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随着以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为代表的我国科幻作品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科幻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从历年中央领导、中国科协领导的致辞中可以看出，科幻的地位在逐年提升。从原来的‘科普科幻’并提到‘科幻’的称谓被独立提出，体现了科幻从科普的‘跟班’到一种支撑科技创新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源头被给予高度肯定。由此，发展科幻事业被提升到了前沿性、战略性、基础性的地位。”^[1]最近几年，随着科幻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重视，中国科协旗下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除了其原有的与科幻关系密切的分支机构“科学文艺专业委员会”之外，又相继成立了“科幻创作研究基地”“科幻电影创作专业委员会”“科幻专业委员会”“中小学科普科幻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等一系列分支机构，中国科普研究所也成立了“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在社会上的一些科普活动中，科幻也经常出现在其中，而在科幻的活动中，科普一词亦经常被人们提起。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科幻和科普往往以多种方式相互交错和纠缠在一起。

那么，科幻与科普这两个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恰当地理解两者关系，有利于更好地认识科幻和科普本身的定位、宣传、管理等，甚至关系到科学教育的顺利发展。对于这个复杂的问题，可以从多角度进行探讨，如不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环境的影响、创作共同体建制的影响、利益模式、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包括科学本质、科学主义、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科学传播的目的等。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幻和科普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围绕争论的焦点，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尝试对两者的关系给出某种回答。

二、简要的历史回顾

根据已有的研究，笔者将对科普和科幻在中国的发展做简要的回顾，为之后的讨论做准备。

1. 科 普

笔者曾专门讨论过中国科普相关概念的发展^[2]。据科学史家樊洪业先生的考证，直到1950年，科普才作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出现，之后才逐渐被接受并成为今天众所周知的概念^[3-5]。针对这种在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形成的“传统科普”，樊洪业先生总结出了其四大特点：第一，科普理念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衍生出来的；第二，科普对象定位于工农兵；第三，科普方针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需要；第四，科普体制是中国集权制之下的一元化组织结构^[3-5]。从内容的角度来看，这种传统科普最突出的特点——关注对于具体科学知识的普及，后来被继承下来并且直到今天仍然体现在我国的科普实践中。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源起于西方的“公众理解科学”理论被引入中国，并对人们思考和理解“科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国人也了解了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的理论沿革，即从最初的依然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要目标而且是从科学家向公众进行单向传播的“缺失模型”，到后来发展出来的“内省模型”“对话模型”等工作模型的转变^[6-7]。

相对于代表科学共同体立场的“公众理解科学”，国内有学者提出应该用代表公民立场的“科学传播”概念取代（传统）科普的概念，并作为广义科普的第三种模型。除了最初的动机和立场的差别之外，这种模型与西方STS领域里的公众理解科学在传播内容和理念方面存在很多重叠之处。

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央领导人就在涉及精神文明建设的讲话中，提到了要把科技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宣传和普及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到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更为正式地将科普定义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这也成为了官方对于我国科普内容的“标准表述”。2006年，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成为政府对科普工作更为具体的操作性指导文件。虽然采用的是“科学素质”的说法，但科学素质仍然被定义为要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从逻辑上看，这种以“四科”为核心的科普显然是突破了仅仅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旨的传统科普理念。

2. 科 幻

相比相对简单的科普概念在中国的发展变化，科幻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更为曲折，也更有争议性。

科幻的概念本是来源于国外。关于科幻的最初源头，尽管也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说法，例如将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作为起源，但这个问题在科幻史研究者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而且至今没有定论^[8]。不过，对于中国而言，科幻是在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传入，这样的说法应该没有争议。有学者考证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科幻小说，是1872年在《申报》上刊载的《一睡七十年》^[9]。当时没有“科幻小说”一词，只有作为全新小说类型的“科学小说”的提法。除了越来越多的译介作品之外，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也开始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与当时西方科学被引入中国，并由国人开始倡导的“开眼界、启智识、改良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当时虽未有“科普”一词，但当时人们对科幻作品意义的设定，是很注重实用功能目标的，这与后来的传统科普颇为相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十七年”阶段的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按照吴岩的总结，在此期间，中国内地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原创长篇科幻小说，与晚清时期相比，此阶段的“科幻”小说主要集中在儿童文学和科普文学上^[10]。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自苏联的科幻理论对作为“科学文艺”一支的中国原创科学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在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伴随着新中国第一次科普高潮，科幻小说以向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作为主要的目标，少儿化和科普化也成为其鲜明的特点。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到80年代初，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后来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时期。除了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科幻作品也逐渐走出了以前“为科普而科幻”的模式，开始涉及较多与社会或人性相关的话题。可惜好景不长，一些针对科幻小说的尖锐批评出现了。起初，争论的焦点是对科幻小说里不符合科学逻辑和科学事实的内容的批评。也正是在这些争论中，科幻小说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关系，科幻小说与科普的关系再度成为中心话题。随后，关于不符合标准科学知识内容的批评又被升级为与伪科学的联系，甚至认为这场关于科幻的争论是科学与反科学之争，是科幻创作中思想政治倾向之争，从而将科幻划归“精神污染”。在这种意识形态化批评的环境下，科幻小说的创作被迫归于沉寂。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科幻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对于到目前为止的这段历史，除了近年来科幻热的背景之外，还可以注意到的是，前面提到的科幻与科普、科幻的文学性与科学性等争议，仍然在某种形式上存留着，只是不再将其作为焦点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而已。

三、科幻的身份认同：文学性是唯一属性吗？

从上述历史概述可以看出，科幻和科普、科幻的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理解、定位科幻的关键所在。而且，这两种关系是纠缠在一起的，因为科幻的科学性和文学性之争，也隐含着其与传统科普注重可靠、确定、公认的科学知识的对比。对文学性要求更强，将科幻定位于文学，则隐含着或是可以放宽这种基于传统科普的对于所涉及内容的科学性的要求，或者只有改变对科普的定义或理解，才能让科幻超出传统科普的限定而扩充其范围。也正如有人对那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科幻的批判和争议所总结的：“正是在这一时期爆发了‘科幻究竟属于科学还是文学’的激烈争鸣，简称‘科文之争’。‘科文之争’实乃当代中国科幻概念生成的关键事件。”^[11]

因此，我们将从概念的定义和分析出发，结合科幻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对“科文之争”及其涉及的科幻定位进行讨论。

首先，是科幻的定义问题。究竟何为科幻本来就是一个争论已久而且至今仍未有明确定论的问题。历史上众多科幻作家、编辑、评论家、学者都曾试图对科幻进行定义，本文作者曾基于文献调研，对欧美的科幻定义做过历史考察，搜集到了至少108种对科幻的定义。而在实践方面，被归入科幻类别的作品是否是“真正的科幻”也是众多“科幻迷”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科幻的定义随着科幻自身的变化而变化，科幻的发展也与定义的出现以及作家们是否遵守这些定义密不可分。而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不同评论家对科幻的定义各不相同。因而，可以说，科幻作品中“科”与“幻”之间的关系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持续变动的，科幻定义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的变化，而这种认知不仅包含了人们对于科学的认知，也包含了对于人类认知的边界和科学范围的认知，以及科学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认知^[8]。从科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新定义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科幻的重新定位与想象。

基于科幻史的观察是一种理解相关问题的有效方法。在科幻史上，有关科幻属于文学还是科普的争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国科幻究竟“姓文姓科”问题的讨论。有趣的是，“科文之争”不仅仅发生在我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曾出现过，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这些争论有着不同的倾向性。

例如，在日本科幻研究者巽孝之的《日本科幻论争史》中便记载了类似的争论。这场在文学界掀起的争论主要围绕日本记者矢野龙溪在1890年出版的《浮城物语》，争论的一方对这部小说大为赞赏，而另一方则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这部小说在人物刻画方面存在不足。争论的更深层原因是当时日本文学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与“小说要描写人之命运及其内心之真相”两种主张之间的分歧，并且这场论争也是日本最早的文学论争。巽孝之指出，这种论争模式不仅影响了此后一系列关于文学与科幻本质的探讨，也构成了思考科幻的文学类型以及文学研究与科幻研究关系的前提^[12]。科幻作家刘慈欣曾评论，科幻比其他文学形式更加丰富，因其同时涉及到科技与文学两个不同的侧面，而且科幻并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科学与文学的相乘^[13]。或许正是这种相乘所带来的奇妙作用才赋予了科幻别样的魅力。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独特性却将科幻置于十分尴尬的处境，以至于科幻史研究在学术科研机构中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在文学史领域或科普史领域的合法性也需要论证。在主流文学史界，科幻文学一直是相对边缘和小众的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从属于儿童文学。而关于科幻本身是否需要走向学术化都成为了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一些科幻爱好者认为科幻注定边缘，甚至无法在课堂上被讲授。科幻研究者在大学里开设科幻讲座或进行科幻研究都曾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而在传统科学史研究领域，科幻小说同样遭到冷遇。在传统科学史家的基本预设中科幻小说毋庸置疑属于文学，在科幻小说里发掘科学的发展历程无异于缘木求鱼。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幻作家郑文光便对当时被叫做“科学文艺”作品的尴尬处境有个形象的“鸟兽之喻”的比喻，即认为科学文艺在科学界看来是文艺，在文艺界又被认为是科学，就如同动物界的蝙蝠，在鸟类看来是兽类，在兽类看来是鸟类，如此一来弄得在两边都没有合适的位置^[14]。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幻与文学的这种若即若离与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关。科幻既渴望被主流文学接纳，又表现出了疏离又拒斥的态度。一方面，科幻一直处于边缘位置，游离于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外，一部分科幻作家和科幻研究者希望科幻能够获得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另一方面，科幻又总是希望保持一种相对独立性，不仅从业者多属于科幻爱好者这一较为稳定的小圈子，而且科幻文学的审美评价、发展历史、批评方法也有不同于其他文学的标准。为科幻下一个规范性定义的行为本身可以被视做为科幻寻找归属，科幻渴望通过界定自身来获得尊严和地位，但每一次限制性定义与融入主流的尝试都要以否定一部分独特性为代价，后果便是在制定标准的同时丧失了自身最具活力的特质。

在中国科幻史上，科幻从属于文学还是科普曾爆发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多数科幻研究者认可中国科幻的发展经历了从科普到文学的转变，认为科幻文学经过一番曲折历程后成功摆脱了“科学传声筒”的定位，成为了独立的文学分支，并且将之视为科幻文学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成功蜕变。而在美国科幻发展史上，科幻的分类也曾经历过反复摇摆，对一些问题的争论时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失。

事实上，就科幻史的编史学来看，科幻史也与一般文学史存在差异，在科幻史与文学史之间很难做到理想的融合，从文学史的角度书写科幻的历史存在着诸多困难。文学史关注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而科幻作品常常被人诟病文学性不足。从科幻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科幻过去也很少以作品的文学性作为核心竞争力，也罕有优秀的科幻作品是因其华丽的辞藻或丰满的人物形象而获得赞誉的。已有的科幻史往往更加侧重科幻作家在作品中所建构的世界观或与科学有关的新奇想法，科幻也因而常被人称作“点子文学”，科幻作品中所谓的“科学内核”决定了人们对其的评价。而从科幻史家的角度看，这一领域的从业者往往兼具科幻爱好者、科幻作家、科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特别是早期的科幻史家。他们未接受过文学理论的专业训练，因此他们笔下的科幻史与许多文学史的旨趣有着较大的差异。

在实际操作层面，在科幻史中引入文学理论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科幻是一种自身谋求变化的文学类型，这就使得文类分析窄化了科幻的范围，造成了部分不能满足这种文学类型期待的科幻作品无法被考虑在内，而这部分作品可能又在科幻圈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导致科幻史与文学史难以亲近的另一个因素是，与文学史中经典的文学作品比起来，科幻文学在人们的印象中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但是如果从情节引人入胜或者思想性等角度出发，又不能将科幻作品完全驱逐出优秀文学作品之外，毕竟人们往往不能否认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通常首先得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得是一部让读者觉得“好看”的作品。科幻文学难以摆脱类型文学的标签，与主流文学总是存在着通俗与高雅、大众与精英之间的界限。

在讨论科幻与文学的关系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是“文学”的概念。“文学”究竟是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性”又指什么？比如今天人们可能认为诗歌、小说属于文学，而历史不属于文学，自然科学显然也不属于文学。但这种在虚构与现实之间划分的界限其实并不十分清晰。历史研究发现，文学的边界并不具有稳定性，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起源于18世纪末，它的涵义直到19世纪才逐渐接近现代的理解，文学的范畴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变窄的过程，文学逐渐被限制在“想象性”“创造性”“虚构性”的作品范围内^[15]，正如同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的那样，“文学”实际上也只是“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而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的一个名称”^[16]。文学史所记载的对象只是被制度确定为文学的文学，是一定历史时期中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对文学的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并不是一成不变或者完全客观的，正如同所谓的经典文学作品甚至包括所谓文学性也是一种建构，是由部分人出于部分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特定的预设。

由此，可以说上述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科文之争”，消解了科幻中科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从原则上讲，科幻虽然具有文学属性，并因其涉及科学而成为具有特色的类型文学，但却并不一定必须明确、唯一地只归类于文学。

四、讨论与结论：科幻之于科普

当我们讨论科幻与科普、科幻的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时，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几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理解中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并没有一成不变、始终唯一的相关概念，所以在具体讨论中需要明确讨论者对概念的界定。

一方面，如果坚持传统科普的理解，认为科普就是要传播确定的、公认的、准确的科学知识，那不管从什么意义上来理解，科幻显然是与这样的科普不一致的。因而，正像在回顾“科文之争”时，国内著名学者吴岩曾指出的，“关于什么是科普，什么是科学传播？在我眼里很简单，科普作品就是以科学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大众话语体系，文本中一旦出现矛盾，科学是最终的宰制者。作品和作家，都是科学的奴仆。而科幻，是文学，作品和作家不是科学的奴仆，科幻作品中有文学规律的宰制，科学活动只是相关内容的一个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窝在科普范畴之内的科幻作家势必会有一场突围。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就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科幻作家对传统科普所做的一次突围。他们的口号是，科幻是文学，如果文学与作品发生冲突，是要以文学规律来决定的。”^[17]由此可见，从科幻、科学和科普的关系来看，强调科幻的文学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表面现象，在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一原因是与科学观和科普观有联系的。

而从与创作内容相关的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科文之争’正是科幻作者争取自由度的产物。这并不是一场纯粹的理念之争，而是以突破科普作协管理体制与科普创作模式为目标的‘突围战’。科幻，这一交叉性的文类，成为职责分明的体制内部的一个‘变量’。科幻在体制安排上隶属于科协，而非作协，因此‘属文派’的观点自然就‘越界’了。其时的管理体制对这一‘越界’行为，采取了带有强烈惯性的应急式、组织动员式与行政管理化的批评方式。可以说，在这场论争中，既有‘批评’与‘反批评’的层面，更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层面。”^[11]

正如前面指出的，当官方的科普理念升级为以“四科”为核心的科普，成为强调科学素质提升的科普，这一科普理念显然已经突破了仅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旨的传统科普概念。因为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以及当下在正规教育领域中强调的科学思维）、科学素养的培养来说，仅靠具体的科学知识的传播显然是不够的。

在现有的官方科普定义中，也隐含了科学伦理的维度，社会上其他相关的科普或公众理解科学的学理性研究进展更是突出了科学伦理的问题。在科幻史中，总能找到多条相互对立且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逝的线索，既有对于科学技术充满自信的乐观主义，也同样存在对于科学技术过度发展的隐忧；一些人利用科学话语来破除魔法和神秘的旧世界，一些人则将魔法和神秘包裹在科学话语中来回答现代科学未能解答的终极问题。从这种视角来看，科幻和科普的历史并不总是沿着单线的、简单的、进步的预设模式发展的，而是沿着多条复杂的线索并行往复的。

科幻与科普的关系之争，虽然时常被简化为一个历史阶段内的不同派别的观点差异，但这种历史叙事遮蔽了建在共识基础上的未经反思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社会文化之中，并受到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塑。无论作为科幻之基础的科幻观还是作为科普之基础的科普观，终极地都是基于不同的科学观。笔者一直倡导与一元论的科学观有所不同的多元论的科学观^[17]，这也意味着基于这种多元科学观的新科普观使我们可以在科普实践中更具前沿性。如果注意到近来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对于现实中的科学本身之不确定性和科学本身在不断发展的事实，那么在一种多元的科学观中，就会认识到科幻的特征恰恰可以包容在广义的科学“方法”“精神”“思想”的范畴中。也就是说，真正带来分裂的不是这些观点的差异，而是人们无法识别和接纳这些差异。

因而，如果接纳一种更为宽泛的与传统科普不同的“大科普”的理解，那么历史上争议已久的科幻是否属于科普、科幻与科普的关系等问题便自然得到了消解。虽然在具体的科普工作中仍然需要细分在这种大科普下的不同子类型在科普功能上的差异，但现实中的科幻自然也就可以合法地成为这种“大科普”的一个组成部分。类比前面提及的郑文光关于科幻与科普之分类的“鸟兽之喻”，在这个将整个动物界都包括在内的“大科普”中，作为蝙蝠的科幻到底是鸟是兽都没有关系，都可属于这个“大科普”中的成员，作为其中一种不可替代的特色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