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7至28日，第七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河北师范大学、《科学与社会》编辑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主办，由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承办。会议以“科学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科技实践”为主题，围绕“科学社会学前沿理论与中国经验”、“科技伦理与治理”、“科学传播与跨学科融合”、“科研诚信与科技政策”等议题展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与讨论。

一、科学技术与社会：历史、当下与未来

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揭示的，科学活动与科学家远非纯粹地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知名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史学家范岱年研究员以1945－1949年期间浙江大学物理系31位教师为样本，结合建国后历史进程中的时间节点，描绘了他们一生中坎坷起伏的经历，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国防、科学和教育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世沉浮、职业流动乃至研究旨趣的抉择，都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捆绑在一起，受到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纠缠与影响。中国人民大学赵延东教授使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概念，对学术界中博士生与导师的匹配问题做了量化研究。他的研究发现：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博士生在导师匹配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同家庭背景还对博士与导师相处得如何产生了显著影响；即使是在强调“普遍主义”和“绩效主义”的学术研究领域，文化资本的再生产逻辑也能渗透其中并发生作用与影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杜鹏研究员则讨论了面向未来的科学共同体的解构与重构问题。他指出当代科学及其建制发生了重要变迁，科技创新由科学驱动转向了市场驱动，科学学会由科研活动的协调者转向了创新要素的协调者，其服务对象由科学共同体向全社会拓展，围绕提升核心竞争力而进行结构调整成为学会面临的新问题。他认为科学规范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科学活动对技术规范的强调在深化，科学建制制度化目标在拓展，科学共同体也因而由精神共同体转向了职业共同体。

面对科学实践及其表现形态在当代的新变化，STS领域的学者们深感各相关学科急需在发展中进行调整，以做出密切的应对。清华大学李正风教授认为：20世纪后期以来，科学的形态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体现为齐曼、福特沃兹与拉维兹、吉本斯等人分别提出的“后学院科学”、“后常规科学”、“科学知识生产模式2”等诸多方面；而默顿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当代科学形态的新变化却回应较少，尤其是对科学知识生产与社会生产体系之间的交换关系没有成为社会系统考察的重要问题。因而他建议科学社会学有必要将科学的社会建制作为一种生产性制度，纳入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之中，该社会建制存在的意义及其“变化着的制度结构和组织机构”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河北师范大学韩来平教授则认为当前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远远没有跟上实践的需要。在梳理了贝尔纳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系统性阐述以及在此之后的狄克迅、撒罗蒙、古斯顿等人关于科学政治学语境巩固与扩张的论断，他提出了科学政治学走出当前理论困境与实践疑难的四条建议，即：在理论上维护和坚持“范式与纲领研究”；以科技政策作为外部控制参量；类比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在关键技术上引入“边界组织”（例如公众参与的平台）。华南师范大学肖显静教授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视域下的STS研究有必要从学科体系上做出反思与变革。他认为当前科学技术哲学视域下的STS研究，因为研究者学科规范缺失、游离于各学科之间的问题，而呈现出“四不像”的状况，严重影响到相关研究质量。因而他建议科学技术哲学学科视域下的STS研究急需加强哲学素养，明确哲学学科定位，强化哲学学科规范，更多地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自然哲学结盟，并从这些学科的角度研究STS问题，从而发挥学科优势，开创STS研究的新视角与基底，引领并拓展非哲学学科视域的研究疆域。北京师范大学田松教授则建议在传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增加一个环境的维度，从而使得STS转变为STSE，以更好地理解与应对当代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他指出：作为工业文明的核心机制之一，科技产业链并不是在真空与实验室中运行的，而是在特定的人类社会与具体的自然环境中运行的，而随着地球生态圈整体健康的日益恶化，科技红利必将走向尽头。科学的救赎在于走向生态文明，走出机械自然观的数理科学，走向生态学与博物学。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则尝试勾连科幻作品与人类学之间的微妙联系。他将《基里尼亚加》与《世界的词语是森林》这两部科幻小说作为人类学的民族志进行品读，他认为这些科幻小说体现了作者想象中的文化冲突的虚拟的“理想实验”，提供了可用于比较的想象中的社会的额外领域，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提供了哲学层面内容丰富的答案。

二、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理论与中国实践

本届会议设置了四个平行分论坛。“科学社会学前沿理论与中国经验”论坛所涉及的报告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是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发言人或回归历史视野重新审视默顿命题，或聚焦爱丁堡学派的“分类”概念加以解析，或追踪当代科学社会学最新的发展动向。第二是技术哲学与技术批判理论，发言人深入解读了恩格斯、雅斯贝斯、哈贝马斯等名家的某一重要思想维度。第三是案例研究，发言人利用经典理论工具来分析中国经验，议题覆盖了传统文化、科技政策、军事实践等诸多领域。

在“科技伦理与治理”论坛中，发言人围绕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数字鸿沟、合成生物技术等热点问题展开论述与讨论。面对新兴科技所带来的潜在而巨大的社会效应，多位发言人不是停留在对后果问题的阐述，而是以更加前瞻性的视角和眼光，审视新兴科技发展所涉及的道德风险和伦理问题。在介入新兴科技与伦理问题的初步探索中，这些研究形成了一些相对有效的方法与路径，例如身份认同、道德图像等。多位发言人还尝试从实操层面追寻伦理治理机制，他们的研究关注点涉及商谈机制、道德嵌入的建构、当下现实治理问题等。此论坛还围绕伦理、风险、治理、集体责任、道德责任、共同体等基本概念及其在社会情境中的具体含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深入的辨析。

“科学传播与跨学科融合”论坛大致包含了以下四类主题的报告。一是关于科普工作，几位发言人分别聚焦于公众、管理层、科学家等群体，梳理了关于当代中国科普工作的现状，并尝试针对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二是关于科学传播，发言人或者立足于跨文化视角理解他者如何看我们，或者聚焦微观案例审视地方媒体在重大事件中应对机制的问题。三是关于科学教育，发言人介绍了他国的先进经验，也针对我国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四是关于科研管理，发言人讨论了职业意愿的性别差异、社交媒体对科研人员的影响、学科发展战略议题遴选等问题。

“科研诚信与科技政策”论坛包括了两类主题的报告。其中，关于科研诚信的讨论矛头直指当下中国科研领域的最棘手的问题。近几年来，国内外频繁发生的重大科研不端行为，让人们认识到了当代科研诚信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史无前例的关注。在本论坛中，几位发言人或者介绍了美国与欧洲在科研诚信建设方面的经验，或者着眼于分析我国科研诚信问题的现状提出优化策略。事实上，人们关于科研诚信问题的理解并不是普世化的，而是需要放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加以理解。基于这一认识，几位发言人深入探讨了科研诚信相关概念的中国特色与学科特色。另外，本论坛还探讨了当下热议的一些科技政策问题，例如有发言人论述了新兴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问题，也有发言人讨论了我国科技创新问题。

三、人文社科学者如何走进与科学家的伦理对话

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使人们不得不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出于时代的召唤，人文社会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开展对话成为当今社会的潮流。然而，在我国，这种跨界对话不仅滞后，而且低效。理应开展对话的双方通常感到深深的隔阂。一种认知的鸿沟横亘于彼此之间—即使形式上的对话得以展开，双方也往往不是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下进行讨论。面对这一困境，本届科学社会学会议设置了以“反思与检讨：人文社科学者如何走进与科学家的伦理对话”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圆桌论坛由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李真真研究员主持，邀请清华大学刘兵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延东教授、中国农业大学李建军教授、中国社科院段伟文研究员、武汉理工大学毛新志教授作为嘉宾，面向现场参会代表开放讨论。

现阶段在我国，人文社科学者与科学家之间的伦理对话，出现了哪些问题？未来应该怎么办？主持人李真真建议从自我检讨出发，来思考这些问题。与会嘉宾及现场参会代表，充分结合自身曾经与科学家对话的经历，发表关于这些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提供了诸多真知灼见。

第一，对话本身包含伦理的问题。引用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的理论，赵万里认为人文社科学者与科学家的对话同样需要遵循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这三条原则，真正的对话才能发生。而知识上的不真诚是当前中国科研伦理研究领域的突出问题。李建军指出与科学家对话的前提是人文社科学者必须尊重科学家，主动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深入了解相关的科学原理与科学事实，避免“说外行话”。对话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了帮助与引导，而不是为了负面的批判。李正风认为人文社科学者需要本着合作的态度，走进与科学家的对话，才能让科学家相信双方可以站在同一战线上，分工协作以解决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问题。毛新志进而建议人文社科学者可以更积极主动地接触科学家，邀请科学家参与人文社科的研究项目，以消除科学家对人文社科学者的误解。

第二，人文社科学者需要夯实自身在伦理议题层面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事实上，科学家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伦理层面的难题。然而，当前人文社科学者在应对科研伦理议题层面的专业知识储备是远远不够。只有当人文社科学者对自身在伦理议题上的专业性有了充分的自信，我们才能为科学家提供真正的帮助，满足他们的需求，为其提供引领作用。赵延东认为人文社科学者首先有必要摸清当前科学家群体对伦理问题（例如对于伦理审查制度）的认识与态度，以及他们持有此种认识与态度的原因，我们才能促进真正的对话。

第三，与科学家进行伦理对话的形式可以是多样性的。人文社科学者也可以通过发表文章、做讲座、提交政策建言、公众传播等多种途径，与科学家实现间接的对话。我们需要重视发挥多元主体（政府、公众、科研机构）的作用，在全社会建立起旨在敦促科研伦理责任的压力传导机制。从当前的策略而言，为了走进科学家的伦理对话，段伟文提出：“我们不能搞批发（将深奥晦涩的伦理知识整体地推给科学家），而只能做零售（根据具体情境深入浅出地向科学家进行阐释）”才能将适用的伦理知识顺利地“贩卖”给科学家。另外，我们有必要在一些重要的热点问题（如人工智能伦理）上，积极地参与国际化的标准制定进程中去。

第四，科研伦理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理念与模式的问题。刘兵认为当前人文社科学者与科学家对话不畅的根源在于科学家培养模式中伦理教育的缺失，唯有从基础教育开始抓起，面向“未来的科学家”开展STS教育（包括伦理教育），才能釜底抽薪地化解跨界对话僵局。他还强调跨界对话的目标不可能是确立一个唯一正确的方向，而是通过对话，让科学家认识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本次会议闭幕式上，科学学科技政策研讨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做了大会总结。本次会议无疑是全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的一次盛会，议题设置的多样性与报告内容的丰富性充分秉承了历届全国科学社会年会一以贯之的对于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价值追求。此次会议的召开，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科学社会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站在这一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必要对自己的学科进行回顾与反思，以迎接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