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争议”（有时亦称之为“争议性科技”）向来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科学哲学、科学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核心之一。大量的理论成果都是依托着科技争议的实践场域得以开展与验证的。从布莱恩·温（Brian Wynne）对于核污染后的土壤治理的研究^[1]，到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tephen Hilgartner）对于食品营养标准争议的拟剧探讨^[2]，各类争议科技议题给予了STS领域学者无限的探究与想象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科技争议的强社会性、互动需求，活跃的行动者群体以及他们所创造的行动空间。从食品添加剂、转基因、水电、核能到当下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以及人机共生等，科技争议似乎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的各个角落。科学家、专家、企业、公益组织、政府、公众等各类行动者群体轮番上阵，在信息交互与观点争斗中进一步放大了围绕着这些议题的“风险社会景观”。

虽然我们已经对科技争议有了非常丰富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我们对于争议性科技的研究可能还要多于对常规科学的研究。但目前而言，科技争议的运作对于我们而言仍旧像是一个“黑箱”，其内部的机制依然不甚清晰。有些看起来相似的争议，在社会运作中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而有些看似不同的争议却又能引发相似的社会反应。这背后的机理性逻辑目前依旧有待探索。然而，当前面对“科技争议”的研究大多从较为微观的视角出发，如探讨行动者的话语策略、公众的态度影响机制、媒体对于科技争议的报道框架等^[3-5]。“解剖”争议，细致考察其内部的运作结构以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逻辑的宏观研究其实并不多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科学与社会”的语境下。贾鹤鹏于2023年出版的《运动中的科学：中国水电、转基因与核能争议中的知识控制与社会角力》（Science in Movements: Knowledge Control and Social Contestation in China’s Hydropower, GMO and Nuclear Controversies）（以下简称《运动中的科学》）恰是对中国语境下科技争议的宏观视角探究的有效填补。

本书作者贾鹤鹏，是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特聘教授，2019年博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科学传播专业，是国内首位获得世界知名高校科学传播专业博士的学者。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曾任中国科学院《科学新闻》杂志社的总编辑，有着近20年的科技记者的工作经验，并曾荣获“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是国内少有的在科学传播领域内实践经验与学术训练双丰厚的学者。也正是得益于多年的科技记者的从业经历，作者得以接触到一系列国内科技争议的第一手资料与访谈资源。基于这些翔实充分的资料，作者试图从政治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等多重视角出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科技争议的宏观图谱以及其内部的运作逻辑。《运动中的科学》目前尚无中译本面世，本文试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评介。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科技争议的主题日益多样化。纷繁多元的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都显示出了科技争议在运作过程中的“黑箱”现实：我们至今尚未能完全厘清科技争议的社会发展动力与内部逻辑结构。这同样也是本书的出发点。在本书第一章，作者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本书的两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相似的环境下，人们会拒绝争议性科技A，但却对同样存在争议的科技B保持缄默？以及为什么有的科技争议持续了较长的时间，有的则很快就淹没在历史之中？作者认为当前STS以及科学传播领域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探讨都还不能够让人完全满意。为了有效地探讨这两个问题，作者树立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即将“科技争议”在社会中的运作视为一场“运动”（movement），是一场由不同行动者（包括人与非人行动者）建构起来的“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理论中核心关注的社会行动中的“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被作者认为可以有效地从行动者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有的科技争议最后变得公共化了，而有些则湮没于历史之中。除此之外，作者还认为，“社会运动”中常用的“桥联”（bridging）、“放大”（amplification）、“延伸”（extension）以及“转化”（transformation）分析框架较之传统的STS知识论视角更适合用来考察科技争议的社会运作流程。因此，只要对一场场科技争议“运动”及其中涉及到的各类行动者们，进行基于上述维度的系统解剖式的探析，那么就不难回答作者所提出的两个核心的思考问题。作者也表示，其将科技争议视为“运动”的想法是受到了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不纯粹的科学》（Impure Science）中对于艾滋病社会运动的分析思路，并希望在系统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STS的相关理论。

为了验证这种“社会运动”的分析思路，作者选取了水电（Hydropower）、转基因（GMO）及核能（Nuclear）三个在中国极为典型的科技争议案例进行了分析。不同于传统的个案比较分析，作者并不想要简单地比较三个案例之间的结构或者机制差异，而是采用更为系统化的视角，整体观察这些科技争议案例中所透露出来的社会政治要素与行动者互动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对运动“系统解剖”的目的。在正式解剖三个科技争议运动的内部机制前，作者首先详细描述了这三个科技争议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第三章）。这也是本书极具参考价值的所在。作者利用自己多年的科技记者的经验与便利，访谈了103位在这三个科技争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行动者，其中不乏一些政府高层领导、报刊主编、地方性意见领袖以及相关领域的精英科学家等。更是进一步分析了大量的一手的历时性的媒体文本资料。从而尽可能地还原了这三个科技争议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的历程。这同样也是作者撰写本书的另一个宏愿，即弥补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科技争议发展历史记录的遗憾。相关的内容在历史呈现维度极为详尽。例如，作者介绍了在水电争议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峡大坝工程从民国开始诞生设计雏形到最终实现的始末；同时也详细介绍了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到21世纪初的水电争议的大量个案，如杨柳湖大坝、怒江大坝、虎跳峡大坝等发展的始末。作为前科技记者，作者给出了很多非常细致乃至独家的政府会议记录、未被刊登的媒体报道、私人文集、内部访谈等材料，大大补充了这些争议科技的发展史。

在详细梳理了三个科技争议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后，作者给出了初步的结论：尽管中国的政治环境原则上不太容忍科技争议的出现，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还是诞生了大量的科技争议。这些科技争议似乎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产物，不同的行动者在其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其中媒介环境的变革与商业化似乎是科技争议发展的核心推手。中国公众对科技专家信任的降低既是争议科技出现的背景，也是其发展演变的结果。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尤其是政治权力的碎片化在科技争议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科技等不同维度的力量被不同程度地纠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科技争议“运动”的演进。这些初步的观察验证了科技争议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发展现实：不同的行动者为了某种特定的目标而组织发起的，通过集体行动表达诉求的形式总和。但这些总结并不能有效回答作者所提出的两个核心问题。为此，作者在本书中采用“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POS）理论框架对这三个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经过对于水电、转基因、核能三个科技争议案例的历史梳理后。作者首先表明，在中国这一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下，科技争议是一项充满“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这些典型的案例能够从一系列科技议题中“脱颖而出”成为争议的核心原因在于它们波及到了大量且立场不一的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s）。而正是由于所波及的政治行动者的不同，不同的争议案例之间也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过程与结果差异。因此，分析中国的科技争议运动就离不开对于每个案例的具体政治环境与被卷入的政治力量，以及其背后的政治运作结构进行分析。为了完成这一分析，作者进一步引入了“政治机遇结构”概念。

所谓“政治机遇结构”喻指一种通过影响人们对于成功或失败的期望来激励人们采取集体性行动的政治环境^[6]。其认为社会运动的发展明显受到政治体制结构及其内部权力配置的影响。西德尼·泰罗（Sidney Tarrow）认为，政治机遇结构主要包括五个要素：增加准入（increasing access）、转变联盟（shifting alignments）、分裂的精英（divided elites）、有影响力的盟友（influential allies）以及镇压和便利（repression and facilitation）。而行动者在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规律就是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中寻找上述结构中可能存在的缝隙，即机遇，以实现自身的诉求。作者认为，在科技争议社会运动中，每一个议题所面对的“政治机遇结构”的宽松（loose）或窄化（narrow）是其能否真正走入公众视野，成为真正的焦点议题的核心因素。比如，在分析核能争议时，作者指出由于“核能”在中国的军事化起源及其由于“两弹一星”而建立的“核能-国家”自豪链接，“核”议题自诞生起在中国就享有着一个较之其他科技领域更高的政治待遇。此外，核能事业内部也有着一个较为统一的权力架构，中央级别的部委对核能的发展持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与态度。核能产业在顶层与环保部门的联盟也使得原本应当最有活力的反核行动者：国际环保NGO等很难发现有效的发力“缝隙”。与民族自豪感、国家科技社会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紧密结合的核能的社会形象建构也使得核能免遭了转基因等科技争议所遭遇的一些“西方黑恶势力入侵工具”的阴谋论污蔑。同时，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将地方政府与核能事业紧紧捆绑在一起。从而围绕着“核能”的政治机遇结构自上而下都被建设得很“牢固”，作者将其称为“窄化的政治机遇结构”，并用此来解释为何核能没有出现像水电或转基因议题中那么沸腾的反对声音，且热点公共争议很快就消弭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剖析政治机遇结构下的科技争议运动，作者进一步引入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概念（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FA），以探究不同的行动者是如何发现并利用政治机遇结构中的“缝隙”的。“碎片化的威权主义”意指在特定的政治体制结构中，不同领域的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及利益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所导致的政策实施延误^[7]。作者利用这一概念来阐释为什么不同的科技争议所面对的政治机遇结构有紧有松。例如，在水电争议中，不同的中央部委之间的权力角力推动了水电争议的社会发展。各种隐蔽的、非官方的“上书”渠道进一步使得原有的政治体制中的威权结构变得复杂、多元与碎片。在转基因争议中，中国农业核心部门的“权威失声”与“弱参与”，“政治-科学之间出现的虚弱联盟”，以及政府机构内部对于转基因存在的分裂态度，都使得原本应当捆绑在一起的精英威权团体内部出现了碎片化的分裂。从而使得“反转”势力可以借此为突破口攻击转基因事业的正统性与合理性。这种借由“威权体系的碎片化”而出现的“政治机遇结构中的缝隙”，使得科技争议中的反对派行动者们能够寻求到一定的空间来表达自身的观点与诉求。

除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外，作者在使用政治机遇结构分析不同的科技争议案例时还引入了大量更为细节的要素，例如媒体报道的“框架矛盾”、“风险建构”、不同行动者的“媒介策略”选择等。但作者始终秉持的理念依旧是：“政治”因素是中国科技争议得以出现与发展的核心。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STS视阈中科技争议分析的“知识-认知”惯用路径，但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一路径，而是进一步尝试将 STS 的“知识-认识”视角与政治框架进行融合。

虽然《运动中的科学》更多采用的是政治化的分析视角，但作为科学传播与STS学者，作者并没有完全放弃STS的理论，而是希望将STS所核心关注的“知识-认知”维度收编进关于科技争议的“社会运动”分析中。这也是作者最为努力的尝试：跨越学科边界提供一幅关于分析科技争议的全面框架。例如，作者在水电争议的分析中指出，纯粹政治视角的分析忽略了“知识”在科技争议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科技争议区别于其他社会争议，比如工人罢工的要点所在。为此，作者紧接着补充到，在中国的水电争议中，虽然大量的环保公益组织一开始把水电争议定义为是一个科技争议，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却没有接受过相关领域的科学训练，它们也甚少引用水电专业知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刻意将这一议题扩展至更为宽泛的环境、生态、人文等领域。正因如此，在这场争议中，大量的替代性知识、地方性知识而非专业知识、正统知识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些“常民认知”登上水电争议舞台的过程中，政治性因素，尤其是“碎片化的政治权威”造成的“政治机遇结构”中的缝隙，又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可能性。基于此，作者在水电争议的分析中，振聋发聩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知识”本质的认知：“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并不是由于它是被科学或者其他‘合法化’的群体所创造的，而是由于大众以及施政者在所关注的问题中所采用而被建构的”^[8]93。因此，“知识”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政治属性。作者也尝试由此勾联起STS与政治学的分析视阈。

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一“勾联”，作者进一步引入了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的“公民认知论”（civic epistemology）以及斯蒂芬·希尔加纳德（Stephen Hilgartner）的“知识控制体制”（knowledge control regime）概念来对上述三个科技争议案例进行分析。“公民认知论”将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认知与评价看成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9]。作者也基于此指出，在科技争议的社会化运动中，专家如何表达自身的科学知识并不是最为核心的，公众如何接受，并利用自身的常民知识框架内化并理解这些知识才是更加重要的。例如，作者指出，在转基因争议中，大量的阴谋论在中国社会中流播，尤其是在一些年纪较大的人群中。这些人对于阴谋论的信念，并不仅仅关涉他们的“科学素养”，更是与他们所掌握的社会与个人经验，以及基于此生成的“公民认知”相关，尤其容易与他们在特定时期生成的政治信念挂钩。因此，诞生、成长于中美关系紧张阶段的老年群体更容易接受并相信“转基因是美帝国主义用以控制中国的生物武器”的阴谋论，哪怕他们所接受的转基因科普并不比其他人群少。也因此，单方面强调科学家专业知识输出的“缺失模型”并不能有效纠偏这些阴谋论信念。

除此之外，作者还利用“知识控制体制”概念，来作为自身政治化分析的补充。“知识控制体制”是希尔加纳德在《重组生命：基因组学革命中的知识与控制》中提出的理论概念。希尔加纳德将其定义为“一种社会-技术安排，并通过对知识的资格和责任的分配，规定了不同的行动者、空间、行动对象以及这些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范畴” ^[10]。简而言之，“知识控制体制”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有的知识可以占据问题解释的“权威”地位，而有的则“落选”了 ^①。比如，在核能争议中，作者指出核电议题内部呈现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知识控制体制”：以科学院为代表的机构化的正统知识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与“核”相关的知识的生产与解释牢牢掌握在几个顶尖的科研学术机构中，甚至只有非常少数的顶尖高校才有资格开设与“核”相关的学科专业。因此，“核能”领域对内可以统一口径，对外则可以有效控制反对声音的出现与传播，并进而控制了媒体与公众相应的信息链。“核能有风险，但绝对可控”成为核能界“整合传播”的一致口吻。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知识控制体制”又进一步与“较少的碎片化的威权主义”以及“窄化的政治机遇结构”相联动，使得反核行动派在核能产业面前显得极其无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转基因争议中松散的“知识控制体制”及其造成的知识“权威”的流散。作者指出，在转基因争议中，转基因相关的科学家们依旧按照传统科学知识生产的模式来生产并推动知识的流通。大量的“替代性知识”，如常民经验、技术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转基因科学家心中根本没有占据任何地位，例如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惯习、身份、规则、期待、选择、行为等。此外，中国的生物技术科学家似乎也没有很努力地想要向反对的外行们进行正统知识的输出。所有“支持”的观点都是在面向同行或“舒适圈”内的生产。也正是因为科学界遵循的是“传统”科学的知识控制体制，即只要科学圈内达成共识，那么知识就可以合法地得以生产与固化，忽略了转基因议题在中国社会中已经远远突破了“传统”科学问题边界的现实。因此，当科学家们依旧以这种“传统”的知识控制来看待它，以及规划相关行为时，那么结果必然是与社会需求相反的。以至于，当中国科学家们似乎已经成功推动了政府发布有关转基因安全的说明（在传统的科学-知识控制体制内的成功），公众还是不支持（超越传统的科学-知识控制体制的失败）。

通过上述努力，作者力图将“知识控制体制”等STS理论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政治机遇结构分析框架中。在作者的意图中，“政治机遇结构”与“知识控制体制”等STS理论是平行互补的关系，他们分别解释了科技争议运动的不同维度。例如，“政治机遇结构”与“碎片化的威权主义”框架着重于揭露科技争议运动中同一社会群体内的认知共识或分裂；而“知识控制体制”与“公民认知论”则更着重于阐释科技争议运动中跨群体之间的信息流通与权力输出。而在勾连这些看似平行互补的理论时，“知识”成为了作者最为核心的抓手。通过“知识”维度，作者试图提出一套新的政治-知识-认知-权力的争议性科技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在理论上可以为分析科技争议提供一套宏观-微观；群体内-跨群体；以及权力空间-权威建构等综合维度的分析图景。但较为可惜的是，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这些STS理论或概念，如公民认知、知识控制体制等，则更多是作为微观的分析工具而被采用。其在本书中的宏观框架价值则明显让位于了政治学的相关框架维度。作者在平行地勾联STS与政治学分析视阈上的努力其实并没有像他所想要实现的那样成功。

无论是在现实讨论还是在STS研究中，科技争议都是备受瞩目的话题焦点。但正如开篇所言，到目前为止，科技争议对于我们而言依旧像是一个“黑箱”一样，我们对于其社会运作的内部机理其实依旧知之甚少。而本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通过大量的现实资料力图揭开这一“黑箱”，厘清科技争议的社会运作机制。作者从将科技争议视为“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这一具有启发意义的视角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科技争议具有明显不同的政治宏观背景与微观认知环境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些不同的政治宏观背景与微观认知环境共同营建了不同科技争议所面临的具有差异性的“威权空间”与“知识控制链条”。因此才会出现本书一开始作者所提出疑惑的那种社会现象：为什么有些看起来相似的科技争议却经历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反应；而有些看起来明明完全不同的科技争议却有着非常相似的发展路径与结果。这一看似平实的结论，其实揭示了对于科技争议的分析或治理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版。这也与当前STS尤其是科学传播领域内正在经历的“情境化”与“多元化”的研究趋势是相吻合的。正如艾伦·欧文（AlanIrwin）所言：对于科学技术的分析应当被放置在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化环境下，并强调对于不同科学传播实践的自反性与差异化的文化分析视角^[11]。在这样一种强调政治-社会-认知特殊性背景的“社会运动”的大框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与互动契机才有了可供依存的分析背景，更为精细的应对与治理措施才有可能被有的放矢地提出。而且，这一将社会学、政治学与STS相融合的研究理路较之当前大多国内外从单一视角出发的对于科技争议的研究更显立体与宏观。同时，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科技争议发展的一手资料，对于补充科技争议史这样一个略显空白的学术领域有着较大的贡献。此外，本书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在当前以西方语境为主的科技争议乃至更为宏观的STS研究中，增加了来自东亚的声音。作者也在本书第一章就指出，由于特殊的宏观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东亚的科学技术发展经历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机遇与困境。而这种政治影响在传统以“知识-认知”或“常民-专家”为研究重心的西方STS语境中是有所忽略的。因此作者也想通过此书来呼吁对于东亚STS（East Asian STS）的额外关注，从而用东亚的特殊性来弥补宏观政治维度在STS分析中的缺失遗憾。

不过本书在资料呈现与分析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遗憾与不足。最为主要的是作者对于政治学框架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科技争议的知识属性。虽然作者从开篇到结尾都在强调自己对于不同学科领域理论进行融合的尝试，包括STS、政治学、传播学等，但在最终的呈现方面，这些理论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主次之分。全书依旧是以政治化的框架为主，其他领域的理论，尤其是STS领域的知识论，更像是工具，服务于政治化的框架。对于政治性框架的过度依赖，一方面使得理论之间的关系离作者想要达成的那种有机的互融依旧存在一定距离；另一方面也使得本书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作者自己所担忧的那种困境：忽略了科技争议特殊的知识-认知属性，从而使得对于科技争议的分析越来越趋同于对于普通争议的分析。此外，本书主要是基于作者的博士毕业论文形成的，所以其整体的结构更像是一本大部头的研究型论文：从研究背景到文献综述，从研究方法再到数据呈现。最为精彩的分析章节被放在了较为后面的部分，这对于着急想要获得结论且缺乏耐心的读者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最后，作者的科学记者的出身虽然在获取大量资料方面得到便利，但也使得作者过份关注，甚至依赖媒体文本与访谈资料的应用。在历史分析的过程中，更多元维度的历史证据或资料的提供其实是有待强化的，如经济数据、统计年鉴乃至影像资料等。同样，作者传播学者的身份也使得其尤其关注媒体资料的引入。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文本或量化数据在本书中被大量呈现。但这些媒体资料或数据的呈现与政治机遇框架或知识控制体制等核心理论之间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融合。或者退一步说，作者认为“媒体”在科技争议社会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与作者在文中为“媒体”所费的笔墨之间是有些失衡的。当然，虽然本书存在着一定的遗憾，但整体瑕不掩瑜。其在国内科技争议的宏观研究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厚重的资料与深入的分析依旧让读者能够切实感受到作者的深厚学识与深邃思想。

① 相关内容可参考，胡万亨. 一个社会学家眼中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重组生命: 基因组学革命中的知识与控制》评介[J]. 科学与社会, 2019, 9(2): 1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