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劳务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引发了学术界对其特点、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影响的多学科研究^[1]。随着算法技术的飞速进步，数字平台迅速扩展，催生了诸多新型职业形态，吸引了大批从业者的加入^[2]。外卖行业自2010年在中国兴起，2015年至2017年间迅速进入发展高峰期。期间，外卖平台数量激增，市场竞争加剧，劳动力需求不断扩大。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外卖员已超过300万，服务覆盖全国1300多个城市，总产值达到了4000万美元^[3]。2023年，仅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平台的外卖员数量已分别达到745万和400万，外卖市场规模达到1.2万亿元，体现出市场对外卖员的巨大需求^[4]。

外卖平台借助算法技术对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等劳动密集型岗位的工作流程进行监控和优化^[5]。这种管理模式通过任务分配、路线优化等算法操作，重新定义了数字劳动者的工作体验^[6]，同时赋予他们更多选择工作任务的灵活性^[7]，这些变革带来了工作方式、工作时间和福利结构的变化，劳动者不再依赖于传统的长期雇佣关系，而是以“独立承包商”或“顾问”的身份，灵活参与任务执行^[8]，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9]。

在这种新经济形态下，数字化劳动力逐渐被商品化，呈现出极度不稳定和高商品化的特征，成为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延续^[10]，这种劳动力形态表现为工作的金融化^[11]、裂解化^[12]和不稳定性^[13]。使劳动者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时间压力^[14]和精神负担^[15]。外卖员作为网络零工经济下的典型代表^[16]，面临着来自网络平台、消费者以及自身的多重压力：不仅平台通过算法对其工作进行严格管控，社会刻板印象也加剧了外卖员的沉默，且劳动者常常受到自身职业认同的束缚。

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数字劳动的负面影响，如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低估^[17]、社会孤立感加剧^[18]以及过度工作^[19]等问题。有学者建议，通过提升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意识，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其意识到自身劳动的价值，进而鼓励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20]。然而，关于数字劳动平台上劳动者话语权的研究仍显不足。因此，本文通过呈现外卖员这一典型数字劳动者的失语困境，深入揭示其生成原因，并剖析这一问题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旨在提出构建更加平等、赋权的劳动关系的创新主张，以期打破公众对职业的刻板认知，推动数字时代的职业公平与正义。

一、解构失语表象：数字劳动者的失语问题

近年来，以外卖员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数字劳动者的失语问题逐渐浮现，引发了一系列关注。这一问题在一些恶性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山东一名外卖员被保安刺死事件^[21]，引发了公众对外卖员言论权力和自由的关切。面对社会的不解和冲突，外卖员因担忧工作稳定和薪资问题，往往选择沉默。这种自我言论的限制不仅源于外卖平台的算法控制，也受到社会刻板印象的符号暴力影响，形成了外卖员失语的综合困境。

1. 话语场景：外卖平台制约发声

外卖平台不仅构建了劳动者的物理工作空间，更形成了话语权力的支配场域。在后福特主义下，非物质劳动者拥有日益增强的自主性，但现实中，这种自主性却被数字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加以规训与限制。外卖平台的算法通过程序化的操作流程和任务分配机制，表面上赋予劳动者工作选择的灵活性，实则在无形中压缩了他们的决策自由与表达空间。

（1）平台的技术控制与话语限制

平台技术基础设施，作为话语控制的核心，通过精密的算法对外卖员的每一个行为进行监控^[22]，外卖员的每一项任务不仅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压迫，还通过一系列的自动化决策程序削弱了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如需要外卖员在几秒钟内接受或拒绝订单^[23]。当平台的通知“美团为您自动接单啦”响起时，这种表面上友好而便捷的提示，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化的规训，通过高度自动化的派单机制，平台有效压制了外卖员对其劳动条件发表异议或表达自主意愿的机会。这种对外卖员行为的约束，不仅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也是资本话语的再生产过程，延续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逻辑。

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对工人控制的异化关系，在数字平台中以更隐蔽、更高效的形式展现。外卖员被置于持续监控和评价系统中，平台通过技术的细化操作规训劳动者的行为，迫使他们适应算法设定的高强度劳动要求，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真正掌控权。这种技术控制，实质上是对外卖员话语空间的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字化环境下对劳动者异化的新形式。

（2）信息不对称与话语控制

平台不仅通过技术控制劳动过程，还通过制造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压缩外卖员的发声能力与权利表达空间。平台在任务分配中故意隐藏关键信息，例如仅提供取餐地点而不提前告知消费者的具体地址，外卖员只能在任务开始后逐步获取信息。“只有你到了餐馆，确认你已经取了订单，那时你才会得到地址^[24] ”。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外卖员在劳动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无法对任务条件做出充分判断，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话语权。

这种信息控制模式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中对劳动者的知识压制。资本通过控制信息的流动和劳动条件的透明度，使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在劳动过程中做出自主决定。这不仅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也是对劳动者主体性和话语权的压制。外卖员在面对平台的任务分配时，不仅失去了对劳动条件的知情权，还在无力抗争的状态下被动接受不公平的劳动安排。这种信息控制构成了外卖平台对劳动者话语权的结构性压制，使劳动者丧失了对自身劳动条件进行有效批判和抗争的能力。

（3）绩效管理系统的模糊性与话语约束

平台的绩效管理系统通过模糊的评估标准进一步限制了外卖员的话语权和行为自由。尽管外卖员表面上拥有选择订单的自由，但平台通过一系列隐性的评价机制——如订单接受率、服务评级等，实际上迫使劳动者不得不接受一切派单。外卖员如果拒单，优先级就会下降，进而影响未来接单量和收入。“我不知道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但我认为如果接受100%的订单，基本上会被续订。如果你拒绝一个订单，那么外卖员的优先级就会降低^[24]。”这种模糊的评估标准，使外卖员始终处于对系统评价的依赖状态，不敢对平台的劳动条件提出异议，从而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表达空间。

外卖平台的绩效管理不仅是对劳动过程的技术性控制，更是一种通过控制话语权的资本逻辑。在平台劳动关系中，外卖员的“自由选择”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劳动者表面上拥有自由，但这种自由始终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被控制自由。在这种数字化泰勒制^[25]的管理下，外卖员的劳动强度和话语权力都被压制，平台通过算法与绩效管理工具，将外卖员塑造成被动的执行者，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真正控制。

总之，外卖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和信息不对称的制造，构建了对劳动者话语权的系统性压制。这种控制机制不仅延续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剥削，也通过隐蔽的技术手段加强了对劳动者异质性的规训。正如批判理论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解放话语来自对资本控制的批判性觉醒，外卖员作为异质劳动群体，只有通过打破资本控制下的技术和话语压制，才能真正实现自主劳动与话语解放。

2. 话语客体：消费者的刻板印象噤声

外卖员的劳动过程与传统观念和社会刻板印象的互动，使得外卖员被简化为无个性、机械执行任务的工具，而他们作为个体的独特性被忽视。在这一话语体系中，外卖员作为数字劳动者被贴上“低技能、低地位”的标签，这一偏见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社会尊重，也进一步压制了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发声权力。

外卖员的职业装束在这个符号化的过程中被负面建构，成为他们话语受限的外在标志。统一的职业装束不仅仅是工作标志，还被社会赋予了负面的象征意义，将外卖员变为特定符号体系中的“流动广告牌”^[26]，代表着低层次的劳动者。这种符号化并不是被动接受的，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和日常交往逐渐形成的复杂过程。外卖员的制服和交通工具不仅是身份的标志，还是一个社会意义的动态载体，在这一过程中，平台通过设计这些符号强化品牌，而社会则通过日常互动赋予其进一步的意义。

这种符号化过程加深了外卖员在社会交往中的身份歧视，强化了对他们话语权的压制。例如，一些外卖员由于穿着工作制服，被禁止使用酒店的客梯，或在工作过程中被路人或顾客以歧视性眼光对待^[27]。这些现象不仅反映了平台对外卖员符号化形象的强化，更揭示了社会对这些符号的接受和再生产过程。在这个话语结构中，外卖员的言论和自我表达被迫压缩为“沉默”。这种沉默并非主动选择的抗争，而是被压制后的一种消极回应，是对他们在社会符号系统中被边缘化的反映。外卖员通过隐忍和沉默避免冲突，维护自身的安全，但这种行为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在社会舆论中缺乏发声权的处境。

外卖员所经历的符号化和话语压制，并非一种不可改变的命运。异质抗争者的潜力通过联结网络得以激活。同样，外卖员作为“异质的诸众”，可以通过打破符号化的框架，重新定义他们在社会中的话语权与主体性。这一转变要求对外卖员的劳动形象进行重新建构，承认他们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的独特地位，并赋予他们更多的发声空间，从而促成更广泛的社会解放与话语权的重构。

3. 话语主体：外卖员自我限制言论

话语主体是指在话语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参与表达、塑造和影响意义的个体或群体^[28]。外卖员作为话语主体，通过其职业实践和社会互动来表达自身经历和需求，并在话语场域中占据特定位置^[29]。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规训下，外卖员的话语自由受到了深刻的限制。原本在劳动过程中可能孕育的自主性和反抗力量，在技术手段与符号化体系的双重作用下被大大削弱。技术不仅强化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也通过符号和制度化规范压制了外卖员的异质性表达与抗争潜力。在这种资本逻辑的框架内，外卖员的主体性和自主表达被逐步侵蚀，难以在日常劳动中形成有效的反抗。

外卖员的日常劳动不仅依赖于电动车、手机、头盔、制服与餐箱等物件，这些物件不仅是他们劳动工具，也是资本对其进行社会符号化和控制的工具。与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工业时代劳动者相似，外卖员在当代数字平台中被工具和符号体系异化为“劳动符号”，其话语和行为均在资本逻辑的强制规范下运行。这些物件构建了外卖员的符号身份，资本通过统一的职业装束和标识强化了平台品牌，将外卖员话语权限缩在资本话语框架内。在这个过程中，外卖员逐渐被“驯化”为平台与社会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形成了符合平台与社会期望的身份认知和行为标准。

这一符号化过程通过社会互动和资本规训共同作用，外卖员的职业装扮不仅赋予其劳动的合法性，更使他们的身份被统一为“平台符号”之一。外卖员的身体被标准化，这种标准化不仅是对其外在形象的控制，更是对其话语权的结构性压制。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异化，外卖员在符号化的社会结构中逐渐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自由，变成资本逻辑中的“商品符号”。这种话语的压制使外卖员在日常劳动中失去了主体性和抗争能力，无法在平台设定的框架外进行有效的自我表达。

此外，手机作为外卖员与平台的技术接口，不仅是劳动工具，更是资本对劳动者进行话语控制的延伸^[27]。通过手机，平台算法全面监控并调整外卖员的工作流程，实现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深度交织^[30]。在这一双重空间中，外卖员的行动与话语被进一步规范化，表面上看似享有自主权，实则处于平台算法规训的严密控制之下。这种控制限制了外卖员自我表达的空间，他们的主体性被平台规则和社会期待双重束缚，话语权日益弱化。

外卖员的处境映射了资本主义在数字劳动中的新形式：通过技术和符号双重机制，资本进一步强化了对劳动者的异化和话语压制。诸众的异质性抗争能力在此情境中受到技术规训的削弱，外卖员作为话语主体的解放潜力被资本逻辑所裹挟，难以真正突破平台设定的话语框架。

二、审视失语成因：数字劳动者的失语问题剖析

在数字化时代，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劳动者群体逐渐崭露头角，为劳动市场带来新的动力与变革。然而，在这场数字化浪潮的背后，一些数字劳动者却面临着话语权力的隐蔽失衡问题。通过从话语场景中的算法逻辑规训、话语客体对主体的符号暴力、话语主体对失语现象的感知差异三个维度深入剖析，力图揭示数字劳动者失语问题的根本原因。

1. 话语场景中算法逻辑的规训

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外卖平台不仅实现了对外卖员劳动过程的全程监控，更深刻地植入了由技术和身份差异所决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外卖员的主要职能限于送餐服务，而平台则作为资本权力的延伸，既充当“雇主”^[31]，又是整个数字化管理系统的设计者与执行者。此种基于雇佣关系的数字劳动形式不仅让外卖员在劳动过程中处于边缘地位，还将他们的主体性符号化为平台系统的组成部分。外卖员通过头盔、鲜艳的工作服以及印有平台标志的餐箱符号化地呈现自己的身份，进一步强化了平台对他们的规训。

这一符号化身份不仅揭示了外卖员在劳动关系中的从属地位，还反映了资本主义结构下的劳动者如何被视为可控制的数字劳动力单元。外卖平台通过技术逻辑与社会身份的双重规训，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权力格局，资本在其中享有话语主导权与管理权。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时代无产阶级不同，外卖员作为当代数字经济中的“异质”劳动者，虽然享有一定程度的技术自主性，但这一自主性被平台的算法管理与符号化身份紧紧束缚，削弱了他们反抗资本的力量。

平台的监管逻辑通过言论限制、威胁和惩罚机制，确保外卖员的言行符合其期望。这不仅是劳动过程中的技术管理，更是对劳动者主体性和话语权的压制。平台以“管理合理性”为借口，通过不断巩固其话语权，进一步控制外卖员的言论与行为，限制了他们对自身劳动环境和权利的有效表达。在这种资本主导的数字劳动格局中，外卖员日益被迫内化平台设定的行为规范，逐渐丧失了话语的自主性和解放的可能性。

外卖员的劳动话语场景背后的主导者是谁，究竟是商家、平台的主管、程序员，还是算法本身？这个主导力量始终处于一种隐秘的状态，犹如幽灵般存在于外卖员的日常工作中。外卖员很难确切地知晓他们的接单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无法明确商家或客户的评价是否真实影响了他们的绩效表现。这种技术基础设施的复杂性、信息不对称的特征以及绩效管理系统的模糊性，使得话语场景背后的操纵者显得更加神秘难测。

这种神秘的操控力量可以通过“他者”（the Other）的概念得到进一步理解。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他者”的理论，他区分了两类他者：一种是作为对象的他者，另一种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他者^[32]。在数字劳动的语境中，算法可以被视为一种对象性的他者——它是一种通过数据驱动的、没有自我意识的技术工具；而平台的“推荐”机制则体现了具有自我意识的他者，因为推荐背后隐含着平台设计者的意图和价值取向。

对于外卖员而言，接单的算法推荐系统基于对其行为数据的分析，精准筛选出他们应该完成的订单，这一过程看似为外卖员提供了自主选择的空间，实际上则引导他们做出符合平台预期的“听话”决策。由于绩效的压力，外卖员不敢拒单，甚至习惯于迎合算法的要求。这种算法驱动的管理模式逐渐削弱了外卖员的自主性，将他们转化为在平台规则下服从的劳动者，丧失了对自身工作节奏和劳动条件的主动控制权。算法作为他者的隐蔽操控，不仅塑造了外卖员的工作流程，还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他们的话语权和劳动主体性，使他们在数字劳动场域中逐步沦为被动的、被支配的角色。

由于推荐机制具备一定的自主性，但缺乏自我意识，它可以被视为一种“超客体”他者——既超越了作为对象的他者，又不具备有意识的特征。“超客体 ^①”他者的存在揭示了数字社会中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在传统权力结构中，控制通常依赖于有意识的主体，如雇主或管理者，对劳动者进行直接干预。然而，在数字平台环境中，这种控制机制转移到了缺乏自我意识但具有高度计算能力的算法上。

在规训社会的理论框架下，权力通过各种规训机制渗透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中。算法作为“超客体”他者，通过对数据的精准分析和预测，细致地控制和规训外卖员的行为。与传统的权力控制不同，算法的支配不是通过直接的社会互动，而是通过数据驱动的系统性管理，实现了对外卖员行为的细致控制和监控。这种控制剥夺了外卖员进行理性协商的机会。在算法驱动的环境中，外卖员无法与平台进行有效沟通和协商，只能被动接受算法安排，这种状况破坏了理性沟通的基础。

虽然表面上，算法似乎为外卖员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是否接受订单），但这种自由实际上是被高度控制的。在算法的影响下，外卖员表现出明显的权威主义和自动服从行为，他们追求高效和高评分，逐渐丧失了自主决策的能力。他们成为平台的“自动人”，完全按照平台的规范和要求工作。在缺乏积极自由的情况下，外卖员感到孤立无助，无法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难以在工作中找到归属感。这种状态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孤立感，使他们更加依赖平台和算法的控制，从而形成了一种被动依赖的局面。

2. 话语客体对主体的符号暴力

消费者等话语客体对外卖员身份的污名化即是一种符号暴力的体现。符号暴力强调通过符号和象征性手段对个体进行控制和压迫，这种压迫不依赖于直接的身体暴力，而是通过文化、语言、象征系统等符号性手段来实现^[33]。在面对“低技能、无能力”等符号暴力时，外卖员的反抗能动性受到其文化资本的制约。文化资本，作为社会资源的积累，涵盖教育、知识和文化素养等要素，直接影响个体在社会中的认知和地位。外卖员群体中文化资本的差异，深刻地影响了其话语权力的行使，并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其发声能力。

正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文化资本理论中所指出的，文化资本的分配往往决定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对于外卖员而言，因其群体内部的多样性，文化资本的水平呈现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其所受教育程度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社会问题、权利意识及其劳动地位的理解上。一部分外卖员因教育水平较低或文化背景的限制，缺乏对其权益的清晰认知，因而在面对工作中的不公正待遇或平台的压迫时，常常无法有效地表达自我。这种文化资本的匮乏，使他们陷入了无声的困境，无法抵抗来自平台、消费者和社会的多重压迫。

相比之下，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外卖员，能够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劳动价值，并且有能力与平台、消费者进行理性协商与沟通。这种文化资本的差异不仅加剧了外卖员群体内部的权力不平等，还使得外卖员之间的话语权存在显著分层。那些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外卖员，在话语场景中拥有更多的发声机会和更大的谈判筹码，而文化资本较低的外卖员，则被压缩在社会认知的边缘，陷入话语权被剥夺的境地。

这种文化资本的差异不仅影响了外卖员在话语场景中的地位，也加剧了社会对外卖员群体的刻板印象。如果社会将外卖员定型为“低层次、低文化素养”的劳动者，这种符号暴力便通过社会认知不断复制，使得外卖员个体特征与技能被忽视，最终形成对外卖员群体的文化资本定型。这种定型不仅影响了外卖员在平台上的自我表达能力，也阻碍了他们在社会中的独立性与多样性展示，进一步限制了其话语权力的实现。

外卖员的职业属性使其极易成为社会认知中的象征性暴力对象。外卖员的工作常被简化为“送餐”这一表面上的简单任务，而其中所涉及的高强度劳动与潜在的风险却往往被忽视。这种对外卖工作的误读使得外卖员的劳动价值被大大低估。与此同时，外卖员的形象也受到性别化修辞的影响，普遍被称为“外卖小哥”，这一称呼不仅强化了外卖员群体的性别刻板印象，还隐含着对其职业的低层次化和去个性化处理。

社会对外卖员的刻板印象，往往通过一些具体场景得以体现。例如，在招聘和租房广告中，常见的关键词如“矮穷矬”“连续工作”等，勾画出一幅外卖员群体的典型形象：他们被想象为处于社会底层、急需用钱的男性，负担着家庭经济压力或债务重担。这种刻板印象将外卖员简化为机械化、工具化的存在，抹杀了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种象征性暴力通过符号和语言的运用，不断重塑并加固社会对外卖员群体的认知，将其锁定在某一固定的身份框架之中。

这种象征性控制不仅来自社会对外卖员的刻板认知，还通过外卖平台和消费者的期待，进一步压迫外卖员的自我表达。在与平台和消费者的互动中，外卖员时常感受到一种隐形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求他们的行为和言语必须符合既定的社会期待。为了避免与社会对其的负面认知相冲突，外卖员往往选择克制自我表达，掩盖其个性，主动迎合那些被社会建构出来的角色。这一过程不仅限制了外卖员的话语空间，也加剧了他们在数字平台下的被动和受控状态，使得他们的发声和行动更多地受到外部力量的规制和约束。

3. 话语主体对失语现象的感知差异

外卖员作为数字劳动者中的重要构成群体，代表了一个复杂的主体角色。他们不仅是劳动的执行者，更是话语权利的感知者与维护者。在这一主体框架内，每位外卖员都具备独特的人格特质，这种特质塑造了他们与平台算法管理之间的互动和认知体验。借用压力认知评价理论^[34]和焦点调节理论的视角^[35]，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在面对相同的组织情境时，会产生差异化的感知和评价，进而导致不同的行动结果。外卖员在面对算法主导的数字平台时，不同的调节焦点促使他们产生各异的认知反应。

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时代同质化的无产阶级不同，外卖员作为异质劳动者，既具备面对资本规训时的反抗潜力，又被算法系统规训所束缚。这种异质性体现在他们对算法管理的不同解读与回应上。例如，促进型焦点的外卖员倾向于关注收益，敏感于算法管理中的积极信息，如高效配送和奖励机制，因此他们更可能对算法管理持正面态度，将其视为有助于完成工作的工具^[36]。这种认知不仅反映了他们对平台控制的接受性，也揭示了资本通过算法实现话语规训的有效性。

然而，防御型焦点的外卖员则代表了资本主义体系下异质抗争的另一面。他们更为敏感于算法管理中的负面元素，如实时监控、超时罚款和服务纠错等。这种敏感性使他们对算法规训持消极态度，将其视为压迫性的外在力量^[24]。外卖员对话语权的感知与抗争能力并非统一的，而是在防御焦点的驱动下，表现出对资本规训的更强烈的反抗意愿。

这种反抗性不仅体现在外卖员面对评价机制和竞争压力时的认知差异上，还表现为他们对言论表达的自我限制。防御型外卖员在面对不透明的算法决策、差评机制和不确定的客户反应时，往往将这些视作潜在的威胁源。在资本的规训下，他们逐渐内化了对负面评价的恐惧，采取谨慎和保守的言辞来应对外部压力^[37]。正如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这种言论的自我限制是劳动者在资本统治下的主体性丧失的表现，外卖员的自我表达被资本逻辑与算法控制所规训，逐步丧失了对话语权的自主掌控。

这些异质外卖员通过网络联结，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异质抗争体，即“诸众”。他们在资本的规训中孕育了抗争潜力，展现出一种通过谨慎话语来反抗资本控制的新形式。虽然这种抗争在现阶段表现为言论的自我限制与压抑，但正是这种异质抗争力量，潜藏着数字劳动者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重新夺回话语权的可能性。

三、数字劳动者对他者控制的反思与自我赋权

科林·艾尔曼（Colin Elman）所描述的传统“控制-服从”模式^[38]，在现代平台经济中发生了转型。在传统的劳资关系中，劳动者与资本方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监管-反抗”或“管理-抗争”。然而，随着算法技术的引入，原有的劳资对立关系逐渐隐退，权力不再通过人力监管进行调控，而是通过技术的中介作用转化为“技术-劳动”的新型对抗。算法作为数字平台上的“超客体”他者，对外卖员的话语场景施加了隐形的控制，通过精细化的规制手段，使劳动者处于被动状态。然而，外卖员并非完全屈从于这种技术规训，而是通过主体性的实践探索出对抗算法控制的策略，从而形成新的异质抗争力量。

在外卖平台这一社会场域中，算法技术成为了权力和控制的关键工具，具有“超客体”的他者性质。外卖员在这一场域中，并未完全被算法束缚，而是通过对平台规则的不断适应和利用，形成了与算法抗争的策略性行为。例如，外卖员利用平台推出的补贴和奖励机制，针对算法奖金的计算方式进行策略性调整^[39]，这种行为反映了他们在资本积累中的灵活性。同样，外卖员通过同时注册多个平台，利用“时间差”获取多重奖励的策略，体现了他们对抗平台控制的能力。这种实践不仅是被动的反应，更是对技术控制下的一种自主抗争。

在特殊天气（如暴雨、高温、寒冷等）下，外卖员选择更频繁地工作，以获取更多收入。这种行为既体现了自主选择性，也反映了他们对算法规训的灵活应对。外卖员通过调整工作时间、选择合适的订单、在高峰期增加工作量等方式，展现了他们在特定场域中的自主权^[47]。马克思在分析工人阶级的异化时指出，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劳动的控制权。然而，外卖员在算法规训下的策略性行动，体现了他们通过自主实践和反抗资本主义技术规训，寻求自我赋权的可能性。

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为理解外卖员在算法场域中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工具。与技术工程师通过直接操控代码不同，外卖员通过日常实践逐渐掌握了对算法的应对之道，包括如何等单、如何与客户交流以避免投诉、如何获得五星好评、如何逃避系统的时间监控等^[52]。这种实践过程展现了外卖员对技术规训的熟悉与反制。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抵抗了平台算法的控制，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种对抗过程是一种隐性的话语抗争，外卖员通过策略性劳动实践，打破了符号暴力的束缚，彰显了他们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性。

外卖员作为当代数字平台中的非物质劳动者，展现了异质抗争主体的特征。他们通过日常的劳动实践，不断发展出应对算法规训的策略性行动，形成了对资本主义技术控制的反制。这种异质抗争不仅是对算法规训的抵抗，更是解放话语中的新革命力量。这种新型劳动者所展现的自主性和抗争能力，使他们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潜在推动者，呼应了数字劳动者对新时代革命主体的期待。

四、结 语

外卖员不仅是服务行业的一分子，更是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的“行动者”。数字劳动平台中的算法已不再局限于虚拟领域，而是与劳动紧密交织，并与广泛的社会实体因素产生联系^[40]。算法的引入将高新科技、人与社会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以食物为核心、以算法为中介的微妙社会关系。基于此，在数字技术社会化的进程中，外卖员话语权的重构是促进高新科技、人与社会的平等关系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外卖员的社会地位，减少职业歧视，还能促进劳动权益保障的发展，推动行业规范和监管水平提升，以期为改善数字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社会地位提供有益的启示。

数字技术在各个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推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动力^[41]。数字技术的发展成了牵动社会结构变革的主导因素，它的一点变革将对处于其中的数字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带来重大的改变。为了缓解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人与社会的“对立”局面，使数字劳动者在数字技术社会化过程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数字劳动者话语权的实际操作机制，以及如何在政策层面更加有效地促进数字技术社会化过程中高新技术、人与社会的平等共生关系，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的融合发展。

① “超客体”（Hyperobject）这个术语最初由美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提出的，他在其著作《异层物》（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概念。超客体指的是一种复杂、巨大且跨越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实体或现象，它们超出了人类传统的感知和理解能力，不容易被直接体验或理解。超客体可能包括气候变化、全球资本主义、技术网络等广泛而深远的现象或系统。这些超客体不仅在地理上分布广泛，而且涉及到复杂的科学、社会和文化互动，对人类生活和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在数字时代的语境下，超客体可以扩展到由复杂的技术系统和算法构成的智能化网络和虚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