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文化是指在科研活动与知识生产过程中，主动或被动为共同体成员所接受的一系列具有规训作用的规范、价值观、信念、目标和手段等的集合。一种得到普遍接受（不代表高度认可）的科研文化，其规训作用通过内化机制对共同体成员的偏好与行为产生持久的影响，当这种科研文化经过了多年的运行与实践，就会被逐渐固化、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呈现。这种固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难以清除的。如果科研文化构成中的价值观内容存在先天缺陷，由于价值观的道德负载，那么科研文化在道德层面就有沦为退化纲领的可能性，由道德退化纲领支撑的科研文化环境对于共同体而言就是环境不友好的。它造成的后果包括两个方面，微观层面上导致个体自主性与意义的丧失，宏观层面上导致科技活动喧嚣而肤浅，真正原创性成果贫乏，知识生产处于泡沫状态且不可持续。遗憾的是，我们当下的科研文化在微观层面已经开始呈现出了意义与自主性的快速衰减状态。由此，可以预见，如果不对退化的科研文化进行重构，那么科技活动将因为科研生态环境的恶化而逐渐从繁茂走向荒漠化。

1. 当科研文化沦为“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

针对科研文化退化的现象，中国科技界破解这个困境的努力要从2018年算起，这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破四唯”的概念，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评价倾向。虽然破四唯/破五唯的目标已经提出了7年，但时至今日效果仍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有效的、并被普遍接受的新标准并没有确立起来；其次，任何文化（规范）一旦形成就很难清除。在完美替代标准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可以采取逆向思维，既然不能在短期内消除原有科研文化的惯性和影响，那么可以采取稀释策略，即增加一些新的评价标准，并给予特殊的激励权重，以此开拓新的评价赛道，并稀释与消解旧标准与规范的影响。另外，加快对旧标准退出进程的监管，通过这种“一增一减”的策略，能够为新规范的确立赢得空间和时间。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局部的改变可以逐渐恢复科学共同体工作的自主性与意义，并在局部实现科研生态环境的绿洲，从而辐射与引领其他领域的效仿与跟进。

整个科技体系的退化是从支撑它的无数底层个体的活力丧失开始的。当整个体系成为吞噬个体精力与热情的黑洞时，它的维系就只能通过不断填加无数后来的个体来实现。客观地说，当下的科研文化正在让系统内所有的个体处于疲于奔命状态，那些支持知识生产的活力与热情在这套科研文化的规训下正在快速流逝。为了言简意赅地说明这种状况，我们不妨从科研文化中最具显性功能的评价与激励制度的角度检视当下科技系统的状态。

当下科研文化的价值观基础是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体，在功利主义层面，追求整体效率最大化（包括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在实用主义层面则是依赖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那句“有用便是真理”就是实用主义的最好理论名片，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管理者期待的是只要某一套规范行之有效，并能实现预先设定的宏大目标，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对于个人而言，只要完成系统设定的目标就能够实现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工作的自主性与意义是可以暂时放到一边的。在这种个人与系统的交换与共谋的勾兑之下，一个看似矛盾的“二合一”混合模式的科研文化范式就确立起来了。最开始的时候，这套科研文化范式以其简洁性与客观性得到了参与者、管理者与社会的多方认同，随着这套范式的逐渐普及以及不断迭代，整个科技界的“状态-结构-绩效”焕然一新，这种新气象激励了管理者加大推行这套科研文化范式的适用范围，在制度化的加持下，科技界的潜在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甚至开始出现透支现象，科研工作的意义与自主性则成为目标的次要点缀与副产品。更为严重的是，管理部门开始出现严重的路径依赖，而共同体内部则开始出现为了符号的恶性竞争，笔者称这种现象为个体坐上了逐渐加速、越荡越高的学术秋千游戏，此时他只能要么努力留在越荡越高的秋千上，要么被甩出去。这种没有刹车装置的科研文化范式给科技界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当初那个代表进步纲领的科研文化范式至此提前走到了范式生命周期的末期，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命运开始偏离学术主航道，普遍遭遇到笔者所谓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的境地，此时这套科研文化范式已经陷入危机状态，执着于真理的科学的纯真年代渐行渐远。

所谓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源于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强盗，他开设黑店，拦截过路行人。他特意设置了一张铁床，强迫旅客躺在铁床上，身矮者强拉其躯体使之与床齐；身高者用利斧把旅客伸出来的腿脚截短，人们称其为“铁床匪”。据韦伯斯特辞典介绍，在英文世界里，这个用法最早出现在1832年 ^①。中国古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削足适履”等，在今天的语境下，大多是指把一套标准强加于所有人。当下科研文化范式中的评价标准已经沦为“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严厉而缺乏弹性，一套标准衡量所有人，所不同的只是标准的精细化程度而已，不论你是何人，有什么个性和特点，只要你进入科技领域这个场域，你就要按照它设定的标准与规范来工作和生活，否则你会被以公正、客观的名义筛除掉，想想当下的学生毕业、年度考核、职称评审、非升即走等，但凡没有完成那个既定标准的，扫地出门、一别两宽已是双方最大的体面，这套评价标准已经到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这何尝不是“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在当下的狂欢，而且覆盖所有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试问，谁能绕过这道紧密的科研评价栅栏？学术界热议的“去四唯/去五唯”，不但没有成为破解“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的良方，反而导致了比之前更迷信也更“唯”的后果。反观当下，各种人才计划仍在如火如荼地运行，参与游戏的人如过江之鲫；相反追求卓越的人在目前的情境下极有可能在短期内被淘汰出局。最糟糕的是目前这种所谓的评价双轨制实则还是单轨制，老路径无比强大，新路径踪迹难寻，科学共同体的活力与激情就是在这种期望与绝望之间被消耗殆尽。

2. 科研文化道德化重塑的一种可能路径

任何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其内在价值观的折射与表征，仅改变外显的规范与规则而不改变其内在的价值观，一切变化只是昙花一现，用不了多久又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因此科研文化范式改革的关键举措是对其原有价值观进行道德化重塑，在此基础上重新设立规范，从而开启一种丰富的、多元的、具有解放功能的新科研文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价值观的道德化重塑才是根本之道。一旦价值观完成重塑，那么，由于新、旧价值观是不可通约的，因此变革后的文化范式不会出现反弹。一旦我们接受了一个自由的、有活力的，富有创新精神的科研文化，则原有的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为核心的，牺牲科研工作的自主性与意义的简单重复性的计件制的科研规范将被抛弃，谁还会喜欢那个让人压抑、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并让每个人内心焦虑内卷的旧范式呢？这种经过道德化重塑的范式可以让人摆脱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谓的“单向度”命运。

为了实现上述价值观道德化重塑的目标，不妨回到当今科技界遭遇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的困境。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也就证明了价值观的道德化重塑是可以实现的。传统的科研文化范式之所以扼杀了科学共同体的活力与创造性，并造成了普遍的愈演愈烈的内卷，原因在于旧范式的价值观是不道德的。它在科技系统内形成闭环结构，利用人的趋利本能作为内驱力，再利用社会分层的外在压力，迫使闭环结构内的群体陷入“跑步机”状态，只有不停地奔跑下去才不会被系统抛弃。毕竟科技系统如同齿轮一般嵌入整个社会系统，众多齿轮彼此咬合转动，导致整个社会系统越转越快，作为个体，无人可以让系统慢下来。因此，那些构成科研文化内容的符号系统开始异化，并呈现为深层游戏（deep play）形式，而科学共同体成员则陷入“高位稳定”的幻觉中不能自拔，即认为只要我能升到一个高位就可以摆脱这种内卷，殊不知，所有层级的人都这么想，结果是这种幻想最终演变为自我安慰式的向上攀登运动，非但没有消解内卷的趋势，反而让内卷越过边界向所有层级蔓延并加剧了群体间的竞争，这一切皆源于作为系统构件的齿轮一旦转动起来就无法停下来。

所谓的“深层游戏”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立法理论》一书中提出来的，意指：“赌注过高的游戏，从其功利主义立场出发，那些参与这样游戏的人是完全无理性的。那么他赌赢时这些钱的边际效用明显地少于他赌输时所失去的钱的边际效用。” ^② 在边沁看来，这种深层游戏首先是不道德的，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就是从法律上禁止它。当下的科研文化已经开始沦为一种深层游戏，所有人的所有努力也仅仅是为了在封闭的科技系统内通过学术资本的积累，实现社会分层，进而获得社会地位与荣誉。而这一过程只要与系统目标相契合即便与科学的真正目的相去甚远也是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的科研文化是异化的。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指出：“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识指导行动，与手段-目的关系相联系的内在的合理性的规范，就失去了意义。” ^③ 这里的知识可以理解为道德知识，原本各种符号与指标最初是作为激励与指导科研活动的手段出现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它们如今竟变成了科研活动的目的，造成这种本末倒置的推手是谁？如何防止手段在运行中演变为目的？在笔者看来，这一切皆源于短视的功利主义在当下的野蛮生长以及管理者的懒政与绥靖主义造成的，如果把时间线拉长，那些原本为了激励与规训而设置的符号与标的物都将贬值并黯然失色，而唯有作为目的的真理才具有永恒价值并会保值与增值。从中不难窥见，只要评价的时间足够长，那么手段是无法取代目的的。

如何让更多的人接受新的科研文化范式，这就需要对旧的科研文化中的价值观进行道德化重塑，如果说旧的科研文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理念基础上，那么新的价值观则倡导理想主义与长期主义，理想主义追求的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通过揭示真理追求自我超越与卓越，这是行动的价值理性所在，而旧规范下的行动则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如果说旧的科研文化范式崇尚的是短期主义，那么新的科研文化范式信奉的则是长期主义。在长期主义看来，真理才是科研活动最终的“圣杯”，那些被人们趋之若鹜的各种符号与标的物并不等于真理，所有的短期进步都不能取代真理的位置，任何人都可以在这条漫长的朝圣之路上耐心细致地打磨自己的产品，而不必把短期的进步看成是最后一战。

由于科研活动追求的目标不同，新的科研文化范式会促成环境友好型的科研生态系统的形成，它会给科学共同体成员带来久违的科研自主性、意义与自豪感，还有归属感与忠诚度，这一切有助于实现科研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而在以“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为代表的旧科研范式宰制下，个体的自主性与工作意义感严重丧失，如果不顺从现有的科研文化范式，无异于职业生涯的自杀。诚如威廉·怀特（William H.Whyte）所言：“在组织生活中，一个人的成功之路取决于他意识到，影响自己命运的大多数决定都是由他人做出的，而且很少有机会将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组织，他是应该与它进行合作还是不合作？一个错误的转折就会毁掉之前辛辛苦苦经营的一切。” ^④ 在旧范式的主导下，有限的体力、精力与创造力被严重透支与挥霍。这些无数底层个体疲于奔命的状态，则直接决定了整个科技系统的宏观表现，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道德的。近年来屡见报端的年轻科学家早夭事件就是这种价值观不道德、不人性的体现。这套规范“只知道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却很少考虑到人力资源的保护与永续发展。” ^⑤ 有研究证明，多元化的、宽松的、自由的、简约化的科研文化氛围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以及创造力的释放，在这种环境下，卓越科研成果频频产出，这是好的科研文化应有的回报，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存在者的存在与真理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真理始终是我们念兹在兹的心灵的自由与解放的源泉，而那些让人迷失的各种符号不过是科学征程上转瞬即逝的野花野草而已。

因此，当下的紧迫任务是逐步消解老范式的各种评价标准，同时增加一些秉承新价值观的新标准，通过弱化逐步取代原有的规范与标准的功能，使得新标准逐步获得更大的权重，这种稀释与重构两条路径同时运行的策略是破解当下科研文化困境的最优模式。而且这种渐进的改革模式能够最大限度上减少科技界的波动，保证科技活动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从而避免出现托克维尔定律（Tocqueville's Law）所暗示的糟糕局面，即“人们不是在压迫最严重的时候造反，而是在压迫开始松懈的时候造反。” ^⑥ 科研文化的道德化重塑，意在使人卸下各种符号马甲精神抖擞地重新站在科研的地平线上，毕竟，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只有符合道德的科研文化才能给科技发展以恒久的力量。

① Procrustean Bed. Merriam-Webster.com Dictionary, Merriam-Webster,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procrustean%20bed [2025-4-17].

②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3.

③ 塔尔科特·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 张明德,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2: 672.

④ 威廉·怀特. 组织人. 徐彬, 牟玉梅, 武虹,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82.

⑤ 王珂, 李侠. 为什么科学家早夭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民主与科学, 2021 （4）: 24−29.

⑥ 马里·奥邦格. 哲学与社会学的联系. 董杰旻,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24: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