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默顿命题的马克思主义编史学背景

默顿命题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社会学研究纲领，同样也是科学史、科学编史学领域的重要议题。默顿命题探讨了近代科学兴起的外在因素影响，属于编史学中的科学外史范式。

20世纪30年代，以赫森、默顿的研究为代表，科学外史研究兴起，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内史论路径。1931年6月，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会上前苏联科学史家鲍里斯·M·赫森（Boris M. Hessen）提交了《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赫森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及历史进程观，分析了牛顿的研究成果在其所处时代经济、社会根源影响下的诞生及发展，随即引发强烈反响。

尽管赫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理解、简单化的决定论招致了严重批评，但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家的诞生，其中，默顿也深深受惠于赫森的启发。一方面，赫森的研究揭示了对科学进行社会外史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为默顿命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尤其，“赫森命题”启发了“默顿命题”中关于经济、军事因素与科学关系的假说。默顿继承了赫森的宏观旨趣，在博士论文中以四章篇幅加以论述，提出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经济、军事、技术等社会实际需求影响了科学的选题范围及方向，引领科学研究集中于某些特定的、迫切的问题。另一方面，赫森的研究也为默顿命题提供了充足的定量经验证据。默顿“密切遵循赫森教授在他那篇引起争议的论文中所进行的技术性分析”，引用了赫森关于采矿、冶金、航运、兵器等方面的材料，及与社会、经济需要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科学研究的经验性分类，以便支持自己的理论假设。

但默顿并未赞同赫森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赫森主张，“在那时，最进步的阶级决定了最进步的科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解决经验问题是必需的，通过通用的方法建立一个综合的总结及坚实的理论基础来解决新技术提出的所有物理学问题也是必需的。”^[1]171而默顿不赞成夸大经济生产、阶级斗争因素为决定性因素。在“经济、军事-科学”假说层面，经济、军事等社会需求能够引导科学选题的方向，外在地对科学活动施加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影响。除了经济、军事因素与近代科学的关联之外，在默顿命题更倍受关注的“清教主义-科学”假说层面，默顿持有同样的态度。无论是宗教伦理因素，还是经济、军事因素，相对于科学依据自身的动力、逻辑发展的科学内史而言，社会外史对默顿而言不过是一种平行发展而已。默顿本人并未打开科学内部的“黑箱”，而赫森则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

默顿通过对经济、军事、宗教伦理等社会、文化史境的分析，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研究作为人类活动、社会建制的科学，揭示了近代科学兴起及建制化过程中的外部影响因素，引领着科学史从内史论至外史论转向，引发了数十年的“内外史之争”。而围绕着默顿命题的争论，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臻激烈，来自史学、社会学的无数学者开始批评、修正、扩展、辩护默顿命题。

二、默顿命题中的内外史之争

英国科学史家A·鲁珀特·霍尔（A. Rupert Hall）基于内在主义的科学观念论立场，提出了20世纪60到70年代期间针对默顿命题最尖锐的批评，其代表性文章如《重访默顿，或17世纪的科学与社会》（Merton Revisited o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 霍尔的尖锐批评

霍尔指出，“默顿的研究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的顶点，而非一个新传统的起点。”^[2]1这种传统指的便是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流行的“外史论”或“外在主义”解释。虽然霍尔承认，相较于前人的研究，默顿的论点不仅仅是基于直觉，而是由大量证据支撑、具有明晰观点的研究，其研究内容更加完整、复杂，但就整体而言，霍尔的内史论立场与默顿的外史论立场是完全冲突的。

在评述默顿的研究时，霍尔将默顿命题的两个层面分别界定为，一是“为何17世纪中叶英国科学进步得如此显著”^[2]3，二是“为何存在着多数人对物理科学的强烈兴趣”^[2]3。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及对其他科学史家独立证明的引用，默顿建立起不同的社会学解释，对应问题一的是清教主义伦理价值解释，对应问题二的则是航海、战争、工程等案例中体现的科学与技术关系解释，霍尔也针对这两种解释逐一进行了批评。

（1）对科学与清教伦理关系的质疑

霍尔质疑清教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是否存在着深刻、内在的联系，不能简单地通过归纳、积累一些史料就去相信这种关联，大量反例是存在的，而且这种联系对于科学来说也不是最本质的。

霍尔指出，科学虽说被清教所辩护，同样圣公会和天主教也能为之辩护，如“即便在英格兰，也很明显，无论1640年代和1650年代清教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自1660年以后，科学实际上在保皇党、圣公会教徒庇护下也繁荣起来，并取得了一定成就”^[2]4。在霍尔看来，在天主教和新教两边，都有对应性的、相似的派别及特征，难以证明新教在科学发展中的独特功能。至于恩斯特·特罗尔奇（Enrst Troeltsch）等人提到的加尔文主义倾向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论证，霍尔认为这一论断并未被鲜明地证实，而默顿却对此处进行了引用 ^① ，不足以作为推论支点。

相较于研究清教主义与科学关系的其他学者而言，霍尔也承认，默顿的观点并不极端，对于他和一些新教拥护者来说，如果清教不是科学革命的原因，那么也是其必要的伴随物（concomitant）。但默顿命题的缺陷在于，默顿拒绝明确地承认清教主义与科学的关系，拒绝将它们最终落实在“因果关系”的推论上。那么问题是，“如果清教主义不是终极原因，那么它是原因吗？宗教对科学的鼓励是否是决定性因素？如果不是，那么一个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在科学史中的意义就和穿马裤还是穿裤子一样。但如果清教主义或新教主义（对比于天主教——译者）对科学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仍需要大量证据和论证来说明。可惜如理查德·S·韦斯特弗（Richard S. Westfall）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证据及论证还没有被提供出来 ^② 。”^[2]6

（2）对科学与经济、军事关系的质疑

在科学与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关系问题上，霍尔考察了默顿对《皇家学会史》的定量分析及结论，即17世纪英国科学家选择问题时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默顿并不极端地认为科学根本地由社会、经济因素决定。霍尔也承认，“没人会否认概念科学（更不用说实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由技术装备所塑造”^[2]7。问题在于，科学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被它塑造？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既是科学家，又对实用技术问题感兴趣，从而得出他的科学兴趣与技术兴趣存在关联这一结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有资格说某种科学工作是由于科学之外的因素塑造的？毋庸置疑，赫森与默顿并未回答这一问题。在霍尔看来，默顿等人的外在主义解释会混淆科学理论与技术应用的区别，这无益于科学史的发展。以内史论的立场来看，对科学革命的“社会-经济解释”是建立在有问题的逻辑和不恰当的心理预设基础上的，而真实情况更加复杂，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科学是为了某些外部原因、为了解决实用问题而进行研究。

霍尔还回顾了外史论的发展路径，尤其提到，相较于20世纪30年代，对经济影响因素这一解释方式的兴趣已明显减少，“科学革命作为兴起的资本主义和商业帝国主义的后代的‘社会-经济’解释已经消亡了”^[2]9。尽管不能说毫无影响，但默顿所提到的战争、艺术对17世纪物理学的影响实际上是微不足道、足以忽略不计的。霍尔通过约翰·W·内夫（John W. Nef）的观点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些时期理性程序的决定性变化是思想本身，而不是经济组织或经济发展……许多革命性的科学发现并没有即时有效的实际用途。自由，而非需求，是科学革命背后的关键力量。”^[3]63-64或者也如霍尔所言，“社会形态不决定思想，相反，是思想决定社会形态。”^[2]10

（3）霍尔“内在主义”立场对“外在主义”的批评

霍尔评述了默顿命题的两个维度之后，最终宏观地基于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内在主义”（internalism） ^③ 立场对默顿的“外在主义”（externalism） ^④ 进行批评，赞扬了柯瓦雷致使学界从外在主义解释的兴趣中退却，引领科学史研究走向了内在的科学思想史路径。

霍尔、柯瓦雷等内史论者相信，科学革命应被理解为思想智识的转变，所以它的起源一定和思想传统息息相关。内在主义解释与外在主义解释的区别在于这一问题：“现代科学的开端是早期现代文明的突出特征吗？还是说它产生于其他的重大事件当中，如宗教改革或资本主义的发展？”^[2]14在霍尔等人看来，无疑，后者是外史论者的答案，外在主义的解释总是将科学的智识发展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假设任何时代科学的总体特征都是被外在地塑造，假定科学的智识思想或内在结构只影响科学发展的细枝末节。

经济、军事等外在因素的解释方式很少告诉我们科学本身为何，它们关注的并不是一种作为知识系统的科学，而是更多与社会、经济活动联系的“科学活动”，旨在帮助我们了解科学的“公众形象”，以及公众对科学家的反应。偶尔，也能在其中看到科学主题转变的原因，但显然，霍尔相信真正地理解科学仍旧是需要通过思想史。默顿能够理解这一点，但默顿怀疑的是，这种脱离了社会背景的科学思想史是否具有意义。

文末，霍尔“判处”了外在主义解释的“死刑”，提出在Isis、Centaurus、Annals of Science、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Archives Internationales等期刊领域，已几乎没有任何一篇单独的文章可以代表对科学史的社会学解释了。外在主义解释因丧失了灵活的解释能力而不再流行，而内在主义解释则越发壮大、普遍。霍尔提醒并预测到，未来的“社会-经济-技术编史学”（socio-techno-economic historiography）的主题也许会变成科学影响下的社会转变，而非社会影响下的科学转变。因此，科学史的方向已经彻底发生转变，真正的科学需要思想史，而“真正的科学社会学则将要处理实际发生、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人们认为可能发生、应该发生的事情。”^[2]15

2. 对默顿命题的辩护

针对霍尔来自内史论立场的批评，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托马斯·S·库恩（Thomas S. Kuhn）、盖瑞·A·亚伯拉罕（Gary A. Abraham）、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等人陆续为默顿命题进行了辩护。诸位学者虽未直接地、针对性地回应霍尔的批评，但他们分别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对默顿命题的理解，探究了默顿命题中呈现的编史学问题，部分程度澄清了霍尔的误解与批评。

（1）库恩的辩护

1968年，库恩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科学史”条目时收录了“默顿命题”这一词条，也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库恩提到了默顿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编史学之间具有关联，它强调了培根主义者们希望科学从实际技艺中受益并转而使得科学有用的范围和程度。“这些新的关切 ^⑤ 所培育的新问题、新数据、新方法，是17世纪一些科学历经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4]79另一方面，库恩将清教主义维度理解为——清教主义价值观成为科学主要的刺激因素。在库恩看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被扩展了且遭遇了强烈的攻击，主要根源便在于新旧科学史观的转变，即默顿科学社会史中的“科学革命”形象与新编史学传统中的“科学革命”形象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在柯瓦雷、霍尔等观念论者的理解中，正是十六七世纪天文学、数学、机械学、光学等方面的科学转变使得“科学革命”可以称之为“革命”，这些学科主要由古典科学构成，在古代已有了高度发展，在中世纪大学里面得到了后续发展，而它们在十六七世纪的变种不过是在新的概念情境下发展旧有的、连续的传统而已，例如牛顿、伽利略等科学家以新的眼光看待过去熟知的现象。科学革命中这些学科及其理论概念的转变与培根主义传统下的新实验、新观察、新工具之间没有太大关联，最主要的影响源自新颖的文化背景、思想潮流等，诸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古代原子论的复兴、阿基米德的再发现”^[4]79等，但这些文化思潮在天主教国家中同样流行。只有在偶尔情况下，对科学的理解才需要借助培根主义运动。所以，“默顿关于科学革命的形象虽已长期存在，但信任又迅速地丧失了，尤其是他将其功归于培根主义运动的作用”^[4]79。

而在库恩看来，虽然观念论者的论争一定程度上具有说服性，但这仅是对默顿命题的“修正”，而非彻底的“否决”。在库恩的辩护中，上述研究只是科学革命中的“古典科学”模式而已，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模式，即电学、磁学、化学、热学等源自工匠传统的“经验科学”或“培根科学”。它们的根基存在于以往的技艺中，并非像古典科学那样在大学中，除了偶尔出现于医学院，19世纪之前的大学里很难发现这种类型的科学。这些学科严重依赖于新实验、新工具，被工匠及松散聚集于科学学会的业余爱好者们所发展。在17世纪，此种类型的科学对于理解自然的帮助甚微，但如果不将其纳入考察范围，将无法理解18世纪末、19世纪的科学成就，而修正了的默顿命题恰好利于理解培根科学。可以说，一开始清教主义、培根计划对于科学概念的变革可能确实贡献不大，但它们的影响在于开创、促进了后续的现代学科，这些学科主要在18世纪末期开始显露。

（2）亚伯拉罕的辩护

美国社会学家亚伯拉罕在1983年的《误解默顿命题：史学与社会学的边界纷争》一文中，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分析了诸多史学家对默顿命题的误解、扩展及改造，并在其中数次提及霍尔的批评。亚伯拉罕批评史学家们并未理解默顿关于文化观念的历史影响的社会学视角，导致他们期待的是科学与宗教之间明显且易于驾驭的因果关系。针对霍尔奠基的“科学内在智识发展”解释方式，亚伯拉罕指出他使科学限定为一系列的理论成果，使得科学与社会条件、心理条件、生物条件乃至传记背景等分离，忽视了科学家角色及其背景关系中的社会、历史问题。因而，霍尔无法解释17世纪“科学的起源”问题。而默顿对于科学的解释，并不涉及内在的科学史及其中的理论成果与方法，更确切地说是“科学的制度化”问题，当然，科学理论成果并不必然导致科学的制度化，这是两个问题。17世纪的科学在默顿笔下主要体现为文化价值的转变，它作为新兴的社会文化价值，作为首次得到认可的、有组织的事业，吸引了跨越阶级的、广泛的兴趣，这也是科学制度化的标志之一。因此，霍尔对默顿外在主义解释的指控是勉强的。

在文末，亚伯拉罕总结道，“要想证实或驳斥默顿命题，需要做更多工作来研究17世纪及之后英格兰的‘民意’（public opinion）本质，以及它对科学家及其科学活动的广泛接受的意义。”^[5]387但亚伯拉罕的担忧在于，这一前景并不明朗，因为史学家们仍然普遍忽视着文化价值的限制，倾向于科学家个体具有“自利式”（self-serving）的动机，拒斥着外在的社会、历史动因。

（3）夏平的辩护

同样于20世纪80年代，知名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夏平在1988年发表了《理解默顿命题》，通过分析影响默顿命题的思想观念，还原默顿命题的原初意图，为之辩护。在夏平看来，默顿研究的价值在于，“史学家们对‘外在主义’这只恶兽的疑虑被打消了”^[6]594。类似于亚伯拉罕的澄清，夏平指出，虽然科学编史学中内外史的划分来自默顿及他在1930年代共事的那个学术圈子，但默顿从未主张通过社会因素研究科学知识、方法，他探究的不过是“科学兴趣的增长”“科学作为社会价值的提升”以及“科学兴趣焦点的转移”等等。默顿的关于17世纪科学的文化动力学研究也并不是简单化的因果解释，默顿反复主张，如经济、政治、人口等其他文化、社会因素，乃至科学自身，这些相关因素的影响都可能超过宗教因素。甚至，仅在宗教因素范围内，夏平也指出，“默顿说，禁欲的新教教义是科学的一个强大动力，但没有强大到它的活动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天主教教义是一个强大的敌对力量，但并没有强大到在天主教文化中所存在的其他因素不能导致科学的繁荣”^[6]596。同样，在经济、军事与科学的联系中，默顿也施加了诸多限制，并没有赋予它们以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解释。

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一方面，默顿研究的情况并非史学家所误解的那样具有普适性，不是“关于科学、社会和宗教关系的全面性的主张”^[6]597，而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他的基本研究涉及17世纪英格兰地区，后续扩展命题还延伸到18、19世纪的德国以及美国、欧洲等地。另一方面，夏平承认默顿所使用的“因果关系”的确有折衷主义之嫌，因为他深刻受到了意大利经济学家V·帕累托（V. Pareto）的影响，对帕累托体系及术语缺乏了解，便导致史学家们对默顿的研究产生诸多误解。比如，对“思想感情”术语的运用、对“非逻辑行为”中“残留物”和“衍生物”的区分等 ^⑥ 。尤其“思想感情”（sentiment）在默顿的文本中频繁出现，在帕累托的术语中，它指的是不可观察的、潜下的精神状态，默顿命题中的“宗教实体”在本质上便是关于清教主义的伦理价值及思想感情的统一体。而且，默顿命题谈论的与其说是单向决定的“因果关系”，更不如说是“互相依赖”，是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双向互动、互相作用，一边是清教主义的思想感情体系，另一边是科学活动及行为，清教主义与近代科学“都是一个由种种互相依赖的因素所组成的极其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7]147。

最后，夏平高度评价了默顿的影响，现代已无史学家、哲学家会认为科学活动的主题、动力、兴趣焦点等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在30年代默顿写作之际却并非如此，正是他开辟了一项具体与境下的科学与文化、社会关系的动力学研究。

3. 理解内外史之争

在内外史争论中，霍尔最早针对默顿的科学编史学视角进行批评，其60年代的批评时值观念论主导之际，虽然赫森、默顿等人的外史研究已经引发了初步关注，但霍尔基于其科学观念论或其内在主义立场，严重批评了默顿命题及整个外史论传统，否认科学的外部解释能真正理解科学，拒绝来自宗教、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影响。霍尔的批评既具备着内史论基本的特点及缺陷，如仅理解科学为理论成果，忽视了科学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侧面，也存在一定道理，如指出了默顿命题的折衷主义倾向，天主教等方面的批评也削弱了默顿命题。

针对霍尔的批评，首先，默顿并非主张清教或者新教是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也并非是由于社会因素所塑造，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动力，正如夏平所言。清教主义等外部因素在默顿命题中只是促进了社会对科学兴趣的提升以及科学兴趣焦点的转移与变迁，是具体语境下的影响因素之一。默顿命题中虽然缺乏对科学内史的研究，但默顿十分肯定作为基础的科学内史的平行发展，约翰·A·舒斯特（John A. Schuster）主张这种内部因素即“经验主义”加上“理性主义”综合平衡而成的“技术规范” ^{⑦ [8]459}，它说明了科学的内部或方法。

其次，清教主义既然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那么是否如霍尔所言，它与天主教的区别是“穿裤子”还是“穿马裤”的区别？默顿的研究确实贬低了天主教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一些新近的研究揭示了个别天主教教派对科学的贡献，在这一方面，霍尔削弱了默顿的主张。但正如夏平指出，新教主义自身没有强大到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天主教中的阻碍力量也没有强大到其他因素不能导致科学的繁荣。如，天主教中耶稣会（Jesuit）在16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之间“非常积极地促进了天文知识、实证自然主义哲学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数学科学的发展”^[9]62。类似地，“诸如笛卡尔等世俗天主教徒、伽桑迪等不受戒牧师和包括梅森在内的其他较小派别的天主教徒众，对促进17世纪欧洲机械论哲学的兴起都起到了先锋作用”^[9]62-63。

但是天主教的科学活动，并不适用于新教英国的境况，欧洲其他国家、地区的天主教科学活动在整体上也无法与新教英国相比。英国因其商业地位、经济基础以及宗教宽容政策、接纳科学等综合因素，无可争议地成为17世纪科学活动的中心。可以说，英格兰新教社会环境中对科学的兴趣、认可、欣赏、接纳普遍上远胜于其他天主教国家的整体环境，这是天主教个别派别、人物对科学的支持无法比拟的。因此，二者对科学的影响，尤其在科学走向建制化的角色方面，仍旧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而不是类似的、同质化的。

第三，科学编史学的发展并未完全随着霍尔的预言演变。虽然20世纪50到60年代的确短暂地吻合了霍尔预言的情况，在观念论的支配下，较少存在着科学外史路径的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单向影响的主题也逐渐增多。但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科学外史研究路径不仅没有“消亡”，而是在60年代后期伴随着库恩历史主义的提出进一步发展壮大，步入80年代后，内史论也不再处于支配地位，更多学者意识到内外史研究统一的必要性，推进了二者的综合研究进程。甚至，SSK及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发展消弭了对科学理解的内、外史划分。

尽管霍尔对默顿提出批评，但内史论者和默顿坚持的前提是一致的，那便是都认可存在着内外史的划分，存在着科学的“内部”，由此舒斯特理解默顿建构的编史学为一种“研究社会理论和历史基础的外史论者和内史论者都可以接受的外史论”^[8]459。甚至，霍尔尊崇的柯瓦雷也在后期侧重于研究影响科学思想的哲学、宗教语境，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外史倾向，这种转变也正契合默顿的观点，即主张内外史的互补。在外史论转向之后，学界反思了此类单向研究的片面性，并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并存及综合史研究的局面。虽然默顿命题本身不谈科学内在的思想发展，仅探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文化动因，但默顿本人多次申明两种研究进路的平行发展，体现对综合史研究的赞赏。

后续库恩、亚伯拉罕、夏平等人的辩护，则加深了我们对默顿命题中科学编史学问题的理解，但同时也扩展了新的研究内容与方向。库恩的辩护提供了有益的视角，默顿命题探讨的科学的确与培根主义科学纲领相关，这对于17世纪之后部分科学门类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学术传统。而亚伯拉罕的澄清与辩护是非常精准的，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更能切中要害，理解默顿的研究初衷，同样深刻地指出了霍尔外在主义立场的缺陷。夏平的建构主义编史学路径既反对柯瓦雷、霍尔的内部路径，也反对默顿的外部路径，但他也为默顿进行了澄清，甚至进一步介绍了其研究背景，如讨论中常被忽视的帕累托社会学的影响，便于加深对默顿命题特定术语的理解。夏平还反复强调了默顿命题的适用范围及科学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双向互动性，也指出了它固有的缺陷。当然，在夏平眼中，只理解社会因素为科学施加了怎样的外部影响是局限的，应当对科学知识内部的社会因素进行探究。

三、默顿命题中的“科学”与“科学革命”问题

但在上述诸多辩护中，部分研究者聚集于“科学革命”问题，此为围绕默顿命题争论而衍生的新的研究内容与方向。如尽管库恩主张内史、外史互补的研究路径，但他并不反对默顿的观点，只是予以修正。这种修正即侧重于对“科学革命”的另一种模式——培根科学——进行辩护，指出默顿命题的适用范围在此，但实际上，默顿探究的“科学”问题并非是霍尔、库恩等人关注的“科学革命”问题，而是“科学的兴起与制度化”问题。

默顿命题在写作之初，“科学革命”概念尚未广泛流行。“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术语最早“在1913年以后被偶然使用”^[10]391-400，“但作为理解近代早期科学起源的一种概念工具，则是由柯瓦雷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11]25。在柯瓦雷、霍尔等人的工作下科学革命概念逐渐形成、丰富，随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949）使这一概念流行起来。对于科学革命的含义，H·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概括道：“它代表关于科学史上一个片段的历史观念，表示历史上有一个很难精确确定年代的时期（但几乎总要包括17世纪初的几十年），那时科学发生了戏剧性的剧变。”^[11]25以柯瓦雷、霍尔等人为代表的科学编史学旧传统倾向于将科学革命理解为以古典物理学、天文学为典范，认为科学革命的出现在于科学思想的嬗变，如柯瓦雷提出的“自然的数学化”。

狭义的“科学革命”与“近代早期科学的兴起”问题在时间节点、研究内容上的确有所重合，在科学革命概念尚未丰富、流行之前，研究几乎是以近代早期科学起源的名义进行的，二者的关联部分在于，都探究近代科学兴起、起源的原因，都讨论科学的连续性或断裂性问题，且有学者主张近代科学兴起、起源的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产生了科学内部的革命。

但默顿的研究不仅呈现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其研究重点也并非是科学革命的突破或者科学内部的理论、方法、思想剧变问题，而主要是对科学活动兴趣的提升及科学的制度化（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cience，也译为建制化）进程，涉及科学如何在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获得合法性与尊严，并进一步发展为专业化的职业。在近代科学制度化的过程中，清教主义提供了有效的社会文化价值及组织保障基础。同时，默顿命题对科学活动的研究也具有限定性，最狭义的界定范围在于英格兰地区，甚至霍尔、约翰·亨利（John Henry）等人批评为“英格兰中心主义”^[12]162。英国因其商业地位、经济基础及相对开明、宽容的宗教改革环境等为科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并成为整个17世纪科学活动的中心，这也是为何默顿如此聚焦于英国范围内的科学活动。而默顿本人再度扩展的命题范围在于具有类似文化环境的德国虔信派势力范围、美洲新英格兰地区等，并不是为了解释整个欧洲或者西方视阈内的科学兴起、科学革命问题。

此外，有科学史家质疑默顿提到的“培根科学”是否属于科学革命的范畴，而在库恩的解释中，经典科学和“培根科学”都属于科学革命，“如果不把它（指默顿命题——译者）用于整个科学革命，而是用于促进了培根科学的运动，那么默顿论题的吸引力就要大得多。”^[4]58-59似乎库恩的辩护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默顿命题在解释科学革命方面的有效性、合理性，但实际上这也并不是默顿的初衷，默顿提到的实用科学或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为了说明科学理论成果、方法进展与宗教的关联，而是科学实践活动与宗教的关联，仅是关涉到科学兴趣的兴起，成为社会价值，走向制度化、职业化的社会过程。

因此，可以说，围绕科学革命展开的讨论，重心在于17世纪科学兴起、发生了科学革命的原因为何。而默顿研究的重心则在于17世纪英格兰等地近代科学兴起、走向制度化、成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为何？默顿命题的目标是一种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制度化背后的社会学、文化动力学研究，代表性的研究范围在于英格兰地区，默顿命题起初并不为解释科学革命而负责。但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争论的进展及科学革命概念的流行，也由于库恩等人的辩护，默顿命题被误解、扩展为对科学革命的解释，除了霍尔、库恩外，还有西奥多·K·拉巴（Theodore K. Rabb）、休·F·科尔尼（Hugh F. Kearney）、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查尔斯·韦伯斯特（Charles Webster）等人也对此展开了专题研究^[13-19]。默顿命题被裹挟入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后，因其对培根科学的解释能力，部分地又恢复了信誉，焕发出新的活力。

总之，除了定量史料的分析及量化方法的应用外，默顿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贡献与争议主要体现为两个方向，其一是引发了内外史之争，其二是扩宽了关于“科学革命”问题的编史学研究纲领。默顿本人虽不谈及科学内在的思想发展，而是分析科学作为社会建制的文化动因，但默顿本人多次申明两种研究进路的平行发展，展现了现对综合史研究的赞赏与认同。霍尔的内史论批评视角则坚持了科学知识的自主性，能够合理地解释近代科学的起源或科学革命问题，但这一视角却并不完整，因为它无法解释被霍尔严重忽略但在默顿研究中十分关键的社会学路径，在解释科学作为社会制度方面，外史论路径无疑是必要的。并且在“科学革命”编史问题方面，应该说需要辨析默顿本人的研究意图与新扩展的研究方向的区别，默顿探究的“科学”问题始终并非是“科学革命”问题，而是“科学的兴起与制度化”问题，霍尔作为首位将默顿命题引入科学革命论争的研究者，也隐晦地承认科学革命并非是默顿的主要关切方向，随后诸多研究围绕默顿命题中的科学革命问题进行了拓展，但无论如何，这是被误解、扩展的新编史学方向，而非默顿的本意，某种程度来说，正如加尔文主义价值体系并非是加尔文的主观意图，也许这一新的发展方向在默顿写作之时也是“始料未及的后果”。

① 所引内容可以参见：默顿.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97, 99, 126, 134, 146, 169.

② 参见：Richard S. Westfall.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7.

③ 即科学史研究中的内史路径，本文中“内在主义”与“内史论”是通用的。

④ 即科学史研究中的外史路径，尤其指默顿等人的科学社会史路径，本文中“外在主义”与“外史论”是通用的。

⑤ 指航海、土地排水、采伐等17世纪迫切的实际问题——引者注。

⑥ 帕累托术语“残留物”（residue）指“非逻辑行为或伪科学理论去掉逻辑‘油彩’后所剩余的东西，即那种不变的非逻辑的核，是本能、情感或潜意识的表现（中介物）”，又常被称为“常数”；而“衍生物”（derivation）则指“对非逻辑行为的逻辑解释，它们是由非逻辑的核派生出来的，包括通常称作意识形态或辩护性理论的东西”，也被称为“变量”。“残留物”为行为提供了动机，而“衍生物”不过是事后的“辩护”与“合理化”。参见：V·帕累托. 普通社会学纲要. 上海: 三联书店, 2007: 34.

⑦ 舒斯特将默顿规范论分为科学社会规范及科学技术规范两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