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威力无穷，很容易引发学者们的思考：应该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治理和公共政治中，以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这就是技术治理(Technocracy)的基本理念。技治主义(Technocratism)则是以技术治理为核心的系统的社会治理理论，其坚持两条基本原则：“原则1：科学管理，即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原则2：专家政治，即由接受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从根本上说，技治主义要求社会运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活动的科学化。”^[1]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技治主义者(Technocrats)在美国和加拿大试图将技术治理付诸实践，发动了盛极一时又逐渐衰亡的技术治理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参加技术治理运动的成员主要是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专家等掌握专业技能的精英，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美国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政府的施政活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对政治活动的重要影响业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备受当代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TPP)研究的关注。对技术治理运动的研究，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对于理解科学技术在实践中如何冲击政治活动(及其应对)、科学技术专家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以及技术治理的运行有着重要价值。

技术治理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发端，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结束，其兴衰史可以1933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 酝酿和兴盛期，技术联盟(Technical Alliance)以及技治主义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活动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2) 分化和衰亡期，以技术治理公司(Technocracy Incorporated)为代表的激进派与以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Continental Committee on Technocracy)为代表的温和派的分裂，以及“总征兵”(Total Conscription)项目的失败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虽然技术治理公司延续至今，但1949年之后，技术治理运动已经衰亡。

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彼时美国技术治理运动兴起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1) 西方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激化；(2)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震动世界，马克思主义及其在苏联的实践给西方社会以强烈的冲击和启发；(3)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电力革命日渐深入，伴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关键作用的彰显，从事与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相关职业的知识分子阶层兴起，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思想家和学者们纷纷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技治主义者认为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价格体系，它导致工业社会运转低效，因而主张颠覆价格体系，并将政治权力由资本家手中转交到专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手中，以提高效率，避免危机。

1919年底，工程师霍华德·斯科特(Howard Scott)与凡勃伦(Thorestein B Veblen)等人在纽约发起成立技术联盟组织，标志着技术治理运动的开始。技术联盟由科学家、建筑师、教育工作者、物理学家、林务官、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等组成，成为一个庞大的行业专家联盟。斯科特是技术联盟的行动领袖，自称为“首席工程师”(Chief Engineer)。技术联盟没有宣布明确的政治目标，按照凡勃伦的概述，技术联盟的任务主要是：“首先，要带领开启一个关于工业的详细调查研究，为改变社会的管理提供数据；其次，为操作一个‘计数器体系’(Counter System)^①提供最好的计划；最后，组织一个技术人员的一般团体”^[2]。

① “计数器体系”表示可以对所有的社会因素进行量化分析。

“北美能源调查”(Energy Survey on North America)是技术联盟实施的最重要的项目。该项目聚焦于能源的生产-分配，通过调查北美大陆的能源使用和物理设备的数据，确定能源消耗与商品和服务回报之间的关系，为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做准备。然而，技术联盟在1921年因严峻的财务困难解散，导致调查未能完成，但其收集了很多数据，且得出了北美大陆的能源与技术足以给人们带来富裕和舒适生活的结论，也为斯科特等人后来引入“能量券”取代货币做好了数据方面的准备。

1921年，由于财务困难和管理不善，许多成员辞职，技术联盟正式解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人民迫切需要新的救世方案，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如加利福尼亚的汤森运动(Townsend Movement)将人们组织起来向联邦政府申请为工人提供退休金，使得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制定了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社会活动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领导的EPIC(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运动希望通过和平有序的方法建立一个结束大规模贫困的新社会。斯科特等人抓住时机宣传技术治理主张，各种技术治理组织纷纷成立。

1932-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技术治理运动的中心，斯科特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工程师劳滕斯特劳赫(Walter Rautenstrauch)是核心人物。劳滕斯特劳赫接受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亨利·甘特(Henry L Gantt)的“工程管理”(Engineering Managerialism)思想，于1932年组织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技术治理委员会，目标是发展一个用于社会分析的科学理论，该组织后来演变成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劳滕斯特劳赫说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工程和化学学院建立工业调查实验室，该实验室主要进行调查研究和培养工程师。

1932年8月，劳滕斯特劳赫和斯科特等人依托哥伦比亚大学工业调查实验室，继续推进“北美能源调查”，沿用斯科特在技术联盟时期的调查方法。他们一致认为，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平衡负载的技术问题，大萧条是工业进程中的一个工程问题，商人或政府对此无法认清并解决，必须由工程师在工业调查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重组。参与调查活动的有原技术联盟的一些成员，他们说服纽约的建筑师紧急救济委员会(Architects Emergency Relief Committee)支持该项调查。哥伦比亚团队调查了美国1830年到1930年间工业生产的能源使用情况，得出美国的能源足以支撑建设富裕社会的结论。

调查活动遭到了外界的质疑，如美国工程协会(The American Engineering Council)指责技术治理运动不专业，数据不可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不支持该项调查活动。面对质疑，技术治理委员会内部关于是否要继续支持斯科特产生分歧，1933年团队分裂并解散，哥伦比亚大学官方宣布与技治主义划清关系。

在哥伦比亚大学之外，美国西海岸涌现出许多有活力的技术治理团队，如“技术治理演讲会”(The Technocracy Lecture Bureau)、“技术治理协会”(The Technocracy Society)、“美国技术治理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echnocracy)和“洛杉矶技术治理学院”(The Los Angeles School of Technocracy)等，发展了多种多样的技术治理思想。

自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团队分裂后，技术治理运动就整体上分裂为激进和温和两派。激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与资本主义政府合作，技术治理公司是激进派的代表，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是温和派的代表，它们各自有理论主张、战略措施和组织方式，相互竞争技术治理运动的领导权。

技术治理公司由斯科特领导，1933年在温哥华成立，初始会员约350人。该组织招募并培养了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治主义者，纪律严明，成员统一穿着灰色西装制服，翻领上别着“单细胞”^①徽章。他们继承凡勃伦“工程师革命”的主张，试图在时机来临时取代价格体系管理社会。该组织目标有二：(1) 准备在资本主义价格体系崩溃之时，全面接管政权。斯科特预言价格体系将会崩溃于1937年，但到了1934年没有任何风吹草动，于是预言从1937年推迟到1940年。为迎接历史时刻，该组织成员每天工作9小时，集中学习、演讲和研讨。^[3]64(2) 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取代资本家和政治家掌握管理社会的权力，训练接管政权的“有纪律的部队”。因此，该组织筛选出符合技术治理标准的精英，开设技术治理研究课程，创办技术治理杂志。1936年，该组织还招收16-21岁的“童子军”(Boy Scouts)。

① “单细胞”图案是技治主义公司的标志，是由红色和灰色组合起来类似中国的太极图，代表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平衡。

技术治理公司的理想社会是充满乌托邦幻想的，力图根据生产而不是利润的原则来重新组织社会，通过科学和技术发展生产并实现均衡分配，使人们能够在一个和平、富裕且精神积极向上的社会中进行理性的生活，每个人都懂得如何操作机器是该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该社会中，所有人均能分享到社会富足的利益，共同致力于创造效率与和谐；以货币为交换中介的价格体系将不存在，货币被“能量券”(Energy Certificate)^②取代，一切价值交换都将被消除；工程师和科学家将会取代商人、金融家、公务员和政治家管理社会。在一些小册子中，该组织详细描述了理想目标，如依靠科技发展生产力，给人们更多的闲暇，45岁退休，平等供应商品和服务，生产与消费均衡，废除政府，建立功能性的社会控制体系，缩小贫富差距和社会歧视，消除浪费，提供社会保障，人们自由择业，等等。^[4]

② “能量券”是指以能量为基础的等同于货币的个人实名持有且能记录消费情况的纸质一般等价物。

技术治理公司通过出版和巡回演讲传播自己的主张。该组织颁行了三种影响颇大的政策文件：其一为《科学对抗混乱》，由斯科特于大萧条时期所写，指出大萧条除了罢工和恐慌之外还会带来饥饿、暴乱、疾病和死亡，只有技术治理和技治主义才能有效解决混乱危机；其二为技术治理公司出版于1934年的《技术治理研究指南》；其三为《技术治理：一些问题的回答》，是技术治理公司1934年对公众提问与质疑的官方回应，宣称自己是一个由斯科特领导的组织，为美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新规则，将科学体系指定为价格体系最可能的取代者。该组织还创办了《技术治理》(Technocracy)等八家主要杂志^③，持续报道技治主义的发展与北美大陆的社会发展趋势。^[5]该组织从1935年开始巡回演讲并涌现出以斯科特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公众演讲者，他们的巡回演讲让技术治理公司吸引了更多的成员：从1934年8月到1935年8月，温哥华的技治主义成员人数增加了四倍多。^[3]651937年4月，技术治理公司开始在温哥华电台广播。1937年秋，斯科特开始最大规模的跨国大陆演讲，但效果不佳。直到斯科特在1938年的巡回演讲过后，技术治理公司的影响力突升，跃居美国和加拿大所有主张社会变革的组织中的第一位。^[3]75但是，由于演讲宣传失策，该组织也受到很多人的批评。

③ 其余七家是：温哥华的《Technocracy Digest》、克利夫兰的《Eighty One Forty One》、洛杉矶的《The Technocrat》、波特兰的《Northwest Technocrat》、温哥华的《Research Bulletin Weekly》、温尼伯的《The Prairie Technocrat》以及丰塔纳的《Technocratic America》。

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先后由劳滕斯特劳赫和小说家哈罗德·勒布(Harold Leob)领导，倾向于政治改良，是技术治理运动政治活动的主流，并得到罗斯福政府的赞助，哥伦比亚团队大部分成员留在了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该组织积极参与罗斯福新政，也向政府请求资金支持，几乎成为政府智库。许多成员后来加入政府成为技术性官员，一些政府项目也是由该组织构思的。1934年2月，美国政府在该组织的参谋之下，成立土木工程署(Civil Works Administration)，开始“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调查”，后来该调查转由“纽约房屋委员会”(NewYork Housing Authority)执行，延续哥伦比亚大学的能源调查项目。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有两份核心文本，即勒布的《技治主义中的生活》与《富裕计划》，分别描述了技治主义乌托邦式的愿景和实现富裕的途径。

勒布从1932年开始信奉技治主义，将技术治理视为实现富裕和自由的方法而不是最终目标，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改良而继续存在。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的成员由技术专家和其他领域的精英构成，包括公共媒体中的杰出人物，如Time的专栏作家约翰·富兰克林·卡特(John Franklin Carter)，Opinion的主编詹姆斯·华特曼(James Waterman)，著名电台评论员、The Living Age的主编昆西·豪(Quincy Howe)，纽约出版公司John Day Press的创始人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J. Walsh)等。勒布最终放弃技治主义，转向自由主义。1935年，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改组为大陆经济富裕委员会(The Continental Committee for An Economy of Abundance)，1936年正式解散。

大陆技术治理委员会解散后，技术治理公司成为运动的主体团队，并经历了短暂的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技术治理运动逐渐衰亡，标志性事件是斯科特发动“总征兵”(Total Conscription)^①计划，导致加拿大的技术治理活动在1940-1943年间被政府禁止。1940年，英国对德宣战，斯科特立刻向加拿大麦肯齐总理发长文电报，反对在加拿大征兵。斯科特认为技术治理对西方社会问题的解决比战争更重要，北美大陆是根据“美洲和平”的战略组织起来的，技术治理已经做好了建设美好蓝图的准备。同时，他也认为战争危机为技术治理运动的推广创造了良好条件，于是他指示加拿大的技术治理团队全力支持政府的行动，并发动“总征兵”计划。但是，加拿大政府认为技治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武力推翻国家的政府和宪法，于是对其发布禁令，没收技治主义的所有标志和档案，重创了技术治理运动。1942年，加拿大零散的技术治理团队组成“加拿大胜利委员会”(The Canadians for Victory Committee)，秘密进行少量地下活动，1943年解禁之后该组织归入技术治理公司。

① “总征兵”的主要内容：(1) 征兵对象为年龄在18岁到65岁之间的公民；(2) 所有的商业和工业国有化，终止利润运营；(3) 集中经济和政治权力，也就是说所有的州和地方政府都要被淘汰；(4) 所有的外国语传播媒介和组织都要被压制；(5) 禁止任何酒精饮料的销售。

斯科特发动的“总征兵”计划仍然是为技术治理服务的。战争对经济的影响被认为可以加速价格体系崩溃，所以他才视战争为技治主义重振旗鼓的好时机。该计划不是为战争而征兵，而是为技治主义征兵。该计划可以理解成技术治理公司为了帮助国家赢得战争而发动的一个爱国计划，实质上是希望通过技术治理增强国家实力，以高效的方式引入新的社会秩序。“总征兵”也被描述成“总动员”，技治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和专家资源是战争胜利的唯一途径，并号召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将其人员、机器、物质和金钱投入技术治理中，并实行强制的非功利的国家服务。技术治理公司因此被某些人视为“北美法西斯主义”(Native America Fascism)。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治理公司影响力骤减，更招募不到新的成员。该组织内部独裁和宗派盛行，有成员开始挑战斯科特的领导地位，要求改组技术治理公司。1949年3月，该组织分裂，600余名成员自发成立“技术民主主义”(Techdemocracy)组织，而原组织变得更加极权，成员们被要求宣誓效忠斯科特。此后，技术治理公司再没有重要的活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技术治理公司今天仍然存在，但基本被改组为教育组织，目标惟一地集中于研究和传播技术治理思想，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环境可持续性、生产和分配、全球展望、废物管理、技术冲击和经济稳定性。^[6]

当代科技以效率和实用为基本价值目标，而政治活动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博弈、妥协和平衡，试图将科技蕴含的价值目标作为政治活动惟一价值理念的乌托邦式技术治理工程，实质是试图将政治运作理解为科技运作，把整个社会当作需要全面重构的实验室或试验场。激进派的斯科特认为，技治治理是新的政治统治形式，意味着“科学和技能的统治”(The Rule of Science and Skills) ^[7]这种总体主义的理念，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很可能走向极权和专制，甚至是某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这从技术治理运动中激进派的表现可见一斑。对于技术治理的问题，人文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历史主义者和新卢德主义者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值得人们警惕。^[8]并且，技术治理运动主要参与者并非普通民众，而是社会各界精英，尤其是科学技术精英，目标也是要将更多政治权力赋予工程师和科学家。在技治主义者看来，理想社会应该以科技知识标准来赋予政治权力，这虽然相对于血统世袭、金钱购买和暴力抢夺而言更为合理，但与民主制主张的选举赋权是不一致的。因此，技术治理运动是精英主义的运动，强调通过教育将精英与民众区分开来，主张由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来治理社会，必定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拥护。这也是技术治理运动旋起旋灭的根本原因。

技术治理运动高潮时期持续时间不长，对北美社会和政治产生的实际影响也有限，但对于技术治理观念和技治主义的传播却意义重大。在运动之前，技治主义已经产生。在理论上，一般把技术治理思想追溯至弗朗西斯·培根和圣西门，19世纪下半叶从欧洲传入美国，经贝拉米、凡勃伦和弗里德里克·泰勒等人的努力，逐渐成为系统的技术治理理论，之后得到罗斯托、加尔布雷斯、布尔斯廷、布尔津斯基、丹尼尔·贝尔、奈斯比特、托夫勒和D.K.普赖斯等人的发展而在美国形成了连绵不绝的美国技治主义理论传统。^[9]实际上，技术治理运动是受技治主义激发而兴起的社会运动，该运动极大地增加了技治主义的影响力，使之引起了美国公众、政府和学界的关注，很快这种关注不仅限于美国，而且迅速扩散至全球。比如技术治理运动一经兴起，就受到当时中国学者和政府几乎同步的关注。^[10]今天，技术治理已成为当代政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技治主义已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之一，技术治理运动于此功不可没。50年代之后，技术治理公司基本被改组为教育组织，集中于研究和传播技术治理思想，温和化的主张是它存在至今的重要原因。

无论持何种态度，谁都不能否认：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高新科技对当代政治已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世界范围内政治活动科学化的趋势日益彰显，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已然成为当代政治的基本特征。这一源自西方的政治理念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政治活动中对“真理城邦”的向往，即追求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运作的理性化，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其标志性思想。显然，政治科学化不过是政治理性化在当代的新形式，“真理城邦”在当代变身为“科学城邦”，而技治主义乃是“科学城邦”的理论蓝图，充满浓重的如培根《新大西岛》中“所罗门宫”般的乌托邦气息。虽然技术治理运动中，技治主义者极力否认技治主义的乌托邦倾向——“技治主义不依赖人的情绪、愿望、希望或者理想，而乌托邦主义依赖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11]——但多数研究者均视其为一种乌托邦理想，如阿代尔称技术治理运动为“千禧年主义的涌现”，即人类历史是受某种目的论支配的，不论面临多少苦难，最终会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黄金时代。作为乌托邦的“科学城邦”把整个社会视为可以精确量化、拆分和控制的巨大机器，把社会治理视为纯粹的科学问题，把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视为政治运行的根本原则，把人简化为完全理性而无非理性的主体，显然是不符合真实世界的，因而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

然而，技术治理运动中温和派的活动说明：虽然乌托邦式技术治理不切现实，但技术治理是可以作为社会治理非常有效率的工具、方法或手段为更高的公共治理目标服务的。实际上，温和派基本是将技术治理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手段，为提高公共决策和行政活动效率服务，进而帮助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技术治理运动试图建立一个功能性的社会控制体系，通过教育培训使人们能够掌握基本的技术操作，满足技术性社会的生产要求，避免失业问题泛滥，消除社会因为财产不均而划分的等级结构，最终让人们过上有尊严、无贫困、无犯罪、无浪费的富裕和谐生活，对当代社会治理活动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技术治理运动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如社会测量、能源调查以及专家智库等，当时就被政府接受，今天基本上成为普遍的治理技术。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际，由于信息收集、传输和计算越来越便捷，技术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因此，对技术治理、技术治理运动以及技治主义的具体细节研究，将给公共治理科学化的落实提供实用性的参考。

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看，19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科技和文化事业中，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专家，以及人文科学家、作家、记者、艺术家等“知识分子”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并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成分。从某种意义上看，技治主义是崛起的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主张，技术治理运动是知识阶层要求更多政治权力的“革命运动”，因而突出体现了知识阶层的特点，尤其是两面性和分裂性。所谓两面性是指，一方面知识阶层对资本家掌权不满，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这在技术治理公司既宣布反对革命又建设“有纪律的部队”的矛盾行为中就可见一斑。所谓分裂性，是指知识阶层内部经济地位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因而观点差异很大，在是否与统治阶级合作问题上很容易发生分裂，这正是技术治理运动中所实际发生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可否作为独立的阶级，是有疑问的。因此，知识阶层试图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外独成一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最终必然走向革命和静止之间的改良主义道路。在技术治理运动中，虽然激进派观点鲜明，对于宣传技治主义作用突出，但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的工作主要是主张与政府合作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温和派所完成的。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分子不是具有一致经济地位、一致目标诉求的独立阶级，要么依附于资本家，要么与工人阶级合作，是无法独立领导和完成社会革命的。这一点为技术治理运动所证实。

总之，对于技术治理运动尤其是技术治理的主张要辩证地看待。如技术治理运动中激进派所表现的，技治主义容易演变成某种极权主义，而温和派的活动则说明了技术治理与民主制有结合的可能。在技术治理的实施过程中，警惕总体主义、极权主义以及极端精英主义，寻找适合实际情况的民主框架下的技术治理模式，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在某些乌托邦技治主义者的观念中，大多数人被认为没有进行社会管理的知识、能力和资格，因而必须由专家进行统治。这种反民主的技术治理思想与当代政治发展的主流趋势相违背，技术治理应该为民主制服务，而不是相反。当然，必须承认专家在社会治理尤其是涉及复杂科技问题领域公共决策中的特殊作用，并且这种问题在未来会越来越多。因此，应该选择渐进的而不是乌托邦的技术治理模式，将技术治理置于民主制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