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行动者网络理论 (ANT) 已成为STS研究领域的经典学说。该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龙、约翰·劳先后于1992年、2002年、2015年获颁4S学会的最高荣誉贝尔纳奖，其理论地位可见一斑。其中，作为领军人物的拉图尔虽已年届古稀，依旧风头不减。2016年6月，他受邀在国际技术史学会 (SHOT) 新加坡年会开幕式上做主旨报告。此外，其又有两本专著的中译本于2016年面世：《巴斯德的实验室：细菌的战争与和平》(台北群学出版社，伍启鸿、陈荣泰译)、《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河南大学出版社，麦永雄译)。本文将对其最新中译本《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以下简称《自然的政治》) 进行评介，进而对拉图尔近年来的理论和思想作一梳理。

一、 科学民主化研究的兴起

众所周知，史蒂文·富勒曾经将STS研究区分为学术主义的“高教会派”(即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和行动主义的“低教会派”(即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公众积极参与到核辐射污染、艾滋病治疗、全球变暖、生物技术等争议性科技风险议题中去，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日益成为STS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在STS指南 (第三版，2008) 中，瑟乔·西斯蒙多试图跳出富勒的这种僵化的二分法，在凝练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科学技术与公共利益为研究核心的STS参与纲领 (engaged program)，并列举了三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哈里·柯林斯等对专长的规范性研究，希拉·贾萨诺夫的公民认识论，以及拉图尔的“将科学带入民主”研究。^[1]近年来，国内STS学界对于前两项研究已经做了不同程度的译介和分析，而对拉图尔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新认识还有待深入挖掘。本文希望通过对《自然的政治》的管窥式评介，引起学界对STS科学民主化研究新趋势的进一步关注。

《自然的政治》是基于拉图尔指导多篇关于环境危机的学位论文的心得体悟，以政治生态学为题，对科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系统性思考。作者认为，当前的各种生态运动并未能改变现代主义的构想，反而使之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政治生态学应重新探讨自然、政治、科学等概念的内涵和关系，放弃西方以自然和社会的二分为基础的洞穴政治，构建基于实验形而上学的多元宇宙政治。从作者自身的思想脉络来看，本书运思的起点上承《我们从未现代过》结尾的“物的议会”(the parliament of things) 理念^[2]162-165，并做了更详细而巧妙的阐释。此外，于1999年完成的《潘多拉的希望》是该书的姊妹篇，两本书分别从公共生活和科学论的维度展示了拉图尔对其多年来所倡导的对称性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如果“我们从未现代过”，即我们不再将割裂人类与非人类的纯化工作和杂合体的增殖工作分离开来，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一种新型的民主？一种扩展到万物范围内的民主？”^[2]1对于这个复杂的问题，拉图尔基于广义对称性原则引入了“准客体”概念，从而将自然与社会的不对称问题延伸到科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上。作者的运思精巧之处在于借助“representation”一词的双关含义，将科学和民主对称性地联系在一起思考。“无代表，则无赋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最初作为一项税收政策，可以追溯到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因而限制了王权。这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中被重申，并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项奠基性原则。仿照上述句式，拉图尔在书中构造了“无代表，则无实在”(No reality without representation)，意在阐明科学与政治的新型关系。^[3]239因此，拉图尔主张同等对待人类的政治代表和非人类的自然代表，“现在并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代表方面的问题，另一个是政治代表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单独的问题：我们如何让我们以其名义谈论的那些人来为他们自己说话？”^[3]138

二、 从“自然”的终结谈起

拉图尔开篇即语出惊人：“政治生态学欲将何为？无为。欲将何为？政治生态学！”^[3]1他认为，从概念的意义上来说，政治生态学尚未开始存在。因为政治生态学者直接将“自然”和“政治”的旧概念回收利用，却没有注意到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这两个概念已不可能进行融洽地并置。另外，自然观念和政治思想都取决于某种特定的科学概念。因此，要探讨政治生态学，必须重新反思“自然”、“政治”、“科学”等基本概念。

为此，拉图尔首先提出要区分单数科学与复数科学。科学通常被认为是正确认识自然的唯一途径，它能够无可争辩地揭示自然的规律。而作者用科学指称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其中充满了争论和谬误。拉图尔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讲述的洞穴隐喻定义了现代西方科学、政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洞穴隐喻实际上描述了一种把公共生活分为两个议院的宪政，第一个议院称为“政治”，它把说着话的人类聚拢起来，人类却发现自己没有权力；第二个议院称为“自然”，完全由实物组成，它们具有界定什么是存在的能力，却缺乏语言天赋。只有科学家能够在两个议院之间自由来去，他们可以在洞穴之外的自然中获得真理，然后以这种真理为洞穴带来秩序。由此，自然并非是一个特定的现实领域，而只是一种政治划分的结果。在这种划分中，自然成为道德和价值的基础，而政治生活变得软弱无力，沦为“洞穴的囚牢”^[3]33。这种划分也使得政治生态学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与它实际上在实践中所做的大相径庭。政治生态学认为自己是在谈论自然，谈论一种令人深信不疑的科学。但在实践中，它所面对的是科学、道德、法律与政治之间的纠葛。因此，拉图尔认为，政治生态学应放弃这种预先确定的“自然”概念，以真正开启对其实践的理论探讨。

拉图尔提出通过模糊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区分来构建包含人类和非人类的集体政治模式，以取代两院制的政治模式。在集体政治模式中，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完全是不确定的。非人类确实是一个客观的外部现实，但这种外部性并不明确。因而，政治生态学需要走近集体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实际上，比较人类学的研究表明，除了西方文化之外，没有哪个文化是利用自然来组织其政治生活的。所以，当把自然拿走，“退出了‘普遍自然’的伟大政治图景，我们就只剩下平凡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多元联系，等待着集体出面施工，把它们统一起来”^[3]92。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宪政来指导这种统一工作。

三、 政治生态学的“新宪政”

如何将人类和非人类召集起来，是拉图尔的“新宪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拉图尔认为，应通过人类与非人类的资格交换来克服召集集体的种种困难。这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说分野。其中，第一分野是学会慎重地与代言人相处。拉图尔将集体定义为“能够说话的存在者议会”^[3]121，由人类和能够作为公民的非人类构成。然而，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存在言说能力的障碍。由此，代言人成为他们表达意见的中介。但是，代言人既可以为他所代表的那些人说话，也可以为自己说话。因此，对于代言人代表那些人表达意见的能力，我们应保持严肃但非明确的质疑。第二分野为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拉图尔认为，人类与非人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划分是两院制宪政的产物。两院制宪政拒绝赋予客体“社会角色”的称号，但新宪政将赋予非人类这种称号。第三分野为现实与抗拒。其中，现实是指在将人类和非人类均赋予言说能力和社会角色的同时，要保持外部现实的观念，以避免客观性被消解。但是也要把这种外部现实的观念与两院制宪政中的事实问题相区分，以避免无可置辩的言说的出现。为此，拉图尔认为要赋予人类与非人类最低限度的现实性。抗拒指的是“人类和非人类的角色首先是作为麻烦制造者而出现的”^[3]158。人类并非一开始就是自由的，非人类也并非一开始就是顺从的，我们无法预先分配两者之间的角色。

通过这三种分野，我们实现了人类与非人类的资格交换。此时，人类和非人类共享着言说能力和社会角色，现实和抗拒也在他们之间重新分配，他们将能够重新开始谈判以聚合为集体。拉图尔以“议题”(propositions) 来指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联系，而用“衔接”(articulation) 指称由议题聚合成为集体的过程。不同于旧宪政不经正当程序、不经讨论就以普遍自然和多元文化的区分获得世界的做法，拉图尔认为在新宪政中，集体应通过按照正当程序进行议题的衔接来同化外部现实。在旧宪政中，普遍自然和多元文化的区分本质上是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分离，这种分离存在诸多弊端，因为“谈论‘事实’就意味着混淆道德和优先权的等级制，道德无力面对既有的事实，而等级制则不再有权取消任何事实”^[3]432。尽管如此，旧宪政中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为公共生活带来了秩序，似乎又具备某些合理性。因此，拉图尔分析了事实和价值的概念中被不适当的结合在一起的矛盾要求，对它们进行了重组，提出了一种新分权。

与旧宪政类似，在拉图尔的新宪政中，公共生活也分为两个议院进行。其中，上议院拥有考量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有多少成员？考量权对事实保留了困惑的要求，对价值保留了磋商的要求。困惑是指不缩减要加以讨论的议题的数量，而磋商是指不缩减参与议题讨论的意见的数量。下议院拥有排序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共同生活吗？排序权恢复了价值的等级要求和事实的机制要求。等级是指要讨论新议题与已制定的议题的兼容性，使其在集体中获得合法地位，而机制是指一旦新议题被制定，就不应再质疑它们在集体中的合法存在。每个新议题都要先后接受两个议院的审判。新议题首先敲开上议院的门，引起他们的困惑，上议院因此将调研适合新议题的最佳方式，让他们可以说话；然后上议院将通过磋商，确定构成审判新议题的陪审团。这样，上议院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新议题连同它的陪审团进入下议院。下议院将试图为新议题分配可兼容的优先权等级，而这种尝试有可能失败；最后，下议院将团结那些被集体纳入的议题，而拒斥那些无法达成协议的议题，并将这种审判的结果变成一种机制，亦即一种实质。被拒绝的议题将被弃置在集体的垃圾场，即被外部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将永远留在集体的外部。相反，在新宪政中，这些曾被拒绝的议题可以上诉，要求集体重新考虑它。因此，外部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只是一种建构了明确目标的外化程序”^[3]235。在实现基于新宪政的公共生活的整套功能的过程中，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道德家等不同专业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定义了集体公共生活的模式之后，我们可以开启集体数量的问题，即“究竟存在着多少其他的集体？”^[3]345。由于集体与共同世界之间的界限并非固定，因此要回答集体的数量问题首先应重构对集体演化趋势的认知，放弃“进步”的概念。拉图尔认为，存在两个时间箭头：第一个是现代主义的时间箭头，走向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不断增加的分离，即不断进步；第二个是非现代主义的时间箭头，走向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日益复杂的依附。通过放弃进步的概念，选择非现代主义的时间箭头，集体得以以实验的方式从过去状态通向未来状态，不断通过学习曲线来定义自身。也因此需要在集体已有的两种分权之外，增加一种新分权：跟进权。因为考量权和排序权“都不可能感兴趣于学习曲线的质量并且专注于它”^[3]381，而每种功能都有侵占其他功能以获得霸权的倾向。跟进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力，作为一种暂时的绝对性来保证集体公共生活按照正当程序进行。另外，要让和平成为可能，我们还要发挥外交家的作用。外交家通过不断地修改集体的基本要求来避免集体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从而终止战争状态。

四、 褒贬并存的拉图尔方案

《自然的政治》一书提出了科学民主化新方案，臧否之声兼而有之，纷至沓来。其中，臧者如马克·布朗。他在《民主政治中的科学》一书指出，“作为政治理论而不是作为研究方法论，拉图尔的著作提供了自杜威以来从民主政治视角认识科学和政治的最具创新性的努力。避开了困扰代议制政府的自由主义理论的理性主义者的二分法，拉图尔揭示了科学代表和政治代表如何利用相似的资源塑造和重塑同一个世界。”^[4]242-243因此，布朗认为，不论是科学的代表还是政治的代表，实际上都是一种转义 (mediation) 实践，其目的是用来转换其所描述的事物的意义。但是，否者如萨尔·雷斯蒂沃，毫不客气地批评拉图尔的写作实际上回归到了哲学脉络，如同登上了一架远离日常社会政治实际的“理论探究”航班。拉图尔标题中指涉的“民主”是什么？如此重要的关键词在“术语汇编”中并未作解释。他所谓的民主或许只存在于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中，而在现实中难觅踪迹。其结果就是，尽管拉图尔的辞藻华美，运思精巧，但也给读者甄别独到见解和堆砌之词带来不少挑战。^[5]111

事实上，阅读拉图尔的新著，需要不断回到其广义对称性的方法论原则。很多批评拉图尔使用“行动者”(Actant) 概念的学者常常指责他将自然人格化了，因此有滑向“万物有灵论”新版本的倾向，这无疑对理解和传播拉图尔的新理论造成了一定困难。但这种指责实际上忽视了拉图尔的理论立场，他反复拒绝赋予非人类行动者任何人类的本质特性的企图。拉图尔一再声明，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对称性是经验研究的一个方法论原则，而不是一种本体论主张，即批判爱丁堡学派强纲领掩盖了自然与社会之间不对称的同时，仍然赞成继续把分析者的中立性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正如拉图尔所言，“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是要在人类与非人类要素之间建立某种荒唐的对称性。对我们来说，对称只是意味着不在人类的故意行为和偶然关系的物质世界中施加一种先验的、虚假的不对称。”^[6]76

应该指出的是，麦永雄先生的译本仍有若干译法值得商榷。尤其是，本书导论和结语标题中的“欲将何为”，法语原文为“que faire”，英文版为“what is to be done”，应该译为“怎么办”，借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和列宁的同名政论著作中的革命化语气。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列宁最钟爱的作家，针对“俄国革命怎样才能搞起来？”这一关键问题，两人分别在不同时期、以不同体裁做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尽管“欲将何为”的译法未失原意，但稍显文学化的处理掩盖了拉图尔为促进当代生态运动向纵深化发展的理论抱负：为了实现从“洞穴政治”的旧制度到新宪制的革命性转变，需要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生态学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