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库恩哲学之后，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逐渐取代经典科学哲学，成为科学研究的主流，由对科学的辩护转向了对科学的全面批判，尤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发起的强纲领项目，直击“科学的心脏”——以数学、物理、化学等为代表的硬科学和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将科学及其知识完全视为由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的权威形象遭到了极大的解构，其真理性地位变得摇摇欲坠。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场捍卫科学的“科学大战”，然而对科学的上述影响已经产生，即使科学卫士的出场也难济于事。

进入21世纪，STS研究继续深入推进。关于科学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立场。一是选择性现代主义（Elective Modernism），它是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后文统称柯林斯等人）思想的最新概括，定义了科学为政治决策做出贡献的独特方式，旨在重新确立起科学在多元民主社会中的权威地位。二是新教科学（Protscience），它是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关于科学的社会运作的关键性概念之一。该概念是指在后真相状况下，科学逐渐成为了一种可自由获取的重要社会资源，服务于个人的利益和认知需求。换言之，就像新教徒对《圣经》的自由解读，那些对解决某些问题感兴趣的公众能够自下而上地生产和使用知识。科学成为了一种定制科学（Customized Science）。三是代表性科学，它关注专家专长的民主代表性问题。这里的专长主要是指应用于公共决策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指专家就其委托人指定的主题发表的专家意见。马克·布朗（Mark Brown）考虑专家专长问题时，主要聚焦于专家及其意见与外部特定群体及其利益之间的代表性关系，其反映了专家专长在遵照其委托人的目标和价值使用时产生的政治化问题。

文章将依次对以上三种研究立场展开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兼顾科学施策、民主代表以及公众参与等原则的综合立场，并将其运用于疫情经验的反思。

选择性现代主义是柯林斯等人对以往科学研究集中反思的产物，是第三波浪潮的代表性立场。柯林斯等人回顾了科学研究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波浪潮理论。在科学研究的第一波浪潮中，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是解释科学如何成功运作，以及如何组织社会来支持科学。科学哲学极力为科学辩护，将科学当成是知识创造的卓越形式，其知识是绝对的和普遍的，有着可靠的逻辑和经验基础。在科学社会学领域，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侧重于解释科学错误而不是科学真理。因为在第一波浪潮中，科学研究的正确性不需要社会学解释，它本身就是真理；需要解释的是错误的信念何以被错误地认为是正确的，这通常是通过社会因素（如偏见、价值、特殊利益等）加以解释。^[1]17-18在第二波浪潮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历史和经验案例研究，揭示出科学方法并不像以前所宣扬的那样有效，科学知识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一样，可以进行社会学分析。科学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比以前认为的要大得多。因此，科学的真理地位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和贬低。

第三波浪潮接受了科学的社会学解释，但仍试图保留科学专长和科学方法特殊地位。柯林斯等人重新定义SSK批判的结果：一方面汲取第二波浪潮中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重估先前的乐观观点，即科学是可靠知识和方法的来源，通过观察赤裸裸的事实为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第三波浪潮认为第二波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从中得出的规范性结论是错误的。作为解决方案，他们建议采取选择性现代主义的立场。它试图在不放弃过去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对科学的新理解的情况下，消除对科学文化地位的侵蚀，恢复科学在民主社会中的核心作用。^[1]177选择性现代主义将科学作为一种道德选择，选择现代主义就是选择科学。^[1]27第三波浪潮避免了将科学作为真理和效用来源的无力辩护，从绝对的道德立场出发，强调了科学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价值。因为，“科学本身就是良好价值的源泉”，虽然“对科学的理解不断受到挑战，但科学的价值是永恒的” 。^[1]26

就如同康德在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之间划出界限而为后者“留下自由的地盘”，选择性现代主义明确将科学同政治相分离以保留科学的特殊地位，以此定义了科学为政治决策做出贡献的独特方式。一方面，柯林斯等人希望恢复科学昔日的辉煌，但以放弃旧有的真理幻想为代价；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避免社会学分析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冲击。柯林斯等人将政治决策分为技术和政治两阶段，科学的贡献被严格限制在技术阶段，强调政治阶段优于技术阶段。^[2]政治决策并不是专家建议的简单结果，因为政治家有权拒绝专家建议。同时，政治家也不能忽视甚至扭曲专家意见，以适应特定的政治议程。“民主不可能主宰每一个领域——这将摧毁专长；而专长也不可能主宰每一个领域——这将摧毁民主。”^[3]5选择性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试图在民主社会中寻求理性因素的作用，同时考虑到科学之外非专业人士（有时是明智）的声音。

柯林斯等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在一个迫切需要科学决策的多元社会中，科学应该被赋予什么样的地位和角色？他们敏锐地觉察到我们正处在一个由科学和技术所塑造的复杂社会中，完全抛开科学以迎合民粹主义的公共决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需要重振科学的应有地位，让科学价值成为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这就是选择性现代主义的基本立场。从2002年初步提出至今，虽然柯林斯等人不断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来进一步完善和巩固该立场，但他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一直备受关注和批评。

首先是与科学的民主化趋势相悖的问题。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政策运动正朝着更加民主化的公众参与方向发展，而柯林斯等人却将注意力放在寻求限制公众参与范围的机制上，这或是在开历史倒车。比如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就认为，最强有力的观点是专家决策中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并进一步给出了5条理由。^[4]第一，民主原则要求所有的决策应该尽可能地提高其公众化程度；这是社会公正的期待。第二，公众参与有助于监督专家所解决问题的结构。如果缺少这样的批判性监督，专家可能会针对错误的甚至是误导的问题提出不相关的建议。第三，专家专长往往由制度建构并受其限制，公众可以指出这一事实。第四，公众参与能够使专长符合地方性的文化标准，这种标准构成了一个社会独特的公民认识论。第五，公众参与有助于更广泛地传播知识，从而提高公民能力，对社会现代化做出更深刻、更具反思性的回应。布莱恩·韦恩（Brian Wynne）也指责柯林斯等人没有真正理解公众参与和科学民主化的意义之所在。他认为，技术决策问题是从属于公共领域的，而“公共领域的问题是关于通过公共经验、关系、知识和互动的连续性和交织的纹理，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历史形式，是进行公共意义上民主的培养和协商。公共领域决不仅仅是基于专家知识的万花筒式的、非历史性的公共决策的积累，无论我们如何包容地定义‘专家’”。^[5]

其次是立场辩护的基础过于薄弱和终极化问题。选择性现代主义的整个立场是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偏爱”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偏爱”之上，并从道德的角度加以辩护。柯林斯等人明确放弃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真理主义等角度来为科学作辩护，认为科学就其价值而言是好的，在良善的意义上是好的，科学价值应该成为社会价值的源泉。但是，如果将科学作为一种道德选择，这里的辩护更像是一种启示，而不是一种理性论证。这就导致一方面，选择性现代主义的辩护基础过于薄弱。对于这一点，柯林斯等人自己也是直言不讳的：“整个论点的基础就像空气一样稀薄——是对民主的偏爱和对科学价值的偏爱，并承认这两套价值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重叠。这个基础是一个没有可进一步辩护的选择。”^[1]177另一方面，也导致选择性现代主义的辩护方式过于终极化。就像一位学者指出，从一种道德立场出发为选择性现代主义辩护过于绝对化和终极化，因为它约束了进一步批判和改进的可能性。^[6]

最后是具有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倾向。柯林斯等人将科学文化同整个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认为科学文化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并明确认同和接受生活在这样一种西方的科学文化之中。这一倾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极大反感，比如弗兰克·费希尔（Frank Fischer）在其《民主与专长》一书中明确批评道：“柯林斯和埃文斯，就像更普遍的技术专家一样，只是用他们更愿意生活在‘西方技术文化’的论点来忽视[其他社会选择]。所以说，对于不接受这种选择的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这方面，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了一种技术决策的规范理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在这个意义上，这项工作是意识形态的。”^[7]

富勒看待科学的方式同柯林斯等人极为不同，他积极接受了“第二波浪潮”的成果，认为科学（包括最核心的科学知识）都只是政治斗争的产物，科学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因此，富勒将后真相状况视为当前科学在社会中运作的良好反映，而新教科学成为传统STS立场的当代延续。“后真相”一词在2016年就被收录进《牛津英语词典》并被评选为年度词汇，现在常被用来形容右翼民粹主义者和反科学主义者的普遍立场。然而，富勒却赋予它新意，将其描述为当代政治和政治哲学中科学知识的运作状况，认为后真相状况就是知识在权力游戏中的具体运用。借鉴马基雅维利和帕累托关于狮子与狐狸的隐喻，富勒分析了权力游戏的参与者为获得社会合法化的知识而采取的两种策略。该隐喻是指在狐狸和狮子之间存在着一场权力游戏：作为动物之王的狮子制定规则；狐狸若想打败狮子，唯一能采取的策略就是在博弈过程中改变游戏规则。富勒认为，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游戏中，特朗普就是采用了“狐狸的策略”，击败了“狮子”克林顿而成功当选。^[8]在富勒看来，“后真相”不仅是事实的语义范畴，也是一个元范畴，因为它不仅定义了遵循规则的游戏，也定义了建立和定义规则的过程。后真相社会也是知识社会，其中知识和科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在普遍社会化的过程中，成为几乎所有人都能接触到的对象。知识作为一种行动资源，既服务于科学家、技术专家，也服务于普通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使用知识，以实用而非单纯的理论动机为指导。^[9]

富勒将这种依照自身兴趣和目标生产和使用知识的形式称为新教科学。“Protscience”一词是富勒杜撰的新概念，它是“Protestant Science”这一词组的缩写。^[10]对富勒来说，新教科学为那些寻求知识在其生活中所产生的意义和作用的人指明了一条出路，他们可以像新教徒对《圣经》的自由解读一样自由使用知识。新教徒能够在没有神职人员的调解下自行阅读《圣经》，部分原因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相关书籍更加容易获得，同时还伴随着这样一种信念——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科学领域的“宗教改革运动”本质上也是一场反建制运动，它们通常被称为 “伪科学”，包括智能设计理论（创世论）、另类医学、谷歌大学、反疫苗运动和维基百科，等等。富勒认为，不能说在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新教科学对知识体系毫无贡献。相反，他极具挑衅地采取了反专家的立场，强调科学的普及和专长的民主化。由于新技术层出不穷，科学的普及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因为它不需要特殊的权利和身份就可以接触到科学知识。另一个相关概念是学术寻租（academic rent-seeking），该概念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垄断性群体，利用其特权地位来获取对社会合法化的科学知识（在认知和教育方面）的垄断所带来的利益，并进一步维持其特权地位。科学知识成为了一种寻租形式。

富勒关于科学的上述观点可以被看作是对传统科学观念某种智力上的挑衅，但在当下的学术环境和日常生活中，其关于科学知识的来源、使用和可接受性标准的讨论不可谓不深刻。今天，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作为传播知识的手段，促进新教科学的发展。新教科学假定，理解科学内容及其批评的可能性不仅仅来自于学术团体内部，也来自于学术团体外部。换句话说，新教科学试图通过强调公众的自主性来压低专家角色，以此颠覆既有学术团体对知识的垄断地位。

富勒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科学知识是否（以及能否）只由学术共同体产生？谁来对知识进行科学划界？被理解为供个人（包括集体）使用的新教科学，能否打破专家对学术寻租的垄断？诚然，置身于网络化和信息化如此发达的科学时代，公众已经拥有更多机会和方式参与到科学知识的共同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来，比如维基百科和德国公民驱动的疫情防控策略。而且，其“定制科学”也使得公众从被动的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客户；知识面向市场，服务客户。在这些方面，富勒的新教科学确实揭示出当代科学在社会中运作的某些侧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前的民主化运动潮流。但是，新教科学立场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是该立场过于极端，对主流的科学观冲击过大，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富勒将当前科学所正在发生的变化比作新教改革运动，暗含极大的革命性和破坏性。他还极力鼓吹“后真相”对于社会的积极贡献，认为“后真相”不是反映当代社会的病态状况，而是表明社会的良序、健康和活力。正如其《后真相》一书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科学完全沦为权力的游戏，成为狮子和狐狸（精英与大众）政治博弈的场所。笔者认为，富勒对科学的理解和批判走向了极端，在一定程度上了导致公众对主流科学和科学家的不信任态度。无怪乎有学者呼吁STS需要对“后真相”的兴起负主要责任。^[11]

第二是其塑造的公众形象太过理想化。一方面，富勒认为公众不仅可以自由使用和解释知识，还可以直接参与知识的生产，似乎公众已经完全胜任“做科学”。在笔者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臆想。虽然随着“公民科学”的兴起，公众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知识生产过程（或提供和收集数据或贡献地方性经验），但大多数研究仍然是由科学专家主导的。公众并不能胜任一些高技术领域，比如让公众参与航天飞机的研发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富勒忽视公众与（科学）精英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关系，认为两者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博弈，甚至在“定制科学”中赋予公众更大的权力。这也是不真实的，因为在后真相状况下，精英往往比公众能够更好地利用科学资源来赢得游戏；作为卖方的精英往往具有更大权力来操纵公众的需求。

第三是其对传统学术共同体体制的全盘否定，看不到其积极作用。富勒以马基雅维利式的口吻戏谑学术共同体，将他们称作是靠学术寻租的特权阶级，试图通过新教科学来打破学术共同体对科学知识的垄断。富勒的观点虽然因极端而略显深刻，但缺乏建设性。试想科学一旦脱离了学术共同体，完全由公民主导，那么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会瓦解科学事业本身。新教科学或许可以作为主流科学的补充，但无法取代乃至完全贬低后者。迷信公众的智慧与崇拜科学主义同样值得警惕。

虽然科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构，但它仍旧是当代社会建制良好的合法性资源。社会各方都力图从科学中寻求支持，以此来证明其持有观点的合理性，进而合法化自身立场。这是第三种研究立场——作为特定立场代表的民主科学——的焦点。“代表”（Representation）概念对于把握专家与其委托人之间关系至关重要。布朗创造性地重塑了美国政治思想史家皮汉娜·费尼契·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的“代表”概念，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治决策中对科学的诉求与科学的政治化问题有关。政治家在为自己的决定寻找理由时，无疑会求助于公认的专家，但专家的任命是一种政治程序，因为专家主要是为了确认政治家在某一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因此，选择专家的标准被归结为适合于特定政治选择的立场的代表性。这里的政治选择是广义的，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宗教等。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性问题，如涉及到选择范围和包容性等问题。专家经常会扮演一个科学的诚实代理者角色，向外界代表颁布科学的真理，而且在其发言中往往还会采取中立的修辞。但这种声明只是一个烟雾弹，掩盖了专家背后所隐藏的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立场。更为普遍的情况是，专家提供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专家的意见并不是赤裸裸的事实，而仅代表委托人特定的立场。

布朗希望将这种隐藏的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立场摆到明面上来。他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关于批准非处方出售紧急避孕药的争议性案例为例，认为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科学或FDA规则，只关乎政治。^[12]2布朗进一步分析了案例背后的两种美国价值观之争，即民主党的政治家（自由派）与共和党的政治家（保守派）之争。作者的结论是，无论哪个政治集团控制着FDA，它们都试图运用纯科学术语来表述其所做的决定，而不是直接表达各自党派立场背后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专家意见成为一种保守派或自由派价值观的表达，而不是中立的、价值无涉的科学表达。尽管得到专家意见支持的政治家声称他们的决定只反映或代表当前的科学知识，但事实上却实现了保守派或自由派所预期的道德效果。双方都试图掩盖或无视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的作用，在公共论坛的发言中强调他们只代表科学发言。正如布朗所指出：“双方都淡化了自己作为政治代表的角色，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科学上。此外，双方都避免将自己作为科学的明确代言人，大概是为了避免被指责扭曲科学以满足其党派利益。相反，博学的专家们扮演着腹语者的角色，保持沉默，让事实自己说话。”^[12]4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布朗并不是简单地批评科学成了政治的工具。他在《民主中的科学》（2009）一书中花费大量篇幅讨论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杜威和拉图尔等人的民主理论，旨在重塑民主的概念，探索科学与民主互动的不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布朗提出了代表性科学的理想，力图实现一个由科学和技术所塑造的社会中的民主代表，即（科学）代表与公众的关系。公众有多种身份，社会群体有内部差异，任何一个代表或代表机构都不可能完全呈现其不同公众的全部个性。因此，他呼吁将代表的模式和地点多元化。

布朗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在公共政策领域利用专家专长来达到民主的效果？在代表性科学看来，科学是作为社会各方利益和价值观的代表，不同专家意见代表了不同群体或个人利益。布朗试图挖掘代表性科学的民主潜力，即可以从不同立场促进多样性观点的民主对话，并尝试从制度层面为民主决策提供解决方案，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代表性科学的代表性循环问题。在布朗看来，如果将所有与决策问题相关的代表都挑选出来组成一个决策委员会，然后代表们就各自（利益）立场进行协商谈判，就可以达到代表性科学的理想——代议制民主。但究竟哪些代表与科学决策相关呢？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对其没有明确和公正的认识，就不能以适当的代表性方式组成决策委员会。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事先就成立的代表性委员会，而这个事先成立的委员会又会遇到跟前面相同的难题。如此循环。如果社会对一个问题的主要观点没有达成共识，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将是不确定的，任何解决问题的尝试都可能受到任意的指控。

其次是代表性科学的代表性不足问题。一方面，专家自身所在的科学界本身就存在代表性不足问题，科学界成员构成与一般公民构成截然不同。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是男性，而且社会经济背景较好。^[13]另一方面，由于委员会的规模小，即使是科学委员会内部对观点的仔细平衡也不足以实现民主代表性。所以，布朗自己也承认，不可能在一个委员会中完全复制社会的多样性，因此他建议委员会成员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协商，而不是将自己视为一个群体的直接代表。这也揭示出通过专家委员会进行政治代表的局限性，最后只能寄希望于科学家拥有合格的反思能力和进行高质量的协商，依赖于科学家自身的道德约束。

第三是代表性科学在获取上的不平等问题。虽然布朗最近拓展了早期对国家机构的代表性研究，对更广泛的地方、区域和跨国领域的民选和非民选代表进行了研究，^[14]但问题是，代表性科学能公平地代表不同公众的立场吗？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代表性科学并不是无偿代表，它虽然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但其获取受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多种条件限制。边缘化群体和底层公众很难有足够的资金和社会渠道获取科学的代表，因而其观点和利益难以得到表达。而且，如果完全将科学政治化，科学就有沦为金钱游戏的风险，毕竟价高者得；科学对政策的贡献完全被限制在政策论证学层面，即仅为政策的合理性辩护，这也将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发展。

从以上三种立场来看，理解科学在政治决策过程中角色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科学同政治之间的关系。选择性现代主义将科学与政治分而治之——科学的归科学，政治的归政治。新教科学将科学与政治同等待之——科学即是政治。代表性科学虽然表面上也赞同科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化，但同前者相比，它更为敏锐地观察到专家意见在政治决策中存在各种民主或非民主的操纵细节；同后者相比，它理性地承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专家意见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赞同第三种立场，事实上以上三种立场除了前面的批评之外，均低估了科学与政治间关系的复杂程度。科学既不是同政治相分离，也不能完全被还原为政治；科学与政治是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科学关心真理，政治强调民主，两者在决策过程产生耦合与互动。单从科学的角度看，选择性现代主义的立场或许是可取的，单从政治的角度看，新教科学和代表性科学的立场也有其意义。但更为全面的视角应当是从科学与政治互动的角度来审视科学在决策过程中的具体角色，其中重点在于明确区分科学（知识）本身与科学（知识）的不同使用形式。因为单就科学而言，其旨在求真，不关乎民主；而具体运用于政治决策中的科学及其相关技术必然会对利益相关者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需要受到民主的评价和约束。因此，后者才是科学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时应当关注的重点；同时，由于其使用形式的灵活性和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它也成为大部分争议的主要来源。

由此，我们便能审度出一种新立场。该立场至少包含以下三种原则：（1）科学施策原则：积极发挥科学知识和方法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认真对待专家意见，不应非法诋毁科学；（2）民主代表原则：明晰不同专家意见背后的代表性利益，运用民主原则加以调控和评价，旨在将所有利益相关方都纳入决策考量；（3）公众参与原则：合理重视公众的自主性和参与的价值，一方面是决策的执行和民主的要求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是公众可以对科学知识本身做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可以说，前面两点使得政治决策更加科学和民主，而第三点则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对决策有所助益。

基于新的立场，我们可以用之审视当下全球范围的疫情经验，反思疫情应对中的科学角色。首先，科学被置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在疫情应对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疫情应对是一个科学问题，应当恰当运用科学的手段防治疫情，把主要问题交由专家处理。体现在疫情经验中就是，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都一致认识到科学在整个疫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疫情应对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与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重视程度有关，比如中美疫情治理中的一些差异就部分与此相关。而且，专家地位几乎被提升至名人或权威的行列，比如中国的钟南山、美国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德国的克里斯蒂安·德罗斯坦（Christian Drosten）等病毒学家都承担起抗疫的领导者角色。当然，在这场全球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也存在贬低科学、忽视专家意见的情况，但大多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英国在疫情初期提出的所谓“群体免疫”战略，致使短时间内医疗资源发生严重挤兑，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不久便不得不改变战略，采取更为严格的隔离措施。再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直接忽视专家意见，公开宣称此次疫情相当于大号流感，公众无需佩戴口罩，无疑不在为美国疫情泛滥推波助澜。

其次，公众的自主性也在疫情应对中得到体现。公众自觉利用和生产与疫情防控相关知识，主动参与疫情治理。比如德国政府在疫情初期就面向公众征集应对疫情的办法，不到48小时就有超过28000名参与者提交了超过1500个想法；德国公众还自发创造和推广了一些具体的科学防疫措施，比如自制口罩，拉大餐桌距离，餐厅必须预订，等等。^[15]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的自主性价值不应被夸大，以致于完全贬低科学和专家的价值，出现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应当始终牢记科学原则是疫情应对的关键原则之一。

第三，在整个疫情应对过程中，科学专家也在代表不同的立场发声。比如疫情初期，有专家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就主张采取群体免疫策略，主动接触病毒，以提前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主动”性群体免疫可能会危及老人或小孩等最脆弱群体的生命健康，认为付出的代价太大。同时，在讨论疫苗的全球性分配问题上，关于非洲等地区欠发达国家的利益问题也得到了不同专家的关注，他们的目标是要追求一种“免费或负担得起的疫苗”^[16]，让疫苗成为一种全球公共物品。当然，目前仍存在许多边缘群体和弱势立场未得到科学或专家的代表与发声，比如受疫情影响的失业群体、底层民众、个体商贩以及遭社会歧视的感染者群体等等，但只有继续坚持上述立场，政治决策才能稳步迈向科学和民主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