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制度创新等多种类型的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障碍，国际经济竞争显著加强，国内经济的发展质量亟待提升。在这种形势下，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生产力质态跃升，为中国突破发展瓶颈、重塑全球竞争优势提供战略支撑。

科技创新与社会系统深度耦合，为此，科技创新不只是技术议题，更是公共议题。以AI技术为例，相关的技术突破可能重塑权力结构，如算法对公共决策具有直接影响，伦理问题可能瓦解社会的信任基础，如深度伪造能够极大地冲击信息的真实性，而深层次的经济影响则可能直接关系亿万人的生存处境，如近年来社会热议的算法困境问题——“算法，到底是不是‘困’住外卖骑手的真凶？”等等。作为一个公共议题，“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应该由谁来决定、如何决定”成为了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创新驱动发展，以何驱动创新？

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于1950年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一书。在书中，他指出，“自从我们发现了原子弹以来，我们的报纸一直在渲染美国人‘懂得如何做’，但是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品质是‘懂得做什么’，我们不仅据此来决定如何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且据此决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社会对‘懂得做什么’知之不多。现代人似乎更愿意接受高度敏捷的机器所做的一系列决策，而不想再去思考一下一系列决策背后的动机和道理是什么，而是任由机器和机器的制造者把我们内嵌于社会行动之中，那么人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机器的组成部分。” ^①沿着诺伯特·维纳的思路，我们可以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层次来理解“懂得做什么”的知识，分析以何驱动创新。

首先，从短期来看，科技创新的重点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需要回答实用性问题。

按照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理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②，最初，人们对创新的理解主要基于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着重探讨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破解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但现行管理体制使其在落实层面上受到诸多制约，科技计划中的项目选题大多由科研院所和高校牵头提出，科研人员对需求的认识往往不同于真正的需求。例如国家半导体激光技术创新中心在建设中曾用时16个月完成了创新中心的厂房、洁净室建设以及设备购置安装调试，实现了晶圆级芯片制备，用时2个月研制出80 Gb/s的高速面发射激光芯片，但仅可靠性突破就花费了16个月，这是由于研发工程师对影响可靠性背后的科学问题理解不够。最终经研究发现影响可靠性的原因是“自发辐射增强的缺陷增殖和迁移”，从而通过工艺中控制缺陷的产生方法，解决了可靠性问题 ^③。而对于一些新概念、新现象、新技术，也需要根据领域特点和产业需求，促进变革型应用的实现。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健全面向市场的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以企业为主体组织开展需求导向的研究，引导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创新要素真正向市场需求会聚。

第二，从中期来看，制度性规约与程序化管控是实现科技创新发展方向与人类价值目标协调统一的基础路径，也就是需要回答规范性问题。

新兴技术发展速度很快，具有重大影响力，也具有一定的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特性意味着其发展和应用将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科学共同体、社会组织及公众等。由于各方利益诉求和风险偏好不同，不同主体对新兴技术的价值判断和风险感知也存在差异，进而在风险识别、评估及归因逻辑上产生分歧，甚至引发冲突。在此背景下，各利益相关方都试图通过风险界定来维护自身权益，规避潜在风险。这种局面可能影响社会各方对新兴技术的理性认知，进一步加大风险治理的复杂性 ^④。为了更好地应对新兴技术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复杂问题，科技治理需要超越技术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协同参与的“共治生态”，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协调各方的利益，使得科学发展和决策过程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未来需要通过立法管制、产业监管、伦理审查、规范行为、对话沟通、全球协作等多重机制，确保技术演进始终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

第三，从长期来看，需要坚持人本主义，重塑人文文化，为科学发展提供精神坐标与社会土壤，以达到造福人类的目的。

19世纪以来，科学及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因其特有的功能和价值展现出了庞大的力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片面追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增长。科技理性的无限扩张，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暴露了技术快速进步与治理框架脱节的冲突。“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要摆脱唯科学主义的困境，强化文化的引导作用，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前提 ^⑤。”在AI技术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文文化及文科的核心价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也需要重新审视并重塑人文文化及文科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反思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思考如何捍卫人的主体性、保持人类的独立性和创造力，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清晰的意图和既定目标为指引，避免陷入形式上的中立陷阱。“这一目的应该是致力于和平的，是清醒认识到技术之局限性的，是将服务于公共福祉的项目摆在优先地位的，并且是植根于社会信任与和谐的 ^⑥。”当然，文化引导需尊重科学的客观规律与自主逻辑，过度干预也可能阻碍进步。未来的理想状态是形成文化引导-科学自主-伦理反馈的动态调适机制，人文文化渗透到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形成双向塑造的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①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Opie R Tran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②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 何畏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③ 佟存柱. 有组织推进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基金. 2024，38（2）：368−369.

④杜鹏，王孜丹，曹芹. 世界科学发展的若干趋势及启示.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5）：555−563.

⑤ 张谨. 从“科玄论战”看“两种文化”分类的根源及其融合路径. 理论月刊，2015 （8）：69−73.

⑥ Verity Harding. AI Needs You: How We Can Change AI’s Future and Save Our Ow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4: 234−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