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1世纪确实是生命科学的世纪，那么“人类基因组计划”显然是这个新世纪最重要的奠基石之一。作为生命科学的“登月计划”，它常常被人们与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并称为三大科学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科学家领衔，经美国国会批准，于1990年正式启动，预算高达30亿美元，计划在15年内完成对人类完整基因组的测序。通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该计划于2003年正式宣告完成，是“大科学”时代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它所开启的“基因组学革命”（Genomics Revolution）得到了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讨论，引领了生命科学研究的潮流。中国科学家的参与，也使得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国内广为人知，并引起了生命伦理学领域的关注^[1][2][3]。不过，目前学界对于该计划本身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麻省理工学院（MIT）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的《重组生命：基因组学革命中的知识与控制（Reordering Life: Knowledge and Control in the Genomics Revolution）》（以下简称《重组生命》）一书首次从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的视角对人类基因组计划进行了深入分析。

该书作者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tephen Hilgartner）是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学系教授，长期以来关注新兴科学技术的社会和政治维度，尤以对生命科学领域的分析见长。他此前出版的《在科学的舞台上：作为公共戏剧的专家咨询》^①，借用戈夫曼的“拟剧论”分析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如何建构和维护其科学报告的权威性，曾获2002年度国际4S协会Rachel Carson奖。最近出版的《重组生命》可以说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关注点，即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密切关联。早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筹备阶段，希尔加德纳便开始进入某基因测绘实验室开展田野调查，持续参加相关的会议，并对有关科学家、政府官员、商业公司负责人等进行了将近两百个正式访谈，全程跟踪了该项目的进展。基于大量的参与观察、访谈和文献档案等翔实的一手资料，作者基于科学技术学的视角，深入地分析了基因组学革命中的信息管控问题，试图为我们理解新兴科学技术如何引发与“治理”（governance）相关的问题提供一个理论框架。《重组生命》目前尚无中译本面世，本文试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评介。

一、知识与控制：生物学革命中的社会学议题

人类基因组计划从正式宣告完成到现在只有短短15年的时间，但已然成为生物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1980年代中期，自该计划酝酿伊始，它的提出者便认为它将带来一场生物学革命，并“开创21世纪的新生物学”。然而，当时的测序技术远未成熟，都还处在零敲碎打的阶段。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工作量如此庞大的科学项目，绝不是某一个实验室就可以胜任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在于如何发展更高效的测序手段，也在于如何建立新的、“工厂”式的实验室并协调各个实验室之间的合作。更重要的是，随着测序工作的开展以及商业公司的加入，项目所生产的数据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数据成了一个紧迫而棘手的问题。而破解人类基因密码可能引发的众多伦理、法律及社会问题，也为许多批评者所担忧。深入考察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基因组学的发展历程，会发现这一场所谓的生物学革命，同时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议题。

本书所聚焦的，就是随着新的基因组学知识和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系列科学治理问题。作者开篇便指出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种种争议^[4]2：如何制定合理的制度，来规范基因组学知识的生产和使用？谁拥有人类基因组数据的所有权呢？所谓的“所有权”又该作何理解？在什么条件下，研究者应当将手中的数据公开或对之保密？不同的实验室之间应该以何种方式合作？研究者又该如何与新闻媒体打交道，并对社会担忧进行回应？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关乎某种“控制”（control）。它们的答案都要求建立某种新的、关于知识的控制模式，这些模式同时也是伴随着新的知识形式即基因组学而产生的。这里的“控制”包含三种形式。一是对“知识对象”（knowledge objects）的控制，即对包含或构成知识的实体在空间、时间和社会领域之分布的管理，知识对象包括研究结果、数据、生物材料、设备、技术人员甚至研究设想等等。二是对“辖域”（jurisdictions）的控制，即对行动主体（agents）势力范围内有界空间的管理，它既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社会政治和话语意义上的空间。例如，当我们试图搞清楚某一争议问题到底是属于“科学”的范畴，还是关于“政策”的问题时，实际上就是在将其划入不同的辖域。三是对“关系”（relationships）的控制，即怎样在行动主体如作者和出版商之间分配资格（entitlements）和负担（burdens），比如决定谁能够获取数据，他们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又承担了怎样的责任等等。这三种控制形式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

这些控制模式被称为“知识-控制体制”（knowledge-control regime）^②。这一概念构成了本书的核心理论框架，希尔加德纳将其定义为“一种社会-技术安排，它通过对关于知识的资格和负担进行分配的形式，规定了行动主体、空间、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范畴”^[4]9。知识-控制体制存在于不同的层次，规模有大有小—小到单个实验室、研究项目，大至整个科学共同体。其制度化程度也不一而足，有的是非常正式的法律条文，而有的则是非正式的惯例、约定等。即使在同一个领域，也可能同时存在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知识-控制体制。常见的例子包括军事和商业机密、专利法、科学期刊的署名和发表规则、知识共享协议，乃至某一实验室当中关于分享初步研究结论的惯例等。它们在管理知识的生产和使用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具有类似于法律的结构，对知识对象、行动者和辖域进行管控。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知识-控制体制都处在某种特定的“治理框架”（governing frame）之下，后者起着类似于宪法的作用，指导前者的实施和解读。

二、两面与一体：认知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共同生产

应当注意的是，“知识-控制体制”一词中的半个破折号并不是一个单纯用于构词的符号，它承载着一定的理论意义。这里的“知识”并非“控制”的前置定语，而是与之并置的一个对象。作者所强调的是，在基因组学的兴起过程中，新的知识内容与新的控制模式始终交错在一起，相互影响、彼此形塑。尽管我们将本书的标题“Reordering Life”暂译为“重组生命”，但它其实也包含“重塑生活”的含义。它是一个双关语：“life”一词既可以指基因水平上的“生命”，也可以解读为社会学意义上“生活”。基因组学的诞生不仅促进了基因工程的进一步发展，也改变了生物学研究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更广义的社会生活。我们往往能看到这两面，但通常不会认为两者是一体的。希尔加德纳沿用了希拉·贾萨诺夫提出的科学与社会“互动式共同生产”（interactional co-production）的理论框架^[5]28-36。这一框架源于对已有S&TS文献的高度概括^③，它有三个基本出发点：首先，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与安排社会关系的方式紧密相关，认知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共同产生的；其次，已有秩序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是知识和社会秩序彼此调适的过程；最后，对这些过程进行分析时，必须对称地关注知识的变化和社会秩序的变化^[4]6。

沿着这一脉络，在前两章中分别对本书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框架，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展背景作了必要的交待后，希尔加德纳在第三至第五章着重从不同的维度考察了知识与控制的共生过程（尽管这一主线贯穿始终）。作者首先从实验室当中的知识-控制体制着手，描绘了生物学家在与同行面对面的交流当中、面对索取数据和材料的请求、进行会议报告以及寻求合作时，如何使用各种策略管理和获取信息，以及这些策略如何影响科学结论的得出。在这一类知识-控制体制中，实验室领导往往具有最大的控制权，他们小心地划定自己的辖域，管理着知识对象的流动，试图赋予各种人以不同的资格、权限和期许。接着，作者以更为宏观的视角，从整个研究项目的水平考察了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如何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管理体制，并将其与英国一个类似的测序项目加以对比。两者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都涉及到多个基因测绘实验室，然而这两个项目却选择了不同的测绘技术，其知识-控制体制也大相径庭。前者将参与项目的实验室定位为单纯的数据生产者，而其他实验室则仅仅是数据使用者，数据的流动是单向的；后者则试图让项目初始数据的使用者为数据库贡献其他数据，由此建立双向的数据流动，而项目本身的实验室既生产数据，也使用数据库进行科学研究。这种差别也体现了两者对于科学事业的不同想象：美国模式将实验室的自主性放在首位，主张赋予其最大的自由，而英国模式则强调科学研究的集体性，认为不同实验室之间应该共享技术、材料和目标等。此外，希尔加德纳还重点关注了6种新的知识对象的兴起，包括互补DNA策略、已表达的序列标签（EST）、EST专利、EST私有数据库、EST公共数据库，以及作为普通工具的EST。对于这些新知识对象的取舍，并非仅仅是认知层面上的科学问题，也关系到价值观、管理、组织等社会文化问题。它们的兴起引发了许多关于知识-控制体制的争议和变革，如合作形式的重组、控制关系的改变等等。

三、稳定与失稳：知识-控制体制的维护及变革

以上着重介绍了知识-控制体制作为社会“结构”的方面，而身处其中的行动者之“能动性”也是不可忽略的一方面。尽管知识-控制体制规定了辖域、规则、行动主体的身份及其资格和责任，但并不能完全决定行动者的行为。行动者既可以遵守这些体制，也有可能对其加以忽视、抵抗、拓展甚至变革。随着基因组学革命而兴起的各种知识-控制体制，同时也为行动者展现其能动性提供了舞台。譬如，行动者可以选择是否或何时进入某种体制，可以在相互竞争的体制之间进行抉择，可以利用体制中的模糊之处打“擦边球”，可以对其阳奉阴违，甚至直接挑战其合法性。除了外部条件的结构性变化之外，行动者所具有的能动性也是决定知识-控制体制之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行动者之一就是“社会技术先锋”（socio-technical vanguard），正是他们发起、引领、推广并诠释着基因组学革命。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将焦点分别集中在基因组数据库管理方式的数次变革，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商业测序公司赛雷拉（Celera）之间的竞争上，考察了知识-控制体制的稳定性问题。

DNA序列数据可以说是基因组学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早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许多分子生物学数据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建立的基因库（以下简称GenBank）在生物学中许多领域都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世纪90年代前，GenBank的数据都是依靠其职员从已有文献中检索，再将其中相关的序列数据输入到数据库中并标注来源。这些数据的下载和使用是完全开放的。然而，随着80年代下半叶相关文献数量的指数级增长，这种依靠人力收集数据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且许多杂志已经不愿意发表序列信息了。于是，GenBank开始向杂志社寻求合作，将其知识-控制体制延伸到论文发表领域，希望杂志社要求作者在投稿时将论文中关于DNA序列的原始数据都上传到其数据库中。到1992年，已有36家杂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此后成为相关领域的常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此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开展了几个大型的试点项目，以探索大规模测序的方法和策略，并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果，比如首次完成某单细胞生物的完整基因组测序。问题是，怎样处理这些大体量的序列数据呢？如果直接将其提交到GenBank与其他科学家共享, 那么测序的实验室就失去了对这些数据率先研究并发表论文的机会，其工作会被认为仅仅是体力劳动而已；如果等进行测序的科学家们把手中的数据进行充分分析，进行投稿时才提交数据，可能得等上好几年，这也是科学共同体不愿意看到的。何时提交数据，成了问题的关键。

作为一个折衷方案，1992—1996年间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采用的规定是，测序数据完成后的6个月内必须提交。不过，随着测序工作的进行，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加强数据信息的透明度，以便合理地在各个实验室之间分配任务，防止重复工作和盲目竞争。到了1996年，一个新的知识—控制体制即“百慕大原则”（Bermuda Principles）被采用，它要求各实验室在获得DNA序列数据的24小时之内必须将其上传。该项规定一直持续到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结束，但期间依然引发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它带来了大量所谓的“UJAD数据”，即未在期刊发表但能在数据库中获取（Unpublished in Journals and Available in Databases）的数据。学术界的“通用货币”就是已发表的研究成果，那么这些数据又该处在怎样的地位呢？谁又有优先权使用这些数据呢？为了解决这些争议性问题，另一个知识-控制体制得以诞生，即2003年的劳德代尔堡协议（The Fort Lauderdale Agreement）。它要求这些公开数据的使用者以恰当的方式尊重资助机构以及数据生产者的权益。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可以看到在整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前后近20年的时间里，关于DNA序列数据的知识-控制体制经历了数次重构，并持续与关于论文发表、实验室等的知识-控制体制发生互动和重组。一个知识-控制体制的维护，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一个新的知识-控制体制能与已有的文化形式和知识-控制体制相契合，不会给关键的行动主体增加过多的负担，便更容易稳定和持续。

四、结 语

不管是业内科学家还是普通大众，或许都会同意以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代表的基因组学革命不仅是一场知识革命，也将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革—正如历史上许多其他的重大科学成就一样。只不过，人们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一种“科技发展离不开社会，同时也在改变社会”的阶段。这种近乎“默顿主义”的看法其实只注意到了冰山一角，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姑且可以称为“素朴的共生论”。它仍然将科学视为一个自主的共同体，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具有其内在的逻辑，而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的影响最多只是外在的。希尔加德纳的《重组生命》通过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详尽考察，向我们展示了在科学变革时期新知识的生产与新社会秩序的确立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当然，与同属这一脉络的其他研究相比—比如贾萨诺夫的《自然的设计》、拉图尔的《法国的巴斯德化》，以及夏平的《利维坦与空气泵》，本书中讨论的“社会秩序”更多地集中于科学共同体中的“社会”，而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更为宏观的“社会”（尽管两者之间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界限）。所以初看之下，本书并没有给人以惊世骇俗之感，但仔细读来，读者仍能体会到作者敏锐的意识和精到的分析。

时至今日，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学领域的一个基本共识之一。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将这一洞见用于更加具体的问题。本书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通过对基因组学革命的考察将该论题拓展到知识治理、社会控制和信息传播等领域，并建立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知识-控制体制”这一概念也揭示了科学知识和技术本身在这些议题中的重要角色，而它们在传统的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中往往很少得到关注。就方法上而言，作者的研究视角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拉图尔所提倡的“追随行动中的科学”遥相呼应，希尔加德纳提醒我们关注当下新兴的、革命性的科学技术。以往的科学技术学研究往往聚焦于科学争议和实验室的日常操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这些研究关注的通常都是比较“常规”的科学。考察像基因组学革命这样的“新兴”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尽管认知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共同生产的，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捕捉，很多时候研究者所面对的都是已然“黑箱化”的事物。新知识和技术的生产往往伴随着对已有的组织方式和社会秩序的挑战，这为我们观察两者如何相互影响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此外，正如其他评论者所注意到的^[6]，作者在附录中反思性地借用“知识-控制体制”的框架，生动地回顾了自己在研究中进行访谈、参与观察和文档收集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尤其值得初次开展田野调查的新手了解和借鉴。最后，本书对人类基因组计划发展历程所做的翔实记录和深入分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史意义。与已有的从技术角度或以自传角度叙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作品相比，本书所关注的社会、组织维度具有独特的价值。稍有遗憾之处在于，由于本书叙述视角的转换，部分章节之间的联系略显生硬，总体读来不如《在科学的舞台上》酣畅淋漓，但这并不妨碍作者的精彩论述。

① 该书中译本于2015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赵延东译。

② “Regime”一词有比较强的政治意涵，在英语中原意为“统治方式、政权、管理体制”等。作者使用这个词来表达社会控制的意味，也与基因组学“革命”相对应。此处译为“体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这种政治意涵，但在中文语境中显得过于制度化，因为知识-控制体制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也可译为“体系”，不过这一译法本身失却了原有的政治意味。

③ 与“互动式共同生产”并列的另一个脉络是“互构式共同生产”（constitutive co-production）。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方法论取向上：前者出于实际的目的，仍然把“科学”和“社会”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分析范畴来使用（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本体论上是相互独立的），关注两者的互动，以爱丁堡学派重要成员史蒂芬·夏平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为代表；后者以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为代表，强调“科学”与“社会”原本就是水乳交融、相互构成的，主张在分析中抛弃这种二分，转而关注其中的各种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及其关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