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ites，SNS）或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广泛使用的社交平台，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互动和社会传播的方式。在科学界，科研人员在使用各类一般社交媒体（如twitter、facebook、微博、微信等）的同时，还发展出了针对科学共同体的学术型社交媒体（如ResearchGate、Academia.edu、Mendeley、科学网、小木虫等），以及主要面向公众、聚焦于科学知识传播的知识型社交媒体（如Quora、知乎、果壳网等）。2014年，Nature杂志基于调查数据对全球科学家使用各类社交媒体的情况进行了全景、简要的描述分析，结果显示：社交媒体正在成为科研人员重要的“研究工具”，并可能影响和改变科研人员相互联结、信息共享、科研合作的方式。^[1]

尽管社交媒体与科研活动的关系日益密切，但由于其出现历史较短，对该问题的理论思考和经验研究都处于探索阶段。从研究对象看，已有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针对一般社交媒体的学术功能研究。例如，国外主要关注科研人员如何利用Twitter/Facebook追踪学术信息^[2]和开展学术交流^[3]；国内主要关注微信学术公众号的运营模式^[4]、学术博客/微博的信息交流机制与网络结构^[5][6]。二是针对学术型社交媒体的研究。例如，有研究考察Mendeley用户的使用动机和行为习惯^[7]，也有研究考察Research Gate的信息交流机制^[8]。上述研究大多针对特定社交媒体做深入考察，而尚未开展对不同社交媒体的比较分析。

从研究问题看，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学术）社交媒体的功能分类、谁在使用、为何使用、如何使用等问题^{[9][10][11][12][13]}，对于使用效果尤其是社交媒体对科研人员学术网络和学术产出影响的实证研究尚付之阙如。

从学科分类看，已有研究主要来自信息科学、情报学和计算机等学科领域，聚焦于信息的传播、交流和管理机制，从社会学特别是社会网络视角对社交媒体社交属性的深入研究还比较缺乏。虽有个别研究考察了社交媒体对学术网络以及学术工作的影响^[14][15]，但它们对社交媒体实际效用的考察，主要基于被访者的主观判断，即由被访者自我评价社交媒体的影响，缺乏对学术网络和学术产出的客观指标进行直接测量的定量分析。

从研究方法看，已有研究的分析样本大都来自便利抽样而非随机抽样，由此导致的选择性偏误（例如，填答问卷者本身可能更多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削弱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推论性。^[16]

本文将基于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其中1964名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理工科科研人员样本的分析，描述我国科研人员使用各类社交媒体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使用社交媒体对科研人员扩展学术网络和提升学术产出的实际效用。

二、研究假设

社交媒体具有“社交”和“媒体”两个基本属性，前者强调人际交往，后者偏向大众传播。^[17]本文将分别从“社交机制”和“媒体机制”两个维度，考察社交媒体对科研人员学术工作—包括学术网络和学术产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

1. 对学术网络的影响

科学是在一个互动的科学家共同体内发展的，交流合作有助于提高学术生产力已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18][19]社交媒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科研人员的学术社会网络，是本文要回答的第一个核心问题。下文将从“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这两个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维度，探讨社交媒体对学术网络的影响问题。

（1）社交媒体的网络规模效应

使用社交媒体是否有助于扩大科研人员的学术网络规模？关于互联网新媒体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其一是“替代论”，认为使用互联网挤占并取代了原有的社交时间，会破坏和削弱原有的社会关系；其二是“补充论”，认为使用互联网挑战并克服了人际交往的时空障碍，有利于维系和发展社会关系。^[20]上述争议的根源在于对新旧媒体功能定位的差异。“替代论”对互联网的消极态度源于其将互联网等同于电视等传统媒体，忽视了互联网的社会互动功能。批评者认为，用于分析电视等传统媒介的理论模型不适用于互联网新媒体。^[21]很多人认为：作为web2.0技术应用的社交媒体具有社会互动性，使用社交媒体不仅有助于维持和强化研究人员已有的学术关系，还有助于建立和扩展新的学术关系。^[22]基于上述理由，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使用社交媒体的科研人员，其学术社会网络规模更大。

（2）社交媒体的网络结构效应

除了网络规模，网络结构是社会网络研究领域更为关注的问题。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关系假设”^[23]和博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理论”^[24]都认为松散的、跨群体的、多元化的社会关系能够带来更为丰富和多样的信息与资源。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和本学科的小同行切磋思路，也需要和跨学科的大同行碰撞思想，还需要和项目的资助方沟通想法。那么，社交媒体是否有助于科研人员构建跨领域、跨学科、跨地域的多元合作关系？

以往研究普遍认为社交媒体是互联网时代构建“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①的重要平台。^[25][26]传统“无形学院”以面对面的非正式学术聚会和学术沙龙为主，^[1][18]社交媒体的出现不仅将原有的线下交流变为更便捷的线上交流，还能够直接建立在线合作网络。^[27]相比传统“无形学院”，新媒体环境下“无形学院”还具有跨越学术合作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优势。^[5][16][28]例如，以ResearchGate和Mendeley为代表的国际性的学术型社交媒体^[7][8]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科研人员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机遇；以科学网和小木虫为代表的国内学术型社交媒体^[5]为国内不同学科、机构和地区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交流合作平台。除了学术圈内部的多元化交流合作，科研人员还需要与学术圈外部人士建立跨界合作关系，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资金支持和合作机会。^[29][30]以知乎和果壳为代表的知识型社交媒体，有可能成为科研人员在学术界内外寻找合作机会的重要平台；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一般社交媒体，因其受众的广泛性也可能成为科研人员与政府和企业等资助方建立和保持关系的渠道。总而言之，科研人员使用社交媒体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与学术界同行和非学术界伙伴，进行（尤其是跨地区和跨领域）更广泛的信息交流与合作。^[31][32]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使用社交媒体的科研人员，其学术社会网络结构更加多元化。

根据不同社交媒体的受众和功能特点差异，本文将上述假设进一步细化为四个子假设：

假设2-1：使用国际性的学术型社交媒体的科研人员，更有可能建立跨越国界的合作关系。

假设2-2：使用国内的学术型社交媒体的科研人员，更有可能在中国学术界内建立跨越机构的合作关系。

假设2-3：使用知识型社交媒体的科研人员，不仅更有可能在学术界内建立跨越机构的合作关系，也更有可能建立学术界外的合作关系。

假设2-4：使用一般社交媒体的科研人员，不仅更有可能在学术界内建立跨越机构的合作关系，也更有可能建立学术界外的合作关系。

2. 对学术产出的影响

如前所述，使用社交媒体可能有助于扩展科研人员的学术社会网络；以往研究发现，更丰富的学术社交网络资源可能对学术产出产生积极影响。例如，针对我国高校科研人员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虽然学术社会网络的规模对SCI/EI论文发表量没有显著影响，但科研人员与科研院所、企业和国际关系人的网络关系，均对SCI/EI论文发表量有积极的影响，与政府关系人的网络关系却对SCI/EI论文发表有消极影响。^[33]因此，我们认为科研人员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通过影响其学术社会网络，进而对学术产出产生影响。

此外，除了社交功能外，社交媒体还具有信息传播的重要功能。一方面，社交媒体为科研人员获取和扩散学术信息提供了更便捷渠道；^[1][9]另一方面，像“开放学术”（Open Scholarship）、“开放科学”（Open Science）这样的新理念也倡导研究人员积极利用在线社交平台进行学术推广。^[34]无论是科研人员作为“受众方”（信息获取）还是“传播方”（信息扩散），社交媒体的媒体传播属性都可能对使用者的科研活动产生影响：一是信息获取的影响。科研人员作为受众方使用社交媒体，旨在跟踪前沿学术动态和重要学术信息。^[9]与期刊和书籍等正式传播渠道相比，社交媒体的优势在于时效性和非正式性。博特在《结构洞》一书中，谈到社会网络信息机制的一个重要优势是时机与先机，知道是一回事，何时知道是另一回事。^[24]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成为科学家发布最新学术观点和研究进展的重要平台，使得科研人员能够借助社交媒体及时追踪最新、最前沿的学术信息。而社交媒体的非正式性则有助于科研人员获得正式出版物所无法传递的隐形知识和学术论文背后的故事，例如研究设计的构思过程和研究困难的破解过程。通过分享他人学术研究的苦与乐，不仅有利于科研人员缓解学术压力，也有利于提升研究能力，进而提高学术生产力。二是信息扩散的影响。科学界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只要做好研究，其他自然水到渠成。科研人员不能默默坐在一边，期待别人自然而然地认可你的成就。^[35]换言之，科学家也需要像商人那样积极推销自己的学术产品，提高学术知名度和曝光率，从而获得更多的引用量和学术机会，进而提高学术生产力。“作为科研发表领域资历尚浅的一员，需要广撒网、找到读者，而不能简单地指望论文发表后，它自己能走出去”。^[36]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能否有效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学术传播和提升学术影响，可能成为影响科研人员获得学术成功的重要因素。总之，除了通过学术社会网络影响学术产出外，科研人员使用社交媒体还有可能通过“媒体机制”等其它渠道对学术产出产生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使用社交媒体的科研人员，更可能有更高的学术产出。

根据上述影响机制的论述，我们将上述假设进一步细化为两个子假设：

假设3-1：使用社交媒体，可能通过扩展科研人员的学术社会网络，进而有助于科研人员提高学术产出。

假设3-2：使用社交媒体，除扩展学术社会网络外，还可能在其它方面有助于科研人员提高学术产出。

三、数据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5年初完成的“科技工作者思想状况调查问卷”。该调查依托中国科协在全国的423个调查站点单位（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医院、企业和学会等），向随机抽取的11884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包括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教学人员、医疗卫生人员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等），发放了自填式问卷。共回收有效个人问卷7487份，有效回收率63%。为了分析上的方便，避免研究对象类型过于繁杂（特别是其中多数调查对象并非科研人员）带来的干扰效应，我们从上述样本中挑选出单位类型为高校和科研院所、过去三年承担或参与过科研项目、有专业技术职称、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样本，共计1684人。此外，为了保持各模型样本量的一致性，剔除了模型中任何一个变量为缺失值的案例，最终进入计量分析模型的样本量为1424人。

2. 变量说明

（1）自变量：社交媒体

本文区分了三类社交媒体：一是普通公众也在使用的一般社交媒体，如在我国使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微信和微博；^②二是科学界人员使用较多但主要面向公众、聚焦于科学知识传播的知识型社交媒体，国内比较有名的如果壳网、知乎网；三是科学界内部使用的学术型社交媒体，如国际学术界使用最为广泛的ResearchGate和国内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科学网和小木虫。调查中由受访者自己报告使用该项社交媒体的情况：对微博、微信这两类一般社交媒体，选项分为以下3类：经常使用，有时使用，从不使用；对果壳、知乎、科学网、小木虫和ResearchGate，选项也为3项但略有不同：经常使用，听说过但不经常使用，没有听说过该网站。最终，为了保持各社交媒体选项的一致和可比较性（同时本文最关心的也是“是否经常使用”的问题），对所有选项都统一处理，区分为“经常使用”（取值为1）和“不经常使用”（合并后两个选项，取值为0）两类。

（2）因变量：学术社会网络、学术产出

学术社会网络：本文利用个人中心网的定位法生成“工作讨论网”，以此代表科研人员的学术社会网络^③。具体测量方法是询问受访者上一个月在业务工作中请教或讨论过问题的人数及其讨论对象的类型。对于科研人员而言，这样的工作讨论网不仅仅传递思想，也传递其他重要的科研资源和机会，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个人所拥有和可能动用的学术社会网络。

学术社会网络的测量包括两个维度：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

网络规模即讨论网的总人数，是取值为非负整数的离散变量。

网络结构指讨论网的跨界性，即网络成员是否跨越国界、在学术界内跨越单位类型、跨越出学术界。调查中，“讨论对象中有外国人”代表“跨越国界的合作关系”；科研院所受访者的“讨论对象中有在大学工作的人”，或大学受访者的“讨论对象中有在科研院所工作的人”，代表“学术界内跨机构类型的合作关系”；^④“讨论对象是否有在国营/民营/外资企业工作”和“讨论对象是否有在政府部门工作”均代表“跨越出学术界的合作关系”。这些变量均为二分变量。

学术产出：遵循以往的研究惯例，本文以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作为学术产出的操作化指标。尽管科研产出有多种形式，除论文外，还有著作、专利、产品等，但其中“学术论文”是最常见、最主流的学术产出形式，也是学术评价的核心指标，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尤其如此。具体测量方法：询问受访者在最近3年内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不限于第一作者）。为反映科研人员的论文产出质量，调查还进一步询问了SCI/EI论文发表量，以代表相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论文数均为取值为非负整数的离散变量。

（3）控制变量

本文把可能同时与自变量（使用社交媒体）和因变量（学术社会网络、学术产出）相关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育状况、教育水平、留学情况、职称、职务、单位类型和地区，具体分布详见表1。

3. 分析策略

根据因变量的不同测量层次，本文分别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学术社会网络和学术产出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中，对取值为二分变量的网络结构变量，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网络规模和论文产量这两个变量，由于只能取非负整数（即0，1，2…），较为常用的统计方法是“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但泊松回归有一个较大局限，要求分布的均值与方差相等，即“均等分散”。本文的网络规模和SCI/EI论文产量的方差明显高于均值，因此更合适的统计模型是“负二项回归”（Negative Binomial Model）。

四、研究发现 1. 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

对科研人员使用社交媒体情况的描述统计分析（图1）显示：（1）在一般社交媒体方面，微信使用率较高，近90%的科研人员使用，接近六成人经常使用；微博使用率相对较低，只有近60%的科研人员使用，经常使用者只有16.7%。^⑤（2）在知识型社交媒体方面，知乎的使用率相对较高，经常使用者占到15.0%，与微博接近，高于果壳网（8.2%）。但有53.9%的科研人员从没听说过知乎，45%的人没有听说过果壳网。（3）在学术型社交媒体方面，国内的小木虫和科学网使用率明显高于国际性的ResearchGate：分别有39.2%和28.7%的人经常使用这两个社交媒体，经常使用ResearchGate的却只有11.4%，这个比例也远低于世界范围内科研人员对ResearchGate的经常使用率（2014年Nature的全球调查结果为50%左右）。说明我国科研人员使用学术社交媒体的情况虽然普遍，但范围主要局限于国内学术圈，参与国际学术互动和传播的程度还有待加强。

2. 社交媒体与学术社会网络

表2通过对学术社会网络的多元回归分析，展示了经常使用社交媒体对科研人员学术社会网络的影响：

(1) 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经常使用一般社交媒体（微信、微博）和知识型社交媒体（知乎、果壳网）能显著提高科研人员学术讨论网规模—其中一般社交媒体作用相对较弱，且微信没有显著作用；经常使用学术型社交媒体（科学网、小木虫和ResearchGate），对提高科研人员学术网络规模帮助不大—只有科学网例外。这说明只有部分社交媒体有助于扩大学术网络规模，假设1得到部分支持。

(2) 经常使用ResearchGate（国际性的学术型社交媒体）能够显著提高科研人员拥有跨越国界的关系人的可能性，说明国际性学术型社交媒体的确有助于建立跨国合作关系，假设2-1得到支持。此外，结果还显示ResearchGate也有助于建立学术界内跨越机构类型的合作关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国内不同机构类型的科研人员之间可能通过ResearchGate建立合作关系，二是使用ResearchGate建立的国际关系人所在的机构类型也是多样化的。

(3) 经常使用科学网和小木虫（国内学术型社交媒体）均能显著提高科研人员在学术界内跨越机构类型的关系人的可能性（小木虫的效应相对较弱），假设2-2得到支持。此外，结果显示经常使用科学网还有助于建立跨国合作关系和跨出学术界的与政府官员间的联系（政府联系人的效应相对较弱）。其原因可能是：国外科研人员（特别是华人）也有可能在使用科学网这样的中文学术社交媒体；部分政府官员或管理者也有可能使用科学网关注科技界的讨论。^⑥

(4) 经常使用面向公众的知识型社交媒体（果壳网和知乎）有助于提高建立学术界内跨机构类型关系的可能性，也有助于建立与企业、政府等非学术部门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果壳对“政府关系人”无显著影响），基本支持假设2-3。此外，这两个知识型社交媒体对建立国际合作关系也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原因可能同样是因为国外华人科研人员也在使用国内的这些知识型社交媒体。

(5) 经常使用一般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对学术网络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使用微信，除对提高“政府关系人”的可能性有微弱影响外，对其它网络关系的建立均无显著影响。经常使用微博对建立学术界内跨越机构类型的合作关系无显著影响，但对跨越学术界外的合作关系及国际合作关系均有积极影响。假设2-4只得到相对较弱及部分的支持。

3. 社交媒体与学术产出

表3分别以普通论文和SCI/EI论文发表量为因变量、以各类社交媒体的使用为自变量（以及其它控制变量，表中未显示）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在每个模型内使用嵌套模型，首先构建不包括学术社会网络变量的模型，以观察社交媒体使用对学术产出的“总”影响，然后引入学术社会网络变量，观察社交媒体除通过学术社会网络之外对学术产出的“净”影响。分析结果显示：

(1) 经常使用一般社交媒体（微博与微信）对普通论文与SCI/EI论文产出均无显著影响，说明一般社交媒体无助于提升学术生产力。

(2) 经常使用面向公众的知识型社交媒体（知乎和果壳网）对普通论文与SCI/EI论文产出也无显著影响。说明这类社交媒体也无助于提升学术生产力。

(3) 经常使用学术型社交媒体（科学网、小木虫和ResearchGate）对普通论文与SCI/EI论文产出均有显著影响。其中，科学网对SCI/EI论文产出的影响尤为突出。在控制了学术社会网络变量后上述影响仍然显著，说明学术类社交媒体对学术生产力的影响有通过学术社交网络影响路径之外的单独影响，其中很可能就包括了媒体效应。

综上所述，在各类社交媒体中，只有学术型社交媒体才能有效提高论文产出，一般社交媒体和知识型社交媒体则不能。假设3得到部分支持。

为更清楚地分析使用社交媒体对学术产出的影响路径，我们又分别以使用科学网和ResearGate对SCI/EI论文发表量的影响为例做了路径分析（图2）。分析结果显示：

(1) 无论是科学网还是ResearchGate，除了通过学术社会网络间接影响SCI/EI论文产出外，都还有对SCI/EI论文产出的其它影响（在上图中表现为直接路径的影响）—相比较而言，科学网的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假设3-2得到支持。

(2) 在学术社会网络方面，无论是科学网还是ResearchGate，都仅通过国际关系人的路径对SCI/EI论文产出产生影响，网络规模、政府关系人、企业关系人和学术界内跨机构关系人的影响路径都不显著。假设3-1得到部分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在社交媒体风靡全球的新媒体时代，本文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使用社交媒体给科研人员带来了什么？

1. 研究结论

通过对2015年的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部分中国科研人员已经在比较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既包括微信、微博这样的一般社交媒体，也包括知乎、果壳等面向大众的知识型社交媒体，还包括科学网、小木虫、ResearchGate等国内外学术型社交媒体。从使用率上看，除微信经常使用率较高外，微博、知乎、果壳等经常使用率均不足20%。相比较而言，小木虫、科学网等学术型社交媒体在我国科研人员中的经常使用率较高，分别达到接近40%和30%。我国科研人员对ResearchGate这样的国际性的学术型社交媒体的经常使用率仅略超过10%，远低于国际学术界同行（50%）。^[1]

进一步分析显示，经常使用社交网站的科研人员一般具有更大、更多元化的学术社会网络和更高的论文产出，但这种关系因社交媒体类型而异，具体而言：

第一，科研人员经常使用一般社交媒体和知识型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其学术社会网络，却对提高学术生产力没有显著帮助。对学术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社交媒体类型而异：在知识型社交媒体方面，无论是知乎还是果壳网，对科研人员学术社会网络规模和结构的改善作用都比较突出；在一般社交媒体方面，经常使用微博对扩展网络规模和建立学术界外的网络关系有明显帮助，经常使用微信却对改善网络规模和结构均无明显影响。

第二，科研人员经常使用学术型社交媒体，既有利于改善学术社会网络，也有利于提高学术生产力。具体而言，在扩展社会网络方面，科学网的作用最为突出，无论是对扩展网络规模还是改善网络结构（不仅是学术界内也包括跨出学术界外和跨国界的网络关系）都有显著影响；ResearchGate的作用次之，主要对改善学术界内和跨国界的网络结构有显著影响；小木虫的影响最为微弱，只对改善学术界内网络结构有一定影响。

在提高学术生产力方面，无论是国内的科学网、小木虫还是国际性的ResearchGate，均对论文产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通过学术社会网络的间接影响，也有控制了学术社会网络后的直接影响—可能其中包括了社交媒体“媒介”功能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使用学术型社交媒体经由学术社会网络对SCI/EI论文产出的影响，只有“国际关系人”是真正有效的影响路径，网络规模及其它关系人都不是有效路径。

2. 讨论与展望

对于上述研究发现，我们尝试给出以下解释和讨论。

首先，微博和微信这两类一般社交媒体在扩展科研人员学术社会网络规模和结构方面存在的差异，我们的猜测性解释是与这两类媒体的定位有关：相对于微博面向陌生人的“外向型”定位而言，微信的定位则相对“内向”的多，主要基于原有的线下关系。

其次，对于为何一般社交媒体和知识型社交媒体对学术社会网络有用却对增加论文发表量无用的现象，我们尝试从两个方面给出解释。其一，这些社交媒体的重点在于社交而非学术，与学术型社交媒体相比，提供的有价值的学术信息相对较少。考虑到近两年各类微信学术公众号的迅猛发展，基于最新数据的分析结果可能有所不同，还有待今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挖掘；其二，过多使用此类社交媒体有可能挤占科研时间、分散学术注意力，使得其对科研活动的消极影响抵消了因为改善学术社会网络而带来的积极效应，这一假设可在今后的研究中收集更为详细的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数据来加以检验。

第三，科学网和小木虫这两类学术型社交媒体对科研人员学术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差异，也可能与社交媒体的定位有关。例如，科学网面向的科研人员范围和类型更加广泛，内容上除了专业学术交流外，还包括面向公众的科技传播以及面向科技公共政策的讨论等；小木虫则主要面向青年科研人员，在内容上更偏重于学术界内部的专业问题，包括项目申请、论文发表等。

第四，学术型社交媒体既表现出通过学术社会网络对论文产出的间接影响，又有在控制了学术社会网络后的“直接影响”，我们认为这种直接影响可能包括了前文所述的社交媒体的“媒体属性”的影响机制—如获取学术信息、扩展研究者影响力等。但遗憾的是，调查中没有测量这些可能的中介变量，在路径分析中我们只能将之归于“直接影响”。

第五，学术型社交媒体经由学术社会网络影响SCI/EI论文产出时只有“国际联系人”是有效影响路径，我们的解释是要么使用学术型社交媒体对学术社会网络的规模或其它联系人结构没有影响（如ResearchGate对网络规模、政府关系人、企业关系人均无显著影响），要么是虽然有所影响，但该变量对SCI/EI论文产出没有显著影响（如使用科学网或ResearchGate对扩展国内学术界跨机构类型的联系人都有显著影响，但这类联系人对SCI/EI论文产出却无显著影响）。使用社交媒体对科研人员学术产出的影响可能并非如本文所展示的这样简单—本文以论文和SCI/EI论文产出来测量学术产出亦并不完全准确。有研究证明，科研人员学术社会网络中的不同联系人对不同类型的科研产出有不同的影响，如政府联系人可能不利于论文产出但对科研人员获得科技奖励有积极影响；企业联系人则对获得专利产出有积极影响。^[29]因此，如果以专利、科技奖励等其它指标来测量学术产出，社交媒体的影响结果可能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科研人员使用社交媒体给自己的科研活动带来了什么，似乎很难得出简单的答案。这一方面取决于科研人员使用的社交媒体类型及其属性定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科研人员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动机及具体使用内容。遗憾的是，限于调查数据的测量局限性，本文在这方面几乎没有进行实证分析和深入讨论，未来的研究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专题探讨。此外，社交媒体给科研人员带来了什么还取决于用什么来测量科研产出，本文仅以论文来测量显然是不够的，今后的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当然，本文最大的不足还在于使用社交媒体与后果（学术社会网络和学术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定问题。严格说来，本文探讨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学术社会网络和学术产出之间的关系宜表述为“相关关系”，因为二者间可能存在“内生性”或因果倒置问题：有可能学术社会网络更大、学术产出更高的科研人员更喜欢使用各类社交媒体。受数据限制，本文无法解决此“内生性”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追踪性调查数据或引入工具变量等改进性设计对此做进一步的检验。

① 无形学院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概念，指科学共同体中通过科学信息交流网络联系起来、非正式的科学家群体网络。它不同于科学中的正式交流网络和常规互动关系，常常代表了复杂的、易变的科学研究和交流前沿，参见刘珺珺. 关于“无形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7, 9(2): 33–41.

② 近年来，许多微信、微博账号也在传播专业的学术信息，特别是各类微信学术公众号蓬勃发展。但本文使用的数据收集于2015年初，其时微信、微博的学术功能还比较薄弱。未来的研究可以对科研人员使用微信、微博等一般社交媒体上的专业学术账号信息的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③ 定位法和提名法是测量个人中心网的两个主要方法，关于此方法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罗家德的《社会网分析讲义》一书。

④ 由于测量方法的限制（只问了受访者社会网络中有无“在大学工作”或“在研究院所工作”），因此如果科研院所的人与其它科研院所的人有讨论，或大学的人与其它大学的人有讨论，虽然也属于学术界内跨机构合作，但在此数据中无法测量出。目前的测量只能反映出跨度更大的“跨机构类型”合作。以后的研究在测量学术社会网络时应注意对此加以改进。

⑤ 调查时间点为2015年初，当前各类社交媒体（特别是微信）的使用情况可能变化较大。

⑥ 科研人员在科学网、小木虫等学术社交网站上不仅讨论专业学术及科研项目申请、论文发表等问题，很多人还就相关的科技政策、科研环境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