焦于理解个体和决策机构如何获得和评估不同媒体来源的信息，以及对公民科学信息行为的深远影响。从发展的视角来说，公民的科学信息行为研究更加注重公民的个体性，主动获取信息的行为以及对科学信息的整合方面，从而突破甚至否定了单向灌输科学信息所预设的效果。
四、板块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互动 1. 公众参与科学——公民科学作为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的替代与对话模型（Dialogue Model）的进阶，公众参与科学模型（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在近二十年内持续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59-61]；并逐渐成为科学传播领域内的研究热点与焦点之一[61]。大量研究从公民社会、科技治理、政策产出等视角探讨公众参与科学对于实现科学民主化的价值，以及推动科学与社会、公众与科学家之间良性互动的可能[62-64]。例如辛西亚·塞林（Cynthia Selin）等人通过对美国亚利桑那州2012年“未来城市之旅”公众参与科学活动的分析指出公众参与科学在重新定义社会民主以及科技治理上的潜力[63]。研究也着眼于探讨公众参与科学的路径实现可能，例如公众参与科学需要改变原有自上而下的设计模式，重新建构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65]；通过媒体传递有关科学的不确定性可以有效提高公众参与科学的兴趣[66]；以及提高科学家对于公众价值的认可也被发现可以有效推动公众参与科学的实现[67]。
但是，一系列失败的公众参与科学的案例也警醒着我们这一科学传播新模式可能并不是永恒有效的。对于英国“GM nations？”全民转基因科学讨论项目的分析发现，在公众参与科学的实施过程中，公众的观点并不总是能有效地传递到决策部门，过程的不透明性也削弱了公众进一步参与相似的科学实务的兴趣与热情[68]。2012年丹麦政府取消了对蜚声国际科学传播界的丹麦技术委员会的资助，更是迫使学者们重新思考公众参与科学的当代社会意义与价值转化[69]。
总体而言，正如杰克·斯蒂尔格（Jack Stilgoe）等人所言，民主化社会需要公众参与科学，这是开放科学与科学治理必要但并不充足的部分（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part）；如果想要实现公众参与科学的一系列社会价值，需要对其更为具体的实现路径进行更为精巧的分析[70]。
上述的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大多遵从“科学民主化”的范式视角，但也有研究从公众参与科学对于科学本身尤其是科学知识生产的价值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其中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逐渐成为主流[71-72]。作为业余科学爱好者直接介入科学数据采集以及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全新公众参与科学范式，公民科学的实践模式[73]、社会价值[71]，以及异端形态（如黑暗公民科学，darkcitizen science）[74]等方面均成为当前科学传播、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民主化形态与公众参与的流程差异，公民科学也被进一步划分为协作型、贡献型、协商型、共创型等四类模型[75]；并进一步被认为是联通公众更为深入地介入科学核心环节的有效途径[71]。在公民科学模式的基础上，公民科学传播（citizen science communication）等新的公众参与科学形态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8]。
从“缺失模型”向“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转变，暗示了学界对于科学与社会、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关系的重新反思。强调公众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力、价值，祛除传统科学传播中科学/科学家的绝对本位视角，成为当前“参与模型”下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价值基础。在理论探索和发展方面，相关的研究也探索了如何与不同层次的参与匹配不同的活动，不同层次的参与需要何种相适配的技术等等，而这些都是为了多元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达到理想的结果，也进一步凸现了科学传播研究在行动者板块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2. 科学与媒体的关系科学/科学家与媒体一直被视为一对矛盾型依赖关系。科学既需要依赖媒体实现科学信息与知识的公众传播，但同时科学也在批评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和记者对于科学信息的误读、失真、简化与夸张[76-77]。此外，科学家们虽然普遍对媒体报道持批评态度，但倾向于对自己与记者打交道的经历和能力给予较好的评价[77]。这样一种矛盾的视角构成了当前科学与媒体关系的基调。且这一视角随着新媒体环境的发展被进一步放大[78]，数字社交媒体环境所带来的信息失真、阴谋论扩散与科学民粹都使得科学家群体对于自身与媒体的关系持有更加消极的看法[77,79]。
在探讨科学与媒体关系的研究中，媒介化理论，尤其是关注科学议题如何被媒体建构型塑的框架理论[80]，以及关注科学议题如何经由媒介排布后转化成公众关注的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81]，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例如，有学者将科技议题的新闻媒体报道框架总结为经济、科学、娱乐、社会伦理、教育、政治等六类常见框架[82]。也有学者发现公众对于新冠疫情与野生环境科学议题的讨论显著受到新闻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83]。媒体在科学与公众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与放大器的作用。
此外，媒体内容也被发现在塑造科学与科学家的基本形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84]。不同类型的媒体形态，如新闻、科普文本、电影（尤其是科幻电影）、纪录片等，所呈现出的科学形象与科学家形象显著影响着公众对于科学的认知乃至信任[85]。例如，研究发现，对于科幻文学媒体内容的接触会有效激发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以及对于科学的积极态度[86]。但媒体也被认为是社会对于科学与科学家形象认知产生刻板印象乃至负面印象（如弗兰肯斯坦形象）的主要原因之一[87-88]。
除却微观的媒介内容视角对于科学与媒体关系的分析外，宏观的，尤其是国别性的媒体环境、政策也被发现对于科学及科学传播的发展产生着相当程度的影响[89]。这一点随着全球南方科学传播研究的进展而被进一步凸显出来[90]。例如，研究发现不稳定的媒体环境、缺乏媒体沟通激励和对媒体政治敏感性的制度性审查都使得科学传播及公众参与科学在非洲发展缓慢[91]。
总结而言，无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社交媒体时代，无论是从微观媒体内容视角出发还是宏观媒体制度视角出发，科学/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都是科学传播核心关注的议题之一。媒体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其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都是科学传播学者需要核心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媒体的快速发展更是为这一议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境[92]，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否变成了科学家与媒介平台之间的关系和博弈，亟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反思。
3. 科学的政治化与民粹主义科学，尤其是知识的政治化一直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与科学技术元堪（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领域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93]。正如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提出的“公众认知论”（civic epistemology）中所暗示的通过认可公众知识的合法性来实现科技治理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化一样[94]，当下科学传播的公众参与转向中不可避免地与科学民主化乃至政治化相关联。
2014年著名科学传播学者迪特兰姆·舍费勒（Dietram A. Scheufele）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并指出当前社会的科学传播已经逐渐模糊了科学以及其社会应用所带来的政治、道德和法律影响之间的界限；科学事实、公众理解的事实以及被各种媒体中介化的事实在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不断交织，最后生成了科学传播的去纯粹化与政治化的结果[10]。因此，承认科学传播本质上的政治属性是推动更为包容的科学公共协商与治理的必要前提。
随后，一系列对于科学传播政治化的研究开始活跃，并关注公众、政府、专家等不同群体之间的科学-政治互动及其社会影响，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争议性科技议题中，例如转基因、气候变化、新能源技术、新冠疫情等[95-97]。这些研究或关注于科学证据和表达如何被政治力量选择性使用或压制，以服务于特定的政策目标[98]；或探讨不同意识形态、政治观念如何形塑科学知识的生产与呈现结果[93]；或分析科学民主化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政治互动与沟通博弈[99]。但无论是何种视角，科学及科学传播在传统默顿范式下的共有性及衍生出的政治无涉性观点均逐渐被学界所摈弃。
而这样一种对于科学传播政治化的理解趋势又进一步与科学传播实践中的参与转向相纠缠，并进而推动了对于公共空间语境下科学政治民主化的思考[100]。正如贾萨诺夫所言，当前的科技治理结构实际上是基于政府、科技界与公众的公共性谈判而形成的，多元主体、公众参与、平等对话协商应当成为科技治理与科学传播的内在要求[101]。然而，这一系列对于公众参与以及科学传播民主化的政治价值的认可同样带来了对于“科学民粹主义”的担忧：广泛且深入的参与模型在解构传统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中精英专家话语权威绝对性的同时，也被认为可能带来反智主义、阴谋论等问题（虽然科学民粹主义最初是用来描述有道德上优越的公众和道德上卑劣的学术精英之间的冲突）[102]。
然而，正如迪特里姆·舍费尔（Dietram Scheufele）所言，无论所产生的结果是积极的民主化、协商式科技治理还是民粹主义背后潜在消极的反智主义与阴谋论，现代科学的公众传播内在地就是政治的[10]。科学传播无法绝对脱离政治性而存在。因此，科学及科学传播的政治化应当也正在成为当前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然而这一维度在我国科学传播研究语境中尚未得到充分地关照，需要进一步予以重视。
4. 多元主体参与科学传播长期以来，“科学传播”一直被定义为一种通过生产和创造科学相关意义来提升公众科学意识、理解、素养和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103]。使公众了解有关科学的发展、了解科学家/专家的观点和意见，最后对其产生信赖成为科学传播最为核心的任务[104]。在这样一种概念框架中，科学传播往往被简化成了科学家作为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公众作为知识的被动消费者的信息单向传播过程[105]，且似乎只有科学家群体才是唯一被认可的科学传播者[106]。
然而在近二十年内，这种强调“科学家作为传播者-公众作为消费者”的二元对立框架开始被学界重新审视。科学传播的主体生态也开始从仅仅认可科学家群体的科学传播者身份朝向更为多元化的角色转变[107]。其实早在上个世纪末，布莱恩·温 （Brian Wynne）等人就指出常民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可以成为专家知识的有效补充，公众也可以在科学传播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108]。
2020年科学传播领域专业期刊《科学传播杂志》（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发布了“替代性科学传播者”专刊（Alternative Science Communicator），讨论了公民行动者（activists）、环境公益组织，以及地方公民组织作为科学传播者的可能性与行动策略[7,109-110]。这一专刊指出了科学家并不是科学传播社会运作体系中唯一合法的科学传播者，并系统性地分析了其他替代性科学传播者们介入科学传播的行动方案与角色优势[7]。这种表达进一步透露出学界对于科学传播者主体多元化的理解。全球疫情期间，大量研究指出政府、社会组织等在危机环境下作为科学传播主体的可能性与行动范式[111-112]。杨正等人更是直接提出了“公民科学传播者（citizen science communicator）”的概念，凸显了非科学家普通公众在扮演科学传播者角色时的优势、特征与价值[8,113]。整体而言，科学家在传统科学传播体系中作为唯一合法的科学传播者角色的绝对话语权威被进一步消解[8]。对于科学传播者多元化的研究不仅仅体现在群体差异上，最新的研究也进一步关注了女性[108]、少数族裔[114]、宗教领袖[115]甚至是性少数群体[116]等原本在科学传播者主体格局中被忽略的“身份”，及其科学传播参与特征。科学传播生态开始逐渐进入多元化主体参与的新格局。
科学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一方面扩大了科学传播的民主化可能，也为科学传播体系内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和生机，从对传播主体的关注来看，科学传播成为一个“战场”，它是由各种各样的传播者组成的多元领域，既转向全职传播的科学家，还包括来自其他领域的专业传播人士，也包括众多的背景多元化的公民个体。但在现实中，非科学家群体对于科学传播体系的介入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科学民粹主义，科学权威、科学社会信任的消解，以及科技谣言的扩散等。因此，对于多元主义参与科学传播，我们仍需持有理性批判的认知态度。
五、板块三：策略化的科学传播 1. 科学传播内容策略以追求科学传播的效果为导向，通过测试与调整科学传播过程中的内容诉求策略，以追求受众态度或行为改变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科学传播研究的主要路径之一[117]。这些研究大多遵循着“策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的研究路径。正如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约翰·贝斯勒（John C. Besley）教授等人所言“策略科学传播”（strategic science communication）的核心目标就在于帮助科学传播者实现改变科学受众行为的短期或长期目标，其通过整合特定沟通策略，结合各种心理或行为科学结论，为作为计划行为的科学传播提供决策支持[9]。比如，研究发现，在科学传播中使用适当的攻击性话语策略可以在诱发科学受众的预期违背心理的基础上产生更好的亲科学行为[118]。再如，奥伊文德·伊伦（Øyvind Ihlen）等人发现，在健康传播的传播语境中，使用情境化的修辞策略可以有效帮助传播者实现改变受众疫苗犹豫态度的科学传播目标[119]。杨正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科学传播而言，使用专家身份表露还是普通公众身份表露话语的不同策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对于作为科学家的科学传播者而言，适当使用普通公众身份，其话语策略会更为有效地提升公众的科学知识接受效果[113]。相似的大量研究从文本、渠道、行为、话语、修辞、框架等多个策略维度入手探讨了科学传播者如何采取有效的策略来实现更为高效且有效的科学传播[120-123]。
不同于起源于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学（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STS）或科学哲学的公众理解科学与公众参与科学常用的宏观质化研究范式，面向科学传播内容策略的“战略科学传播”更明显遵循着美国芝加哥学派传播学量化实证研究的范式。因此其主要研究也以美国传播学者为主导。其在研究过程中大多结合心理学、行为学、受众研究等维度，对特定科学传播内容策略进行微观精准的效果测量[124]，从而以期将研究结果转化为可直接供科学-健康-环境公共运动（public campaign）使用的策略方案[125]。但也正由于其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方法与路径过于微观，使得这一层面的研究结果较为散乱。不同研究所关注的议题不同、情境不同，内容策略的维度不同，所得出的结果差异明显，甚至偶有互相矛盾之处，难以总结出较为普适性的通用规律。
从内容策略的角度来说，这个维度上的科学传播更加注重使用什么样的文本或诉求策略能够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这样一种关注科学传播效果及内容策略的研究范式近年来也显著影响到了我国的科学传播研究，尤其是新闻传播学领域内对于科学传播的探讨[126-127]。总体而言，作为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种范式对于科学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过于关注微观效果策略，缺乏更为宏观的整体性视角，也使得其在学科范式上较为模糊。
2. 科学传播行动策略《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认为，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可以带来众多益处[128]，而要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一方面需要通过科学传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也需要科学家参与到科学传播工作之中。为此，各有关机构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支持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129-134]，而科学家也意识到了科学传播的重要性[135-139]，然而很多科学家在传播方面或者社会科学方法方面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培训，因而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行动策略就成为实践和研究比较关注的议题之一。
传统上，公众主要通过媒体获取科技信息，因而科学传播行动策略主要关注科学家与媒体关系，尤其是从科学新闻的视角解读科学家应该如何参与到科学传播之中，比如莎朗·邓伍迪（Sharon Dunwoody）等人的相关研究表明，与记者的互动交流有助于推动科学的传播与扩散[140-142]，同时也发现了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张力[143-144]。此外，研究也表明，科学家个体对自己传播能力的信心以及参加一些传播培训是预测公众参与活动以及与媒体互动的重要因素[145-146]，因而一些研究人员和相应的机构开展了面向科学家的科学传播培训，比如托斯·加斯科因（Toss Gascoigne）等人首先在澳大利亚，然后在全球其他地方开展的培训讲习班，旨在向科学家传授与媒体打交道的技巧[147]。
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转向——即越来越多的科研项目要求申请人必须清晰地审查并执行公众参与和拓展活动，以及在媒介上现身的科学家越来越多，这就极大地激发了科学家参与到科学传播之中的热情和行动。但同科学家与媒体关系并行推进的是，一些科学家绕开了传统媒体而直接面向公众开展科学传播工作[148]，并通过相应的反馈来提升自身的传播技能。在对科研人员改善自己传播技能的呼吁和要求之下，一些面向科学家的科学传播培训项目也应运而生，同时变得多元化，比如在研究生的STEM课程中纳入科学传播培训课程，不过这些课程更多地聚焦于讲故事，去术语化，建立与目标受众的相关性等操作性的层面上，也就是更多地着眼于加强科学家的科学传播能力，而在袁姝培等人看来，这忽视了战略性传播的内容[149]，同时德克兰·费伊（Declan Fahy）也认为，这缺失了对文化中的科学作用的深刻理解[150]，而这种理解需要考虑当代科学在其中得以运作的文化动态，以及科学家可以在这种动态的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
总之，科学传播的实践与理论之间仍然需要进行“弥合”，尤其是从科学传播行动策略的角度来说，仍然需要多维度深入探索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动机、收益、方法，以及如何将科学研究过程展示给公众，当然也包括开展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以促进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
六、结语：媒介变革环境下的多元化视角通过上述八个维度的综述，可以发现，在近二十年内国际科学传播的研究范式经历了深刻且复杂的演变。科学传播本身也逐渐从附属于STS、科学哲学或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发展成了较为独立的且备受关注的交叉显学之一。总体而言，科学传播研究范式正在经历的复杂且深刻的演变，凸显了其研究视野的多元化特征，即打破对于传统科学传播基于公众教育目的、缺失模型理解范式、“科学家-公众”二元对立的线性传递理解思维框架，朝向更为情境化、立体化的视野转向。具体而言，这种视野转向主要体现在国际学界对于科学传播的主体多元化、策略多元化、行动多元化、认知多元化四个方面的深化理解中。
首先，就科学传播的主体多元化而言，其主要体现在对于传统科学传播理解中“科学家-公众”二元对立的线性关系的解构。大量最新的研究发现，不仅仅科学家可以扮演科学传播者的角色，公众、政府、非盈利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社会行动团体等都能够有效承担科学传播者的社会责任[7,106,109-110]。同样，在被解构的科学传播主体生态中，公众也不仅仅是唯一的受众，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政策制定者、社会组织等也都是需要被科学传播的对象与受众[111-112]。同样，科学家与受众也不再是完全统一的、均质的社会存在，其内部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多样性。不同的学科、领域、性别、种族乃至性取向都可能形塑出完全不同的科学传播者角色及其后续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108,114,116]。科学传播的受众更是被发现走向多元化与分众化。甚至有些学者宣称在科学传播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大众”或“普通公众”（general public）[151]。对于作为传播者和传播受众的科学传播主体的多样理解，极大地丰富了当下对于科学传播多视角探究的可能性与路径，也进一步为后续不同视角的科学传播多元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基于科学传播行动主体的多元化，学者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的传播者在不同的情境下所采用的科学传播策略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113]。因此，进一步推演出了科学传播策略多元化的方向。话语策略、文本策略、渠道策略以及行动策略都成为学界为了追求科学传播效果、推动科学与公众更加充分良性沟通互动的核心关切[145-146]。这些对于科学传播策略的多元化研究进一步回应了艾伦·欧文所提出的三阶科学传播模型与情境化科学传播理论，即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传播行动指南或方案，无论是对于科学传播者而言还是对于其他科学传播者而言[6]。饱受学界批评的缺失模型策略可能会在特定情境中发挥出比对话/参与模型更为有效的传播效果。原本被认为在日常交流中不恰当的表达方式，例如攻击性话语，则在特殊的科学传播情境中产生着积极的效应[118]。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在不同的科学传播情境中采用何种更为有效的方法。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回答则依赖于对科学传播策略多元化的不断探索与积累。
第三，科学传播本身的特殊性，即强调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互动特征，使得其在多元化表征中不仅仅体现在文本策略中，更凸显于公众、科学家与其他行动者的行动多元化上。首先，近二十年兴起的科学传播的参与转向重塑了公众行动的可能性与范式，将其从“受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放置在更为宽广的“参与”可能性范畴中。而这一“参与”本身也在不断经历着更为多元化的历程：从最初的参与科技议题公共讨论、政策审议与制定、到当前基于“公民科学”的科学知识生产以及公民科学传播等方向[8,67]。而对于科学家和其他社会群体而言，他们对于科学传播的参与也开始逐渐从传统的传播者/知识生产者或围观者转向更为丰富的角色可能性，如通过承担“知识专家”角色介入公共政策、通过搭建多主体参与的社会化协同网络共同推动科学传播的发展等。且随着媒介环境的演进，科学传播的社会流通也不再绝对依赖媒体的中介作用，科学家群体及其他替代性科学传播群体开始可以直接面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行动。这些维度进一步与科学传播者主体多元化与策略多元化相联动，构建出当前科学传播的更为立体丰富的格局。
最后，就“科学传播”本身而言，我们对其的认知也开始脱离最初的绝对性定义。著名科学传播学者马修斯·尼斯比特（Matthew Nisbet）与迪特兰姆·舍费勒（Dietram Scheufele）在《科学传播的下一步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我们首先需要重新反思“科学传播”的传统定义与认知[15]。科学传播既不像我们传统认为的线性地向公众普及知识这么简单，也不像我们对科学的幻想那样绝对中立和政治无涉[10]。科学传播是存在于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中的，关于科学信息流动的复杂系统[150]。因此，什么是科学传播？什么应该是科学传播？这些本体论层面上的问题，现在依旧是科学传播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强调公众“参与”是否削弱了科学传播的“传播”属性？强调“传播”又是否阻碍了科学传播一直期待并希望达成的科学民主化的目标[101]？这些问题虽然尚未得到充分统一的回答，但它们告知我们对于“科学传播”本身的理解正在走向多元化。
维也纳大学科学传播学者萨拉·戴维斯（Sara Davies）在2022年《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似乎恰好印证了本文所综述的内容：“我们应当将科学传播看作是科学知识的旅行（journey），去探索它们在不同环境和不同主体间的游历（travels），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152]。将科学传播从传统单一的“传递观”中解放出来，并用一种更为立体化、多元化、情境化的“游历观”来看待它，或许正是这二十余年来科学传播国际研究的重要努力与转向。
| [1] |
Bruyas A M, Riccio M. Science centres and science events: a science communication handboo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2, : 24-40.
|
| [2] |
Van Dam F, De Bakker L, Dijkstra A M, et al.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World Scientific, 2020, (1): 36-45.
|
| [3] |
Stocklmayer S M, Gore M M, Bryant C R.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ul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1, (14): 5-10.
|
| [4] |
贾鹤鹏, 闫隽. 科学传播的溯源、变革与中国机遇.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24(2): 64-75+127.
|
| [5] |
贾鹤鹏, 苗伟山. 科学传播、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理论溯源及其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国际新闻界, 2017, 39(2): 66-89.
|
| [6] |
杨正. 超越“缺失-对话/参与”模型——艾伦·欧文的三阶科学传播与情境化科学传播理论研究.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2, 44(11): 99-109.
|
| [7] |
Fahnrich B, Riedlinger M, Weitkamp E. Activists as 'alternative' science communicators-Exploring the facet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societal contexts.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0, 19(6): C01, 1-6.
|
| [8] |
Yang Z. De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authority of scientists in Chinese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vestigation of citizen science communicators on Chinese knowledge sharing network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21, 30(8): 993-1007.
DOI: 10.1177/09636625211005106. |
| [9] |
Besley J C, O’Hara K, Dudo A. Strategic 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planned behavior: Understanding scientists’ willingness to choose specific tactics.
PloS one, 2019, 14(10): 1-18.
|
| [10] |
Scheufele D A, 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4): 13585−13592.
|
| [11] |
凡庆涛, 袁汝兵, 周雷, 等. 国外科学传播与普及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热点主题——基于SCI和SSCI的文献计量分析（1999—2018年）.
科普研究, 2019, 14(4): 24-33+111.
|
| [12] |
刘瑶瑶, 李正风. 国际科学传播期刊研究热点与前沿趋.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3, 34(7): 935-943.
DOI: 10.11946/cjstp.202212080931. |
| [13] |
Wynne B. Knowledges in contex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1991, 16(1): 111-121.
DOI: 10.1177/016224399101600108. |
| [14] |
Scheufele D A. Communicating science in social setting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3): 14040-14047.
|
| [15] |
Nisbet M C, Scheufele D A. What’s next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omising directions and lingering distr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2009, 96(10): 1767-1778.
DOI: 10.3732/ajb.0900041. |
| [16] |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Effectively: A Research Agenda.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7: 324−400.
|
| [17] |
Brossard D, Lewenstein B V, Bonney R.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ttitude change: The impact of a citizen science proj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005, 27(9): 1099-1121.
DOI: 10.1080/09500690500069483. |
| [18] |
Ho S S, Brossard D, Scheufele D A. Effects of value predispositions, mass media use, and knowledge 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8, 20(2): 171-192.
DOI: 10.1093/ijpor/edn017. |
| [19] |
Scheufele D A, Lewenstein B V. The public and nanotechnology: How citizens make sens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Nanoparticle Research, 2005, 7(6): 659-667.
DOI: 10.1007/s11051-005-7526-2. |
| [20] |
Lusk J L, Roosen J, Bieberstein A. Consumer acceptance of new food technologies: causes and roots of controversies.
Annual Review of Resource Economics, 2014, 6(1): 381-405.
DOI: 10.1146/annurev-resource-100913-012735. |
| [21] |
Downs J S, Bruin W B D. Fischhoff B.
Parents’ vaccination comprehension and decisions. Vaccine, 2008, 26(12): 1595-1607.
|
| [22] |
贾鹤鹏. 国际科学传播最新理论发展及其启示.
科普研究, 2020, 15(4): 5-15.
|
| [23] |
McCuin J L, Hayhoe K, Hayhoe D.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vs.
misconceptions-based instruction on stud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Journal of Geoscience Education, 2014, 62(3): 445-459.
|
| [24] |
Allum N, Sturgis P, Tabourazi D, et 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cross cultures: a meta- analysi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8, 17(1): 35-54.
DOI: 10.1177/0963662506070159. |
| [25] |
Kahan D M, Peters E, Slovic P, et al. The polarizing impact of science literacy and numeracy on perceived climate change risks.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2, 2(10): 732-735.
DOI: 10.1038/nclimate1547. |
| [26] |
Holdren J P, Sunstein C R, Siddiqui I A. Memorandum: Principles for regulation and oversigh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WashingtonD C: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2011, 39: 137.
|
| [27] |
Petts J. Public engagement to build trust: False hope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08, 11(6): 821-835.
DOI: 10.1080/13669870701715592. |
| [28] |
Akin H , Scheufele D A . Overview of 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7: 25−33.
|
| [29] |
Scheufele D A. Messages and heuristics: How audiences form attitudes about emerging technologies. //TurneyJ (ed) Engaging science: Thoughts, deeds, analysis and action. London: The Wellcome Trust. , 2006: 20−25.
|
| [30] |
De Bruin W B, Bostrom A. Assessing What to Addres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3): 14062-14068.
|
| [31] |
Weingart P. The lure of the mass media and its repercussions on science.
Sciences’ Media Connection: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 2012, 28: 17-32.
|
| [32] |
Bennett W L.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10th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67−74.
|
| [33] |
Nisbet M C, Brossard D, Kroepsch A. Framing science the stem cell controversy in an age of press/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03, 8(2): 36-70.
|
| [34] |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Communicating Science Effectively: A Research Agenda.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7: 68.
|
| [35] |
Boczkowski P J, Mitchelstein E. The News Gap: When the Information Preferences of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Diverge.
Cambridge, M A: MIT Press, 2013, 8: 23-30.
|
| [36] |
Newman N, Fletcher R, Kalogeropoulos A, et al.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Reuters Institute, 2017: 121−130.
|
| [37] |
Funk C, Gottfried J, Mitchell A. Science news and information today. Pew Research Center, 2017: 90−100.
|
| [38] |
De Bruin W B, Parker A M, Fischhoff B.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dult decision-making compet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2(5): 938-956.
DOI: 10.1037/0022-3514.92.5.938. |
| [39] |
Yeo S K, Xenos M A, Brossard D, et al. Selecting our own science: How communication contexts and individual traits shape information seeking.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15, 658(1): 172-191.
DOI: 10.1177/0002716214557782. |
| [40] |
Fahy D, Matthew C. The science journalist online: Shifting roles and emerging practices.
Journalism, 2011, 12(7): 778-793.
DOI: 10.1177/1464884911412697. |
| [41] |
Noelle-Neumann E.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Our Social Ski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24−156.
|
| [42] |
Schultz P W, Nolan J M, Cialdini R B, et al. The constructive, destructive, and reconstructive power of social norm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 18(5): 429-434.
DOI: 10.1111/j.1467-9280.2007.01917.x. |
| [43] |
Anderson A A, Brossard D, Scheufele D A, et al. The “nasty effect”: Online incivility and risk perception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4, 19(3): 373-387.
DOI: 10.1111/jcc4.12009. |
| [44] |
Brossard D. New media landscapes and the science information consume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3, 110(3): 14096-14101.
|
| [45] |
Brossard D, Scheufele D A. Science, new media, and the public.
Science, 2013, 339(6115): 40-41.
DOI: 10.1126/science.1232329. |
| [46] |
Schuldt J P, Sara H, Schwarz N. “Global warming” or “climate change”? Whether the planet is warming depends on question word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1, 75(1): 115-124.
DOI: 10.1093/poq/nfq073. |
| [47] |
Lynn J. WHO changes flu virus strain name from swine flu.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usiness/healthcare-pharmaceuticals/who-changes-flu-virus-strain-name-from-swine-flu-idUSTRE53T5S2/ [2025-06-11].
|
| [48] |
Bleich S, Blendon R, Adams A. Trust in scientific experts on obesity: Implications for awareness and behavior change.
Obesity, 2007, 15(8): 2145-2156.
DOI: 10.1038/oby.2007.255. |
| [49] |
Brossard D, Nisbet MC. Deference to scientific authority among a low information public: Understanding U.
S. opinion o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7, 19(1): 24-52.
|
| [50] |
McCright A M, Marquart-Pyatt S M, Shwom R L, et al. Ideology, capitalism, and climate: Explaining public views about climat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Energy Research and Social Science, 2016, 21: 180-189.
DOI: 10.1016/j.erss.2016.08.003. |
| [51] |
Rabinovich A, Morton T A. Unquestioned answers or unanswered questions: Beliefs about science guide responses to uncertainty in climate change risk communication.
Risk Analysis, 2012, 32(6): 992-1002.
DOI: 10.1111/j.1539-6924.2012.01771.x. |
| [52] |
Besley J C. Public engagement and the impact of fairness perceptions on decision favorability and accepta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0, 32(2): 256-280.
DOI: 10.1177/1075547009358624. |
| [53] |
Besley J C, McComas K A. Something old and something new: Comparing views about nanotechnology and nuclear energy.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5, 18(2): 215-231.
DOI: 10.1080/13669877.2014.896397. |
| [54] |
Visschers V H M, Siegrist M. Fair play in energy policy decisions: Procedural fairness, outcome fairness and acceptance of the decision to rebuild nuclear power plants.
Energy Policy, 2012, 46: 292-300.
DOI: 10.1016/j.enpol.2012.03.062. |
| [55] |
Whitffeld S C, Rosa E A, Dan A, et al. The future of nuclear power: Value orientations and risk perception.
Risk Analysis, 2009, 29(3): 425-437.
DOI: 10.1111/j.1539-6924.2008.01155.x. |
| [56] |
Pariser E. The Filter Bubble: How the New Personalized Web Is Changing What We Read and How We Think. New York, NY: Penguin, 2011: 113−120.
|
| [57] |
Scheufele D A, Nisbet M C. Commentary: Online news and the demise of political disagreement.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13, 36: 45-53.
DOI: 10.1080/23808985.2013.11679125. |
| [58] |
Brumffel G. Science journalism: Supplanting the old media?.
Nature, 2009, 458: 274-277.
DOI: 10.1038/458274a. |
| [59] |
Leshner AI.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Science, 2003, 299(5609): 977.
DOI: 10.1126/science.299.5609.977. |
| [60] |
Kouper I. Science blogs and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Practic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0, 9(1): 1-10.
|
| [61] |
Weingart P, Joubert, M, Connoway K.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Origins, motives and impact in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science policy.
PloS one, 2021, 16(7): 1-30.
|
| [62] |
Nisbet M C. Framing science: A new paradigm in public engagement //Kahlor L A , Stout P(eds). CommunicatingScience. Routledge, 2009: 54−81.
|
| [63] |
Selin C, Rawlings K C, De Ridder-Vignone K, et al. Experiments in engagement: Designing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capacity build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7, 26(6): 634-649.
DOI: 10.1177/0963662515620970. |
| [64] |
Bastos A, Henriques M S, Wilkinson C. Th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Public Engag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in, 2019, 24(2): 173-186.
DOI: 10.35168/1980-5276.UTP.interin.2019.Vol24.N2.pp173-186. |
| [65] |
Wilsdon J, Willis R. See-through science: Why public engagement needs to move upstream. New York: Demos, 2004: 37−28
|
| [66] |
Retzbach A, Maier M.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uncertainty: Media effects on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5, 42(3): 429-456.
DOI: 10.1177/0093650214534967. |
| [67] |
Riesch H, Potter C, Davies L. What is public engagement, and what is it for? A study of scientists’ and science communicators’ views.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2016, 36(3): 179−189.
|
| [68] |
Horlick-Jones T, Walls J, Rowe G, et al. The GM debate: Risk, politics and public eng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7: 74−80.
|
| [69] |
Escobar O, Elstub S. Forms of mini-publics: An introduction to deliberative innovations in democratic practice. www. newdemocracy. com. au/forms-of-mini-publics [2025-03-15].
|
| [70] |
Stilgoe J, Lock S J, Wilsdon J. Why should we promote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4, 23(1): 4-15.
DOI: 10.1177/0963662513518154. |
| [71] |
Bonney R, Phillips T B, Ballard H L, et al. Can citizen science enha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6, 25(1): 2−16.
|
| [72] |
Haklay M, Dörler D, Heigl F, et al. What is citizen science? The challenges of definition.
The science of citizen science, 2021, 13(1): 34-51.
|
| [73] |
Robinson L D, Cawthray JL, West SE, et al. Ten principles of citizen science. // Hecker S, Haklay M, Bowser A, et al. (eds). Citizen science: Innovation in open science, society and policy. London: UCL Press, 2018: 27−40.
|
| [74] |
Riley J, Mason-Wilkes W. Dark citizen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24, 33(2): 142-157.
DOI: 10.1177/09636625231203470. |
| [75] |
Wynn J. Citizen science in the digital age: Rhetoric, science, and public engagement. 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7: 219−223.
|
| [76] |
Peters H P. Gap between science and media revisited: Scientists as public communicato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3): 14102-14109.
|
| [77] |
Besley J C, Nisbet M. How scientists view the public, the media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3, 22(6): 644-659.
DOI: 10.1177/0963662511418743. |
| [78] |
Liang X, Su L Y F, Yeo S K, et al. Building Buzz: （Scientists） Communicating Science in New Media Environmen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4, 91(4): 772-791.
|
| [79] |
Hopf H, Krief A, Mehta G, et al. Fake science and the knowledge crisis: ignorance can be fatal.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2019, 6(5): 1-7.
|
| [80] |
Kim L. Media framing of stem cell research: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science between the UK and South Korea.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1, 10(3): 1-16.
|
| [81] |
Chen A, Zhang X. Changing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agenda interactions of gene editing after crises: A network agenda-setting study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22, 40(5): 1133-1152.
DOI: 10.1177/0894439321998066. |
| [82] |
Gerhards J, Schäfer M S. Two normative models of science in the public sphere: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in German and US mass media.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9, 18(4): 437-451.
DOI: 10.1177/0963662507082891. |
| [83] |
Wang X, Chen L, Shi J, et al. Who sets the agenda? The dynamic agenda setting of the wildlife issue on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23, 17(3): 245-262.
DOI: 10.1080/17524032.2021.1901760. |
| [84] |
Yang Z, Chen J, Jia H. ‘Perfect scientists and immoral non-scientists’: a boundary work analysis of Chinese scientists’ writing.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505431.2025.2457718 [2025-03-17].
|
| [85] |
Weingart P, Muhl C, Pansegrau P. Of power maniacs and unethical geniuses: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fiction film.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3, 12(3): 279-287.
DOI: 10.1177/0963662503123006. |
| [86] |
Menadue C B, Jacups S. Who reads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and how do they feel about science?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n online survey.
Sage Open, 2018, 8(2): 1-12.
|
| [87] |
Nagy P, Wylie R, Eschrich J, et al. The enduring influence of a dangerous narrative: How scientists can mitigate the Frankenstein myth.
Journal of Bioethical Inquiry, 2018, 15: 279-292.
DOI: 10.1007/s11673-018-9846-9. |
| [88] |
Haynes R D.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mad, bad’ scientist? Overturning the stereotyp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6, 25(1): 31-44.
DOI: 10.1177/0963662514535689. |
| [89] |
Grundmann R, Scott M. Disputed climate science in the media: Do countries matte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4, 23(2): 220-235.
DOI: 10.1177/0963662512467732. |
| [90] |
Nguyen A, Tran M. Science journalism for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South: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issues and challenge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9, 28(8): 973-990.
DOI: 10.1177/0963662519875447. |
| [91] |
Ndlovu H, Joubert M, Boshoff N. Public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Africa: views and practices of academic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Zimbabwe.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6, 15(6): 1-29.
|
| [92] |
Schäfer M S. The Notorious GPT: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COM: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3, 22(2): 1-15.
|
| [93] |
Brown M B. Politicizing science: Conceptions of polit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5, 45(1): 3-30.
DOI: 10.1177/0306312714556694. |
| [94] |
Jasanoff S. Science and public reason. London: Routledge, 2012: 56−67.
|
| [95] |
BolsenT, DruckmanJ N. Counteract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 65(5): 745-769.
DOI: 10.1111/jcom.12171. |
| [96] |
Bolsen T, Palm R, Kingsland J T. Counteracting climate science politicization with effective frames and imagery.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9, 41(2): 147-171.
DOI: 10.1177/1075547019834565. |
| [97] |
Hart P S, Chinn S, Soroka S. Politicization and polarization in COVID-19 news coverage.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0, 42(5): 679-697.
DOI: 10.1177/1075547020950735. |
| [98] |
Suhay E, Druckman J N. The politics of science: Political values and the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recep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15, 658(1): 6-15.
DOI: 10.1177/0002716214559004. |
| [99] |
Schmid-Petri H.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how climate change skeptics use experts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in their online communication.
Climatic Change, 2017, 145: 523-537.
DOI: 10.1007/s10584-017-2112-z. |
| [100] |
Invernizzi 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effects on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puya: Latin Americ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020, 3(1): 227-253.
DOI: 10.1080/25729861.2020.1835225. |
| [101] |
Jasanoff S. Science and democracy.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7: 259−287.
|
| [102] |
Mede N G, Schäfer M S. Science-related populism: Conceptualizing populist demands toward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20, 29(5): 473-491.
DOI: 10.1177/0963662520924259. |
| [103] |
Burns T W, O'Connor DJ, Stocklmayer SM.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3, 12(2): 183-202.
DOI: 10.1177/09636625030122004. |
| [104] |
Fischhoff B. The science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3): 14033-14039.
|
| [105] |
Felt U. "Why should public understand science?. "//Dierkes M, Grote C.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the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2000: 1−22.
|
| [106] |
Yang Z. Who should be a science communicator? The struggle for ‘legitimate’ status as science communicators between Chinese scientists and citizens on a Chinese knowledge-sharing platform.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23, 32(3): 357-372.
DOI: 10.1177/09636625221118180. |
| [107] |
Ghannam N A. Madam science communicator: A typology of women’s experiences in online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6, 38(4): 468-494.
DOI: 10.1177/1075547016655545. |
| [108] |
Wynne B.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992, 1(3): 281-304.
DOI: 10.1088/0963-6625/1/3/004. |
| [109] |
Windfeldt L. Activists as alternative science communicators.
The NGO “Danish Seed Savers”: science communicators and activists but questionably alternative.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0, 19(6): 1-9.
|
| [110] |
Rödder S. The ambivalent role of environmental NGOs in climat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0, 19(6): C03, 1-9.
|
| [111] |
Hyland-Wood B, Gardner J, Leask J, et al. Toward effectiv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the era of COVID-19.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1, 8(1): 1-11.
DOI: 10.1057/s41599-020-00684-8. |
| [112] |
Xian X, Neuwirth R J, Chang A. Government-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Collaboration in Macao’s COVID-19 Vaccine Promotion: Social Media Case Study.
JMIR infodemiology, 2024, 4: 1-16.
|
| [113] |
Yang Z, Yang T. Differentiated trust strategies and rebellious acceptance: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ust strategies used by scientist communicators and citizen science communicators in Chinese online climate communic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4, 46(3): 247-275.
DOI: 10.1177/10755470241230487. |
| [114] |
Taragin-Zeller L, Rozenblum Y, Baram-Tsabari A.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mong religious minorities: lessons from COVID-19.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0, 42(5): 643-678.
DOI: 10.1177/1075547020962107. |
| [115] |
Furman K. On trusting neighbors more than experts: An ebola case study.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2020, 5: 23.
DOI: 10.3389/fcomm.2020.00023. |
| [116] |
Motion A, Wallace L. Science Outreach: a queer approach to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actice. In Queer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2023: 161−171.
|
| [117] |
Besley J C, Dudo A. Strategic science communication: a guide to setting the right objectives for more effective public engagement. Baltimore, MD: JHU Press, 2022: 210−223.
|
| [118] |
Yuan S, Kuehl C.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aggressive and target-framing messages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3, 45(2): 225-251.
DOI: 10.1177/10755470231153634. |
| [119] |
Ihlen Ø. Science communicati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rhetoric: the case of health authorities, vaccine hesitancy, trust and credibil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2020, 24(3): 163-167.
DOI: 10.1108/JCOM-03-2020-0017. |
| [120] |
Besley J C, Dudo A.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s planned behavior for science and risk communication: A theory‐based approach to studying communicator choice.
Risk Analysis, 2022, 42(11): 2584-2592.
DOI: 10.1111/risa.14029. |
| [121] |
Yuan S, Kanthawala S, Ott-Fulmore T. “Listening” to science: Science podcasters’ view and practice in strategic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2, 44(2): 200-222.
DOI: 10.1177/10755470211065068. |
| [122] |
Nisbet M C, Markowitz E. Strategic science communication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https://www.aaas.org/sites/default/files/content_files/NisbetMarkowitz_StrategicSciCommOnEnvironmentalIssues_WhitePaper.pdf[2025-03-16]
|
| [123] |
Bennett N, Dudo A, Yuan S, et al. Scientists, trainers, and 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In Theory and best practice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training. London: Routledge, 2019: 9−31.
|
| [124] |
Lewis Jr N A, Wai J. Communicating what we know and what isn’t so: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1, 16(6): 1242-1254.
DOI: 10.1177/1745691620964062. |
| [125] |
Goldberg M H, Gustafson A.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2023, 17(1): 1-20.
DOI: 10.1080/1553118X.2022.2137674. |
| [126] |
宫贺, 徐莹, 黄苗红. 新冠疫情中科普网红的说服机制与反思: 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的两组实验研究.
国际新闻界, 2022, 44(5): 110-133.
|
| [127] |
杨正, 冯韵, 吴福仲. 科学传播的舞台管理与信息控制: MCN信息披露对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
全球传媒学刊, 2024, 11(6): 114-134.
|
| [128] |
Society R .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Report of a Royal Society ad hoc Group Endorsed by the Council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The Royal Society, 1985: 190−210.
|
| [129] |
Cicerone R. Ensuring integrity in science.
Science, 2010, 327(5966): 624.
DOI: 10.1126/science.1187612. |
| [130] |
European Union. Science and society: Action plan.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2: 78−90.
|
| [131] |
Holt R D. Why science? Why AAAS?.
Science, 2015, 347: 807-807.
DOI: 10.1126/science.aaa9126. |
| [132] |
Jia H, Liu L. Unbalanced progress: The hard road from science popularisation to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in China.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4, 23: 32-37.
DOI: 10.1177/0963662513476404. |
| [133] |
Leshner A I. Bridging the opinion gap.
Science, 2015, 347(6221): 459.
DOI: 10.1126/science.aaa7477. |
| [134] |
Reddy C. Scientist citizens.
Science, 2009, 323(5929): 1405.
|
| [135] |
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 praises science; scientists fault public, media. www. people- press. org/2009/07/09/public-p raisesscience-s cientists-fault-public-media/[2025-03-13].
|
| [136] |
Martín-Sempere M J, Garzón-Garcia B, Rey- Rocha J. Scientists’ motivation to communic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public: Surveying participants at the Madrid Science Fai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8, 17: 349-367.
DOI: 10.1177/0963662506067660. |
| [137] |
Peters H P, Brossard D, De Cheveigné S, et al. Science- media interface: It’s time to reconsider.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8, 30: 266-276.
DOI: 10.1177/1075547008324809. |
| [138] |
Milkman K L, Berger J. The science of sharing and the sharing of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4): 13642-13649.
|
| [139] |
Dunwoody S, Brossard D, Dudo A. Socialization or rewards? Predicting U. S. scientist- media interaction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9, 86: 299–314.
|
| [140] |
Dunwoody S. Scientists, journalists, and the meaning of uncertainty. Friedman S M, Dunwoody S, Carol C L (eds)Communicating Uncertainty: Media Coverage of New and Controversial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59–79.
|
| [141] |
Peters H P, Brossard D, De Cheveigné S, et 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mass media.
Science, 2008, 321(5886): 204-205.
DOI: 10.1126/science.1157780. |
| [142] |
Jensen P, Rouquier J-B, et al. Scientists who engage with society perform better academically.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08, 35: 527-541.
DOI: 10.3152/030234208X329130. |
| [143] |
Russell C. Covering controversial science: improving reporting o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InScience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MA: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2010: 13–43.
|
| [144] |
Maillé M-È, Saint-Charles J, Lucotte M. The gap between scientists and journalists: The case of mercury science in Québec’s press.
Public Underst Sci, 2010, 19(1): 70-79.
DOI: 10.1177/0963662509102690. |
| [145] |
KayeD, Bakyawa J, Nelson K, et al. The media’s and health scientists’ perceptions of strategies and priorities for nurturing positive scientist- media interaction for communicating health research in Uganda.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11, 3(3): 112-117.
|
| [146] |
Jacobson N, Butterill D, Goering P.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university- based researchers’ engagement in knowledge transfer activities.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04, 25(3): 246-259.
DOI: 10.1177/1075547003262038. |
| [147] |
Gascoigne TH. Scientists engaging with the public. //Cheng D H, Metcalfe J, Schiele B, et al. At the Human Scal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6: 35−39.
|
| [148] |
Jia H, Wang D, Miao W, et al. Encountered but not engaged: Examin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by Chinese scientists.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7, 39: 646-672.
DOI: 10.1177/1075547017735114. |
| [149] |
Yuan S, Besley J C, Dudo A. A comparison between scientists’ and communication scholars’ views about scientists’ public engagement activitie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9, 28(1): 101-118.
DOI: 10.1177/0963662518797002. |
| [150] |
Declan F. What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offer science communication training // Newman T P. Theory and Best Practice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Training, 2019: 32−44.
|
| [151] |
Pelland J. Scientists need to stop “othering” the general public. Extra Newsfeed. https://extranewsfeed.com/scientists-need-to-stop-othering-thegeneral-public-e91d22c2ffb9[2025-6-11].
|
| [152] |
Davies S R. STS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flecting on a relationship.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22, 31(3): 305-313.
DOI: 10.1177/09636625221075953. |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