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otechnical Imaginary”是哈佛大学的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与韩国汉阳大学金圣贤（Sang-Hyun Kim）在2009年提出的概念工具，用来分析社会、政治秩序与科学技术的共生关系。这一概念一经问世，就受到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者的重视，得到广泛使用。在2015年出版的论文集中，许多研究者用这一概念分析美国、中国、韩国等世界各地的科技政策案例，分析集体想象及其实践产物在各个问题上如何解决冲突并产生共识。2020年，《科学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在没有任何预先计划和组织的情况下，同时收到了许多围绕这一概念工具所展开的研究文章。该刊编辑接受了其中7篇，集中发表，形成了一个计划之外的主题讨论。^[1]如今，这一概念已成为许多STS研究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在众多国家学术研究机构的实践项目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STS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一概念在国内引发的关注还较少，缺少对其含义的细致解析。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学者可能也各有侧重，以致出现了“社会技术想象”和“社会技术意象”两种译法。我们需要在这一概念在国内还未广泛传播之时厘定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其译法进行讨论。这对于我们审视理解前人研究成果以及开展自己的后续工作都是有益的。

一、“Sociotechnical Imaginary”的提出与发展

2009年，贾萨诺夫和金圣贤在其论文“Containing the Atom: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Nuclear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中提出了“Sociotechnical Imaginary”这一概念。二人认为，当时的STS研究大多只关注科学规范、科学文化、专业知识生产过程等科学的内部元素，而不关注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即便有少数讨论技术决策及相关研究与理论，也往往只是关注科学或技术专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而甚少关注政府、公众等科学共同体外的非科学行动者对科学决策的影响；并且，大部分涉及政治或社会分析概念各有其局限或缺陷。总而言之，没有合适的理论、工具或概念来处理国家政治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相互影响，以及政治秩序和科学技术的共生关系。因此，二人在论文中提出并初步界定了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在科学实践与决策中，人们对科学技术影响下的未来的愿景与承诺。随后，二人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美国与韩国关于“核能发电”这同一技术相关决策的争议焦点、政策倾向与公众意见的根源。

2015年，二人进一步地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更细致地分析了这一概念与其他类似概念的区别与优势，总结了相关的研究方法，并指出了在STS研究中，至少存在四个空白领域，可由这一概念工具填补。这四个空白是：（1）同一技术成果所造成的差异后果：为什么人们对于同样一种技术或事件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进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公共政策？（2）（集体）认识随时间变化的动力和原因：人们对未来的认识由过去所塑造，而对过去的认识又会因未来而时刻改变。“Sociotechnical Imaginary”可以为深入分析集体认识的稳定存在或突然变化提供一个切入点。（3）实践在充满差异的空间中的延伸与传播方式：相比于某些缺乏异质性的模型（比如行动者网络理论），“Sociotechnical Imaginary”可以用来分析技术相关的社会秩序是如何在意识形态的跨地域传播中得以产生的，又是因何而出现差异的。（4）明确集体形态和个人身份的区分：同时，关注个体行为与集体期望，可以避免个体或集体的某一方在叙事中消失，或简单的成为另一方的代理人。^[2]20-24至此，这一概念宣告成熟。

国际STS研究对这一概念工具相当重视。相对地，这一概念在国内引发的关注较少。2011年，曾国屏与王程韡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译为“社会技术想象”，用来分析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想象的演变过程、创新型城市建立的认知基础。此后，蔡翠红利用社会技术想象分析了“科技本位主义”的潮流和动因。2020年，曹玫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概念的理论背景与应用方法。而在贾萨诺夫的著作《发明的伦理——技术与人类未来》的中译本中，尚智丛等人将之译作“社会技术意象”。^[3]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分歧。而准确把握这一概念的微妙内涵也确实存在一定困难：“imaginary”在人文社科领域出现名词形式可能只有数十年时间，类似概念的日常含义也确实会影响对专有名词的直观理解。所以，在“Sociotechnical Imaginary”传入国内，其“意象”尚未定型之时，通过考察“Imaginary”一词的含义发展脉络，及将之与相似概念进行比对，并在此基础上辨析其涵义，讨论其译法，对于该概念的传播与使用来说是有必要的。

二、“Imaginary”名词义项的起源与演化

事实上，在人文社科领域，“imaginary”在想象、意象的含义上被当作名词使用，可能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柯林斯、朗文、牛津等各类词典中，“imaginary”除了在数学上被用作名词，表示“虚数”义项外，没有其他的名词含义。在日常用语中，“imaginary”一直只有形容词的义项，表示“幻想的”、“虚构的”。在人文社科领域，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imaginary”也一直仅作为形容词被少量地使用。譬如在艺术学中，把在形式上（而非物质上）持存艺术品及其结构特征的概念场所称为“Imaginary Museum”，指出艺术品形式的显现，以及人们对其的观赏、理解和讨论并不总依赖于物质上真实存在的“博物馆”。^[4]在精神分析或心理学中也时而用到这个词，譬如有学者把儿童在认知中虚构的朋友称作“Imaginary Companion”或“Imaginary Playmate”，研究导致其出现的相关因素。^[5]在许多领域里，也把虚构的概念、形象或实体称为“Imaginary Object”或“Imaginary Beings”。^[6]这些形容词义项的用法在如今的文献里也时常出现。某些词汇的边界甚至已相当模糊，很难区分它们究竟是专有名词的固定搭配，还是日常语言的随意陈说。

“imaginary”在“想象”“意象”的含义上被当作名词使用，应当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可能到了近三四十年间，其名词用法才开始得到广泛而频繁地应用。“社会意象”（Social Imaginary）的正式出现可以溯源至1964年。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在著作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英译名：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中译名：《社会的意象性制定》）中，声称自己在1964年便提出了这一术语“de l'imaginaire social”，在英译本中即为“Social Imaginary”。^[7]3在该书中，卡斯托里亚迪斯首次对这一术语进行了详细、全面的分析：这种“imaginary”不是某种影子或影像，不是柏拉图洞穴譬喻的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者和创造物，甚至“现实和理性都是它的作品”。^[7]4在他看来，存在即是（is）创造，而社会意象既作为创造的结果，使各种物体的形象和关系成为可能，也作为各种已被创造制定了的形式，进而对新的创造造成了禁闭。显然，名词性的“imaginary”从一开始就具备了相当的实在性意蕴。1982年，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发表论文《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象》，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基础上，将社会意象更多地应用在社会学相关的分析上。他批判了把意象与意识形态当作想象世界的产物，将其与物质世界、真实世界割裂的观点，认为一个社会的核心意象性含义“远不止是‘真实’的权利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附带现象，而是将一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它定义了在特定社会中，什么样的形式才是‘真实’的。”^[8]正是从这一概念开始，“imaginaire”与“imaginary”第一次在数学以外的领域被正式当作名词使用，并作为一种虚构、模糊而又实在、稳定的社会学概念，逐渐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人的兴趣。其词频亦从这一时期开始迅速上升，并在20年内迅速攀升至原来的两倍以上（如图1）。但这些文献绝大部分都没有被译为中文。

到了2004年，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出版了著作《现代社会意象》（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明确地将社会意象定义为一种有别于一般想象的规范性存在：“我所说的社会意象，指的是比人们以一种游离的方式思考现实时所怀想的智力体系更广泛、更深刻的东西。更适当的说法是，我所想的，是人们想象自己的社会存在的方式，是人们如何与他人融洽相处，是人们与同伴之间的事情会如何发展，是通常情况下会被满足的期望，以及作为这些期望的基础的，更深层次的规范性概念和形象。”^[9]此后，社会意象在这一意义上被大量使用，其实在性与集体性也愈来愈强。这也是贾萨诺夫思想的直接渊源之一。该著作于2014年被译为中文版，译名《现代社会想象》，也有学者将其译为《现代社会意象》。^[10]

除构成“Social Imaginary”一词外，“imaginary”的名词化趋势使得它愈来愈多地以名词形式出现在各种类似术语中，逐渐成为了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流行概念，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正式的中文翻译。如1990年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在批评兰·迈尔斯（Lan Miles）的著作《未来之家》时指出，技术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与其探索某项技术是如何进入家庭生活的，不如探索家庭是如何“进入”某项技术的。在文中，他首次将技术的与技术化的社会集体想象形式称之为“Technological Imaginary”。^[11]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等人在1995年创造了术语“Technoscientific Imaginaries”，认为在科学家目标明确的科学实践和模糊的幻想之中，可以有一个在社会、文化上相对固定的，和科学家的处境与实践密切相关的 “imaginary”在影响着他们的研究工作，^[12]此外，还有如“Democratic Imaginary”，“Political Imaginary”，乃至印度的、加拿大的、大都会的等等各种各样的“Imaginary”。

至此，“imaginary”的名词含义逐渐固定，成为了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看出，这些术语其含义虽不尽相同，但其中的“imaginary”都有相当的共同点。它往往都具备实在性，而不是与现实世界对立的纯粹观念存在；有一定的稳定性，比个人脑海中的幻想稳定——但可能远不如实际实践中的程序，标准或目标那样稳定；通常是集体持有或集体认同（尽管这个集体可以较小）的；在某些概念中，它还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而这些特质，大都在某种程度上为“Sociotechnical Imaginary”所继承。

三、“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概念辨析

“imaginary”从一个纯精神层面的形容词，发展为一个初步呈现出实在性、稳定性和集体性的社会学概念，绝非偶然。“Sociotechnical Imaginary”当然也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孤立概念。近几十年来，有众多学者在尝试解释、调和或消解科学与政治、自然与社会乃至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这些工作即便不构成当前STS研究的大趋势，也至少呈示了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在这一背景下，许多类似形式或内涵的概念纷纷涌现，共同构成一个概念的背景空间。作为早早就致力于这一方向的贾萨诺夫，在提出共生理论、公民认识论之后，选择这样一个概念推进自己的志向，是顺理成章的。

贾萨诺夫在2009年的论文中，已有意将“imaginary”与其他近义词汇区分使用，在多处呈现其区别，以凸显其实在性，即将主客二元紧密连接起来的实在性功能和地位。在描述其他学者如丹尼尔·萨尔维茨（Daniel Sarewitz）、阿尔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与泰勒等人的类似观点或倾向时，贾萨诺夫几乎都以“想象力”（imagination）、“愿景”（vision）、“幻想”（fantasy）等近义词称之，而刻意回避了“imaginary”一词的使用：“想象力不再仅仅被视为幻想或幻象”，“想象力被视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实践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幻想同时也是‘社会幻想’，编码了美好社会的集体愿景。”^[13]122尤其是贾萨诺夫在对泰勒的引述中，尽管泰勒自己的原文中已经使用了“imaginary”这一词，贾萨诺夫却没有因循使用，而是将其转述为“imagination”。贾萨诺夫认为，尽管这些概念或许包含了一些实践因素，具备了集体性，甚至有一些实在性特征，并初步地使科学与社会这两极产生了联系，但这些概念在两极之间的地位依然模糊，并且远不能将科学与社会之间联系解释清楚，甚至没有留下解释的空间。譬如泰勒的社会意象“没有留下空间去描述秩序的物质层面”；阿帕杜莱的技术流也“未能涉及知识及其物化物在锚定社会秩序的意象中的开创性作用”等。^[2]7-8

而清晰的实在性地位、沟通主客二元的功能与强解释力，正是这些概念相比“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所具备的最重要优势。“简言之，在想象力（imagination）与行动之间、话语与决策之间、早期舆论与工具性国家政策之间，是“imaginaries”在为之运作。”^[13]123贾萨诺夫指出，“Imaginary”与“imagination”相比，存在方式与运作场所都是不同的。在这里，“imagination”是作为行动的对立面出现，好似话语之于决策，早期舆论之于国家政策，是一种先于实践，还未在社会中获得明显实在性的一种概念。相反，“Imaginary”绝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虚构形象或认识，而是一种更加真实的东西，是精神上的“想象”与实践上的社会行为的中间形态，亦是联系存在于头脑或话语中的想象、认识与落实到行动上的决策、行为之间的桥梁。这种对运作场所的描述不仅凸显了“Imaginary”的实在性，更强调了贾萨诺夫试图以此概念来链接自然与社会两端的志向。

此外，“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与其他一些早期STS概念也存在类似差异。譬如布鲁尔提出的“Social Imagery”（社会意象）。许多学者批评布鲁尔的社会意象与强纲领虽然声称将对称地处理自然与社会等解释因素，强调“知识社会学在说明风格上应当是对称的”，^[14]7-8却又将“真”的立场完全置入了社会的立场当中，而非置于社会与自然之间。“所有得到人们承认的运用概念的过程都具有社会制度的特征”，“事实证明，‘必然性’的王国就是社会的王国”。^[14]127,290在社会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中，布鲁尔的“社会意象”以彻底滑向社会一边的事实激化了这种对立，甚至走向了社会一元论。其他一些社会学转向时期，年代较早的概念工具或立场，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范式”、理查德·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的“知识亲和性”、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的“局部知识”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后来出现的某些概念工具，比如“政策议程”、“话语框架”也都因过于聚焦于二元中的某一端，也同样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贾萨诺夫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入视角是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共生（Co-production）。认为“我们认识和表征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方式和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15]2-3科学知识和社会实践是共同出现、相互影响乃至相互镶嵌的。2004年，贾萨诺夫提出了“秩序工具”（Ordering Instruments）概念，将共生过程分为“确立身份”、“确立制度”、“确立话语”和“确立表征”四个阶段来进行诠释。^[15]14-45秩序工具解释了身份、制度、话语、表征是如何与科学知识共同被建构、并且互相建构的，并为不同的文化、制度、社会留出了差异化的空间。但是，这一概念仅仅是对过程的描述与分析，未能清晰指出这些过程是受什么影响的。因此，贾萨诺夫亟需一个存在于社会与自然之间且具备实在性的因素，为“秩序工具”提供物质基础。

共生过程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实践过程，其背后的驱动力或是物质基础显然也必将具备集体性。唯有一种被集体所共同持有、使用的概念工具，才能为集体实践活动提供共同的支持。因此，贾萨诺夫多次强调“Sociotechnical Imaginary”的集体性，持有“Imaginary”的是集体。2009年，贾萨诺夫定义“National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是一种“反映在国家特定科学和/或技术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中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集体想象形式”（Imaged forms）。^[13]1202015年，贾萨诺夫进一步解释道，尽管“Sociotechnical Imaginary”可以起源于个人或者小团体的愿景，但只有这些愿景持续地增加影响力，直到其为大众所接受时，这种愿景才会升格到“Imaginary”的地位上。^[2]4

拉图尔和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ANT）也曾试图弥合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贾萨诺夫认为ANT看上去能够完成这种弥合。她说：“这一举措非常吸引人，因为它消解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似乎令人难以忍受的僵化二元结构：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人类和非人类。”^[2]16ANT在实在性地位上完美符合贾萨诺夫的要求，然而却不能为社会范畴提供解释基础，并且过于“平坦”了，任何行动者的权力地位在一个置身事外的人类学家的眼睛里毫无区别。作为一种几乎只致力于“描述”的分析工具，拉图尔似乎并不乐于“解释”。现代人错将转译的“结果”当作“原因”，可在拉图尔看来，我们又不能甚至不应回溯到社会学范畴里寻找新的原因——因为这种回溯将把我们重新引向“误导性的二元范畴”。^[16]更加糟糕的是，ANT能够让一切行动者发出同样大小的声音，然后以一种冷漠的平衡态度将这些声音记录下来。绝对平坦的权力分布就是没有权力。进一步地，ANT甚至不能从理论上解释，为何地位等同的行动者在实践中，总会有一些行动者被另一些压制，甚至被迫处于一种不利的姿态。ANT确实能够描述这一点，拉图尔实际上也一直关注着这种冲突，但却暂时没有办法解释它。总而言之，ANT只能告诉研究者“是什么”，却不能指出“应该是什么”，或者行动者应该“做什么”或“被做什么”。也就是说，ANT不具备“规范性”。

贾萨诺夫为了弥补ANT的这一缺憾，提出的这一概念当是稳定而具备规范性的。贾萨诺夫自己也宣称，“Sociotechnical Imaginary”将融合政治、社会理论中社会集体想象的规范性与网络的实在性。^[2]19这样的规范性也体现在了许多实践研究中，在很多时候都确实表现出了一种应然态度，使得人们倾向于“通过对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理解，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实现和支持”^[2]4这种意象所包含的图景。

这种“规范性”并不是强制性的，尤其是和“信仰系统”这样的概念比起来，“Sociotechnical Imaginary”不至于成为一个单一的、静态的或有严格限制的信念系统，去“指导”乃至“规训”社会的发展。毕竟，如果真的有人认为在多方参与、长时博弈的相关争议中，能够有某种特定的实体存在于集体的意识当中，甚至还认为这种存在还能指导知识生产或基于知识的技术生产，“那也太天真了。”^[13]124从这个意义上说，“Sociotechnical Imaginary”的规范性并不是强制的，它稳定但灵活多样。大体而言，它应当是体系上稳定的，至少在和其他“imaginary”或其他社会实体互动的过程中，其体系与内容应当是连续一致的，但并不固化乃至僵化，能够随着时间、文化乃至参与者的变化而缓慢变化。贾萨诺夫在绝大部分时候使用该词汇的复数形式“Imaginaries”，是因为即便同一个社会文化中，往往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Imaginaries”。尽管大多数研究都围绕着一到两个“Imaginaries”展开，但不能忽视在许多时候，会存在着更多的“Imaginaries”，它们互相竞争、渗透，共同动态地影响着公共决策。

需要强调的是，“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规范性不应被理解为价值层面的“好”。尽管贾萨诺夫对“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一处定义中，还提到它应该是“令人向往的”（desirable），认为它应当是理想的、积极的、“好”的。但这一特征或许并不能被认为“Imaginary”的本质属性。因为贾萨诺夫后续也明确承认，“令人向往的”这一特征是被她“赋予特权”而特别加入的。这一特征包含的是作者自己的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通常，只有积极的愿景才能促使人们为了建立新的社会技术未来而努力。在事实维度上，贾萨诺夫也承认，“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当中对发明创新的期许也和对创新失败的恐惧紧密相连。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积极与消极的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贯穿各种案例。所以，将“令人向往的”或“（价值意义上的）好的”这一特征当作是“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事实特征是不妥当的，或者，至少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为“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本身就是令人向往的——事实上，不理想的，负面的意象会引发人的抵制行为，进而在话语、决策等实践过程中发挥与积极意象性质相同的影响力。

四、“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中译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确“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具有如下特征：具备一定的实在性；其实在性地位处于主客二元之间，并具备连接主客二端的功能；应当被规模足够大的集体所持有；具备一定程度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具备稳定性，但也不僵化、强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具备多样性，可能同时存在“复数形式的Imaginaries”，共同影响实践。在充分理解了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其中文译法进行初步讨论，比较“社会技术意象”与“社会技术想象”二者，哪一种中文词汇更切合原词的语义。

该比较可以借助“框架语义学”这一理论工具进行。框架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90年代发展成熟，至今依然在发展、完善，是对认知语言学的完善与深化，是当今前沿语义、语用学分析理论中较为成熟的一种。从框架语义学的视角来看，词汇与词义并不逐个直接关联，而是“通过共有的背景框架和标识方式相关联，词义则在这种关联中彰显框架中的特定元素。”^[17]换句话说，判断词义是否切合，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比较不同词汇是否能包含或唤起（evoke）尽量相同或相似的概念元素。概念元素亦是一种框架，可以分为显性框架元素和隐性框架元素（或称概念框架元素与意象框架元素），显性概念框架指的是词汇直接对应或包含的一个或多个概念，相对侧重词的外延；隐性框架指的是词汇的“内涵意义”“社会意义”“反映意义”等“隐含意义”，^[18]相对侧重词的内涵。哪种译法合适的问题，可转化为“意象”与“想象”的概念框架，哪个与“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概念框架更相似的问题。

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下，“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所包含的显性概念框架基本等同于一个介于主客二元之间具备实在性的一种存在，所能唤起的隐性框架即是上文所述的实在性地位与功能、集体性、规范性、灵活性、多样性等特征。

在日常语言中，想象与意象的语义框架存在明显的区别。想象即想像，在《国语词典》中两个义项均为动词，指“思念、怀想”或“假想”，即“对不在眼前的事物，利用过去的记忆或类似的经验，构想具体的形象”；《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两个义项亦均为动词，为：“对于不在眼前的事物想出它的具体形象；设想”与“心理学上指在知觉材料的基础，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辞海》（第七版）则解释想象为“对原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而意象在上述三本辞书中的解释分别为“在主观意识中，被选择而有秩序的组织起来的客观现象”；“意境”；“表象的一种，由记忆形象或现有知觉形象改造而成的想象性表象。”

不难发现，中文词汇中的“想象”通常作为动词使用，显性概念框架大致为“构想不在眼前的事物”这一行为。作名词使用时，指的是这一构想行为或心理过程。隐性框架包括但不限于“虚构”、“主体行为”、“基于记忆或经验”、等等。意象一词作为名词，显性概念框架可概括为两个子框架：“艺术、美学上的意境”和一种“想象性形象”。其隐性框架包括但不限于“在主观意识中”、“是客观现象的重组或改造”、等等。显然，在日常用语中，意象的显性概念框架中的第二种与“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显性框架更为契合，而想象即便作为名词，其概念框架“心理过程”也与原词相去较远。进一步考察二者的隐性框架会发现，“想象”过于偏向虚构，而“意象”隐性框架中的客观成分、主客观概念框架皆备的特点，更符合社会技术意象一词中意象的一些特点。

想象作为日常用语，其日常用语中的概念框架，基本代表这一词汇的主要概念框架。意象则不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意象”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我们可以藉此进一步探究“意象”一词的隐性概念框架。我国传统哲学中的意象，不仅仅是一个审美概念，更是一个哲学上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钱钟书和章学诚等人都批评了将哲学与审美上的意象完全混为一谈的观点，认为应当区分周易中的意-象观念和文艺审美中的意象概念，所谓“二者貌同而心异，不可不辨”。^[19]《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所谓“观物取象”；“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其核心在于“立象尽意”。二者结合，便是指：“象”的创生有着深厚的客观现实基础，使用时亦带有充分的主体目的性。它既是客观事物的抽象，又是个体主观意愿的具象；既是天与人各自表达自身的符号工具，也是主客体共生产的概念产物。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一词的隐性框架中，“主客统一”或“同时反映主客体”这样的概念框架非常明显。中国传统意象无论是在存在上还是审美上，固定的意象在同一文化背景下，虽然细微处可能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有着相对稳定的含义，能够为集体所共同接受，甚至有许多人利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生产生活，使得意象具备了“集体性”“规范性”与“稳定性”的隐性框架。同时，意象“变易”、“变而通”的特征也暗示着其“灵活性”。由此可见，“象”或者意象在中国哲学中更深层次的隐性概念框架，是与“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非常契合的，很好地表达了该词在想象与实践之间保持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的这样一种实在性地位和特征，更能凸显贾萨诺夫乃至STS研究者创造、使用这个概念时的种种抱负。

所以，“社会技术意象”这一中文译法能够更好地表达此概念的实在性、集体性、规范性、稳定性及灵活性。“社会技术意象”这一概念以其极强的解释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与协调。

① 参见柯林斯出版公司统计的词频趋势。本图见 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french-english/imagin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