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科学与科学家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愈发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当舆论场为全球变暖问题或公共卫生议题而争论不休时，其潜在的核心问题是：当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危机时，政策制定者应当在决策中赋予科学家什么样的角色？尤其当政策制定面临着极度的时间紧迫性，我们又是否能够信赖科学家们在短时间内给出的政策建议？在后真相时代，科学和科学家在政策制定中的权威性遭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随之而来的是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兴起。2017年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与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合著的《为什么民主需要科学》^[1]一书中着重探讨了这一话题。一方面他们预见到了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科学家与科学成果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角色以及面临的困境——正如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在《诚实的代理人》一书中所提及的科学的进步并不能够消除政策制定中的不确定性^[2]；另一方面柯林斯与埃文斯也试图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带领我们重新发现科学的价值。

哈里·柯林斯是科学技术学领域（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的旗帜性人物之一。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更加熟悉的是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研究者的柯林斯。他的《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一书广受好评，也成为中国STS研究者接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早期的柯林斯的确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建构论学者，他所提出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也成为了社会学家打开科学知识黑箱的重要方法。但是在进入21世纪后，柯林斯审视科学的方式不再局限于建构主义的批判路径，反而开始尝试重新划定科学与非科学、专家与普通人的边界。随着他的研究兴趣逐步转向专长研究（expertise studies），柯林斯审视科学的目光逐渐变得温和。在2002年他与埃文斯合写的文章中^[3]，柯林斯首次提出的STS研究的第三波概念（下文会有更加详细的介绍），其中包含了大量对于早期STS研究的反思和对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新思考。相较于2002年的这篇文章，《为什么民主需要科学》一书可以说更加完善且系统地介绍了柯林斯对于科学作为一种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的考察。柯林斯认为，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与科学家请下了真理的神坛，他仍然认为科学家应当成为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参与者。然而与一般的技术官僚主义（technocracy）或者唯科学主义（scientism）不同，柯林斯提出了一种政策制定中的新角色——“猫头鹰”机构，他们由具备反思科学能力的STS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猫头鹰”们将成为监督科学的巡逻员，同时也肩负着沟通科学家与公众、科学家与政府的重要桥梁。

本书在出版之后引起了全球STS领域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新的一轮关于STS学科应当如何在后真相时代（post-truth）介入公共领域的探讨^[4-6]。尽管一些STS学者并不完全赞同柯林斯的观点，但本书毫无疑问是柯林斯自2002年发表STS研究的第三波概念后的又一反思科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著作。本书在STS、政治学和公共政策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力，不仅为STS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同时也对后真相时代以来民粹主义和科学怀疑主义抬头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应对策略。柯林斯认为，一个民主理性的决策过程不能够缺少科学家与科学知识的介入，盲目地否定一切专家知识会让民主决策的过程失去其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题目为《为什么民主需要科学》，因为科学家与科学知识是对抗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的有力武器。通过强调科学与民主决策的深层次关联，柯林斯对科学家在公共议题中的角色进行了深入剖析，并为如何在复杂社会背景中更好地运用科学知识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尽管已出版七年，目前《为什么民主需要科学》一书仍无中译本和中文书评，本文将简要梳理和评价柯林斯与埃文斯在此书中的主要观点。

作为科学技术学学者的柯林斯在本书中梳理了科学技术学的发展历程，以此为起点展开他关于如何看待科学家角色的论述。在2002年，柯林斯与埃文斯于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发表了“科学元勘的第三波：专长与经验研究“一文，文中第一次提出了STS的三波研究进路：从逻辑实证主义影响下的早期默顿主义科学社会学，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后打破科学权威的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再到柯林斯与埃文斯提出的重塑科学家地位的专长研究进路。自此之后，柯林斯就开始了他的理论转向，从建构主义的旗帜性学者转而成为一个专长研究领域的引领者，试图通过将专长视为一种实体化的存在来重塑科学的地位。当科学家的专长（专业知识、技能、决策能力等等）被视为一种真实的、稀有的且难以复制的存在时，科学家在参与重大社会议题的决策中的合法性将得到保证。

在柯林斯回顾STS历史的框架中，第一波起源于20世纪初的逻辑实证主义，并且持续影响到60年代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者。第一波认为科学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知识形式，它的普适性与正确性是不会受到挑战的。科学哲学家们试图提供一种科学发展的模型，用以解释科学何以源源不断地为世界带来新的可靠的知识。科学社会学存在的必要在于解释为什么会有失败的科学主张，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未能遵循理想中科学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发展模型。潜在的利益、偏见与社会因素导致科学家偏离了他们所应当遵循的知识生产模型，因此才会出现失败的科学主张。至于那些被视为成功与正确的科学知识，它们无需任何社会性的解释，因为它们的成功正是由于本身免于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的四种科学规范（norms of science）正是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科学共同体图景，如果科学家能够遵循这些规范，科学知识将会源源不断地被发现。柯林斯认为，尽管20世纪后期第一波的影响力已经在社会科学内部极大地被削弱了，但目前科学共同体内仍然有非常多科学家持有这样的世界观，并且指导着他们进行科学实践。

柯林斯认为STS的第二波的思想源泉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第一次深刻地指出科学知识的演进并非遵循着一个完美的逻辑模型^[7]。受到库恩影响，针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出现。建构论者认为无论是成功的科学知识还是失败的科学主张都应当受到同样方式的分析，同样使用社会性因素去解释它们。一种科学主张的成功并非因为它本身是真理，而是因为它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磋商中成为了共识。从70年代到90年代间，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产生了大量关于科学知识的案例研究，它们都试图揭示这样一个观点：科学发现并非像科学家所宣称的那样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相反科学知识非常深刻地被社会环境所影响。第二波的科学技术学极大地挑战了科学的权威，正如柯林斯2022年在接受《新亚特兰蒂斯》杂志访谈时所言及：科学知识曾被认为是耸立在普通知识平原上的一座高山，但如今科学高山已然被夷为平地^[8]。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紧密联系，其所呈现出的知识图景远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更加复杂。

那么当科学的高山被彻底瓦解，我们当如何在荒原中重建起新的大厦？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客观事实和真相在公共讨论中变得愈发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受众个人情感和信念的虚假信息与阴谋论。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常常被认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及STS研究的发展有很强的关联。塞尔吉奥·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在STS领域重要期刊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的编辑部评论中提出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STS学科应当如何回应后真相时代的来临？^[5]柯林斯的第三波科学技术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柯林斯认为第二波的STS所着眼的是科学知识的“合法性问题”（problem of legitimacy），即科学知识为何具备超越一切其他信念系统的优先性，成为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第二波给出的回答是：科学知识并不比其他任何知识系统更加理性和客观，在重大决策中应当采纳除了科学家以外更多参与者的意见。然而当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受到动摇后，柯林斯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延伸性问题”（problem of extension），即是否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专家？我们是否应当无限制的将所有人纳入到决策过程中，以追求一种绝对的民主？当公民参与科学决策成为一种潮流时，柯林斯在提醒我们警惕其背后的风险：如果人人皆是专家，人人皆有专长，我们如何保证决策的可靠性？

柯林斯将专长研究视为解决延展性问题以及回应后真相时代挑战的途径。尽管第二波揭示了科学家与科学研究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科学家所具备的专长的价值。相反，这些源于科学实践、训练和经验的专长是实在的，并且相比于那些没有受到科学训练的“外行专家”（lay expert）而言，科学家们的专长是更加可靠且有价值的。在本书中，柯林斯多次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应当更加相信那些“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的人”。科学家所经受的训练和他们在科学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使得他们成为“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的人”。这一论点虽然如白话般简单直接，却直指第二波STS研究带来的一个困境：如果我们因为科学走下了神坛而不再相信这些“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的人”，我们又能有什么样更好的选择呢？

柯林斯的STS第三波文章受到了很多来自STS学界内部的批评^[9-11]，很多学者认为柯林斯的呼吁是对STS第二波研究的一种颠覆，试图重新赋予科学知识以特殊的地位。为了回应这样的批评，柯林斯在本书中再一次重申了他对于第二波STS研究的立场：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试图颠覆STS第二波的贡献，然而他所呼吁的STS第三波研究着眼于完全不同的新问题。STS第二波研究揭示了科学与政治、社会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描述式（descriptive）的研究的确深刻地剖析了隐藏在科学表面之下的复杂图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科学与政治立场、偏见和社会背景永远无法分离。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追求一种尽可能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柯林斯认为，正如完美的公正与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我们从未放弃追求公正与民主；追求尽可能客观中立的科学同样非常困难，但我们亦不应当放弃这种极难实现的愿景。恰恰是这样一种愿景，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赋予了科学特殊的价值。

柯林斯在书中反思了STS第一波研究的理论困境：在科学哲学家和早期科学社会学学者看来，科学的价值源于其知识主张的真理性。科学知识代表了人类的绝对理性，因此学者才会不断地提出解释科学发展的逻辑模型，因为这些逻辑模型是保证科学源源不断产生“真理”的前提。然而STS第二波研究瓦解了科学的真理性，因此也消解了科学的价值。但是柯林斯认为科学的价值不应当源自于其知识主张的真理性，而应当源自科学作为一种道德选择和生活形式的价值。

生活形式一词源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类许多活动很难用清晰的定义来界定。例如游戏这一概念，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义把棋类游戏、奥林匹克运动会、电子游戏和桌面游戏全部纳入其中。然而这些活动之间有着很多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这些家族相似性使得它们共处于一个松散的名为“游戏”的生活形式之下。科学同样是这样一种生活形式，科学家和科学实践所具备的行为和目标之间的相似性，使得它们同属于科学这一生活形式。尽管科学家时常被政治和社会背景所影响，然而对客观知识的追求这一愿景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被广泛共享的。STS第二波研究揭示了许多科学家呈现给大众的图景与实际知识生产之间的差别，然而柯林斯认为科学家试图呈现给大众的一面恰恰刻画出了科学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共同愿景：追求真理与免受偏见和政治的影响是科学家认为他们应该去实现的。这恰恰是科学价值的核心所在，它未必能够持续不断的提供真理，然而科学家所共享的愿景是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

柯林斯认为科学的价值同样还存在于其成员所共享的另一个愿景：对客观世界的重复观察能够得到可靠的规律。尽管我们都知道科学家未必总能在这件事上取得成功，柯林斯早期关于引力波探测的研究恰恰揭示了实验观察可重复性的困难。然而，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放弃对客观世界的重复观察就能够得到可靠的知识。柯林斯在他的论述中提出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我们试图去认识世界时，你更愿意去听从一个使用科学方法不断对客观世界进行观察的人（科学家），还是一个不依靠观察，而是凭借主观判断对世界进行描述的人（普通人）？尽管科学家在观察中所得出的规律未必永远可靠，但柯林斯认为在这个快速变迁的世界中，这已经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选择。在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中，柯林斯认为我们不应当寻求一个绝对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我们应当寻求一个相对来说最好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往往依赖于科学家的知识主张。

总结而言，柯林斯重新定义了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科学不再是一种逻辑系统或是信念系统，它在柯林斯的理论中是一种松散的生活形式。科学的价值不再依赖于其所生产的知识主张的真理性，而是源自于其成员所共享的追求知识的愿景。从这一角度来讲，柯林斯认为默顿提出的科学四规范虽然不是一个准确的对于科学家行为的描述模型（descriptive model），却是一个准确的科学家共享愿景的规范模型（normative model）。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STS研究让学者沉浸在揭露科学家和科学知识如何不可靠，从而忘记了科学共同体中仍然有这样对于追求知识的良好愿景。柯林斯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拾科学作为一种道德选择的价值，勇于承认科学在真理性以外的意义。

柯林斯在书中预料到读者对于他的潜在批评：如果我们要重拾科学的价值，并且赋予科学家在社会问题决策中重要的地位，那么柯林斯所倡导的与技术官僚主义（technocracy）又有什么区别？如此而言，STS研究是否又倒退回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诞生之前的以科学为尊的时代？对于这样的批评，柯林斯首先强调了他从未认为应当由科学家和技术官僚决定一切政策制定。其原因在于懂得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未必真正理解科学的本质。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的科学家或许可以取得突破式的科学发现，却不见得能够讲清楚科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对于这个观点，柯林斯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认为科学家有两种：一种是像鹰一样有着锐利的眼睛，一旦发现目标就会执着地追寻，他们往往能够在某个学科中做出非常有价值的知识贡献；另一种科学家则像猫头鹰一样，他们的“头”能够旋转180度以观察四周，他们既懂得如何做科学研究，同样也懂得回看科学发展的历程以反思科学的本质。前者往往十分排斥第二波STS研究中对于科学的批判，认为这些研究威胁到了科学的地位；而后者往往能够部分地接受来自社会科学界的批评，并且深刻地意识到科学的局限性与复杂性。

柯林斯认为在重大社会议题的决策中，应当建立一个“猫头鹰”机构（the Owls）。这个机构由那些像猫头鹰一样的科学家和STS研究者所组成。“猫头鹰”机构的成员能够审慎地看待科学成果，并且理解科学知识生产中的复杂图景。对于“猫头鹰”机构来说，知识主张不再代表着真理，而是一种经过科学共同体磋商后形成的共识。从这一点而言，柯林斯继承了第二波STS研究的理论贡献，并没有将科学重新请回真理的神坛之上。“猫头鹰”机构的职责在于衡量科学知识是否适合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柯林斯在书中比较了现有的科学咨询委员会与他所设想的猫头鹰机构的不同。

现有的科学咨询委员会有如下特点：①成员往往都是“鹰”式的科学家，他们通常非常擅长进行科学研究。②成员很少能够深刻地反思科学的本质。③成员无法令人信服地衡量一个科学共识所形成的过程以及其可靠性。④基于以上原因，科学咨询委员会往往会遭受到公众的质疑。而“猫头鹰”机构则具备如下的特点：①“猫头鹰”理解政策制定与追寻真理之间的差别，前者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寻求一个最佳，而非绝对正确的选择。②他们理解来自科学共同体之外、基于经验的专长在政策制定中的价值。③他们理解科学知识生产中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重要性，以及知识生产所需的各种专长。④他们明白科学争议的发展逻辑，能够客观看待争议中的各种科学主张，并且在政策制定中给予它们适当的权重和可信性。

在柯林斯的设想中，“猫头鹰”机构的存在沟通了科学共同体与政策决策者，以及整个社会。在这样的决策框架中，一方面科学家走出第二波STS研究带来的信任危机，重新获得参与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猫头鹰”机构保证了科学并未垄断知识议题上的一切话语权，对科学本质的反思并未因此停止。相较于其他STS学者，柯林斯尤为关注STS学科如何深度介入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中，而“猫头鹰”机构的设想正是他这一观点的体现。在柯林斯的蓝图中，STS不应当止步于一场推进“认识论民主”的政治运动或文化思潮，STS更应当成为一个基于实证的，关于知识是如何被生产的严谨学科^[12]。STS学者在其中所具备的专长也同样应当受到决策机构的认可，并且深度参与到公共议题的讨论中。

笔者在此对柯林斯与埃文斯在本书中的主要观点简要进行一些评论。首先，柯林斯重新审视科学价值的尝试在当今非常有必要。自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以来，对科学的认识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第二波STS研究将科学作为真理的合法性彻底摧毁。在这场认知革命过后，如何填补科学留下的这片荒原成为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笔者十分赞同柯林斯将科学的价值与其真理性进行区分。STS研究已经深刻地说明了追求绝对理性和客观的知识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将科学的价值建立于其真理性上更是空中楼阁。近些年中国学术界亦不乏关于后真相时代的学术讨论^[13-17]。从网络空间的舆论治理到科技政策与科技伦理中的种种迷思，本书为这些探讨提供了一个专长研究的视角，从STS角度去回应后真相时代的挑战。同时本书也为中国STS研究者指出了一条建构学科合法性的道路。作为新兴学科的STS在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学科合法性的挑战^[18]，中国STS社群亦是如此。正如柯林斯所倡导的，如果STS学者能够更加积极地介入公共政策制订，科学家和普罗大众将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STS学科作为研究知识如何被生产的学科的价值。

然而正如许多STS学者对柯林斯提出的批评，柯林斯对于专长的实在论态度仍有许多可以探讨的空间。首先，以实在论的态度对待专长意味着我们将专长视为一种个体拥有且可以被他人认识到的一种特征。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专长能够被他人所认可，是因为专家能够做到普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一旦某一天，专家无法做到大家期待他能够做的事情时，他身上所具备的专长也就随之消失了。一个人是否具备某种专长，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而非他是否拥有某种特征；同时也取决于外界是否认可他成功地完成某件事情。这也是目前在STS领域比较广为接受的关系式的专长模型（relational model）^[19-20]。如果要建立一个实在的专长概念，那么如何去判定一个人是否具备某种专长？最终可能还要回到一种建立在社会共识下的专长：只有受到科学共同体或某种其他共同体认可的专家才具备专长。因此专长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高度共识性的，脱离专家所做的事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去构建一个实在的专长，笔者认为仍有讨论的空间。笔者认为人类学视角下的专长模型更加符合实际中的情况：专长是专家在实践中不断证明、不断建立的一种关于自身的状态，而非专家具备的一种能力；同时专长亦是互动性的，因为只有在与外行人（laypeople）的互动中，专家才能建立起自身具备专长的状态^[20]。

柯林斯提出的“猫头鹰”机构为科学家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提出一种新设想。然而这个设想同样面临着STS领域始终难以克服的反身性问题：当“猫头鹰”们成为政策制定的守门人时，谁能够成为“猫头鹰”机构本身的守门人？当我们宣称“猫头鹰”们可以做到旋转头颅180度以反思科学时，我们如何能够确认他们对科学的反思本身是恰当的，而非受到某种政治因素或社会因素所建构？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构建起“猫头鹰”机构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尤其是在这个公众对于科学充满怀疑的后真相时代，同时对于科学本质的思考亦十分不足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