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6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曾预言道，“当科学之环变得更大时，它会在更多地方碰到悖论”。与尼采的时代相比，如今我们更能感觉到一系列的不和谐，比如技术官僚的统治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对立，以及科学技术与道德关怀的对立、商业与艺术的对立。科学技术已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与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都密不可分，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专家提供关键信息以做出决策。然而，今天的专家体系很少会像熊彼特的竞争性代表那样回应选民的疑虑，问题就在于科学决策的细节往往是在黑箱中运行的，面对这种缺乏解释力的状况，熊彼特的精英也会感到不自在。
于是，无论是自下而上地，还是自上而下地，都产生了一种调适、甚至是一种革命性的重建的动机。这种动机集中地表现在科学决策的民主化当中。这一过程有着广泛的目标，如社会公正、规范性原则的改变、改善民主实践、改变公众的观念等；它展现自己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如质疑专家知识，重新塑造科研议程，提出政治要求，动员科学资源以及促使知识生产更民主化。STS领域的研究为公众审视专家的实践、知识主张和政治角色提供了工具，促进了这一发展趋势。STS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从库恩到科学知识社会学，已显示出科学家并非是人们曾经所认为的真理的公正发现者，他们的所有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政治特质交织在一起。而科学哲学由于长期关注于逻辑与方法问题，将广泛的科学的社会维度留给了社会学、历史学与政治学，从而对于科学的民主化这一趋势缺乏关注。
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的《科学、真理与民主》一书，从主流科学哲学出发，将认识论问题与科学和民主间的基本张力结合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科学大战”所引起的争论背景下，为科学的实在性与对其发生影响的社会因素找到了一个可以相互贯通的契合点，即科学的秩序，提出了一个称为“秩序良好的科学”(Well-ordered Science)的科学民主化的理想图景。所谓秩序良好的科学，就是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科学重要性”的因素，对科学研究的探究活动加以约束。而在基切尔看来，这种约束的力量应当来源于民主。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基切尔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杜威讲席教授，曾担任美国哲学协会主席、Philosophy of Science杂志主编等重要学术职务，并于2002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基切尔教授在数学哲学、生物学哲学、一般科学哲学、科学与民主问题、实用主义及自然主义伦理学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并获得了美国哲学协会用以奖励为科学与哲学研究做出前沿拓展工作的“普罗米修斯奖”。《科学、真理与民主》一书是基切尔教授的学术思想从传统科学哲学到科学的社会以及伦理问题转向的代表作，在该书中提出的良序科学的理想模式与一般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良序科学建立在一种实用主义的温和实在论(Modest Realism)基础上，即良序科学并不是要否定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我们不仅需要从科学中得到认知需求的满足，而且需要得到符合人们利益与兴趣要求的“重要真理”(Significant Truth)，要把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来进行，以民主的方式对关于科学研究的政策进行决定。良序科学所要求的民主决定方式是一种被基切尔称为“启蒙的民主”(Enlightened Democracy)的代议制协商民主，这种民主理念下的理想协商程序(Ideal Deliberation)能够理想地决定公众所需要的研究项目。
基切尔在中和科学真理与社会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良序科学的科学民主化理想图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得到了包括朗基诺(Helen E. Longino)、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杜普雷(John Dupre)以及贾撒诺夫(Sheila Jasanoff)等许多重要学者的积极评价。朗基诺的评价较好地阐明了基切尔的工作在科学哲学领域的贡献：“它开启了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即使是在认识论上持保守观点的思想家也能够将科学和科学知识理解为一种公共财富。它建立了一种哲学空间，使得涉及科学的价值与政治理论，甚至是必要的主观因素的考量具有了合法性。它展示了在一种相对规范的认识论基础上，关于社会和政治的考虑可以达到一种怎样的范围。成为一名真理的怀疑论者并不是对科学自治发起重大挑战的必要条件。这样，基切尔为科学哲学家们拓展了一个重要的舞台。”[1]
塞尔维茨(Daniel Sarewitz)的评价则从科学政策的理念角度说明了本书的贡献：“细心的观察者长久以来就一直知道，关于科技政策的假设和实践应当做出改变，以保证科学成为一种具有更高社会责任和产出效率的事业。然而，这一方向上的重大进步所等待的不是关于政策革新的更佳理念，而是能够使这些理念获得牵引的崭新的公共商谈。基切尔的理论废弃了二战之后的科学政策的形而上学，却并未触及科学本身的价值和有效性，他的理论为我们指出了我们需要前行的方向。秩序良好的科学这一概念不仅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框架，而且，它还树立了一个在这个以空前的科技驱动的社会变化为特征的时代里能够指引科学政策的商议与制定的高标准的社会目标。”[2]
正如基切尔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所阐述的那样：“我们还不习惯于思考，我们获取知识的努力以及其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纪录，以何种方式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和利益。我认为，这正是因为在民主社会实践的科学与民主社会的基本理想之间存在张力。我把这一点表述为这样一个论题：科学并非是良序的。”[3]良序科学将科学哲学与政治哲学结合起来，既关注科学理想也讨论民主化的制度，正如布朗(Mark B. Brown)指出的，良序科学的构想是一种“关于科学政策的政治哲学”[4]。因此，本书由一位重要的科学哲学家通过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科学形象进行改造后，论证了一种对科学研究进行民主决策的理想模式，为当代科学政策的基本理念尤其是科学决策的民主化议题提出了一个具有前景的方向，对哲学学者和政策学者而言都有重要价值。
| [1] | Longino H E. Science and the common good:Thoughts on Philip Kitcher's Science, Truth, and Democracy.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2, 69(4):560-568.( 1) |
| [2] | Sarewitz D. Kitcher, Philip, Science, Truth, and Democracy. Policy Sciences, 2003, 36(2):197-202.(1) |
| [3] | 菲利普·基切尔. 科学、真理与民主. 胡志强等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30.(1) |
| [4] | Brown M B.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policy. Minerva, 2004, 42(1):77-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