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技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对二者关系的解读，主要形成了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技术与社会互动论等三种技术社会理论。三种技术社会理论对技术与社会关系进行了不同解读，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解读带有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它们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二元论的。尽管技术与社会互动论试图超越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技术与社会的二元论解读，弥合技术与社会的对立关系，但依然把技术与社会看作是独立的、分立的，难以避免技术与社会二分的困境。

技术决定论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一是主张技术对社会的决定和影响作用，人类活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都深受技术发展的影响与限制。正如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 二是承认技术是独立的自主力量，技术的发展主要依赖技术自身。技术有机体可以自我设定发展路线和发展方向。罗宾·威廉姆斯指出，“技术的性质和变化方向是预先被决定的（抑或服从一种内在的‘技术逻辑’）”。^[2] 因此，技术决定论推崇技术规则、技术人工物和技术专家。技术决定论主张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忽视了社会对技术的影响。尽管其影响很大，但其观点的偏颇片面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社会建构论就是在对技术决定论批判与否定中出现的技术社会理论。在看待技术与社会关系时，它主张社会对技术具有建构和影响作用，技术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建构论主要受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视角的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突破科学社会学将科学看作一种社会建制的局限，突破知识社会学忽视科学知识的局限，将建构主义纲领用来分析科学知识的内容，主张科学知识具有社会利益性、是社会磋商和社会建构的结果，因此应重视科学知识的社会方面。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发，一些学者主张用社会因素来解释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技术史、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出现了技术的社会研究，他们跳出技术内在因素，通过更广泛的社会因素来解释技术的有效性和技术发展。尽管社会建构论看到了技术发展的社会因素，并主张社会对技术的建构作用。但由于其忽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而受到批评，依然和技术决定论一样，单向度地看待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鉴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都采用二元论的思维来单向度地看待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一种试图超越二元论思维，避免技术与社会对立的技术社会理论出现了，这就是技术与社会互动论。技术与社会互动论认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技术发展影响社会变迁，另一方面社会也建构和影响技术的发展。技术与社会互动论包含三个假定：“(1)技术与社会是分立的；(2)技术构成社会，即技术对社会产生影响；(3)社会构成技术，即社会对技术能够起到某种建构作用。”^[3] 技术与社会互动论既认为技术对社会具有影响，又反对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绝对化、极端化；技术与社会互动论也看到社会对技术的影响和建构的一面，但反对社会建构论忽视技术的自主性，一味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建构和影响作用。可以说，技术与社会互动论吸纳了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合理的观点，避免要么侧重技术，要么侧重社会的单向度认识，而是从双向度出发来看待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但技术与社会互动论把技术、社会看作是分立的两个东西，依然带有二元论思维，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到底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有没有一种其他的解读呢？事实上，西方理论界在反思和超越二元论思维过程中，理论的实践转向（实践理论）对思考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有启发意义。布迪厄提出“象征性实践”概念，来处理社会运行中各个行动施动者的内心活动与外在表现、主观和客观、行为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关系。他运用一系列实践范畴“场域”、“资本”和“惯习”等来论述，这些构成了超越行为与结构二元对立的实践空间、实践工具和实践逻辑。^①

①参见：[法]布迪厄。实践感. 蒋梓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皮克林提出“实践的冲撞”理论来超越科学知识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认为科学知识与世界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通过实践关联起来的。^②皮克林在《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指出该书在选择研究科学实践的文章时，突出了一个特点，“许多篇文章都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质疑诸如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之间的根本界限。”^[4]夏兹金、塞蒂纳等人指出隐藏在实践理论之下的是这样的动机：“它们推动着这些学科去超越如今已经陷入困境的二元论思维方式。”^[5]

②参见：Andrew Pickering. Constructing Quarks: 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在实践理论的启发下，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来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通过把握技术与社会的实践逻辑，看能否找到超越技术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路径。在人类科学技术实践中，特别是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中，确实存在技术与社会二者相依相存、共生融合的例子。对这种案例的剖析和经验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呢？是否可以通过这样的案例来消解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呢？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问题所在。

自贡自古以盛产井盐而闻名，被誉为中国的“盐都”。自贡井盐社区的形成和发展与井盐技术密切相关，而井盐技术的发展也与自贡井盐社区独特的地域社会息息相关，井盐社区与井盐技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演化。鉴于自贡井盐社区与井盐技术的密切关系，本文希望通过对自贡井盐技术与井盐社区关系的探讨，为思考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新视角，也为破解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找到新路径。

二、 井盐技术对井盐社区的建构

自贡井盐社区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的漫长过程。因自贡发现了盐卤资源，聚集了人烟，也随着井盐技术的发展，盐业的开发，成为四川富庶之地，中国的“盐都”。自贡的井盐生产，发端于东汉章帝时期（76-88年），到晋代初具规模，唐宋时期在四川成为产盐重镇，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在清朝的咸丰、同治年间达到鼎盛，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的井盐生产中心，并被誉为“盐都”。“当时年产盐近20万吨，销售川、滇、黔、湘、鄂等省百余州、县，供全国1/10的人口食用。”^[6]自贡井盐社区走过了“因盐设镇、因盐设县、因盐设市的道路，成为我国典型的盐业城。”^[7]其形成、发展与变迁，深受井盐技术的影响和建构。同时，井盐技术建构着社区名称与行政设置、社区经济、社区文化和社区人等。

1. 井盐技术对井盐社区名称与行政设置的建构

井盐技术建构了自贡井盐社区的名称与行政设置。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盐探测、开采和制盐技术获得发展，大量盐井出现，自贡井盐社区的许多名称与盐资源的发现、开采和生产技术密切相关，以井、灶、笕、盐号命名的街道、桥名、市场、村庄无处不在。“在自贡与盐业生产有关，而命名的居民社区就有盐店街、尚义灏、火井沱、大生笕、进盐坝、大楻桶等18处；因为与盐有关而命名的街道、小巷，如牛屎巷、盐水沟、道生灏、高山井、余庆笕、……缪沟井、天花井、骑坳井等竟达235处。”^[8]152 井盐技术建构了自贡井盐社区的行政设置。自贡就是因自流井和贡井的名称而来，因盐设市。而自流井、贡井现在成为自贡的两个地域名称（现为自贡市区），它们均以盐井名称命名。“自流井经历了因盐设厂、设镇、设区的过程。”^[9]东汉章帝时期，自贡的富世县（今富顺县）就产盐，北周武帝时，因盐置县设镇，以富世井为名置富世县。“富顺原为古江阳县地，因有著名的富世盐井（遗址在今县城西），……北周天和二年（567）从江阳县划出以富世盐井（今富顺县城关镇）为中心的地区，设雒原郡及所辖之富世县。”^[10]11 自贡的贡井区也因盐井而得名。历史上因大公井而设公井镇（今贡井区），唐武德元年（618年），公井镇升为公井县而置荣州。明嘉靖时期（1522-1566），改公井为贡井，后发展为今天自贡的贡井区。在唐以前，富世盐井和大公井在四川已较著名，以致因盐设镇、设县而载入史册。唐宋时期，两县地域沿革，或为县，或为监，或为州，代有变化，但依然与盐密不可分。明代嘉靖年间，富顺盐业生产中心西移，新开自流井等盐井，富顺县自流井盐区与荣县贡井盐区形成。民国28年（1939年）8月因盐设市，^[11]取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合称自贡市。从自贡井盐社区名称和行政设置的发展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井盐生产的影响，这都归因于井盐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自贡井盐的繁荣，从而推动和影响了井盐社区的形成、发展。

2. 井盐技术对井盐社区经济的影响

井盐技术对自贡井盐社区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资源是自贡井盐社区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中盐卤和天然气资源是主要的资源，这些资源因井盐技术的进步不断为井盐社区提供发展的动力和基础。自贡井盐社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与井盐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这可从井盐钻井技术发展的几个时期来看。一是大口浅井时期。东汉章帝（公元76-88年）至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钻井技术的发展处于大口浅井时期。在这一时期，建井方法简单，所钻出的盐井“井径大、井深浅，一般井径从数尺到数十丈，深度从数丈至数十丈。”^[12]59地下卤水开采工艺简单，使用人力和简单设备采卤。所产盐业较少，以满足当地或附近社区居民需要为主，外销较少，社区经济也发展缓慢。二是卓筒井时期。北宋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3年），井盐技术实现了从人力挖掘井到机械凿井的转变，出现了顿钻凿井的垂直小口深井。此阶段开始采用冲击式顿钻法，运用铁锥钻头，用破竹缠绳夹锥放入井中，利用杠杆原理，脚踏踩板而碎石，并用长竹将碎石泥水取出。^[12]59钻井技术的突破，促进了井盐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自贡井盐社区的经济发展，还为国家提供了重要收入。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写道：“地多咸鹾，故饶沃衍润过于他郡。掘地汲泉，咸源遂涌；熬波出素，邦赋弥崇；人以是聚，国以是富。”^[13] 三是冲击顿钻技术发展、完善时期。明代中叶至20世纪50年代，这段时期为冲击顿钻发展、完善时期。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井盐钻井、开采、运卤、制盐技术。明代钻头发展到5类15种，清代提高完善到10类70余种，^[12]61制作精巧、种类浩繁的修井工具群也得到发展。明代中叶地下采卤发展到畜力，清朝末年发展到蒸汽机车汲卤。井盐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盐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自贡井盐社区的经济繁荣，大量从事盐业和商业的商贾云集、人口众多，直接和间接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数不断增加，最多时达到三、四十万人。“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年），自流井就已成为自贡地区最大的产盐区和一个以产盐为主的手工业市镇。”^[8]9清代光绪年间，更是呈现出“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袤四十里有奇”^[8]11的繁荣景象。自贡井盐社区成为巴蜀富庶发达之地。

（2） 影响社区产业结构。盐业经济是自贡井盐社区的主导和基础经济，带动井盐社区其他行业和产业发展，盐业的兴盛也带动了与盐业相关的产业发展。在自贡井盐社区，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围绕盐业生产、运输、销售而展开的，就连农产品的生产也以井盐为中心。在井盐社区，围绕井盐生产技术，主要形成了井、灶、笕、银钱、竹木油麻、仓储、船运等经济产业，这些经济产业涵盖了井盐生产、制作、销售过程的不同环节或项目，盐工、盐商、盐官等人群活动也围绕凿井、汲卤、笕运、制盐到售盐等各个环节而进行。

（3） 建构社区的经济模式。井盐技术的发展，建构了井盐社区的经济模式。随着井盐技术的发展和历史演变，自贡井盐社区的经济形态经历了原始经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古代井盐的生产技术简单，生产是自给自足的，以个人或家庭为生产单位，处于原始经济生产模式。北宋庆历年间井盐生产技术的突破，推动了井盐产量的增加，为外销提供了条件，发展到商品经济模式，其生产经营形式也多样化，以家庭、家族或合资合作经营盐场。近代，随着井盐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一定发展。1894年商人欧阳显荣等人开始试验蒸汽汲卤机车，成功后大大提高了汲卤效率，推动了井盐生产技术向近代机器工业的转变，促进了自贡井盐社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井盐传统生产技术逐渐淡出历史，被现代生产技术取代。但改革开放以来，井盐传统技术成为自贡的传统文化遗产，被纳入旅游文化，建构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旅游经济，带动自贡井盐社区旅游业的发展。

3. 井盐技术对井盐社区文化的建构

井盐技术建构了自贡井盐社区文化。自贡井盐社区的文化与井盐生产密切相关，深受井盐生产技术的影响。可以说井盐技术建构着井盐社区的节庆文化、多元文化形态和饮食文化特色。

第一，井盐技术对井盐社区节庆的建构。由于自贡井盐技术的发展，井盐生产专业技术分工很细，各种行会特别多。“烧盐工人有‘炎帝会’，挑盐水工人有‘华祝会’，凿井工人有‘四圣会’，山匠工人有‘普贤会’，机车工人有‘盂兰会’，盐业工人有‘十成会’，打铁工人有‘老君会’，篾索工人有‘巧圣会’，箍笕工人和木工有‘鲁祖会’，挑台工人有‘三圣会’等。”^[12]401每个专业行会都要在特定的节日祭神求福，祭拜自己的行业神。因此自贡井盐社区节庆特别多，除了春节、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庆外，还有一些大型的会节。比如“观音会、东岳会、娘娘会、王爷会、土地会、文昌会、城隍会、单刀会、川主会、雷祖会、牛王会等等。”^[8]146这些会节在自贡盐场受到重视，既是井盐社区手工业技术与盐场经济社会的写照，也是自贡井盐社区居民勤劳、务实和创新精神在民间会节中的体现。

第二，井盐生产技术对自贡社区多元文化的建构。随着井盐技术的发展和分工，盐业经济得到发展，不同地方的人聚集于自贡井盐社区，建构了井盐社区多元的文化形态。这些多元的文化，既反映在戏曲中，也反映在建筑中。自贡井盐社区随着盐业的开发，大批外地商人、技术人员、劳动者聚集于此。既有陕西、山西的商人从事钱庄、盐和煤炭运输，也有江西、苏州、浙江商人从事零售、百货业，也有贵州、福建等省份人从事技术工作。这些外来人员带来了各地不同文化，建构着井盐社区的多元社区文化。自贡井盐社区的戏曲既有本地的“资阳河”流派川剧，也有北方的秦腔、梆子，还有江浙一带的戏曲等。同时，外来人员修建了具有不同地域风格的同乡会馆，既有陕西籍人修建的“西秦会馆”，也有广东同乡会修建的“南华宫”，湖北、湖南、江西同乡修建的禹王宫，贵州人修建的霁云宫，还有福建人修建的天后宫等。^[8]157 这些同乡会馆的建筑风格和名称都显示出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共生于井盐社区，使井盐社区的建筑文化多样而独特。

第三，井盐生产技术还影响着井盐社区的饮食文化。由于井盐独特的开采和生产方式，使得盐场内煮盐的卤汽蒸腾。为了驱寒祛湿，饮食中就特别注重辣椒和花椒，比四川其他地方的饮食更辣、更麻。本来川菜素以“麻、辣”著称，可见自贡井盐社区的饮食“麻、辣”程度。另外因为盐业生产中凿井、汲卤、运卤主要的动力是牛，盐业鼎盛时期自贡盐场的役牛有近10万头之多，^[8]168 “据民国3年统计，自贡盐场有水火井960眼，推卤用牛达两万头，连同凿井、车水、运输以及常年补充备用牛在内，经常保持2.5-3万头。”^[12]79那些盐业生产退役的牛价钱便宜，就成为盐工补充体力的主要饮食，后逐渐发展为满足当地社会各阶层人士需求，品类、味道和做法多样的牛肉制品饮食，且远近闻名。此外，四面八方的人士聚集自贡，也带来了各地风味的饮食，结合当地盐业生产特定的自然和经济环境，形成了特殊的“井河饮食文化”，它兼收并蓄，在吸收各地饮食精华的基础上，不断改造和创新，成为川菜三大菜系之一的“小河菜系”，俗称“盐帮菜”。

4. 井盐技术对井盐社区人的建构

井盐技术还建构影响着井盐社区人。在自贡井盐社区，随着井盐开采技术的进步，井盐业获得发展，与井盐分工和技术分化相联系，形成了盐官、盐商和盐工等社会阶层，而每个阶层又有分化。盐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我国历朝历代十分重视对盐业的管理，盐官是国家对盐业的管理阶层。早在北周统一四川地区后，由于军需、民食和税赋需要，就以富世盐井为中心，设置络原郡，在郡下以井命名设富世县对自贡盐业进行管理。^[10]11由于自贡盐业繁荣，盐官的薪酬高，生活富裕，加之权力大，因此社会地位很高。随着自贡井盐生产技术的发展，井盐社区也出现了一个因盐致富的盐商阶层，产生了一批“富甲全川”的盐商家族。盐商按照经营盐业生产的不同项目分为井帮、灶帮、笕帮、银钱帮、竹木油麻帮等，一般盐商主要经营盐业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或项目，也有一些盐商经营控制从凿井、汲卤、笕运到制盐的各个环节，垄断盐业生产、运输和销售，甚至广设各种商号、钱庄，成为盐商大家族。盐商因富有而有较高的地位，特别是一些“富甲全川”的盐商大家族，其影响辐射到全川，甚至朝野。盐工在自贡井盐社区的社会地位较低，内部又因技术和工种进一步分化。清代盐工的工种已很复杂，清人温瑞柏描述为“其人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漕、司涧 、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14] 民国初年，盐工按工种形成山匠帮、烧盐帮、车水帮等“十大帮”，每个帮又包括若干工种，例如山匠帮包括掌脉、井口、捣碓、装锉等。盐工的待遇，不同工种存在差异，而每一工种又因技术存在差异，技术高则工资较高。“每一工种的工资数目，均按照技术的高低分别规定，带技术性的工资较高，非技术性的偏低。”^[12]389这些都说明，井盐生产技术引起了井盐社区居民的社会分层，它是盐工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决定因素。

三、 井盐社区对井盐技术的建构

自贡井盐社区对井盐技术也产生重要影响，建构着井盐技术。这可从井盐技术的地域特色、井盐技术创新的动力、社会动荡对井盐技术的阻碍与消极影响等方面来看。

1. 井盐社区建构着井盐技术的地域特色

自贡井盐社区建构着井盐技术的地域特色。自贡井盐技术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是蕴涵于整体性的地方性实践之中的。

第一，从钻井技术看，早期的大口浅井时期，凿井的工具都是自贡当地农业生产中运用的工具，如锤、锄等，固井的材料木头、梗楠木也是取材于当地。在卓筒井时期，凿井用铁锥，并以破竹缠绳，且以长竹接引井中碎石泥水。其中所使用的“破竹”、“长竹”皆取材于自贡本地十分普遍的竹资源。卓筒井固井所使用的竹筒、木柱和桐油皆取自于当地的自然资源。此外，自贡盐井修治工具，也是就地取材，与自贡井盐社区经济社会密切联系。“自贡盐井修治工具，多以铁、竹、木、麻为材料，既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又与当地的自然、地理、地质条件相适应。这些工具就地取材。”^[12]10

第二，从开采技术看。地下卤水开采和运输所使用的设备与动力皆取材于生活。在大口浅井时期，材料设备结构简陋，但井口都立有与井同深的木结构楼架，然后在楼架顶端固定木结构滑轮利用人力拉拽绳索以木桶汲卤，类似于辘轳取水方法。后在卓筒井时期井上架天井，发明并采用了“采卤筒”，采卤筒“取坚韧斑竹或楠竹除皮通中，筒颠有铁铤之坠，筒底有牛皮如钱，半翕半张，放入水时，水激钱张，水盈筒内，车一推则水下坠而钱仍翕。”^[12]78 井上所架天井的“木材”、“篾索”，采卤筒使用的“斑竹”、“楠竹”、“铁铤”、“牛皮”皆取材于自贡当地原材，而其采卤原理，也来自于生活实践。在卓筒井阶段的采卤动力也来自于自贡农业生产中的畜力牛。对地下天然气开采所利用“执盆盖井上”的采气方法，并用一系列竹管与木质圆桶相间连接而成以输气。这种采气原理和运输管道都来自于生活实践，取材于当地。

第三，从制盐技术看。敞锅熬盐是自贡井盐长期的制盐方法，这种方法制盐的设备主要有锅灶类、储卤类、制浆类和淋盐类。锅灶类主要有锅、灶和燃料，其中制盐锅大且多为铁锅，灶有单灶和连灶，燃料主要为柴茅、天然气和煤炭。储卤类主要涉及桶和池两种，桶以木材制作，池以条石砌成或凿成。制浆类主要制作净化卤水的豆浆，主要是生活中的石磨、桶之类的物品。淋盐类主要有篾包、盐桥和石槽，其中篾包以竹条编制，盐桥以木头制成，置放篾包用。可见，自贡制盐工具设备的取材几乎都来自于当地生活和生产中的材料。

2. 井盐社区对井盐技术创新、发展的影响

井盐社区对井盐技术创新、发展的影响可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来看。从积极影响看，井盐社区的发展为井盐技术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动力。从消极影响看，动荡的自贡井盐社区也阻碍井盐技术进步。

自贡井盐社区为井盐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在自贡井盐社区形成发展过程中，自贡井盐生产技术也不断发展创新，旧工艺不断改进，新工艺、新技术不断问世，并形成包含盐井钻凿技术、盐井修治技术、深井采卤技术、竹笕输卤技术、采气技术和制盐技术等内容的井盐生产技术体系。井盐生产技术的发展、创新与井盐的社会需求、井盐社区生产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等密不可分。第一，社会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井盐技术创新。唐代四川盐业生产的繁荣兴盛，为宋初圆刃钻头的发明和卓筒小井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多次盐荒时期对自贡井盐的需求，也为自贡井盐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为井盐生产技术发展提供了动力。历史上有过两次“川盐济楚”。一次是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淮盐不能西运，清政府准许川盐济楚；一次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沿海沦陷，海盐内运受阻，湖南、湖北面临盐荒。这两次川盐济楚为自贡井盐业的快速发展获得了机遇，也促进了井盐生产技术的革新。第二，盐业复兴政策及盐税的调整对井盐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明朝朱元璋统一四川后，针对元朝盐税过重和战争造成的井灶凋零、盐工逃亡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扶持的盐业政策。如“官支工本”以补贴灶户，^[15]规定合理的煎盐成本，还大量使用囚徒以增加盐工熬盐等。这些盐业政策促进了自贡井盐的恢复与发展，对井盐生产工具的改进起到了促进作用。“明代后期，由于明王朝盐政重新的调整，钻采工艺进步，井盐工具在宋、元的基础上得以改进，出现了大铁钎、小铁钎，同时打捞和淘井工具也获得相应的发展。”^[16]74第三，自贡井盐社区特定的地理地质条件也促进了井盐技术创新。井盐工具的发展，离不开自贡井盐社区独特的地质条件，“钻治井工具的高度发展和完善，主要与自贡地区特定的地质条件有关。”^[16]98因为自贡地区的地质断层多，地层复杂，岩石硬，盐层深，这对钻治井工具种类、规格、制作提出了特殊要求，也为创新和完善井盐钻治井技术提供了动力。自贡独特的地质条件对“钻井、打捞、补腔等工具不仅要求制作精巧，而且还要形制多变，种类齐全，才能适应地下诸种岩石的变化情况。”^[16]99-100反观四川其他产盐区，比如川北的蓬溪、大英等盐区因地层单一、岩石硬度低，盐层浅，就没有出现这么复杂和精巧的钻治井工具。

动荡时期的自贡井盐社区也阻碍井盐生产技术进步。虽然自贡井盐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井盐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社会动乱、经济停滞、政府对盐业的严控与繁重的盐税，会影响盐业生产，阻碍盐业技术的发展进步。元朝末年盐税过重，加之战争的严重影响，自贡盐业井灶凋零、人口锐减，盐工逃亡。明朝中期，因为统治者巧立名目，盐税繁重。使灶户、灶丁难以纳税。“在官吏重逼之下，灶户、灶丁纷纷逃亡。”^[16]97 这些不仅严重影响盐业生产，更阻碍盐业技术革新和发展。明末清初战乱，川盐川灶几乎全废，自贡井盐盐业也不例外。“富义厂原有盐井四百九十二眼，自明末天启年间以来，先后坍塞盐井有四百五十八眼，几乎破坏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入清后，只剩盐井三十四眼，煎锅九十九口。”^[17] 可见战乱对盐业的破坏严重阻碍了井盐生产技术的发展。民国初年至1935年四川军阀统治时期，兵祸战乱连年，时局动乱，各路军阀为获饷源，劫夺盐税、控制盐场，甚至采用恫吓、绑票、关押、酷刑等方式对盐商敲诈勒索。据统计，“仅1915年至1929年，各路军阀从川南盐场截留的盐税和提取的盐款，计达118511136元。军阀混战时期，川、滇、黔军阀在自贡盐场劫夺的盐税盐款当在一亿元以上。”^[12]14 这严重影响了自贡盐业的正常生产，造成这一时期井盐生产技术发展缓慢。

四、 结论与启示

从上文对井盐技术和井盐社区关系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发性结论。

第一，井盐技术与自贡井盐社区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自贡由于富含盐资源，因盐设邑，随着开采、制盐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井盐社区日益繁荣与兴盛，不断发展变迁到因盐设市。也因为井盐社区的形成、发展，社区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繁荣，为井盐生产技术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不断创新井盐钻井开采技术，提高采气工艺技术，改善卤水运输技术，改进制盐技术，拓宽盐卤资源综合利用手段，发展盐业运输销售工具，由此进一步促进井盐社区的发展。这就呈现出一幅井盐技术和井盐社区互动、互构的情景。

第二，井盐技术与自贡井盐社区共同演进、相互渗透，呈现共生的关系。从上文我们看到，井盐技术的进步促进井盐社区的发展，井盐社区的盛衰也影响井盐技术的发展，二者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共同演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井盐技术带有浓厚的自贡地域特色，是中国传统技术富有生活气息、地域特色的典型代表，井盐生产技术的工艺特色、工具材料、技术发展动力和技术功能都被赋予地方性特色。而井盐技术也已融入井盐社区，成为井盐社区的一部分，不论是社区文化、社区经济还是人的分化和生活方式都内蕴着井盐技术的成分。因此，井盐技术与自贡井盐社区相互渗透、二者是共生的关系，共生于井盐生产实践中。

第三，井盐技术与自贡井盐社区的相互建构和共生是蕴涵于整体的地方性实践之中。井盐技术与井盐社区的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共生离不开井盐生产实践活动。正是在一千多年的井盐生产实践中，才造就了高超、完善的井盐生产技术，形成了自贡井盐社区。也正是这种地方性盐业生产实践，才使井盐技术被打上了地方性烙印，被自贡井盐社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人所建构。也正是这种地方性盐业生产实践，才使自贡井盐社区被打上了井盐的烙印，井盐技术才建构着井盐社区的地名、行政设置、经济、文化和社区人的分化与生活方式。可见，在社区与技术互构共生过程中，井盐生产实践成为二者相互建构的联接载体。相关研究也支持了这种结论。邱泽奇在对传统制造企业引进信息通讯技术的研究中，认为技术与组织是相互建构的关系，二者的互构关系蕴于制造企业的信息技术应用实践中。^[18] 张茂元在考察近代珠三角缫丝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关系时，认为二者关系表明了技术与社会是相互建构的，而技术与社会的互构是体现在缫丝业的生产实践中的。^[19]陈秋虹通过分析商村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认为固定电话与手机应用深刻影响了商村的经济生产，同时技术的应用也受社会形塑，信息技术产品被赋予生动的地方社会内涵，形成地方社会特色。并认为技术与社会的互构体现在商村的信息通讯技术实践应用中。^[20]可见，自贡井盐技术与井盐社区的互构共生关系蕴涵于整体的井盐地方性生产实践之中，这正是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实践逻辑，田野观察和经验研究表明技术与社会是互构共生的关系，二者相互建构、相互演进，共生于地方性生产实践中。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技术与地域社会的相互建构、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蕴涵于整体的地方性实践之中。也许我们可以从这种地方性实践中来思考技术与社会的边界与二元对立，破解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和技术社会互动论所面临的理论困惑。本文的经验探讨无疑为消解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启发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