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文化都能够改变人的行为。相比较而言，制度对于人的行为起到的是较为硬性的指导作用，而文化则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尽管中国、日本、韩国的传统文化相似程度较高，但科学制度的不同使各国在科学文化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制度分为多个层次，最根本的是宪法，在此之上的是各种制度、规则，在这些制度之上是习俗与道德。其中，宪法最为稳定，不易更改，但上层制度和规则的调整，则有利于良好文化的塑造。因此，培育良好的科学文化不能忽视科学制度的影响。在此，通过两个不同的事例谈谈制度如何影响良好科学文化的培育与营造。

其一，科学制度中的科研制度对科研组织中成员的行为具有导向性作用，能够影响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例如，对于科研机构来说，可以通过改变评价制度减少科学文化中的官僚文化。我在研究所曾经担任过十多年的所长职务，记得上任之前，我曾就如何更好地管理研究所这一问题专门请教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丁仲礼先生。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健全研究所的各类规章制度。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上任第一年花了大量时间建立研究所的各类制度，尤其是评价制度，比如年终考核，结果发现研究所的文化确实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举个例子，在制度修改之前，研究人员对于行政管理人员的考核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行政管理人员认为自己拥有一定的权力，能够对科研人员的各类评审评价起到作用，如写推荐鉴定等，甚至出现过行政管理人员在公共场合训斥研究人员的事情。为此，我们对评价制度作了修改并延续到了现在，制度中对行政管理人员的考核有1/3来自所领导，1/3来自科研人员，还有1/3来自研究所职代会，从而提升了科研人员对行政管理人员考核的权重，也就是说，科研人员最多能够决定行政管理人员2/3的考核结果。新的考核制度实施后，官僚风气明显减弱，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有所提升。制度对于文化的改变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我认为这种办法比单纯的宣传和倡导更有效。

科研制度对于良好科学文化的培育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也能够起到消极的作用。如果科研制度设计得较为宽容，则有利于冒险文化或探险文化的培育。比如，评价制度有弹性，减少对短期成果的硬性要求，可能会激励研究人员勇于探索具有较高风险及较高科学价值的研究主题。一旦沿着这一路径发展的研究人员在科研制度中获得了奖励或其他正向反馈，则能够给其他研究人员树立榜样，从而鼓励更多的研究人员采用这种发展路径。当足够多的研究人员在科研制度中得到正向激励，就可能营造出了一种鼓励冒险的氛围，将冒险的文化要素融入科学文化之中。科研制度如果设计得过于严苛，则可能不利于鼓励个体主体性文化的塑造。比如对于一些合作性不强的学科，假如科研院所过于强制性地对研究人员进行时间管理，则可能在制度层面上鼓励纪律性与一致性，抑制个体独特性。一些研究人员可能习惯于深夜工作，这个时间段更有利于创造性想法的产生，但如果强制白天坐班，反而压制了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自由宽容文化的培育。此外，制度一旦建立，必须能够执行，建立起来但不能有效执行的摆设性的制度对于文化建设的影响是更糟糕的，因此制度的建设应该慎之又慎。而科学文化一旦形成，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如果不利的文化要素过多，将导致科技人才外流，不利于我国尽早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其二，科学制度中的教育制度仍需补充自然教育的部分。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传统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博物学始于17世纪，倡导对自然的观察和系统记述，生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等学科都是在对自然观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甚至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发展也与博物学传统紧密相关。之后，现代科学逐渐地从博物学传统中分离了出来。而我国基本是在现代科学与博物学传统分离之后，才系统地引入了现代科学，因此，我国科学制度中的科学教育制度（包括学校正式教育与校外非正式教育）总体来说缺少了博物学传统。制度上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探索在我国的科学文化中被淡化。而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人际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反而过度地被引入了科学文化。因此，学校科学教育与校外科学教育应该更加重视自然教育，尤其在制度建设中加强博物学传统的教学模块，鼓励学生走到户外观察和探索自然，补上我们缺少的这一课，从而促进我国科学文化的进一步优化。此外，博物学传统中对自然的探索及其系统性的思维特征甚至不仅仅与科学文化有关，也涉及到人文、哲学，因此，对博物学传统的倡导可能加强学科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隔阂的打破，促进不同背景的人群加强相互理解。更进一步地，博物学传统还可能对人的基本价值观起到作用，从而可能促进我国整体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