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追求卓越，科学家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精英大学不惜重金延揽顶尖科学家……这些不断见诸媒体的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故事，将科学世界描绘成一个仿佛各路高手云集、比武论剑、竞技争雄的场所。这样的场景可能满足了人们对科学的想象，但绝非真实的科学世界的全貌。的确，在科学的舞台上，精英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主角——科学需要精英，塑造精英，精英引领科学，“代表”科学。然而，科学界并非只有精英，一个国家科学的整体水平也不应仅由少数精英的成就“点缀”和表征。对于志在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国家，科学精英当然重要，但拥有数量庞大可源源不断产生未来精英的优秀科研队伍更重要，特别是应当具有吸引万千优秀人才投身科学事业以及培育多样化优秀人才的体制机制。正所谓一枝独秀纵然美，万紫千红总是春！

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不仅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与环境基础。与之类似，基础研究多样性也是科学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基于科学的技术及其开发利用的重要基石。正如生物多样性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而且其演化过程较为脆弱，易受外部环境（尤其是人类活动）的影响一样，基础研究也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易受外界影响的特点，特别是基础研究及其成果应用的泛在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其基础性作用常常不易彰显，短期之内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亦很常见。要应对不确定性，化解长周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最佳途径就是增进多样性！

在生物多样性中，遗传多样性是基础，种群多样性是核心，生态系统多样性是保障；同样地，在基础研究领域，学术思想多样性是基础，研究团队多样性是核心，科研系统多样性是保障。从历史上看，美国和日本等后发科技强国，都经历了学科结构从不均衡不充分到全面发展、人才政策从重精英到多样化、科研投入从单一到多元等方面的转变。增进基础研究多样性是其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基础研究极其依赖于个人思想的创造力，不同的学术思想来源于各个学科学派，更来自于每个能够独立开展科研的科学家个人。默顿所推崇的“科学的精神气质”中首推普遍主义，既指科学论断的正确与否应服从于“先定的非个人性的标准”，而非基于提出主张的科学家的个人或社会属性，也表现在科学事业对所有“有才能的人开放”^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多样性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是由科学的普遍主义规范所决定的。二战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围绕拟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资助方式，美国有过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精英大学集中了精英科学家，他们是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应将资助经费切块分给这些大学；另一种观点主张，公共财政不应过于集中，所有科研机构都享有平等获资助的权利。NSF成立后，采用了由全国科学家个人自由申请、经同行评议后择优支持的方式，既保证最好的学术思想和人才得到资助，也维护了科学界的公平公正和基础研究的多样性^②。

①R.K.默顿著. 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 鲁旭东，林聚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龚旭. 科学政策与同行评议.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基础研究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各学科的研究及其组织方式多种多样，即便同一学科的不同团队也存在不同的研究范式、视角与方法，甚至来自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也日益增多。正是这些多样化的科研团队，共同促进了基础研究发展。从长期看，保持与增进研究团队多样性有利于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发现，在有的领域，精英科学家的猝然辞世，尽管会给其合作者的发展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却给不属于该团队或阵营的同一领域的其他优秀科学家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也使得该领域能够吸收新思想，采用新方法，很快便重现繁荣^①。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多样性的重要性。我国相关部门在组织重大科研项目时，往往科研团队规模过于庞大，甚至集中某个领域全国范围的优势科研力量，围绕着一个或几个十分有限的研究思路集体“攻关”。这种方式在解决科学目标和研究路径十分明确的问题时的确有效，但对于充满变数和诸多可能性的科学前沿探索却不一定适用，因其难以体现基础研究开放包容的特点。更令人担忧的是，此类大型项目消耗了一个领域太多的人力物力，使得其他研究团队得不到充分发展，而且损害了科研的多样性。

①P Azoulay, C Fonsrosen, J Graff Zivin. Does Science Advance One Funeral at a Time?. Cepr Discussion Papers, 2015.

科研系统是比科研团队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至少在组织层面）的科研及其组织管理系统，可以包括科研的投入与资助、评价与激励、人才培养与引进、设施建设与开放共享等诸多方面。在基础研究领域，科研系统的多样性同样十分重要。作为美国基础研究重镇的研究型大学，就很好地体现了科研系统的多样性——既有耶鲁等历史悠久、规模有限的私立大学，也有如加州大学这样在二战后崛起的多元巨型州立大学；既有普林斯顿等坚守学院科学的老牌名校，亦有斯坦福这样与硅谷共同成长发展的产学结合典范^②。上世纪60年代中期，NSF为了帮助当时的非精英大学提升科研实力，专门设立了科学发展计划（亦称卓越中心计划）。该计划在资助对象上有意排除了科研实力最强的前20所研究型大学，集中支持优秀的“次优机构”，同时强调地域均衡，以有效增加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增进优秀研究基地的多样性^③。实际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追求卓越的一贯目标，美国科学也一直重视多样性发展，无论是保持学科、地域和机构均衡，还是促进女科学家发展，抑或吸引海外人才，目的皆在于此。也许正是由于有了多方面促进多样性的政策措施，才使得今天的美国一流大学林立，始终在几乎所有学科领域保持领先，并通过知识扩散和人才培养，有力提升了国家经济实力和社会福祉。

②科尔著. 大学之道. 冯国平，郝文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③George T. Mazuzan.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 Brief History. NSF Office of Legislative and Public Affairs, General Publication, NSF 8816, 1994.

由于长期受科研计划模式的影响，以及受到计划时代科技领域“两弹一星”成就的鼓舞，我国科技管理部门侧重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大工程，立大项目，组大团队，而对小团队开展的自由探索研究往往忽视，甚至将支持此类研究称为“撒胡椒面儿”。其实，正如我国科学家指出的，“很多引领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来自于被探索性、好奇心所引导的这些小团队。”^①基础研究的魅力和持久生命力，就在于其具有层出不穷的多样性和出人意料的可能性！强调基础研究的多样性是夯实基础研究之基础的重要路径。当我们习惯于仰视和羡慕俊俏的山峰时，是否也应注意其脚下根基深厚的辽阔高原，甚至学会欣赏高原上五彩缤纷、争奇斗妍的美妙风光？

①吴月辉，科技创新：堵点犹待打通.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7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