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政府、企业在产业科技开发、项目建设上的投资力度逐年加大，科学技术渗透到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科技丰富和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人们对科技运用的警惕和担忧也开始产生。转基因、PX等科技词汇几乎变成“高风险”的代名词，与社会民生关系密切的一些科研领域、技术运用往往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甚至引发群体事件。普通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安全性问题，属于较低层次的安全需求；现实中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各种应对措施也带来不同的结果。观察和研究社会性科学议题（Socio-scientific Issues，SSI）的科学传播不仅是科学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实际应对此类争议和事件需要关注的重要角度之一。近些年频繁发生的科技运用与社会摩擦事件中，数地连续发生的“PX项目”事件就是其中的重要案例。在各个案例中，科学传播的理念、方式等呈现出不同特点和倾向，且与事件解决的方向和结局存在直接关系。虽然PX事件已经过去几年，但其反映出来的科学传播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给予我们的启示也尚未得到充分总结。本研究选取大连、茂名、九江三地的PX事件作为研究案例，聚焦事件过程及其前后所体现的科学传播特征，针对其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者与公众的关系、公众参与等多个要素进行观察和分析，试图探讨和回答目前我国社会性科学议题的主要科学传播模型是什么，不同科学传播理念与方式下传播效果和民众接受程度如何的问题；并试图通过对上述三个案例的梳理和对比，探讨我国社会性科学议题传播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传统的科普思维和方法、“缺失模型”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和局限性，“公众参与模型”在当下的意义和可能性，以及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性。

一、社会性科学议题的传播及本文的研究框架 1. 关于社会性科学议题及其传播

社会性科学议题^[1][2][3]是指由科学研究和技术运用引起的与经济、民生、环保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等层面密切相关的社会争议和社会问题的科学议题，比如基因工程等最前沿的科学研究与开发，又比如垃圾焚烧、核电利用、PX的生产开发等已被广泛运用的科技。社会性科学议题由于其前沿性往往伴随着较多不确定性；由于其社会性，即主体虽为科技但必然牵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引起不同的经济背景和价值观人群的关注；由于其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的叠加，必然关系到广大公众的民生利益，而可能引起广泛甚至几乎全体公众的关注及意见参与。因此，这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议题。

社会性科学议题的科学传播，主要指关于社会性科学议题的科学内容及相关问题的传播，社会性科学议题事件过程中的传播现象自然也包括在内。社会性科学议题的传播有别于一般议题的科学传播的重要特征是高度依据社会语境，以及其在传播过程中有比较明确的立场、态度、目的的表达和显露。早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性科学议题的内容已在西方国家出现和传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科学传播研究领域在对“缺失模型”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出现的语境模型、内省模型、双向模型、公众参与模型等的理论概括，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社会性科学议题的科学传播。如语境模型就是布莱恩·温（Brian Wynne）通过对“坎布里亚羊事件”中放射性物质污染问题的研究总结出的相对于缺失模型的新模型（事件过程中体现出了明显的传播立场、态度和目的）。可见社会性科学议题是科学传播领域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也必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意义。目前，我国基于“社会性科学议题”这一概念的研究主要限于中小学科学教育领域，且数量少。在科学传播或与之交叉的领域，尚未有意识地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对此类传播或事件的研究，主要从公众科学素养、媒体报道的客观性、议程设置、科学家的传播责任、谣言传播等角度切入；所用词汇多种多样，缺乏秩序性，如有争议的科学议题（事件）、风险议题、群体事件、危机事件、突发事件、谣言传播等，且大都没有将它们与非科学议题事件进行区分的意识，因此立意于科学传播角度的观察和讨论较少。鉴于“社会性科学议题”一词的高度概括性和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意义，本研究有意通过此文进一步传播这一术语。

2. 科学传播的理论模型

国际上针对科学传播行为、过程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主要可以概括为几种科学传播模型：缺失模型、语境模型（又延伸出了针对科学家的内省模型）、双向模型、公众参与模型（或民主模型）^{[4][5][6][7][8]}。缺失模型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公众缺乏科学知识，而若公众了解科学技术越多，就会越支持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科技政策，因此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至关重要。公众参与模型是在语境模型和双向模型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实践模型，它认为公众参与讨论科学问题是科学传播的重要方面，应将公众参与讨论用之于科技决策过程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关注科技所引入的具体社会环境，关注公众角度的科技的理解，认可公众中的“地方性知识”，认为可以将“我们希望如何生活”的愿望作为科学发展、科技应用的标准之一运用到科技决策中去。针对中国国情，刘华杰在多个场合提出中心广播模型，并在2009年给出了目前为止比较完整的解释^[9]。中心广播模型主要特点是以传播者为中心向公众进行启蒙、教育和教导；公众对科学的信赖、对政府的信任和听从是其前提条件。中心广播模型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模型，通过观察中国的传播现实不难发现，该模型不仅仅是对“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科学普及的概括，它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仍然作用于当下我们的传播实践中。

本文基于研究内容，选择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公众参与模型为理论依据形成分析框架和分析依据，讨论我国大连、茂名和九江三地PX事件中的科学传播现象。中心广播模型是针对我国国情的提炼和总结，本研究在对其特征进行细化时，亦基于我国过去和现在的国情背景进行概括。缺失模型和公众参与模型出自西方“土壤”，我国尚处于学习、借鉴以及批判性运用阶段，因此在特征细化时依据原模型的社会背景，用其原有学术语言。各模型的具体特征参看下文和表2。

3. 分析框架与依据：11个观察项

在探讨科学传播的理论体系时，一般以“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和“怎样传播”为核心要素^[10][11][12]，很多科学传播著作的序言也往往从这三点去阐述著作的思想要点^{[4]1–4[7]iii–vi[13]}。这是对科学传播宏观层面的把握。本研究以此宏观三要素为支柱，以对科学传播模型的既有论述的梳理结果为枝干建构分析框架。由于社会性科学议题的传播一般有较为明确的理念、意图，并关系到社会语境，故本研究较多地参照了R·布雷多克的7W传播模型^[14]，除了传播者、传播内容、怎样传播、受众和效果以外，将“为什么传播”和“语境”纳入分析要素之中。然而，在对事件中的科学传播进行观察、解析时发现7个要素并不够细致，有的要素中包含多个层次，加入它们可以更丰富和深入地揭示传播实践的特征。因此，将要素扩展至11个，于科学传播体系的大框架内进行梳理（见表1）。这里暂时去除了“效果”要素，因为本研究需要归纳各要素在不同模型中的特征作为案例分析的依据，而科学传播模型有效与否是不能预先定性的。如表1所示，“为什么传播”包含4个枝干要素：（1）传播出发点；（2）传播理念；（3）传播目的，表达“为什么传播”的三个层面的不同内涵，它们在各个科学传播模型中都有不同表现；（4）公众对科技政策的态度，表达不同模型下为什么传播的社会环境和公众基础，也可以看成7W模型中的“语境要素”。“传播什么”包括2个枝干要素，即（5）科学的形象；（6）传播内容。前者主要指对“什么是科学”的理解，是传播者对科学的认知和态度，后者即传播的具体科学内容。“怎样传播”关注相关概念的内涵而不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因此必然涉及到谁是（7）传播者，谁是（8）受众的问题，而（9）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和（10）传播内容的流向涉及到传播过程中是否存在反馈渠道的问题，这些在各传播模型中都呈现出各自特点。社会性科学议题还必然涉及到政府和企业对相关科技政策的传播，不同的传播模型也呈现着截然不同的政策的传播和推进方式，这也是社会性科学议题传播中的独特之处，故将（11）科技政策的传播方式也纳入其中。

表2将这11个要素在三种模型中的表现特征进行了概括和简化，据此可以清晰观察到三种模型各自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不同内涵。这些传播要素和提取于不同传播模型的特征构成本研究的具体分析框架和分析依据，11个要素在后文案例分析时称之为“观察项”。需要指出的是，对每个模型的要素特征，要综合地而不能孤立地看待。例如缺失模型中的“目的”要素提到“提升公民参与公共决策能力”，但从其“传播内容”要素中又得知“后期提及社会要素的重要性，但并非是关注重点”，而从公众参与模型诸要素的特征判断，要达到“提升公民参与公共决策能力”的目的，需要公众参与模型的理念、思路与方法，如果局限在缺失模型中是不易达到的。因此，在判断案例的模型归属时，我们不将缺失模型的“目的”要素中“提升公民参与公共决策能力”的内容视为必不可少。本文案例要素的模型归属均采取综合性定性判断的方法。

二、案例研究：“PX事件”过程中的科学传播模型

PX是Pare-Xylene的略写形式，中文学名为对二甲苯。现行的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和《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年版）中均把PX归为易燃低毒类危险化学品，与汽油等同属一个等级^[15]。PX在生产过程中会生成硫化氢、苯等高毒性的副产物，此类副产物的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理等技术被认为已经很成熟，在执行相关技术处理后几乎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当然，和所有的技术应用一样，并不排除因人为操作失误、管理不当等造成事故而给公共安全带来威胁的可能性。

PX作为一种重要的石化原料，其实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密切相关，它是聚酯产业链里最上游的一环，主要为服装纺织行业提供原材料。我国PX产量缺口大，近半依赖进口。从经济层面看，国内频繁爆发公众抵制PX事件，地方政府不轻易上马PX项目，被认为是中国PX产业发展缓慢，难以满足下游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社会层面看，近10年来，PX的生产项目已成为我国引起公众不满、质疑和抗议性活动最频繁的一个社会性科学议题，如2007年3月厦门PX项目事件、2011年8月大连PX项目事件、2012年10月宁波PX项目事件、2012年11月昆明PX事件、2013年5月九江PX项目事件、2014年3月茂名PX项目事件等。本研究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梳理和分析，认为从科学传播模型的角度看，大连、茂名、九江三地的PX事件过程中体现了各自的特点，且在目前的多个案例中具有典型意义，故本文将此三地的PX事件过程中的科学传播作为研究案例呈现，进一步提取、归纳和分析科学传播要素。

1. 案例过程梳理

（1）大连PX项目事件

本案例内容整理自《大连日报》^[16]、凤凰网^[17][18]、人民网^[19]、新浪网^[20][21]等媒体的相关报道或转载（由于相关报道已经无法全部查到、获取，本文列出的文献只是仍可查询到的部分。下同）。大连PX项目由LFJ集团与DH集团共建，2005年12月通过国家发改委核准，总投资约95亿元，年产量约70万吨，年产值可达到260亿元，预计纳税额约20亿元，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PX项目，被列入“大连市政府重点工程”。辽宁省环保厅核准试生产时间是2010年4月，项目环保验收监测和调查报告的公布时间是2010年11月，而实际上工厂建设始于2007年10月，2009年5月试生产，6月21日投入运营。上述监测和调查报告称有超过60%的被调查者支持项目的建设，但针对此说法还不能找到听证会记录，当时周边市民一般不知道生产PX的工厂存在，不具备对工厂产品及生产安全方面的客观认识；到事件发生前的两年多里亦无相关科普工作记录。案例以2011年8月台风登陆导致PX工厂堤坝垮塌为导火线，发展为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述事件经过，只梳理过程要点于表3，后两个案例也用同样方式展示事件经过。

（2）茂名PX项目事件

本案例内容源自《新京报》^[22]等媒体的相关报道。茂名PX项目由MMSH公司和茂名市政府共同建设，总投资约35亿元，于2012年10月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且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事件发生时该项目正处于“科普宣传”阶段，还未进入环评，更未进入运行。受当时其它地区PX事件的启示，茂名市于2014年初开始进行有关PX项目科普宣传，但还是发生了事件，并由起初的200多人以慢行方式表达对PX项目的不满，迅速增加到几千人参与，最终演变为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见表4）。

（3）九江PX项目事件

本案例资料来源于《光明日报》^[23]、《人民日报》^[24][25]等报纸和《中国石油石化》^[26]杂志的相关报道，及九江市环保局环境影响评价科和九江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发布的信息。

2009年12月6日，ZHSH集团和江西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九江市启动石化项目，其中PX项目年产量60万吨，投入预算约28亿元，环保费用6144万元，预期将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芳烃加工基地，九江也成为中部最重要的炼油化工基地。九江市按照程序进行了比较细致和反复多次的环评公示工作，而期间它地多起PX项目事件也影响了该地市民的认知、态度和行动，但最终政府、企业与市民达成和解，且获得顺利推进该项目的公众环境（见表5）。

本案例资料来源于《光明日报》^[23]、《人民日报》^[24][25]等报纸和《中国石油石化》^[26]杂志的相关报道，及九江市环保局环境影响评价科和九江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发布的信息。

本案例内容源自《新京报》^[22]等媒体的相关报道。茂名PX项目由MMSH公司和茂名市政府共同建设，总投资约35亿元，于2012年10月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且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事件发生时该项目正处于“科普宣传”阶段，还未进入环评，更未进入运行。受当时其它地区PX事件的启示，茂名市于2014年初开始进行有关PX项目科普宣传，但还是发生了事件，并由起初的两百多人以慢行方式表达对PX项目的不满，迅速增加到几千人参与，最终演变为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见表4）。

2009年12月6日，ZHSH集团和江西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九江市启动石化项目，其中PX项目年产量60万吨，投入预算约28亿元，环保费用6144万元，预期将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芳烃加工基地，九江也成为中部最重要的炼油化工基地。九江市按照程序进行了比较细致和反复多次的环评公示工作，而期间它地多起PX项目事件也影响了该地市民的认知、态度和行动，但最终政府、企业与市民达成和解，且获得顺利推进该项目的公众环境（表5）。

2. PX项目事件中不同科学传播模型的特征对比分析

依据表2中不同科学传播模型的要素特征，将上述三个案例中的科学传播背景和过程进行定性判断、编码、归类和统计，以表6的形式显示所获得的最终结果。为了更加简明地表达，摘取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公众参与模型中关键词汇的英文表达，即broadcasting（广播）、deficit（缺乏）、participation（参与）的首个字母B、D、P，分别表示三种模型。表格中各案例所对应的观察项里出现的字母，表示在该项上具有字母所示模型特征。如果单项中同时出现2个或3个字母，表示该案例在此观察项上的表现兼有多种模型的特征。字母带（）表示“有这种表现，但不明显”或“不完整或不稳定”、“有待进一步确认”之意。

表6中各案例在11个观察项上的定性结果通过如下步骤确定：首先判断这些事实所表达的意义可以归类的观察项（如理念、内容、公众和传播者关系等），进而对照表2中各模型的表现特征，进一步对事实进行定性判断，将其归属于相应的传播模型。本研究在探讨了各种方法之后，确定该方法简便、直观，且易于检验；但限于篇幅，不能对所有要素的判断过程进行详细展示，仅从每个案例中随机选取两个观察项简要展示其判断过程。

在大连案例中，随机选取到观察项“出发点”和“科学形象”。依据表2科学传播模型要素特征，传播“出发点”主要可为“国家利益”“科学共同体利益”和“公众的利益”三种，它们并非对立，但在同一时间的维度上往往有诸多不一致性。如前所述, 大连PX项目属当时国内该类项目中规模最大，预计每年纳税约20亿元，列入市政府重点工程。可见其对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价值，符合国家和政府利益，但该企业比省环保厅核准试生产时间（2010年4月）提前一年悄然开工，且不做任何公告，说明企业操作违规，并未考虑公众利益，或者将政府利益等同于当地民众的利益了。大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代表着国家或政府利益，正如美国通用公司前总裁威尔逊所说，对通用公司有利的，亦对美国有利，反之亦然。大连PX项目由LFJ集团与DH集团共建，前者虽是民营，但被评为“重点纳税企业”；后者为国企，全国化工企业百强之一。事件中，如表3所示，企业和政府对公众知情诉求、利益诉求（虽然公众不了解相关科学知识而受谣言影响）采取了强硬的排斥性应对方式，体现了较为单一的政府利益立场。那么，大连案例中有无科学共同体的利益体现呢？可以说没有直接的体现。事件当时出于抑制谣言扩散和维稳目的，人为过滤了大量事件信息，这也许使得科学界难以接触相关信息并对此发声。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将大连案例中的传播“出发点”定性为中心广播模型的“国家、政府利益”，标识为“B”。在该项上，其实其它两案例也有共同之处，有的虽作了事先通告，但都未主动与当地公众沟通，倾听其声，只是迫于形势实施宣传、沟通措施。故该项三个案例皆标识为“B”。

观察项“科学形象”主要考察传播者传播的科学形象，当有公众参与传播时，也需考察公众所传播的科学形象。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推断，该案例的传播者对科学持有“正确、权威、造福人民”的认识，是中心广播模型的特征。而公众对工厂悄然开工生产长达一年之久并无明显反应，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的信任（或说抱有信任的希望），但当发生意外事故并出现传言时，公众曾经的信任或希望即刻转为疑惑、担忧、自我利益诉求，并继而升级为恐惧和由之而来对抗。一方面相信科学的强大和威力，但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疑惑、担忧、有自我利益诉求，这种认知和态度也符合参与模型中对科学认知的特点，只不过该案例中这一特征主要是被传言等外部因素激发出来的，而非既有的、成熟的，甚至是有所扭曲的。因此，将该项标识为“B+（P）”。

在茂名案例中，我们随机选取观察项“传播者”和“传播者与受众关系”。谁是传播者，不同传播模型间的区别很大。茂名PX项目由MMSH公司和茂名市政府共同建设，其宣传工作一开始即由政府组织进行，其间动用了当地主要媒体，并要求对网络言论进行管控、教育、训诫。这些行动使得相关传播者的性质符合“政府、与政府价值取向一致的媒体、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这一中心广播模型的特质，在这里，媒体、学校教育都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更不可能“人人都是传播者”。而该案例与大连案例不同的是外围传播环境，即与该事件无直接关系的科学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声（见表4）。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案例中科学共同体作为独立传播者是存在的，具有缺失模式特征。因此，将该项标识为“B+D”。

“传播者与受众关系”在三个模型中分别表现为“教导和听从”、“专家对一般公众进行教育、启蒙，公众接受和学习”和“平等交流、对话、协商”（见表2）。该案例前期传播者要求对网络言论进行管控、教育、训诫，并要求石化和教育系统人员签署《支持芳烃项目承诺书》，显然是“教导”甚至是行政命令的方式，公众在此过程中未表现出明显的不配合和抵制，可谓“听从”，属中心广播模型特征。后期传播者发布系列科普文章等进行宣传、教育，是教育、启蒙的方式，表现出缺失模型的特征；但未公布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如环评、安全性监督管理等信息，也未直接回应公众疑问，显然传播者希望公众一如既往地默默接受。但这次公众选择了进一步用行动表达担忧和不满，希望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并希望有关部门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至此，公众方面已经表现出强烈的交流、对话意愿。最终，传播者并没组织进一步的对话，而是迫于压力给予了“社会未达成充分共识之前项目不启动”的答复。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公众参与模型的“传播者与受众关系”特征的萌芽。因此，将该项标识为“B+D+（P）”。

九江案例中，随机选取到观察项“传播内容”和“科技政策传播”。在“传播内容”上，三个模型并不互相排斥, 而是不断丰富和深入的关系（见表2），先是单纯的“科技知识、信息”，缺失模型则增加了科学的“方法、过程、社会要素”，而公众参与模型又增加了“关注不确定性、科技运作等与公众的利益关系”及“地方性知识”的内容。从前5可见，除相关科技知识的传播外，九江PX项目厂方和当地政府及时、多次公示项目环评信息，表明他们对科技运用、相关社会要素开始主动关注，主要体现了缺失模型的特征。而中后期收集市民疑问，作针对性回应，主动邀请网民进厂进行交流沟通、请抗议市民进政府大楼与专家面对面、组织市民参观并自由观察PX装置等行动，体现了对公众利益诉求的关注。因此，在该案例的传播内容方面，已经可以观察到公众参与模型的一些特点，只不过主要发生在案例后阶段作为补救措施而实施，且更多关注事件中的“积极分子”，而非大多数公众。故从案例整个过程来看，其传播内容也还不能完全判定为具备公众参与模式的特征，故该项标为“D+（P）”。

“科技政策传播方式”在三种模型上的特征分别是“自上而下宣传、推进”，“政府或科学共同体公关”促进公众理解、设法使其接受，以及通过“平等对话”等形式让公众参与到科学议题的决策讨论中来（见表2）。而九江案例中，如前文所述，多次公示项目环评，针对公众疑虑进行密集的科普活动，并让抗议者与专家见面沟通等行动充分体现了政府和厂方积极的公关举措，体现了缺失模型的特征。案例中也在后期安排了公众与专家、厂方对话、沟通的环节，且从结果看可以说是有效的；但是，整个案例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并非始终基于“平等对话”“参与决策”的原则在组织科技政策和计划的传播，其着眼点主要仍是“公关”。故九江案例的该项标为“D+（P）”。

以下，对观察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表6中，中心广播模型的要素特征出现22次，缺失模型的特征出现19次，而公众参与模型的特征“闪现”13次，均属于“不明显”“不完整”“有待进一步确认”的范围。为了更直观地对三个案例的传播特征进行比较，制作了图1和图2。方法是赋予每个要素1分，有（）的要素0.5分，将三个案例获得的各模型要素分值生成于图，并根据实际需要分别将中心广播模型与缺失模型，公众参与模型与缺失模型的要素表现进行对比。从图1、图2可知，大连案例的传播特征主要表现在中心广播模型上（10分），而在缺失和参与模型上的体现程度都极低（1分和0.5分）。茂名案例和九江案例，在缺失模型上都得9分；而在中心广播模型上前者得了8分的高分，后者只得了4分；在公众参与模型上，后者得了并不高的4.5分，却是前者的3倍。因此可以说后者即九江案例的公众参与模型特征体现相对明显。

三、结 论

据此，本文试图作这样总结：大连案例中所表现出的科学传播更接近于中心广播模型，茂名案例更接近于缺失模型，九江模型仍然属于缺失模型的范畴，但已经有多个公众参与模型的特征出现，只是“信号”还不够强。三个案例中，中心广播模型的特征出现得最多，但此模型特征集中体现的大连、茂名两个案例，分别以政府“宣布PX项目即日停产并尽快搬迁”和“在社会没有达成充分共识之前项目一定不会启动”而告终。这说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若仅从“国家”“政府利益”出发，一味“自上而下”地“单向”宣传科学之“正确性”“造福人类”等正面作用，忽视科技被引入的实际社会环境，忽视网络信息时代多元传播渠道的新环境，公众往往难以简单地“默认”“接受”“听从”，从而导致事态结果事与愿违。应该注意到，三个案例中都出现了“微博”“论坛”“QQ群”等表述新媒体环境的词汇，有的甚至影响很大。因此，本研究推测科学传播的中心广播模型的成立前提，即公众无条件地信任科学和政府的社会环境已不易复制，在现实中该模型的适用性已经弱化。

三个案例中两个被归属为缺失模型，且它们表现出来的缺失模型要素完全相同，数量达到9个，这可能说明缺失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比较广泛和稳定。但茂名案例还告诉我们，缺失模型虽然有可能赢得较多的公众理解（相比大连案例矛盾冲突被缓解很多，也未出现过于紧张的对立），但到事件后期仍然有信任危机存在，从而产生了冲突。而有多个公众参与模型要素特征出现的九江案例中未使用强制性措施，并开始考虑和尝试接纳“自下而上”的民意，与公众进行了较多的交流、沟通，得到了较好的回应，最终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四、进一步的讨论

本研究案例中所表现出的科学传播，可能是近几年我国发生的大小各种社会性科学议题事件中科学传播状况的一个缩影。从研究结果看，或许可以描绘这样一幅科学传播现状图：我国的社会性科学议题的科学传播已经启用缺失模型, 适用范围可能比较广泛；而公众参与模型未完整出现，可以说它尚未真正开启；中心广播模型的特征仍然大量存在，但在当今传播渠道多元化的媒体环境下，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已经不易复制，因此它在我国未来社会中的传播效果和社会作用比较有限。

茂名和九江两案例均属缺失模型，但传播效果并不同，在探讨社会性科学议题的传播上可以给予我们更多的启迪。茂名案例最终在无对话的情况下以政府仓促让步而收场，显然不能说是好的传播效果，但这是否“归罪”于此案例中中心广播模型特征留存较多？九江案例获较好效果，是否可以“归功”于其中公众参与模型特征出现较多？要回答这些问题，无疑需要更加细致的、多角度的观察和分析，例如借助心理学理论工具或许可以确认公众参与模型的某些特征的合理性：当两者产生冲突时，强势一方，即九江政府和企业运用了“观点采择”的方法，较多地了解对方的情境，倾听对方的感受和意见；而弱势一方，如九江当地民众则多采取“观点给予”的方法，较多地诉说自身的情况，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愿望。这种传播和沟通方式有利于认识彼此共同之处，更多地获得双方的相互理解，缓解冲突，甚至达到消解分歧、解决矛盾的效果。反之，则效果相反。^[27]相比之下茂名案例显然缺乏“观点采择”和“观点给予”，缺乏强势的传播者与弱势的公众之间的对话。

本研究揭示了中心广播模型和缺失模型的局限性，以及公众参与模型的可能性。根据研究结果，缺失模型的特征或已经在我国大量出现，但若限于该模型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仍然不足以有效地进行社会性科学议题的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印证了约翰·杜兰特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传播模型认识的转变，即需要公众参与模型来解决公众对科学和政府的信任问题的观点。九江案例虽然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但公众参与模型若要适用于我国，是否需要在某些要素上做本土化调整？这种调整又是怎样的？事实上，公众理解模型本身仍然在探索之中，在西方的实践中也遇到挑战。^[28]关于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还有待于更多不同类型的案例解读，更多相关理论运用和研究方法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