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信息传播手段的丰富提高了公众对科学的关注。然而，由于科学不确定性的存在，转基因、垃圾焚烧、食品安全等科学争议事件层出不穷，科技发展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给科学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专家与公众的关系趋于紧张。随着公众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近，作为外行的公众也希望参与到科学之中。

20世纪7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对科学知识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社会学分析，它通过打破科学知识在社会中不证自明的权威性，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专家、公众及他们与科学的关系。随着科技在公共政策中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对科学与公众关系的讨论成为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是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思想，在公众如何参与科学的问题上提出了兼具描述性和规范性的理论方案。

国内学界已经从科学民主化的角度对公众参与科学问题进行了认识论层面的哲学分析^[1][2][3]，也分别对专长规范论^{[4][5][6][7][8]}、公民认识论^[9][10][11]和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思想^[12][13]进行了介绍。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以上三条理论路径的联系和差异。基于此，本文力图呈现STS中关于公众参与科学的整体理论图景，对三种理论方案进行述评，检视科学与公众关系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公众参与科学的可能性，为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启发。

一、贾萨诺夫：公民认识论

20世纪50至60年代，美苏冷战导致的科学知识竞争在美国引发了关于民众科学教育素养的担忧，随后大规模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开始兴起。在大规模的科学素养调查中，公众被看作是不具备科学知识的个体，约翰·杜兰特（John Durrant）将其称为通过科学家向公众单向传播科学知识以促进公众对科学理解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14]随着西方民主运动的开展和学术界批判思潮的盛行，“缺失模型”已无法满足当时的思想主流。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公众理解科学”报告，报告强调公众在接受知识的同时，还需要增进对科学的理解。^[15]1992年，旨在通过打破公众与科学家的隔阂、重拾公众对科学信心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PUS）杂志创立，继承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批判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公众的科学素养、公众对科学的心理认知和处于不同情境中的公众对科技的意义建构构成了主要的研究内容。^[16]

在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范式下，STS学者开展了大量经验研究以探讨不同情境中的公众是如何形成对科学的理解和感知的。菲尔·布朗（Phil Brown）在研究受水污染造成儿童患癌的社区时发现，当地人通过自发收集数据推动了癌症治疗，他提出“大众流行病学”（Popular Epidemiology）说明外行能够补充科学权威的知识生产；^[17]通过对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故后坎布里亚山农的研究，布莱恩·温内（Brian Wynne）认识到公众对科学的怀疑态度并非是对科学知识的复杂技术细节缺乏了解，而是由对科学及其相关代表的不信任所造成；^[18]在史蒂文·爱普斯坦 （Steven Epstein）对美国艾滋疗法社会运动的研究中，非专业人士通过与科学家合作，成功挑战了科学知识的权威，并改变了艾滋病药物临床试验的科学程序。^[19]然而，这些研究都局限于经验描述的层面，并未上升为规范性的议题。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学界开始认识到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局限性，即忽视公众在解决科技问题上具有的潜力。基于公众能够利用科学知识为自身赋权，研究者试图发掘公众在科学决策中的价值。20世纪末，公众参与科学范式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公众参与科学范式认为，只有通过让具备一定能力和知识的外行参与科学讨论和知识创造，才能克服原先科学决策存在的限制。

贾萨诺夫是公众参与科学范式的一大倡导者，她认为公众理解科学范式不仅忽视了科学理性来源的多样性，还忽视了集体认知中的知识对于公众观点的影响。^[20]贾萨诺夫通过研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集体选择的科学主张，在理论上重新阐明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形成公众如何产生和利用知识以便做出集体决策的“公民认识论”（civic epistemology）的框架。在《自然的设计：欧洲的科学与民主》一书中，贾萨诺夫比较了英、美、德和欧盟的生物科技政策及其制定过程，探讨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如何塑造了本国的科技政策，将“公民认识论”归纳为“一套制度化的做法，特定的社会成员通过这种做法来考察、反对某些用于作为集体选择之基础的科学主张”。^[20]388

公民认识论将公众对科学的评价看成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实质上来源于贾萨诺夫提出的“共同生产”^[21]（co-production）的话语。“共同生产”说明了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和价值都是在社会世界中构建起来的，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处于共同生产之中。它将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与组织和控制世界的方式关联起来，消解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的二分。在这个意义上，公众参与科学能够生产出有效的科学知识，公众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一员具有参与科学决策的合法性。

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公民认识论在提出后产生了巨大反响，学者纷纷利用这一理论工具开展科技政策的文化分析。^[10]然而，大量的经验研究发现，公民认识论之外的因素也在重塑公众参与科学的内涵：丹尼尔·克里斯（ Daniel Kreiss）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中发现党派认同打破了公民认识论成为人们认识科学真理的基础；^[22]周奎（Kuei Tien Chou）从自反性治理的角度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台湾地区民间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反污染事件，发现民间社会的战略行动突破了权威的专家政治从而塑造出新的公民认识论。^[23]除此之外，文化的差异性也为该理论的标准化应用带来了困难，^[24]比如民主不够完善的国家也许并不存在公民认识论。^[10]并且该框架未将政治制度纳入考察范畴，预设了制度安排与集体认知方式一致的情境，实际上不同群体往往存在不同的集体认知方式。因此，在公民的集体认知倾向与制度安排分离或冲突的的情况下，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11]

二、柯林斯：专长规范论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巴斯学派的创始人柯林斯在跟踪科学家的实验活动中通过区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形成了“相对主义经验纲领”（The empirical program of relativism，EPOR）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思想。在此基础上，柯林斯提出了实验可重复性并不能决定科学家拒绝或支持某项理论的“实验者回归”（experimenter's regress），^[25]它说明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科学事实，科学事实的形成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进入9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思想对自然科学的渗透引发了关于科学本质的长期论战，这促使柯林斯重新思考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尽管公民认识论为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也为西方的科学民主化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但在柯林斯看来，公众通过分享科学的专业知识就能生产出与科学共同体同样的知识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将“公众伪装成专家”的做法会产生致命性的灾难。^[26]不同于提倡公众不加限制地参与科学的公民认识论，柯林斯通过区分不同的专长类型和科学决策阶段来说明公众参与科学的问题，为公众参与科学加入了限制条件。

2002年，柯林斯与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发表了《科学研究的第三波》一文，将科学知识的分析从实验室内部扩展到了公共领域，修正了“相对主义经验纲领”，提出了与“实验者回归”相对应的“专家回归”（expert's regress），即公共的科学事件发生之后才知道谁是专家。在这篇文章中，柯林斯和埃文斯纲领性地总结了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三波浪潮：第一波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这波浪潮在实证主义科学观主导下的科学知识享有绝对的专业权威。第二波浪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SSK建构主义思潮下的科学知识不再具有纯粹的理性，公众在科技决策中获得了参与上的合法性。这也是以贾萨诺夫和温内等最初倡导公众理解科学的学者一直在推动的研究工作。但是，柯林斯意识到这种不加限制的公众参与的合法性导致了科技决策中“扩展性问题”的出现。在环境问题的决策研究中，柯林斯发现公众过度参与导致了决策的技术性不足，这是不利于科学决策导向的理性结果的。在此背景下，柯林斯和埃文斯创建了“专长规范论”（Normative Theory of Expertise），试图以专长（expertise）和经验（experience）来取代旧的科学和真理。^[27]他们认为，科学的社会研究正在进入第三波浪潮。

专长规范论的核心是对专长的类型学划分。在《科学研究的第三波》中，柯林斯和埃文斯区分了普遍存在的专长和专业领域存在的专长，分别指社会成员的社会化知识和在特定科技领域内经过长期训练获得的默会知识。专业领域存在的专长又进一步分为贡献性专长（contributory expertise）、互动性专长（interactional expertise）和参考性专长（referred expertise），分别指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专长、仅通过语言的交流就可以获得的能与科学研究者进行互动及开展社会学分析的专长和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如科研项目管理领域的专长。^[27]其中，互动性专长打破了内行与外行的知识鸿沟，为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后来，考虑到离专家群体相对疏离的社会公众无法运用专业知识对某一科技问题进行判断，柯林斯将专长的规范论发展为专长的现实主义理论（Realist Theory of Expertise），并对专长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区分：“元专长”（mate expertise）是作为外行的公众用于判断专家主张的专长；“可变性元专长”（transmuted meta-expertise）是运用非专业的社会知识对科技决策进行评判的专长；“非可变性元专长”（Non-transmuted meta-expertise）是内行专家依赖于对技术的专业理解做出的科技决策判断的专长。^[28]在“可变性元专长”内部，柯林斯又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区分，^[29]如表1所示。通过对可变性专长进行划分，帮助公众摆脱对专家权威的依赖并做出合理的判断。

将科学决策分成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30]是对专长规范论的一大重要补充。技术阶段的决策优先考虑的是强调证据、理性等具有重要性的价值观，以便达到其判断标准。对于技术阶段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和由此引发的争议，则需要进入到政治阶段去解决。政治阶段关注的是允许在其中进行技术性辩论的政策框架，并通过这些辩论追究责任，涵盖舆论、经济成本和收益、对不同社群的影响等更加广泛的问题。其中，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是相互交织的。在此基础上，柯林斯认为技术阶段的判决应是内行专家的特权，只有关涉到与社会价值相关的部分才能由非内行专家决定，公共领域的科技决策如果仅考虑政治阶段的因素可能违背技术阶段产生的共识。^[31]通过划分科技决策的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柯林斯等人想要说明的是作为非科学专家的公众所形成的科技判断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公众参与科学的过程中要防止陷入将普通人对技术问题的看法与专家意见同等重视的“技术民粹主义”。^[32]

当前，受专长规范论影响的“专长”研究已经扩展到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但专长规范论对文化情境的忽视，却引起了广泛争议。专长规范论背后蕴含的“限制参与”倾向违背了西方的鼓励公众参与以批判地监督需要专家解决的议题的民主传统。以贾萨诺夫和温内为代表的STS学者构成了对专长规范论的主要批评阵营。贾萨诺夫认为它是一种道德上的“背叛”，她通过硅胶乳房假体损害女性健康的诉讼案例，表明当科学知识与社会知识共同生产时，专长的概念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有效的理论资源，因为面对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专长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非预先被认可。^[33]在温内看来，专长理论从公众参与之初就对参与者的观点、经验和能力进行了预先的设定，在某一命题争论的参与权利之外忽视了作为外行的公众的认知价值和社会认同的合法性，因而公众参与的合法性问题并未解决，是向科学研究第一波的一种理论倒退。^[34]阿里·瑞普（Arie Rip）将“专长”称为一种“修辞策略”，因为该理论框架给公众强加了特定的意义。^[35]罗德里戈·里贝罗（Rodrigo Ribeiro）和弗朗西斯科·帕·利马（Francisco PA Lima）提出的“沉浸类型”（type of immersion）^①[36]说明每个个体在一种生活形式中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经验，个体经历的每一种特定的经验都不能独自处理涉及技术问题的公开辩论中发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因此互动性专长并非是一项孤立于社会的技能，这在如何以不同的视角、经验和能力来调解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上有巨大的挑战。并且，不同专长差异性的确立涉及到不同的价值信念的复杂缠绕，因而容易赋予某些群体特殊的权力。

三、拉图尔：新政治生态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巴黎学派的创始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是“实验室研究”纲领的代表性人物，他开辟了科学人类学的研究路径。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图尔反思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传统，与迈克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共同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它不仅开启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还在广义对称性的整体视角下重构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20世纪后半期，西方的环境危机凸显，出现了大量的环境保护运动，政治生态学在环保运动的浪潮中受到了关注，但它一直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在环保运动中发挥着较为有限的作用。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保护运动，拉图尔立足于对未来有可能威胁人类自身的生态危机，形成了“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的科学政治学思想。在拉图尔看来，公民认识论和专长规范论关于公众参与科学问题之争的症结在于现代性框架下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柯林斯的专长规范论不仅忽视了技术阶段与政治阶段在现实中的缠绕，还忽视了不同知识主体利用行动者网络而进行互动的动态过程；^[37]公民认识论同样忽视了外在于人类社会的更大的行动者网络，因而所要实现的民主无法应对人类自身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而只是一种“软弱的民主”或“幻象”。^[38]

在生态问题上，拉图尔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描述性方法应用到重构“科学”与“政治”的规范性方案上来。这一方案反思了人类社会中关于公众参与科学的讨论，将人类和非人类共同纳入科学技术的民主之中，思考对象也从实验室内部的科学实作扩展至宇宙间的生态万物。《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一书是拉图尔重构“科学”与“政治”思想的集中呈现，随后出版的《重组社会》《面向盖娅》《脚踏实地：新气候政权的政治》等著作是拉图尔科学政治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传统的政治生态学，拉图尔认为它是一种自然与政治分离的生态学，自然在这里是被用来限制政治的。传统的政治生态学往往诉诸于以政治为表征的社会去解决生态问题，这种依赖自然去促进民主的尝试在拉图尔看来已经失效。^[38]因此，在ANT的基础上，拉图尔将“民主”的内涵延伸到了所有的行动者，重塑了传统的政治生态学思想。

一方面，拉图尔重构了“科学”。拉图尔认为人类当前的“科学”是一种“大写的单数科学”（Science），即经由认识论的政治化的科学，它有着为政治服务的义务，主导了人类对科学的认知。同时，拉图尔用“单元自然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来形容当前人类社会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前者是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观对自然进行的单一表征，即把所有的物质文化概念简化为社会表征；后者是指不同政治制度在“大写的单数科学”的保护下获得了权威，人类行动者便通过这一“科学”的中介诉诸于政治的干预来终结现存的争议。^[38]然而，“单元自然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在当前的民主政治中存在不可通约性。因此，拉图尔呼吁放弃被赋予人类价值的“自然”概念，提出了每个人必须直接面对的作为“盖娅”的自然，并将“人类纪”与盖娅假说结合。^[39]这样一来，科学就从政治性中解救出来，用一种“小写的复数科学”（the sciences）替代现有的“大写的单数科学”（Science）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拉图尔重构了“政治”。基于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拉图尔对当前的民主政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要解决生态运动的困境，就需要超越民主制度的“旧宪章”框架，从人类民主走向万物民主。“宇宙政治学”（cosmopolitics）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替代方案。拉图尔主张要实现真正的科学民主化，需要建立人与非人构成的新宪政去代替当前的两院制的政治。^[38]真正的民主不应满足于人类社会的当下，只有通过联合宇宙中所有的行动者，才能共同达到终极的、不受将来的危机威胁的万物民主。

行动者网络理论推动了STS的本体论转向，使传统的关注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理论逐渐让位于关注科学实践的实在性理论。^[40]从拉图尔对公众参与科学的反思可以看出他的核心观点在于对科学的决策和治理应当源于自然与社会形成的集体的共同努力，其中科学与政治实现了相互定义。拉图尔的“宇宙政治”思想说明了为何科学技术无法产生公认的事实知识而是产生带有科学不确定性和政治争议的焦点问题。^[41]但是，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思想也招致了大量批评。柯林斯认为这种源于法国符号学传统的消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广义对称性”方案是一种倒退，“会导致我们再次去拥抱由科学家与技术专家采用的技术的、规则控制的、描述的优先权，而我们曾经学会了如何忽视这一切”。^[26]107温内认为异质性网络形成时吸纳公众的过程体现了认同的单一性，忽略了公众参与到其他交叉网络的可能。^[16]布朗指出这一方案将政治机构归于非人可能会掩盖责任问题，还暗示了在相对有意识的行为者之间没有主观冲突的可能。^[41]我国学者张亢认为，这一行动者网络暗含着需要更多的行动者才有利于争论，因而忽视了实践中不同模式的不可通约性，难以在实践中践行，反映出人类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局限。^[12]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STS理论比较

在第三版 《科学技术论手册》（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Studies）中，瑟乔·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提出了STS走向公共领域的四种研究范式（见图1）。在规范性的行动主义方案（即“政治价值”）和描述性的建构主义传统（即“基本原则”）两个维度下，STS的“参与纲领”（engaged program）联结了理论建设和民主行动双重目标，保持了描述性和规范性的张力。因此，它弥合了STS领域注重理论研究的“高教会派”（high church）和注重经验研究的“低教会派”（low church）的长期分离，不仅沿袭了理论传统，还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42]

在STS“参与纲领”研究范式之下，贾萨诺夫、柯林斯和拉图尔基于他们的科学社会学理论发展出研究科学技术与公众关系的科学政治学思想，分别形成了公民认识论、专长规范论和政治生态学三条理论进路。接下来,本文将在前文论述基础之上，围绕“为何参与”、“谁参与”和“如何参与”三大主题，对三条理论进路展开比较。

1. 为何参与

总体来说，三条理论进路都在现实世界中为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表明公众在参与科学相关议题中的正当性。

公民认识论建立在西方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基础上，并推进该范式进入到公众参与科学的阶段。公民认识论将公众主体看成是科技政策形成的主要来源，通过融合科学知识与社会知识，实现了两者的协调，为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文化维度的理论资源，消解了传统上内行与外行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对立。专长规范论是柯林斯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发展到科学研究第三波浪潮中的理论产物，它看到了这种内行与外行界限的模糊所带来的危险。基于现实中公众对科学的无限参与的状况，专长规范论提出了区分专长类型和决策阶段以保证科学决策有效性的理论方案。这一理论方案从专长多样性出发论证了公众也具备参与科学的“元专长”，实现了专家权威和非专家权威的协调，是对公民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能够为公众参与科学提供认知维度的理论资源。专长规范论对“科学”的理解是工具主义的，它将科学视为一种“资源”，^[34]有着为政治服务的义务。公民认识论则扩展了科学为决策服务的内涵，他们将科学看成一种“文化”，不同文化情境下的公众对科学有着多样性的理解。由此可见专长规范论和公民认识论都论证了公众是有能力参与科学问题的重要行动者。

而拉图尔发展出的政治生态学思想通过重构“科学”与“政治”，为当下人类处理科学与公众关系的实践提供了一套理想方案。拉图尔认为专长规范论和公民认识论都将科学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专长规范论更偏向于现代社会的科学就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尽管公民认识论看到了自然的多样性，专家之外的公众对自然存在更加多元的理解，但认为“科学表征自然”，即科学只是代表了一种自然。两者眼中的科学都处于拉图尔所言的“大写的单数科学”（Science）范式下，认为科学能够为自然代言，科学是表征自然的方式。拉图尔认为以上的自然观念其实都是一种政治划分的结果，要实现万物的民主应当放弃“自然”和重新定义“科学”—自然只能靠自然解释，而不是靠社会解释，科学需要为自己发声。拉图尔所设想的政治生态学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参与式理想虽然对公众参与科学问题无现实层面的帮助，却为当下公众参与科学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为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符号维度的理论资源。

2. 谁参与

“谁参与”涉及到公众在参与科学事务中的角色问题，三条进路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维度的思考。从“公众参与科学”研究范式看，参与科学的主体是“公众”。但三大理论家对“公众”的理解存在不同看法。

专长规范论和公民认识论的争论点在于公众是作为主体还是客体参与到科技之中。在专长规范论中，“公众”是服务科技决策的客体，即作为外行的公众在参与科学的过程中是工具性的，侧重于参与的知识资格。公民认识论看到了“公众”背后复杂的文化多样性，因而公众在科学参与中更偏向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因此，柯林斯等人体现的是更注重决策部分的自由平等主义立场，而以贾萨诺夫和温内为代表的反对方体现的是更注重审议部分的话语伦理立场。^[43]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则超越了现代政治哲学的范畴。拉图尔对公众参与科学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反身性的思考，并将其落实在对传统政治生态学的批判与重构之中，认为公众参与科学不能忽视人类社会以外的非人行动者。他引入的“正当程序”所要追求的主权是集体的主权，而不是国家的权利，以此要解决的是一个集体与构成这个集体的实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的问题。^[44]不同于在人类社会的视野中理解“公众”，拉图尔区分了客体与非人类、主体与人类，将视野延伸到了更广阔的人与非人联合的世界。拉图尔将主体定义为“人类沉湎于自然之争和奋勇抵抗被科学对象化的结果”，将客体定义为“非人类把自然的争论加诸主体政治的一门课程”，只有摆脱了二分，非人类才能占据恰当的位置”。^[38]99-101非人类不再完全是客体或社会的结构，只有人类与非人类构成的“集体”才能对共同世界进行探索。因此，拉图尔和贾萨诺夫都认为非科学专家的公众本身是有价值的，而柯林斯则认为公众只是“对内行赋予事物的意义感到困惑”，^[45]51本身并不具有和内行专家同样的价值。

3. 如何参与

那么，公众应该如何参与科学呢？三条理论进路从不同角度给我们留下了思考，也为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指明了方向。

公民认识论强调公众并非是科学主张的被动接受者，而在科学知识生产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公众理解科学范式向公众参与科学范式的转变，科学民主化在西方展开，其中技术咨询委员会、技术评估委员会等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为政策服务的同时，也注意扩大政治代表来源的多样性。“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运动在科学民主化大潮中蔓延开来，它在西方的实践被划分为“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和“公众解决科技问题”三个阶段。^[46]公众参与科学的形式日益多样化，专家和非专家会晤的新型论坛、开放获取（open access）、众筹科学（crowd science）、公民陪审团实验等都丰富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内容，拓展了公众的社会价值。然而，公民认识论指导下扩大公众参与科学的做法受到了柯林斯的批评，他提出的专长规范论反思了科技决策中科学性不足带来的挑战。考虑到公众作为外行的有限理性，柯林斯等人对公众如何更有效地参与科学提供了解决方案，即通过引入“专长”的概念扩大了科学决策的知识来源，将科学决策划分为不同专长起作用的不同阶段，保证了公众参与科学的规范性。和贾萨诺夫和柯林斯有着本质差异的拉图尔则主张超越人类民主制度的“旧宪章”框架。在旧宪章中，人类不经过正当程序就以单元自然和多元文化的区分获得对世界的认知，而拉图尔将民主视为一种联系方式和问题集合，拓展了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理解。拉图尔主张要实现真正的科学民主化，就需要建立人与非人构成的新宪政去代替当前的两院制的政治。但是就现实实践看来，这只是一个哲学层面的理想。

由此可见，如表2所示，尽管同样发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传统的三大理论都对公众参与科学的方案进行了理论探索，并围绕公众参与科学的问题形成了诸多的理论关联，但三者却在主要观点上存在较大差异。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对西方公众参与科学的三大STS理论成果进行了述评。公民认识论、专长规范论和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不仅在原来的STS建构论基础上提出了规范性的问题，还为西方公众参与科学的现实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对讨论科技与社会相关议题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情境的时空变化，公众参与科学的STS理论也面临挑战。一方面，西方的科学民粹化对公众理性参与科学带来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科学的STS理论在非西方社会出现了适应性障碍，对我国而言，需要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下重新审视“公众参与科学”这一主题。

1. 西方公众参与科学的理性挑战

上世纪，随着西方科学民主化的开展，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的内在矛盾在现实实践中体现出来，专长规范论和公民认识论都在应对这一矛盾上做出了重大努力。柯林斯等人将不同类型的专长进行区分，提供了公众参与科学的认识论方案，有助于解决科学性不足的问题，贾萨诺夫等人发掘了专长背后更广阔的文化因素，有助于解决民主性不足的问题。在拉图尔看来，要彻底解决公众参与科学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矛盾，需要通过建立一个由人与非人构成的集体并按照正当程序同化外部现实的新宪政得以解决。可见，这三大理论路径都在努力推动公众参与科学，并指导着科学民主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进入21世纪，网络社会的崛起重塑了社会中的权力结构，^[47]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要求科学应纳入社会公众持有的价值观。并且，社交媒体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争议性科学议题的讨论空间，民众运动的非理性宣泄成为常态。西方进入价值先于事实、真相让位于情感的“后真相”政治时代（post-truth era）。在“后真相”时代，个人的情感因素超越了事实的客观性，使公众参与科学的过程中出现了无视专家知识、虚假参与等问题，对公众理性参与科学决策产生了负面影响。STS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尽管公众参与科学最初的目标值得肯定，但若不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公众知情科学事实，科学民主化的道路就可能会偏离最初的方向。柯林斯继续用专长的规范理论捍卫科学真理，专长规范论通过预先设立可用于决策的专长避免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决策科学性的干扰，为恢复真相在社会中的地位提供了规范性的参考。拉图尔在后来的著作中对政治生态学的主张进行补充，呼吁关注错误信息的来源条件并发掘信息本身的“建构”性质，^[48]他将目光放在应对未来的生态危机上，为恢复真相在社会中的地位提供了反思性的图景。与柯林斯和拉图尔保护科学真理的主张不同，贾萨诺夫认为“后真相”这一话语表达忽视了政治环境中科学知识和社会规范的共同生产，因为植根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事实必然是关于社会意义的主张，因此解决“后真相”时代面临的问题并非要给科学权威适当的地位，而应用制度化方式对“谁产生了公共事实”“回应了哪些关注议题”“公众如何进行审议”等问题提供适当的解释。^[49]尽管三大理论家都提出了应对“后真相”时代的洞见，但蔓延于公众之中的理性危机却制造了公众参与科学的民主“幻象”。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要扩大公众参与科学的空间就成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STS在推动科学民主化上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了西方学者反思的对象。^②

公众参与科学的STS理论遭遇现实困境的同时，近年来兴起的科学传播学（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则从传播过程入手，对公众如何有效参与科学做出了更具现实意义的策略尝试，不再将公众看成是理性的主体，而是将关注点集中于公众对科学的认知、态度以及重建专家与公众的信任关系之上，弥补了实践中公众参与科学在STS理论框架下的不足^[50]。

2. 公众参与科学的STS理论在中国的经验反思

随着科技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在我国也受到大量关注。公众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科学的有关决策、如何应对由科技带来的生活不确定性等问题都促使我国学者进行经验探索。与西方“后真相”时代的反科学倾向不同，我国崇尚科学的文化环境则使公众参与科学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如表3所示，以三种理论进路相关的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这三条理论进路在我国得到的关注有显著差异。柯林斯的专长规范论已经得到了较为全面且深入的介绍，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也在近几年来开始被关注，而公民认识论在我国则较少得到讨论。

作者认为，国内学界对三大理论路线关注度的差异可以反映出公众参与科学在我国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我国的科技决策建立在专家体制的基础上，实施的是以民主和集中的统一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与西方国家的代议制协商民主政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公民认识论提出的预设背景正是西方国家的代议制协商民主，科技政策形成于公众的集体认知倾向。我国的科学专家在公共科技事务的决策中担任了一定程度的主导角色，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集体认知倾向，因而科学知识与社会知识处于共同生产中的观点在我国的适用性大打折扣。与贾萨诺夫不同的是，柯林斯提出的专长规范论对专长的划分就充分保留了科学专家在技术决策中的地位，这对我国对科技治理也更具启示意义。随着生态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思想开始被我国学界知悉，它超越了民主政治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差别。

由此可见，公众参与科学理论在我国发展具有一些局限。首先，我国目前的大部分科技决策仍然属于实证主义范畴下的精英决策。由历史发展而来的“依附性”政治文化约束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动机和意识^[51]，使我国的公众参与科学的政策实践难以开展；其次，我国公众整体的科学素养较低，在一些技术性较强的科学议题上只能依赖于科学专家；最后，我国缺乏公众参与科学的常规媒体环境，科学媒体化程度不高。以上都使公众参与科学在中国社会面临一定的障碍。但相比于公众参与科学的STS理论在社会学层面的经验探索，传播学的学者则在我国展开了大量关于公众如何更有效地参与科学的科学传播学研究。这不仅有助于解决空间上的文化适应问题，还能够发掘我国公众在参与科学议题上的潜力和不足。

随着跨层级和跨部门的多元协商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取代了原先的科技管理模式，我国的科技治理体系正面临着深刻变革。面对科技风险对公众生活带来的挑战，从单向的科学普及向开放、平等的公众参与的转变是我国科技治理的重要趋势。^[52]本文对公众参与科学的STS理论述评为拓展公众参与的多元化途径提供了启发，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仍需要学界持续的探索。

① 里贝罗参考柯林斯等的专长研究提出了五种沉浸类型分别为无沉浸（如机器）、自我学习（如读书）、语言社会化（仅仅依靠语言）、身体接触和身体沉浸（如实践）。

② 2017年《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杂志组织了关于“STS与后真相时代”的专辑，引发了STS学者对这一社会现状的反思，对“STS是否要为后真相时代负责”进行了充分的讨论。2020年《参与科学、技术与社会》（Engag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杂志组织了以“特朗普时代的STS”为主题的专辑，对STS在后真相时代应处于何种角色进行讨论，指出当下的首要需求是保护科学本身，应将对科学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讨论置于次要的位置，呼吁STS学者反思“知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