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齐尔塞尔论题”（Zilsel Thesis）是奥地利学者埃德加·齐尔塞尔（Edgar Zilsel）所提出的“学者-工匠问题”。该论题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促成了由大学者、人文主义者和工匠三个阶层知识活动之间的互动与融合，破除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屏障，进而出现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即近代科学。”^[1]其核心是对近代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科技史发展的追溯，学者与工匠之间壁垒的消解为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工匠在接受学者知识或学者介入工匠体系后所产生的结果便是科学。在新科学产生的过程中，工匠的手作经验、量化方法及技术思维等文化知识及智慧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储备，工匠在此起到了某种决定性作用。对此，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也认为“西方近代科技革新与文化创新是工匠与学者的融合所引发的”。^[2]阿尔福德·鲁伯特·霍尔（Alford Rupert Hall）则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在科学革命时期学者与工匠的互动是有限的，这局限于学者只获得了部分工匠传统问题和思维方式。”^[3]莱昂纳多·奥尔什基（Leonardo Olschki）提出科技史“内部”与“外部”的界限二分是不利于对问题的解释，帕梅拉·朗（Pamela Long）则在“齐尔塞尔论题”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交易地带理论”。^[4]从学者们对齐尔塞尔议题的论辩中，我们可以反观中国清代陶瓷工匠为学者所提供的实践经验、实验方法与量化思维方式等理性思维知识运用所产生的社会性问题，或能借助齐尔塞尔的研究探索出更为合理的解析路径。

齐尔塞尔在其研究中认为，科技革命的诞生得益于英国传统工匠在获取学者知识后向现代工业转型获得的成果，其根本是传统工匠顺利转型为知识型或学者型工匠。他们具备了一定的实验观测能力和文化知识水平，推进了英国工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和科技化的发展之路，并在欧洲率先取得了工业革命的科技突破。借助“齐尔塞尔论题”所指向的“学者”与“工匠”主体，不难发现，在中国清代陶瓷文化社会中也存有类似的指向主体。不同的是，中国清代陶瓷文化社会中的“齐尔塞尔论题”语境与西方工业革命存有差异，西方现代社会的学者阶层及工匠技术身份也不同于清代学者（王、士、官等）与工匠（官匠、民匠、工等）。进一步而言，当“齐尔塞尔论题”介入到清代陶瓷技术史领域研究，或能成为反思中国陶瓷工匠文化历史问题的“媒介”，即确立中国传统陶瓷工匠在陶瓷技术文化发展中的角色，并以此深化对中国陶瓷文化社会发展及转型中工匠价值问题的探索。

在清代以理学思想为主的价值认同桎梏下，陶瓷工匠虽然获得部分身体的自由，但仍不具有完整自主的造物权，即学者仍具有制约或引导工匠发展的权利。这导致陶瓷工匠文化发展“后遗症”的出现：一是陶瓷工匠文化时常被历史学家所忽视，如《清史》《清代通史》《剑桥中国晚清史》等正史论著较少记录陶瓷工匠及其它工匠及其文化；二是陶瓷工匠造物空间及技术发展受到约束，或只能停留在较传统的非科技化的传统技术路线，也致使陶瓷工匠走向近代科学的发展受阻；三是陶瓷工匠获取知识、教育及仕途的发展空间受限。概言之，这三大后遗症所呈现出的是学者对陶瓷工匠文化的轻视，从而导致陶瓷工匠文化一直游离于传统理性知识体系之外。譬如，陶瓷工匠造物技术的发展受制于学者的喜好偏向；学者因为忽略了陶瓷工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而放弃了史学的书写；更因为学者很少能真正接纳工匠入仕为官等。虽然，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的“消极互动”造成了工匠文化知识体系文本和相应科学技术史发展的滞后，但实际上清代学者为主体的学术领域与陶瓷匠人为主体的工匠领域之间仍存有其特殊的“场域”互动。从对“齐尔塞尔论题”的学理性探索中，可以发现该议题不仅具有对欧洲近代科学史理论研究的价值，还可成为清代陶瓷工匠文化史研究的应然题域。

学者与工匠本质上都是社会的产物，两者之间存有复杂的多元“场域”互动，是属于社会学层面的问题。为此，“场域”在社会学层面指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figuration）。正是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5]133-134换言之，“场域”是研究表征社会空间中所构成的特定逻辑和关系构型，而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的互动正是处于社会表征社会行为的特定场域中，“场域”互动对他们之间行为关系构型产生了必然的影响。

为此，从社会学研究角度而言，尽管当下学界对清代社会的学者或陶瓷工匠文化的解析是多样的，包括了清代社会语境下的士人文化、陶瓷文化、工匠文化等，但从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之间的互动或清代“齐尔塞尔论题”之视角讨论的论述还不为多。此种现象不利于理解清代社会及其语境下的陶瓷工匠文化发展。在接下来讨论中，拟以清代学者与工匠的“场域”互动为研究对象，基于“场域理论”为解析学者与工匠互动的工具，较为详细地阐释“清代齐尔塞尔论题”的应然与实然，并就此讨论相关学者与工匠之间的“场域互动”所引发的相关复杂社会问题。

二、陶瓷工匠与学者的“场域”互动结构

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可知，“社会世界由大量且有相对自主性小社会所建构，其中存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 ，^[5]134而这些空间“场域”都有其特殊的结构和逻辑。为此，在清代中国陶瓷文化社会中，陶瓷工匠与学者之间存有的“自主性小社会”架构起二者之间的“场域”互动，并存有其特殊的结构与逻辑。

1. 技术互动结构

技术互动体系包括了技术美学和技术生活两个层面的内容。技术美学受到手作文化的作用，而手作文化的惯习来自社会文化的影响。因为，技术美学源自手作文化，而手作文化惯习中包含了社会主流的美学思潮或哲学理念。这与古代陶瓷工匠的身份受制于学者的支配有关。譬如，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宫廷喜好奢华装饰的瓷器，加之督陶官“上沐圣明之宽恤，下矢驽骀之心耳” ，^[6]从而使得陶瓷工匠造物（如珐琅瓷、青花瓷、粉彩瓷等）的技术美学也从此走上华美和绚丽装饰的审美偏向。另外，清代学者的哲学精神与工匠的技术美学互动也是明显的。如清代唐英《火神传》所见“夫五行各有专司，陶司于火，而加以风于义何取？······可以作忠诚之气而坚义士之心矣” ，^[6]这说明学者眼中的技术美是服务于人在追求美好事物的过程中的体现。又如，陶瓷工匠在制器时追求器型的挺拔与精致是其对极致技艺追求的结果，而极致技艺追求的结果则是器物哲学精神的转译，器物哲学精神的转译又会直接反映出工匠的美学追求与学者的哲学理念，可见手作文化的哲学精神表达与技术美学追求是互动的且相匹配的。为此，陶瓷工匠与学者互动过程中，同构出技术美学与哲学精神的文化场域互动，并由此形成了工匠技术理念与学者哲学理念，工匠造物逻辑与学者著述逻辑两大互动构成形式。

技术生活是基于器物艺术审美与生活方式的同构。陶瓷工匠手作器物是为了满足大众日常生活需求和艺术审美体验，器物结构的形式与社会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从而满足大众消费生活需求和艺术审美体验，即形成生活中对器物需求的审美“趣味”。例如，清代时期，欧洲受到中国外销瓷的影响，掀起一股追求“中国风”的时尚。此时中国风已成为消费大众所认同的审美，即清式陶瓷的中国审美风格影响了欧洲社会审美形式，并在欧洲形成一种中国趣味的时尚生活。这也表明同期器物风格与生活形式的互动结构是稳定的。另外，器物是基于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在作为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生活方式中，器物的结构形式是生活方式的载体与媒介。譬如，中式陶瓷（清代生活文化）结构场域与欧式陶瓷（洛可可生活文化）结构场域就是两种不同生活场域的映照；御窑陶瓷（皇室文化）结构场域与民窑陶瓷（民间文化）结构场域所对应的生活关系形式也是不同的。虽然，器物艺术审美与生活方式互动所显现的生活场域中存有不同需求的趣味差异，但是，器物所呈现的“生活审美”与大众心中的“生活审美”在表达形式上是相近的，并具有文化认同的场域相似性。

2. 制度互动结构

清代时期工匠制度的变革受到国家制度变革导向性的影响，是国家制度转型内化的彰显与转释，因此工匠制度与其产生的互动显而易见。清代初期，由于朝廷需要稳定时局，而民间却要大力恢复经济生产，从而出现了有别于其他时期的“工匠雇佣”制度，且明确划分为“长期雇工”和“临时雇工”两种。前者如“管厂总事一名。副管事一名。档子房听事一名。听事吏一名。书手二名。机兵十六名。门役二名。库役二名。上班众匠役（以水、火、金、木、土五行别役，报开民族轮供。）” 。^[7]又如“九江关总管事一名（九江关幕）。内档房书办二名。选瓷房总头目一名。副总头一名（在关办事）。头目七名（一名常住，其余十日一轮上宿）。玉作二名。帖写一名。画样一名。圆器头一名。雕削头一名。青花头一名。满窑一名。守坯房一名。挑夫一名。听差二名。买办一名。把门一名。以上二十八名计工给食，其余工作头目雇请，俱给工价，於九江关道款（颖）内开报。”^[7]后者如“陶户坯作众人，必用首领辖之，谓这‘坯房头’，以便稽查口类出入、雇人。”^[7]又如“奴才即以此为窑厂雇募各行办事人等辛力月工之用，合并汇册奏陈”^[8]或“画役，令各作募人，日给工食银二分五厘” 。^[9]这皆表明，大部分在编籍之内的“编役匠”“上班匠”都已采用“雇佣制”，而本籍内的工作人员比较少。清代初期的官窑厂基本已全面采用“计工给值雇佣制”，让雇佣工匠承担主要的生产任务，后继康熙时期，在颁布“圣世滋丁，永不加赋”政策之后，雍正时期便正式废除了匠籍，免征匠班银摊入地粮，后至乾隆年间，直接颁布了“官民之家，凡雇请工作之人，立有文契，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只是月日，受不多者，依凡论。”^[10]随着工匠制度束缚的逐渐放松，更在“乾隆初年，间裁去驻厂官员，以九江关使榷陶务，并革向派差役，悉照市价采买，分两季给发工食银两。”^[11]“买办制”的出现让工匠们拥有了更多自由生产的空间。此外，据《江西大志·陶书》所载“部限瓷器，不预散窑，钦限瓷器，官窑每分派散窑，其能成器者，受嘱而释之。”^[12]“分派散窑”制度则是朝廷官窑在无法满足制瓷生产的需求情况下所施行的国家政策。

可见，制度互动体系其实质是工匠制度与国家制度的互动，国家制度主导工匠制度的制订，工匠制度反映国家制度的意志。

3. 精神互动结构

工匠文化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凝聚了手作、制器、精神等文化特质，其中作为核心的工匠精神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实质。清代制瓷文化基本围绕“皇权”展开，并带有明显的封建皇权的人文精神偏向。譬如，康熙时期“珐琅彩瓷”的出现不仅是“西学东渐”技术创造的新瓷，更是封建君王“格物穷理”思想的结果；雍正时期，君王追求“玄道简约”的审美意趣，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瓷器回归到简约的造型和舒朗的装饰中；乾隆时期，因注重瓷器的陈设性和礼治性的统一，从而导致出现对青铜礼器的模仿，如“鹿头尊”“交泰瓶”“灯笼尊”等，并伴随“雷纹”“蟠纹”“兽面纹”等的雕饰。可见，清代原本普通的制瓷文化，在被学者视为精神趣味的象征之后，就与封建皇权的人文精神有了密切的联系，它不仅是陶瓷工匠精神的人文体现，更是封建社会强化皇权关系的实体纽带。于是，在封建学者的高度重视下，继宋、明之后至清代便专门设立了御窑。可见在清代，陶瓷不仅成为学者层对封建皇权精神认同的器物载体，更成为学者的“正心之物”。因为，清代时期封建社会发展已步入晚期，出现的精神认同危机远比其他危机更为严峻，单一的现实引导显得十分贫乏无力。为此，学者们需要建立起另一种架构来应对现实政治所出现的危机，亟需借助工匠“物”的精神建立起一套精神引导的互动体系，而这正与当时工匠造物的“技术守成”原则形成了呼应关系。

据此，清代制瓷观念、制瓷工艺、社会伦理与统治秩序的论证过程是一致的，即社会性的人文精神需要自然性的工匠精神来诠释，而自然性的工匠精神则是为了证明社会性的人文精神，这也就是清代“皇权至上”思维模式的本质特征。亦可认为，清代时期封建皇权的人文精神借助器物载体渗透于工匠的制器行为，从而影响了清代陶瓷工匠制器技术的发展与变革，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清代制瓷技术文化的发展。

三、陶瓷工匠与学者的“场域”互动逻辑

布迪厄曾提出“要想建构场域，就必须辨别出在场域中运作的各种特有的资本形式，而要建构特有资本的形式，就必须知晓场域的特定逻辑。” ^[5]147在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的场域互动中便包含了“意趣”与“样式”，“审美”与“技术”，“功能”与“意义”的逻辑。从逻辑本体视角来看，学者与陶瓷工匠的互动逻辑是由形式互动逻辑、思维互动逻辑和要素互动逻辑等所共同构成。

1. 形式互动逻辑

清代陶瓷工匠与学者之间借助人文“意趣”与器物“样式”来转达二者之间形式外核的内容。从表象形式层来看，这种形式是社会人文风尚借助器物的外显，即借助器物的样式风格彰显人文品味意趣。譬如，清代学者追求的“诗书画”品味意趣与清代陶瓷装饰上的“诗书画”是相通的；清代人追求“吉祥安康”的美好生活与当时出现的“吉祥安康”谐音、比拟、象征的器物造型和装饰图案也是相近的。因此，陶瓷工匠场域的“样式”是学者场域的“意趣”转导与反哺，而学者场域的“意趣”则是受到陶瓷工匠场域的“样式”所影响。从著述形式层而言，这种形式实现了学者与陶瓷工匠的成果互动，即“著述”与“器物”在不同类别上的价值意义同构。

学者的著述与工匠的器物虽属于不同的品类，但从其成果层面上看，二者之间具有相同价值意义的尺度与空间。著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对器物属性不同的类型评判。器物的样式、品类或技术皆会产出不同类型的著述及其文献。诚如“清代学者对工匠的介导致使工匠文化著述成为可能” ，^[13]《阳羡名陶录》《南窑笔记》《窑器说》《景德镇陶歌》等学者著述文本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对器物的批判视野及造物的样态哲学，无论是表象形式互动还是著述形式互动，皆是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在形式互动逻辑层所产生的差异耦合。

2. 思维互动逻辑

清代人文“审美”与器物“技术”是学者与陶瓷工匠之间互动的思维内核。从哲学思维层而论，陶瓷工匠在对器物改造、器物审美与器物语境所呈现出的思维逻辑，与学者表达技术与人文的抽象思维逻辑呈现出偏好的趋同。因为，陶瓷工匠在对器物的改造过程中，技术成为实现其追求的必要条件，而造物意义的叙事表现（物性审美与物性语境）是陶瓷工匠及其时代特征的人文逻辑体现。例如《阳羡名陶录》中就存有陶瓷叙事的内容，文中借助大量陶瓷工匠物语的表达，不仅传达了学者著述思想，还转释了陶瓷工匠造物文化内涵。为此，学者作为书写社会形态的知识分子，在表达对社会文化的反思及其形成的思维逻辑上，必然会反映于陶瓷工匠造物逻辑之中。

从技术思维层而言，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的互动在于器物的“功能”与“意义”，即技术使用与人文意义的互动。就陶瓷领域而言，所造之物或偏向使用功能（日用器物），或偏向人文意义（礼制器物），或两者兼具（日用的礼制器物）。譬如，清代供宫廷佛堂使用的“佛日常明碗”“坤宁宫祭器”“弥勒佛像”等就是专门为举行宗教活动而制成的礼器，是典型的功能逻辑在人文意义层的偏向，而“仿古礼器之尊、罍、彝、卣、觯、爵之属”^[14]等，则体现出功能与意义“道器不二”的互动性同构特征。当然，清代时期无论是器物的“技术”或“功能”，都从属于人文“审美”或“意义”之中，也就是说学者思维对工匠思维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

3. 要素互动逻辑

清代人文“生活”要素与器物“产品”要素是学者与陶瓷工匠在要素层互动同构性的理想趋同，同时在结构性的匹配过程中呈现由“实体物”向“抽象意”的转变，进而达到器物功能向抽象意义的升华。清代陶瓷装饰中的“器上叙事”与“心中叙事”在要素层显现出的结构性匹配，并在“叙事”要素的同构中实现一般制器“物”向哲学审美高度的“意”的跨越。譬如，雍正青花御沟拾叶纹盘“意”的表现，便是出自《唐宋传奇选·流红记》文学作品中叙事内容的转译。又如《清史稿》所载，清代学者工部朗刘源在景德镇开设御窑时，亲自动手绘制图样，借助自身的文化底蕴积累，设计督造了几百种瓷器。他在设计器物图案时不仅参酌古式，更是赋予其新的意义。

于是，清代具有学者智慧与工匠技艺的“文人瓷”获得空前的发展，抑或说，学者参与工匠制器活动时，改变了其单一的技术审美风格及其物理产品属性，为器物注入了一种特殊的人文生活情怀。同时，陶瓷工匠也意识到学者文化知识有助于制瓷技艺的文化性与艺术性的拓展。为此，清代陶瓷工匠与学者的双向互动，显现出器物“产品”要素与人文“生活”要素的双重耦合效应。此外，器物产品要素也是以满足人文生活需求为目的而存在的，不具备满足基本需求而出现的产品要素是不具有其存在的生活意义或价值。为此，学者的人文“生活”要素对陶瓷工匠器物“产品”要素有转导的作用，尤其是清代宫廷的器物产品要素更是在学者场域的生活要素影响下所产生的。

四、陶瓷工匠与学者的“场域”互动机制

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所存有的场域互动机制, 是通过“器物”这一特定的介质所共同塑造的。诚如“对置身于一定场域中的行动者（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或建筑公司）产生影响的外在决定因素，从来也不直接作用在他们身上，而是只有先通过场域的特有形式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了一次重新形塑的过程，才能对他们产生影响。”^[5]144纵观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的互动机制，主要有镜像认知机制、模范参照机制、转导融合机制这三种。

1. 镜像认知机制

法国学者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佛洛依德的基础上，将“自我”进行了更为彻底的还原，通过“他者”的镜像下观测“自我”，也就是说镜像成为主体和他者之间的重要媒介，而作为学者行动与思想出场的重要媒介，便是由工匠文化所映射出的镜像对象。在此，“镜像对象”是指清代陶瓷工匠文化的技术、观念与精神借助学者的思想文本呈现，并成为其思想镜像框架下的目标对象。譬如，“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吐分明。可参造物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15]这不仅是一种诗歌意象的镜像，还显现出陶瓷工匠的造物精神追求。又好比《阳羡名陶录》不但成为清代学者镜像陶瓷工匠及其文化的经典文本，更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工匠实践知识与学者自然哲学知识互动而产生的文化镜像体。《阳羡名陶录》中的“为技也，进乎道矣”“不务妍媚而朴雅坚粟”“至尚象诸物制为器用”“毕智穷工”等制器造物命题的出现，其本质便是清代学者对陶瓷工匠知识镜像后所产生的知识。

借助拉康的镜像理论分析得知，清代学者通过镜像陶瓷工匠知识，获得缺场的身体，通过镜子映射出自己，借助对镜像的凝视，实现自我认识及内心的叙事表达，在场的身体通过角色和镜像的“他者”进行思考和深层的认知，并获得自我心理的愉悦和满足，这是主体通过镜像对客体反复认同的结果。

2. 模范参照机制

在清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模范参照思维逐渐替代了镜像认知思维，这亦是社会文明进步所至。在此，“模范参照”是指主体心理对参照客体对象的认同，并为其制订出诸多的规范标准，并借助此类规范标准建构出参照目标的价值框架。陶瓷工匠便是学者社会行动与思想出场的重要模范参照对象。譬如，在康熙看来“古之正理，所以学者当于格物致知中，循序渐进，不可躐等。有一事必有一事之理，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从此推去，必有所得。”^[16]换言之，康熙以工匠造物作为模范参照对象，将抽象的“理”与具体的“物”相关联在一起，主张借助事物的本身从而去推断事物的原理，这亦成为清代社会性技术发展的主要思想来源。

可见，清代器物文化的哲学思想偏向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学者在遵循“格物穷理”的理念下，形成了一套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制度与理论。清代学者想充分利用“理”的框架来建构他们所认同的理想社会，这与当时西洋科学技术的传入和实学的兴起息息相关。特别是工匠的技术、理论、思想等造物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及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很容易让学者注意到工匠造物对理学形成所具有的力量。或者说，“这种吸引来自‘工’的‘物理模范’与‘士’的‘思想模范’之间的趋同” ，^[17]学者对工匠的参照是有目的性的，工匠的实践知识为学者的理学思维发展及其社会制度的产生提供思想模范。

3. 转导融合机制

陶瓷工匠与学者的互动不仅是镜像认知或模范参照的对比，还存有一种“转导”的关系。所谓转导，原是指医学上细胞体的基因传递给另一个细胞体的过程，在此特指某种物质作为媒介，将供体传递给受体，从而改变其内在的发展过程和方式。例如，清代学者主要受到“朱程理学”的影响，因为康熙曾言“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16]理学便自然成为清政府的官方哲学。虽然清代理学本意是让人们遵循专制秩序而行事，但仍有不少学者通过朴学考证或借助西洋科学寻求技术的实践革新，想通过实学促进国家发展。实学的兴起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提高，而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为此，清代陶瓷工匠在此影响下，不但推进了其“艺”向技术性再造的转变，还促成了“技”向科学性转化的发展，进而破除了陶瓷工匠与学者之间的阶层壁垒，从而实现了学者对陶瓷工匠文化的有效转导。譬如，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所载，仅雍正时期便有数次谕旨是直接针对制瓷生产和工艺所提的要求。这是学者介入陶瓷技术发展考证的范本，也直接影响到清代制瓷技艺的发展，加上以“格物穷理”吸纳西洋科技在内的各种异质因素，使制瓷工艺进入精良的发展阶段。又如，唐英编著的《陶冶图编次》对制瓷各道工序进行了科学、准确、精练的记载，如“仅雍正时期仿古创新的各种高低温色釉即有五十七种之多” ，^[18]后传至欧洲影响了当时西方制瓷技术的改革。其后编的《陶人心语》更成为后人了解、研究景德镇制瓷生产与工艺的宝贵资料，极大地推动了清代制瓷工艺的知识体系及发展。

如此看来，清代陶瓷工匠文化由于学者的参与，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表达与艺术追求。并由此得知，“著述”亦成为学者对陶瓷工匠文化转导的理论路径，《匋雅》《景德镇陶录》《陶人心语》《茗壶图录》等皆是清代学者借助著述方式与陶瓷工匠的互动。同时，在转释陶瓷工匠知识的叙事层，著述可为产生科学提供必要的知识积累文本，并为后人技术的创造提供有效的理论性依据。为此“著述”的方式可证实工匠与学者的转导互动融合机制。

五、余论及启示

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的“场域”互动，不仅是“结构形式”“逻辑内容”或“机制发展”的互动，也包含了二者互动关系所产生的空间。诚如“一个场域的动力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一个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5]139在此，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的互动是有选择性的关系空间呈现。

一是，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场域”互动关联，受到学者转导工匠文化的影响。清代陶瓷工匠所造之物（瓷）绝不仅是一种造物文化，它还是一种政治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学者对“学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思想映射。自宋代开始，学者的学理观念转向了物象的渠道，将对封建皇权的尊崇体现在每一物上，体现于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此时，学理观念具有其社会性和自然性的两面性，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学者社会性的“学理”需要工匠自然性的“物理”来解释，而工匠自然性的“物理”是为了证明学者社会性的“学理”。从学者与陶瓷工匠的互动成果来看，清代随着社会发展西洋文化传入的规模和程度呈逐渐递增的趋势，但清王朝处于鼎盛时期时，囿于统治阶层的个人喜好和自满心理的作用，使得程朱理学虽为官方哲学，但延续下来的专制中央集权统治方略使其并未成为学者们的护身符，进而导致社会上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关注日益减少，而学者也将大部分精力置于研究经学、技法、趣味等，最终形成了对民间工匠转导的偏向。

二是，陶瓷工匠制瓷技术获得创新性的再造，亦是学者转导工匠文化的结果。工匠一旦通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必然会出现新的工匠技术转型，即出现新的知识型工匠。清代学者朱琰主张“学而求其实用，有裨于国计民生者”，编著的《陶说》对历代陶艺演变、炼制方法、品物质地等进行了详尽的、分门别类的考证。陶瓷工匠借助此类著述创造了清代独有的“转心瓶”“转颈瓶”“各色大釉瓶”“仿古瓷”等。学者朗廷极则不仅将康熙五彩发挥到极致，还深入一线与工匠们一同反复实验，运用珊瑚玛瑙最终烧制成高温铜红釉——朗红。还有学者年希尧和唐英通过与工匠的不断探究，一同解决了珐琅彩瓷原料进口的难题，创造了风靡世界的粉彩，将制瓷生产潜力发挥极致。可见，清代陶瓷工匠在获取技术性知识文化之后，革新了生产方式及技术手段。这亦表明，近代制瓷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由技术经验转向科学理性的转变而产生的。

综所上述，清代陶瓷工匠与学者的互动关系空间中，工匠集团处于被学者集团所支配的位置，二者之间的互动主要围绕技术、制度、精神三种“场域”互动结构向社会各个层面延展，并通过形式、思维、要素三种互动机制建构出“场域”互动理论体系。清代学者显示出的“士优”价值惯习，对工匠技术合“理”的表达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这也使得工匠技术的发展存有其必然的局限性，以至于出现了工匠与学者在互动上所存有“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的现象。可见，清代齐尔赛尔论题的潜在表现显现出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的互动影响是明显的。为此，本文在对此议题的研究阐释中至少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齐尔塞尔论题”研究关乎当代学者与工匠协同发展的互动逻辑问题。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的互动结构显示，学者与工匠的互动逻辑是受到清代社会机制与时代发展的影响，并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当代，可从过往学者与工匠所存有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探索中，寻找出适合新时代学者与工匠的互动途径，并引领当代传统工匠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向人文与科技协同的道路发展。

第二，“齐尔塞尔论题”研究关乎当代产业发展的学者转导价值问题。清代学者对陶瓷工匠文化的转导价值，体现在技术经验叙事理论化普及过程中学者的参与。在当代，学者与工匠的互动缺乏应有的张力，学者对产业文化发展的转导不足，造成中国制造缺乏应有的独特民族品格与自主话语权的文化品类。因此，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学者的理性思维与批判介入，甚至学者对产业文化的有效转导或成为社会迈向新时代发展的催化剂。

第三，“齐尔塞尔论题”研究关乎当代传统工匠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从对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的场域互动分析来看，传统工匠文化传承并非只有技术而无科学。为此，当代工匠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需要整体性批判接纳传统工匠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否则所有只建立于技术史惯性思维下所展开的研究都将是不尽完善的。

简言之，本文所探讨的问题皆指向“学者-工匠的场域互动体系”，并呈现出清代学者与陶瓷工匠互动的社会性结构与逻辑，也展现了学者与工匠互动中“技艺”向“科学”的转化途径，更明晰了学者与工匠之间的社会文化隔阂瓦解过程，进而体现出学者对工匠文化转导的价值。这些对于当代手工业或现代产业的发展皆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