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得知了詹姆斯·D·沃森（James D. Watson）先生逝世的消息。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因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而闻名于世。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在生命科学的发展史上，沃森引领了两场“革命”式的突破：第一场是DNA分子结构的发现，第二场是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的发起与完成。这两项成就不仅深刻改变了生物学的进程^[1]，也深刻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学工作者的人生道路。在此，我撰文追忆沃森先生在这两场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他对中国基因组学研究的支持与鼓励，以表达我们对这位科学巨擘的崇敬与缅怀。

一、第一场革命：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1953年4月25日，年仅25岁的沃森与37岁的克里克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关于DNA双螺旋模型的论文。这个模型揭示了DNA由两条反向平行的核苷酸链组成，碱基配对形成螺旋结构，从而提供了遗传信息复制和传递的机制，这一“世纪发现”揭示了遗传信息的分子基础，被认为永远改变了生物学。该发现奠定了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基础，并最终引发了生命科学的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的发生，与沃森及其同时代的多位科学家的努力密不可分。沃森与克里克组成了黄金搭档：克里克年长沃森12岁，如师如友。在几张著名的历史合影中，克里克总像是在给显得年轻稚气的沃森“讲课”。两人的互补合作最终催生了双螺旋模型的诞生。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贡献尤为关键，她用X射线衍射拍摄的“51号照片”（Photo 51）提供了DNA B型结构的清晰图样。沃森虽然未获她本人许可，但还是通过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看到了这张照片，并立刻意识到这是螺旋结构的有力证据。富兰克林如果能健康地活到1962年，无疑会与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共享诺贝尔奖（Nobel Prize）——遗憾的是，她于1958年英年早逝，诺贝尔奖不颁给已故之人。历史常将荣誉归于少数几个名字，但实际上，在他们背后还有许多无名英雄：例如早在1938年，佛罗伦斯·贝尔（Florence Bell）作为研究生在威廉·阿斯特伯里（William Astbur）教授的指导下，就拍摄出了DNA晶体的衍射图像；又如富兰克林的学生雷蒙德·葛斯林（Raymond Gosling）与导师一起发表了DNA的X光数据。这些先驱者的工作为双螺旋模型铺平了道路^[2]。

沃森年轻时从事的是动物学专业，但一次重要的邂逅改变了他的志向。1951年，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听到了威尔金斯关于利用X射线解析DNA的报告。会后沃森兴奋地对同行说：“我明白这辈子要做什么了！”^[3]之后，他决心投入到DNA结构的研究中。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基因物质可能是蛋白质，DNA不过是结构支架^[4]。但沃森深受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的《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一书启发，坚信DNA才是遗传信息的载体。沃森自称是研究团队中“唯一的门外汉”（非物理或化学专业），但正是这份生物学直觉，使他关注到DNA所承载的生命意义。他与物理学背景的同伴看待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当其他人还把X射线衍射图当作纯粹大分子的物理学难题时，沃森已经意识到，这实际上揭示的是生命的密码。面对富兰克林那张复杂的X光照片，许多资深物理化学家都无法确定DNA究竟是双螺旋还是三螺旋结构，我自己后来也曾苦读相关文献却仍感疑惑。然而沃森和克里克凭借大胆的想象和对生物学的敏锐理解，成功构建了双螺旋模型。这再次证明了跨学科视角和创新思维在科学突破中的价值。

“双螺旋”的发现并非一帆风顺。著名化学家林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当时提出了一个DNA的“三螺旋模型”，并于1953年2月发表在PNAS上^[5]。然而鲍林的模型把带负电的磷酸基团放在螺旋内侧，结构不稳定，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失误无意中延缓了他人对双螺旋的接受，也一度影响了富兰克林的判断。鲍林作为两次诺贝尔奖得主可谓是当时化学界的泰斗，他起初并不认可沃森和克里克的工作，多次放言沃森是“不入流的门外汉”，认为他在伦敦做生物学研究是“胜任不了”的。事实证明，即便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犯错：鲍林的误判源于缺乏关键实验数据，而富兰克林手握“51号照片”这样重要的坐标，却没能发现双螺旋模型。这些曲折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贡献的肯定。沃森曾在后来坦陈，《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书中对富兰克林的刻画有失公允^[6]——在这本风靡全球、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的自传体小说中，他记录了那段科学发现的激情岁月，也反思了自己早年的偏见。我本人珍藏了多个语言版本的《双螺旋》，每每翻阅，都会感慨科学发现过程之跌宕起伏和人性侧面的真实动人。

沃森与克里克的发现揭示了遗传信息的分子结构基础，被誉为“20世纪生命科学最重要的里程碑”。沃森当时年仅25岁，而这张照片定格了科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见图1）：DNA的秘密被揭开，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由此进入全新纪元。

二、第二场革命：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基因组学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生命科学迎来了第二场革命——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是一项旨在测定完整人类DNA序列（约30亿碱基对）的宏伟工程，也被誉为生命科学的“登月计划”。沃森敏锐地预见到了基因组测序将掀起新的浪潮。198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时任院长邀请沃森担任新成立的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Genome Research）主任，该中心后来升格为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NHGRI）。虽然沃森曾在讨论基因组计划管理时表示，自己“想不出还有什么职位比这更不想做了” ^②[7]，显示出他对行政职位一贯的保留态度，但他出于对基因组研究的热忱接下重任，成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早期阶段实际上的领导者之一。在1988年至1992年间，沃森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摇旗呐喊、四处游说，争取政府和公众支持。他多次出席国会听证会为项目争取经费，在这样一个分散、资金不足、前景不确定的领域，沃森在推进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8]。他善于将艰深的科学目标转化为生动的公众话题。例如，沃森团队曾形象地向媒体和公众宣传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预算目标——将测序成本降至“一美元一个碱基”。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在纽约街头询问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方竟然知道这个口号并支持研究。由此可见，沃森成功地让最普通的公众都理解了参与这项大科学计划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府进行持续投资。正因如此，有人说“人类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末最雄心勃勃、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工程之一。

1990年10月，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在全球范围内启动。沃森出任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的负责人之一^[9]。这项跨国合作汇集了美、英、法、德、日和后来加入的中国等国的数千名科学家。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远大目标是用15年的时间测序人类全部基因组，并绘制遗传、物理、序列、转录四张图谱。这一过程中充满了技术挑战和协作难题。例如，当时的测序技术主要是桑格法（Sanger），通量和效率远不及今天。为按时完成任务，在不断创新技术、提高效率的同时，还需要设计新的机制，以推动整个计划的进行。沃森和同事们在1996年于百慕大召开的战略会议上提出的“百慕大原则”（Bermuda Principles）堪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灵魂所在。这套原则规定：所有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序的数据24小时内自动公开，定期发布组装序列，测序数据不得申请专利，确保向全球科研人员自由共享^[10]。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做法，因为传统上科学数据往往在论文正式发表后才会分享。但沃森等人力排众议，促成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放政策的颁布。百慕大原则极大地加速了测序进展，保证了公共产出最大化。可以说，这一公开共享的理念成为后来基因组学领域的标杆，被视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最重要的“遗产”之一^[11]。沃森等科学家认识到，生命科学的成果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正是在这一信念驱动下，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全球科学界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共识。

在实施过程中，另一个大挑战是来自于商业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压力。1991年，美国NIH局部资助的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对人类cDNA（complementary DNA）片段申请专利，希望在序列公布前获得商业利益。这种做法令沃森大为震怒，他认为对人类基因序列申请专利是对科学原则的背离：“基因是大自然的法则，不应被某些人据为私有”^[12]。1992年，当NIH时任院长伯纳丁·希利（Bernadine Healy）执意推进几千条基因序列专利申请时，沃森选择毅然辞去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主管的职务，以示抗议。在离任之前，他公开表明态度：“全世界各国必须明白，人类基因组属于全人类，而非某一个国家或团体”^[13]。他甚至愤怒地把推动基因专利化的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斥责为“希特勒”^[14]，并质问继任者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你想当张伯伦还是丘吉尔？”^[15]——借二战史喻示，在原则问题上是妥协退让还是坚决斗争。沃森选择了后者，以辞职这样激烈的方式捍卫科学伦理。这桩“辞职事件”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人这才意识到：维护科学共同体共享原则的价值，甚至高于一时的名利和领先。

沃森离开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美国项目主管由柯林斯接任，但沃森依然以顾问身份活跃于国际合作的舞台。在他的影响和坚持下，“公开共享、禁止私有”的旗帜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高高飘扬。1996年的百慕大会议纪要甚至没有正式文件，只留下科学家们在用餐时边吃边讨论后签名的一张餐巾纸。但这张餐巾纸上的原则改变了历史走向。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接近尾声，国际社会也在伦理和法律层面给予了呼应。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通过了《人类基因组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Genome and Human Rights），庄严宣告“人类基因组在象征意义上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16]。2000年3月14日，美英两国元首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将人类基因组序列数据公之于众，不申请专利，以利于全人类。这一声明直接导致商业公司股价大跌，却为公共项目赢得了道义制高点。紧接着，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也发表声明支持基因组共享理念。我当时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UNESCO International Bioethics Committee）的成员，与英国同行一起多方奔走，呼吁各国政府抵制人类基因组商业垄断计划。幸运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应。英国的约翰·苏尔斯顿爵士（John Sulston） ^③特别致信感谢“中国的同事”，称赞“中国坚定支持数据公开，是人类基因组成为全世界共同财产的重要因素”^[17]。这些国际赞誉的背后，都凝聚着沃森当年坚守的信念和原则。可以说，他以远见卓识为基因组学奠定了“共有、共为、共享”的精神基石。

2001年2月15日Nature杂志封面，公布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工作草图”完成的消息。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联盟（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 IHGSC）的科学家们在封面文章中宣布，覆盖人类基因组99%的区域、准确率达99.99%的序列图谱绘制完成。这一成就标志着又一场革命的胜利，人类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生命天书”，生命科学由此进入基因组时代。

2003年4月14日，来自美国、英国、中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六个参与国的最高领导人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胜利完成。我有幸亲历了华盛顿的那场历史性发布会。各国领导人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和遗产。正如中国官方新闻所报道的：“中国参与这一计划，充分显示了我国领导人对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重大课题的高度重视与战略眼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改变了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国际格局，显示了中国的科技实力，受到了国际同行、特别是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各个中心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与赞赏。”^[18]二十年后，人们对它的评价更加大胆——Nature文章的标题“人类基因组计划改变了一切！”^[19]尽管有人认为用“一切”来形容略显夸张，但毫无疑问，相比于15年前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时的质疑和不解，2003年的这一刻，人类已经深刻感受到了基因组学带来的巨变。沃森先生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倡导者和早期掌舵人，他在这场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将被历史铭记。

三、我与沃森：初次相遇与难忘瞬间

作为一名中国基因组学科研工作者，我与沃森的缘分可追溯到1989年。那一年，我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有机会参加了一次在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CSHL）举办的学术活动。在沙滩龙虾晚宴上，同行的中国留学生拉着我鼓足勇气去和沃森合影，这张照片也刊印在《基因组学脸谱》中。那一刻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激动、紧张，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第一次见面时，沃森亲切而平易近人，这给了当时的我莫大的鼓舞。

1999年，中国正式加入IHGSC，承担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总工作量的1%。作为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动者，我深知这“区区1%”任务对我国的意义。2000年，奥地利萨尔茨堡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会议（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Project Conference, Salzburg, Austria）上，沃森的发言让日本团队难为情，他指出“日本的7% 怎么能比得上中国的1% 呢？”中国的贡献确实只有日本的七分之一，但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7倍，人均GDP是中国的20—40倍。早在1989年，Science中的一篇文章就报道了沃森对日本的态度：如果你试图分享数据，就必须分担成本 ^④[20]。沃森的发言对中国团队来说是最大的鼓励。

会后我请沃森给我国国家领导人写一封信支持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见图2），沃森在信中写到“中国科学院的基因组中心可以与任一中心媲美和竞争！”。沃森的背书无疑提高了中国领导层对基因组研究的重视程度。可以说，他以一己之力为中国争取到了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和信任度。从此，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中心这个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团队更坚定了信念：不辜负沃森的期望，把1%的任务做成100%的精彩。

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圆满收官时，沃森专门致信祝贺中国团队。据我所知，他在信中再次肯定了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并预言“中国现在是基因组研究的领先国家” ^⑤。这预言在20年后的今天回头看，已经成为了现实。

在那之后，我与沃森在不同场合多次见面。2006年10月，他受邀来到杭州出席我们华大基因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基因组学大会。当时他已78岁高龄，却精神矍铄。在大会上，他预言“不出十多年，测序一人类全基因组的成本将降至1000美元，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基因组图谱”，并且寄望“中国能跻身基因组研究的世界领导者之列，激励其他国家共同推进基因组学的发展”。如今看来，他的这些预测已经几乎全部成真，中国也确实如他所愿，在基因组学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沃森多次来华交流，并亲眼见证了中国基因组学从参与国际“1%任务”到独立完成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等一系列跨越式发展。这位国际前辈的鼓励与鞭策，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科研界的信心。

沃森对中国的感情是特别而深厚的。2003年10月6日，在浙江大学，第一个以詹姆斯·D·沃森为名的基因组科学研究院成立。他在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个研究所能仿照冷泉港实验室的模式，成为集世界一流科研、多层次科学教育和学术交流于一体的国际化中心。他公开称赞：“中国在基因组学领域已经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华大基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测序部分人类基因组和水稻全基因组，中国已成为基因组科学的领先国家。”这段话被广为引用，激励了无数国内科研工作者。此后，沃森多次访问中国。2006年在北京，他访问了包括北京基因组研究中心在内的多个研究所（见图3）。并饶有兴致地了解了最新的测序设备和项目进展。2017年，他再次来到华大基因，恰逢他89岁生日，我们特意为他准备了生日蛋糕，一起为他庆祝寿辰。可以说，沃森不仅在学术上指引了我们，在情感上更是我们最真诚的朋友和导师。

四、沃森的学术精神与科学生涯遗产

回顾沃森传奇而多彩的一生，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远不止发现双螺旋结构和倡导人类基因组计划两件大事。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既包括有形的科研机构与项目，也包括无形的精神财富和理念传承。在此，总结了沃森对生命科学的主要贡献和精神遗产，以表崇敬：

执掌冷泉港实验室，培养卓越人才。1968年，40岁的沃森出任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主任，此后掌舵近35年。在他的领导下，该实验室从一个小型研究站发展成为世界顶尖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与教育中心。沃森倡导拓展冷泉港实验室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癌症和神经疾病的分子机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同时，他重视科学教育，于1998年创办了冷泉港实验室研究生院（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Graduate School, 又称“沃森学院”）^[21]，面向全球招收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博士生。这所被昵称为“DNA学校”的学院以课程精深和训练严格著称，培养出了许多日后斐声国际的青年科学家。冷泉港实验室的学术年会——尤其是每年5月第二周举行的基因组生物学年会（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Annual Meeting on the Biology of Genomes）——是沃森任内创立并延续至今的传统。基因组生物学年会已经成为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国际学术盛会之一，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前往交流最新成果（而华大基因自2006年起主办的国际基因组大会也在沃森的支持下逐渐形成了品牌）。沃森以卓越的领导力将冷泉港实验室打造成了科研与教育并重的殿堂，冷泉港实验室现任主席布鲁斯·斯蒂尔曼（Bruce Stillman）在评价沃森时说：“詹姆斯·沃森创造了一个全世界无可比拟的科研环境”^[22]。

推动建立科学档案，守护历史记忆。 沃森对科学史和科学文化也非常关心。他本人就是著名科学传记《双螺旋》的作者，为公众了解科学发现提供了独特视角。他还在冷泉港实验室主持建立了诺贝尔奖得主档案馆，收集和保存与历届诺奖得主相关的手稿、书信、影像等珍贵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华大基因也为此出资500万美元，获得了档案复制权，共同支持这项事业。2019年，我和同事们在冷泉港实验室参加了“华大诺贝尔档案馆”的揭幕仪式，沃森亦专程出席^[23]。他对此甚为欣慰，因为这意味着后人可以更方便地研究科学大师们的心路历程。沃森相信，科学的发展不仅在于突破性的结果，也在于传承前人的经验和智慧。

建立沃森研究所，提携发展中国家。前文提到的位于杭州的沃森基因组科学研究院是沃森对中国科学界厚爱的象征之一。这是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意以自己名字命名机构。他的初衷不仅是为中国培养人才、促进中外合作，更是树立一个榜样：向世界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建立一流的基因组研究中心，并“可以与任一中心媲美和竞争”。正如他2003年所言：“中国可以媲美任何科研中心”，这句话今天已被实现。沃森对中国的特殊支持，在国际科学界也是佳话一桩。许多西方科学家由此改变了对中国科研的看法，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合作。这种国际合作理念，正是沃森一贯秉持的：科学无国界，合作出成果。

提倡科学伦理，反对基因垄断。沃森一生直率敢言，尤其在维护科学共同利益方面毫不妥协。从反对基因组专利化、坚持数据公开，到积极参与国际生命伦理讨论，他为科研规范树立了榜样。他曾说过，DNA之所以特别，在于它承载了创造生命的指令，“生命的指令不应被法律垄断”^[24]。他在2012年曾向美国联邦法院（United States Federal Courts）提交专家陈述，反对将人类基因（如BRCA癌症易感基因）据为私有，称此举是“疯狂”（lunacy）。最终，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人类基因不许被公司注册专利，这正印证了沃森早年的信念。沃森这种坚持科学公正与开放的学术精神，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铭记他在百慕大原则上的教诲，坚持“人类基因组计划数据即时公开、不得私有”，在后来的“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谱计划”等合作中继续贯彻这一理念。可以说，沃森将科学的利他主义和全球视野传递给了后辈，这是比任何具体发现都影响更为长远的遗产。

热忱扶持青年，启迪科学哲思。沃森17岁读大学时受到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的震撼，从此踏上DNA之路。所以他常以此自勉，也乐于向年轻学生推荐这本著作。沃森后来回忆，自己17岁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读到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后，第一次强烈意识到“生命的本质在基因”，并由此从观鸟兴趣转向遗传学研究^[25]。正是这样的启蒙让沃森走向了科学巅峰。他也希望更多年轻人思考“生命是什么”这一世纪之问。因此在公开演讲或写作中，沃森经常鼓励学生们要有好奇心和勇气，敢于提出“大问题”。他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任教期间指导过许多学生，其中有诺贝尔奖得主马里奥·卡佩奇（Mario Capecchi）、鲍勃·霍维茨（H. Robert Horvitz）、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等。这些人成为各自领域的栋梁，无不与沃森的指点和严格要求有关。在华大基因，我们不少科研骨干曾有机会赴美研修或在国际项目中与沃森共事，每个人都从他那里学到了宝贵的品质：敢于梦想、坚持不懈、广泛合作。这份对青年人的扶持，正体现了沃森作为一位科学大家的胸襟。

当然，沃森也是一个真实的人，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人性的复杂。在晚年，他因发表了一些争议性言论而受到批评。对于这些风波，我们作为晚辈不便评述过多。我始终相信，他的本意并非出于恶意，而可能是性格使然的口无遮拦。正如中国一句古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在科学史上，像沃森这样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其人格也许并不完美，但我们纪念他，不是因为他没有缺点，而是因为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推进了人类认识生命的前沿。他对第三世界科研的帮助和对中国的友谊，我们更是永志不忘。

五、结 语

2025年11月，在得知沃森先生辞世的消息后，我心绪难平，追忆如潮。2025年10月我还与他见过面，虽然他因健康原因声音微弱，但依然关切地询问我们的科研进展。冷泉港实验室方面计划在2026年春天为他举行追思活动，但我们这些敬仰他的科学工作者，早已自发地在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伟人。正如我所强调的：沃森先生的故事远未结束。他的学术精神、国际合作理念将由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

在我眼中，沃森不仅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基因组计划的推动者，更是一位胸怀世界的学术先驱和真诚可爱的长者。他用一生诠释了科学家的使命：探索未知、勇于创新、协作共赢、造福人类。如今，沃森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留给我们的“遗传密码”早已融入现代生命科学的DNA之中。他的名字将与DNA双螺旋结构和人类基因组计划一道，永远镌刻在科学史册上。在此，我代表中国基因组学界的同行和后学，向沃森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和哀思。

① 图片引自：J.D. 沃森.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46.

② 原文：I can’t think of a job I’d like less.

③ 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担任英国Sanger中心主任。

④ 原文：If you try to share the data，you must share the cost.

⑤ 原文：China is now a leading genomics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