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除少数纯理论研究之外，专业的仪器设备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不可或缺。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各种社会力量不仅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成为科学发展走向甚至建构科学知识内容的源泉^[1]。科学发现从早期的手眼并用，到显微镜、望远镜等精密仪器的使用，再到现如今大型空间望远镜、巨型对撞机和加速器等大型设备的运用，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越来越离不开功能强大的大科学装置。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平台，大科学装置既是开展前沿科学研究、探索自然规律的重大基础设施，也日渐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原始创新的国之利器。

大科学装置不仅在建设初期需要高额投入，其在运营和使用阶段也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科学探索毕竟是一项充满不确定性的认识活动，已有研究表明，大科学装置的有效运行，其科学目标的实现往往要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兼顾^[2]。问题在于，大科学装置作为复杂的科学研究系统，主要以开展前沿科技攻关和助力科学探索目标实现为己任，其衍生出的科技成果想要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多数时候并非一蹴而就。在此背景下，大科学装置如果能够转变资金支持机制，建立创新机制，并开发出更多商业用途的需求，甚至形成产业链反哺经济社会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科技与社会的重要课题。阐明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国家大型基础科学设施的正确投入和持续运行，而且对于大科学时代的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大科学装置产业化的论争及意义

众所周知，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其提交给美国政府的著名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曾建议，要把“推动（科学）新前沿的开辟作为联邦政府的基本政策”^[3]，他认为“基础科学的发展，会自动地引发技术创新，从而带来工业发展和经济繁荣” ^[4]。进入21世纪，科学与社会问题的交织程度越来越深，大科学作为后学院时代典型的科学形态，使得全社会越来越关注大科学装置能否满足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而非单纯地服务于科学研究事业^[5]。仅从投入产出效益而论，斥入巨资建设的大科学装置即便能够顺利实现预期的科学目标，但对于迫在眉睫的经济社会现实需要而言，此类装置能否对当地政府投资和区域经济发展形成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往往更加被社会所关注。因此，大科学装置能否通过产业化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来反哺社会，一度成为引发争议的核心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社会各界曾围绕是否应该继续资助超导超级对撞机（SSC）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便是这类大科学装置能否为社会经济提供价值。支持方认为超级对撞机可以帮助促进国家经济发展^[6]；而反对方则认为超级对撞机的修建很难直接为社会带来应用技术^[7]。随着1993年底美国国会决议停止继续资助超导超级对撞机，争论的目光便进一步聚焦到政府是否应该无条件支持大科学装置等基础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科技后发国家而言，有限的资源到底应该优先投向科技的哪个方向，也是制订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亟待破解的难题。一直以来，投入大科学装置这类基础研究设施的耗资巨大，效益评估难以立刻呈现，从系统性视角来考量，巨额投入究竟是否值得，在我国也同样争议不断，关于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装置的立项争论即是典型案例。认为不易建造CEPC装置的科学家指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8]，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巨额投入来验证这一猜想并非最佳选择；而认为应该建造CEPC装置的科学家则认可验证科学猜想只是大型对撞机的其中一个用途，该装置完全可以通过带动高温超导材料、超导磁体等应用技术，以产业化发展为辅助，实现良性循坏，并估计未来其产业化规模远超700亿元^[9]。

由此可见，争论最终还是回到大科学装置究竟能否推动其自身的产业化发展这一新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大科学装置对国民经济的“溢出效应”非常高，并用英国散裂中子源、日本质子加速器与上下游企业开展合作研发等国际成功案例为证，认为大科学装置可以有效促进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创新发展^[10]；也有学者认为国内大科学装置参与主体多、应用实验条件稀缺、专业性强、产业化周期长、学术界和产业界合作基础弱，这些都从根本上制约了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发展 ^[11]。

从理论上看，这样的争论不但对于大科学装置的立项决策具有政策咨询的重要参考，在科技与社会的专业研究方面，对于厘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如何在大科学时代有效促进二者的融合发展等也具有思想创新的意义。

事实上，学术界已经在大科学装置的规划建设以及运营维护等环节，对大科学装置高额的建设投资能否带来稳定产出的问题展开研究，还有学者提出了针对不同分类标准的大科学装置的运行费用分担机制^[12]。研究表明，在规划和建设阶段，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耗资37.6亿欧元，而我国CEPC项目预计需花费200亿美元^[13]。在运营和维护阶段，学术界大量的研究聚焦于构建可靠性约束条件下的系统成本模型设计和应用，一方面是从维修费用视角出发探讨装置运行费用管理机制^[14-15]；另一方面是从备件保障费用视角出发探讨装置运行费用管理模式。如兰州重离子加速器每年需投入至少1.1亿元用于运维^[16]；中国散裂中子源日常配备300多名工程师负责专职维护^[17]；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年均科研项目经费拨款超过120亿美元^[18]。因此，从投入视角来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迭代，大科学装置一经建成便是其改进升级的开始，如果不持续进行升级优化，那么不出时日其便会被更好的大科学装置所替代，也无法担负起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科研竞争中实现突破的使命。

更多学者则从大科学装置的产出视角开展分析和研究，以期阐明大科学装置产业化的经济外溢作用^[19-20]。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实验装置为例，来自意大利米兰大学的马西莫·弗洛里奥（Massimo Florio）教授通过设计经济模型，测算得出LHC的效益成本比率大约是1.8，即每投入1瑞士法郎，大约将产生1.8瑞士法郎的社会效益^[21]。还有研究试图从科学和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大科学装置产业化的影响力，他们对装置的研究更多关注其如何产生社会效益^[22-23]，如欧洲科学基金会（ESF）的研究基础设施论坛就开展过针对大科学装置附加价值的评议。瑞典学者奥洛夫·哈伦斯顿（Olof Hallonsten）在“大科学的政策方面”与他人共同撰写了较多的理论文章和研究案例^[24]。芬兰学者埃尔科·奥蒂奥（Erkko Autio）教授及其团队注重于研究欧洲核子中心和供应商通过技术采购获得的知识溢出效应^[25]。丹麦学者吉安卡洛·劳托（Giancarlo Lauto）肯定了大科学装置群有利于实现科技创新溢出效应，并指出通过大科学装置群建立的特殊机构，将有利于产业之间的合作研究^[20]。

众多研究表明，无视大科学装置巨大而持续的经济投入，对任何国家或组织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从产出视角来看，大科学装置能否通过产业化路径来持续促进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就成为呼之欲出的创新议题。

三、大科学装置产业化的实践探析

综上所述，大科学装置产业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通过对现实案例加以剖析并寻找初步答案的实践性问题。

1. 案例剖析

大科学装置产业化一般包含上游产业链转化和下游产业链转化两个方面。上游产业链转化是指在大科学装置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所需的建筑物和原材料等需要有稳定的供应商来满足，通过对当地相关新技术设备的采购可形成一定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下游产业链转化是指在大科学装置的运营和使用过程中，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所产生的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及其连带活动，转化为可工业生产、有市场销路的新产品，并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逐渐形成新兴产业的过程。

从一些国家的具体案例看，大科学装置建设管理单位在多年的建设和运营管理过程中发现，通过合理的产业化引导，大科学装置是可以在区域创新发展中更好地集成科学、技术、产业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例如，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装置在建造过程中由于高额投资的带动作用，可以创造出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并吸引高科技工业企业和优秀科技人才集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溢出效应^[26]；英国散裂中子源（ISIS）装置经过产业化发展，综合投入产出比达1∶2.14；日本于2009年建成的J-PARC散裂中子源通过技术辐射和产业带动，已于2014年实现52万亿日元的经济效益^[27]；1989年投资建设的美国人类基因组研究装置，直接促进了以功能基因开发为基础的“基因产业”形成^[28]，其不仅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带来了远超过投资额百倍的经济效益^[29]。

我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源于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装置的大型超导磁体技术已经开始产业化，由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孵化成立的超导磁体技术研发和高端装备技术公司——合肥曦合超导科技有限公司，其多项核心技术已达国内顶尖、国际领先水平。此外，EAST装置的产业化还涉及超导电缆、大功率电源、超导磁共振、新材料、控制软件等多个技术领域，该产业链涉及的国内知名上市公司有中国西电、荣信股份、综艺股份、宝胜股份、永鼎股份、沃尔核材、中孚实业、百利电气、汉缆股份、东方钽业与西部超导等十余家。近年来，社会资本参与可控核聚变领域投资的热度逐步提高，国内多家民营企业，如新奥集团、星环聚能、能量奇点等均开展了相关技术领域的研究并进行了多轮商业化融资^[30]。更为典型的是，该大科学装置直接延伸出的集科研、设计、加工、制造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合肥聚能电物理高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凭借其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和丰富的生产制造经验，已经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项目中超导馈线和PF6磁体系统采购包的主供应商。

为了深入阐明这一问题，还可从具体案例进一步剖析。众所周知，自1975年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使用贝瓦莱克（Bevalac）加速器开展肿瘤临床试验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研发重离子医学加速器应用于治疗癌症患者，再到2009年德国亥姆霍兹重离子研究中心开发的癌症疗法在海德堡离子束治疗中心正式投入运行，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展了重离子束治癌装置的产业化应用。近年来，我国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的产业化也迈出了关键步伐，坐落于甘肃兰州、武威的碳离子治疗装置于建设当年就开始用于为肿瘤患者进行碳离子放疗，该治疗装置的核心技术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造的大科学装置——兰州重离子加速器。正是依托兰州重离子加速器首先完成213例癌症患者的重离子前期临床试验，近代物理研究所获得了60多项专利授权，并研制出了紧凑型的武威医用重离子加速器^[31]。

据估算，如果武威重离子加速器每年开机超过5000小时就可以治疗患者2000余例，若每位患者收费20万元，年收入可达到4亿元，按照每台装置5.5亿元的建造成本计算，每年治疗患者670例即可达到盈亏平衡点，每台治疗装置即可实现2.6亿元的治疗毛利润^[32]。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产业化企业——国科离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通过打造集医用重离子加速器高端装备制造、精准数字医疗和运行维护服务等为一体的数千亿重离子治疗产业，嫁接了从基础研究走向民生应用的桥梁^[33]。由此，该装置的医学价值在产业化后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将造福人民健康，产生社会效益。此外，重离子束还可在农作物及微生物育种方面产生效益，2013年，依托兰州重离子加速器选育的甜高粱“近甜1号”获得成功认定，至2020年，甘肃省甜高粱种植面积增长到500万亩，重离子辐照育种、甜高粱规模化种植已合计形成数百亿产值的产业链^[34]。

上述实践表明，大科学装置产业化不但必要，而且大有可为。

2. 我国大科学装置的布局特点和产业化机遇

大科学装置的布局是实现产业化的起点。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研活动也日益多元复杂，为“抱团取暖”，在发达国家，大科学装置出现以集群或集聚的形式发挥作用的新现象，形成了若干以大科学装置集群为科技支撑平台的大型科研基地、综合性科学中心等，这些基地、中心日益成为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因此，发挥好大科学装置的功能定位是其创新能力得以实现的保证，同时又决定了其产业化的设置和空间布局的模式^[35]。

相比之下，我国的情况又别具一格。一方面，大科学装置总体分布较广，除少数省份外基本都有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另一方面，现有大科学装置的地域分布也具有显著的聚集特征，在东部沿海地区分布得更为集中（见图1）。从整体实力上看，这些省市拥有更强的资源调度和资金支撑能力，能够为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提供更多机遇。

总体而言，国内大科学装置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块状集聚、整体分散的特征。大科学装置的空间分布情况与所在地区的自然禀赋资源、整体科研水平、科研机构数量和科研机构实力等因素具有较大关系。从图1中也可以观察到，位于中国东部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安徽等省份都分布了较多的大科学装置，这些省份都包含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几大城市群之中，不仅体现了大科学装置的分布现状适应于国家科技战略布局和定位，而且也反映了大科学装置所在的地方政府对科技投入的重视程度。如果大科学装置产业化能够顺利付诸实施，毫无疑问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以点带面的辐射性拉动作用。

3. 大科学装置产业化的过程分析

如前所述，大科学装置无论是在规划和建设、运营和维护、使用和开发等阶段，都会得到不同的创新产出成果，这些成果通过及时的转化便可能形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阐明大科学装置产业化的基本路径，是产业化实践落地的重要前提。

在规划和建设阶段，由于投资建设大科学装置涉及多个相关利益主体，其技术规划、风险评估、安全环保评测等都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充分论证。在该阶段，需要科学家的广泛参与和大量科学技术知识的投入，这种性质使得大科学装置的规划和建设与其他研究支出方式有所不同。大科学装置所需新的设备或工具很多难以直接通过市场采购方式获得，需要科学家与工业界合作，开发出专用的配套设备，其中会涉及到对新技术的密集开发。因此，将直接推动衍生技术向前沿领域发展，合作企业的研发能力也由此得到提升。即便是建设过程中所需的通用性建材，也需要稳定可靠的供应商来满足，相比而言，大科学装置本地供应商因为运输成本和时效等原因会比外地供应商更有优势，也由此促进了当地的产业发展。此外，大科学装置建造过程中的技术开发也会极大地推动技术创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埃里克·冯·希贝尔（Eric Von Hippel）通过研究上百个案例，指出科学家和企业共同为特定装置研究出的新仪器或者仪器改造升级工作，能够为之后的技术生产线提供新的平台^[36]。如果仅从经济投入指标来考量，国际代表性的重点实验室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预算是50亿瑞士法郎，而欧洲南方天文台（ESO）建造极大望远镜（E-ELT）的预算则是10亿欧元，如此巨量的经费投入对装置所在地的经济无疑将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产业带动作用。

在建成后的运营维护阶段，大科学装置依然需要大量高技能型的科学家和运维人员，从提供餐饮的常规服务到技术校准的专业服务，均可以显著延伸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链条。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将催生各类组织的创新，帮助企业开拓新的市场和收入来源。如民营企业可以通过竞争获得给大科学装置提供外包服务的合同，一方面，为大科学装置提供更多专业化的服务支持，另一方面，也使得自身技术服务的管理能力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此外，大科学装置会根据科学研究需要开展升级扩建，有时还会进行重大的翻修活动，这个过程也会需要规划和设计，以及相关新技术设备的采购。以英国散裂中子源（ISIS）装置为例，自1985年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其在设计初期预计的运营服务期是20年，但经过进一步的可研论证后，英国政府对其开展了进一步的投资和一系列的翻修活动，其运营周期已被延长至2025年。

在使用和开发阶段，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既可以直接发生，如大科学装置的商业化服务；也可以间接发生，如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与维尔康（Wellcome）公司通过合作研究，为研制蹄疫病毒（FMDV）疫苗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使得人类和牲畜能够有效预防这种疾病^[37]。说到底，大科学装置的主要目标是服务科学研究事业，因此，用户参与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装置自身的价值，即便是欧洲散裂中子源（ESS）这样受到高级别保护的大科学装置也不例外。企业对大科学装置的使用会产生一些由装置提供的新服务类型，从而会使装置获得额外的收入。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EBI）实施的行业计划，主要面向企业提供专家培训，帮助其合伙人进行技术开发，并提供常规的供需联系机会。每年该所的会员需支付3.2万英磅费用，每年可以获得4次对接服务，并为他们的员工组织座谈会。在这个阶段，大科学装置提供的对接交流、专家教学、合作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可以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甚至在退出服役阶段，大科学装置产业化的作用依然存在。相关案例研究表明，始建于1980年，地址位于英国达斯伯里的同步辐射光源（SRS）装置已经逐渐被英国“钻石”同步辐射光源（DIAMOND）装置所取代，其退出过程中部分设备可以被再循环利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部分最新的光束线站设备被拆卸下来后，可以运输到其他大科学装置重新提供服务；二是其他设备组件也逐步被社会循环利用，这个过程需要建立仔细的资产评估和管理办法，以实现早期公共资金投入回报的最大化；三是除设施以外，电子工作文档的保存极具价值，通常需要将大量的研究文献和装置运行日志进行分类，并找到一个可以永久储存它们的地方。如英国达斯伯里同步辐射光源（SRS）装置在退出之前，其关键文档数据以及几件代表性的科学设备被捐给曼彻斯特工业博物馆保留。

由此可见，大科学装置从规划和建设、运营和维护、使用和开发乃至退出服役等各阶段，都存在极富市场价值的产业化机会，把握和运用好这些机会，在建设运行大科学装置的同时，积极推进其产业化建设，就有可能事半功倍，进一步发挥大科学装置推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用。

4. 大科学装置产业化落地的实践探索

为了更好地评估大科学装置产业化落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合前文分析的产业化过程，本文以全生命周期为时间轴，通过建立一个反映间接经济效益、直接经济效益、实施阶段、具体产出形式、直接经济影响、间接经济影响等各类要素的评估模型，来分段研究与大科学装置产业化活动过程中相关的产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等（见表1）。

大科学装置产业化的影响力评估模型还包含一系列更广泛的效应，从间接经济效益，到社会资本和行业聚集效应等。上述模型表明了大科学装置在规划和建设、运营和维护、使用和开发等不同阶段，产业化的主要类型和评估效果，其所产生的各类社会经济产出最终将汇集到创新要素的集聚上，如当地经济的乘数效应和不断增长的国际化程度。总而言之，一方面，大科学装置在其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可以通过设备供应商的技术转让获得初步的效益；另一方面，大科学装置研制出的先进科技成果，可以通过知识溢出的方式实现商品化和产业化的收益。

以上从大科学装置投入-产出视角，初步分析了装置从规划建造到运行过程中可能的产业化过程。众所周知，大科学装置并非孤立系统，其从产生到退出的各个阶段都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服务，人力、物力、财力等支撑体系均是挑战。作为大科学装置的规划者、建设者和运营者，都必须在规划之初就对上述挑战充分考虑，并通过产业化创新，积极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大科学装置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未来展望及政策建议

为充分实现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效能，可以从技术创新的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来分别展开思考。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化筛选方式来促进大科学装置产生“原始技术成果”的转化，此时大科学装置研究机构作为供给方，可全面梳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原始技术成果”，并组织研判和分配中短期以及长远期可应用的技术成果，通过建立大科学装置研究机构与市场化机构的信息沟通机制，适时将这些技术成果提供给市场需求方，以市场化筛选的方式来研判这些技术是否具有成果转化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机制来促进大科学装置产生“中间技术成果”的转化，如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头部企业和重点企业作为市场的需求方，向供给方即所在地区的各个大科学装置研究机构提交关键技术、卡脖子技术等市场化需求清单，以此来链接大科学装置的技术供需端。

未来，产业化可以成为我国大科学装置从规划论证、建设、运维、升级改造直至退役后处置各阶段都可推行的一种有益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为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相关制度保障。

一是在国家层面加强宏观调控，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鉴于大科学装置的规划建设需要花费巨大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而我国目前大科学装置的长期发展规划尚未完善，现有大科学装置多数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科学技术目标，单个提出并进行论证决策的，这样既不利于整体上的合理布局，也不利于配合地理、经济、产业等各类综合因素有机发展。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大科学装置和列入未来建设计划的大科学装置进行长远而系统性的规划，以实现各类大科学装置的合理配置。与此同时，国家可进一步明确由专门的政府部门或单位负责大科学装置的长期规划和建设计划和已有大科学装置的重大升级改造计划、经费预算和支出计划以及其他重大问题的论证和决策等。为避免资源分散、错位发展，可以适度实现集中投入、共建共享，辅以加以制度约束、产权界定等手段，厘清建设责任和使用权利等边界，更大程度地发挥大科学装置的效能，这是推动装置实现“自我造血”功能的第一步。

二是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各方，建立合作共赢机制。如前文所述，经济发达地区天然能够为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提供更多机遇。当前，我国大科学装置的布局呈现出典型的块状集聚、整体分散特征，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装置依托单位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而在未来不同时期，当国家对于建设发展有不同需求时，只有充分考虑大科学装置所在地区的“供血”能力，按照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关注到每个大科学装置针对于现实应用需求的“性价比”，并对应于国内工业生产的需求环节，尤其是要面向最紧迫或转化潜力较强的领域发展大科学研究。通过探索科研、工程、应用和商业之间的协同过程，建立联合创新模式，集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资源和资本力量，依托大科学装置加快推进科技成果的工程化应用和商业化推广，以此来建立集实验研究、工程示范、商业应用于一体的产业化体系，并培育和扶持产业链配套企业，最终形成集上游科技攻关、中游装备制造、下游商业运营的大科学装置全产业链。

三是明确建立共建共享机制，促进大科学装置产业化联动发展。如前文所提及，产业化需要产业界和学术界等各方合作推动。因此，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经营”的线性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发挥大科学装置运营管理单位等高校院所的研发力量，还应调动社会各界资源加入到对大科学装置成果转化资源的共建共享行列当中，共同建立面向大科学装置产业化的过渡平台或者创新合作机制。通过积极构建大科学装置产业化的创新联合体，运用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由政府主导形成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机制，并链接国有资本、民间及社会资本等联合发起商业化公司，以大科学装置运营管理单位参股的方式为商业化公司提供核心技术团队等支撑，以装置规划建设、运营使用、专项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产权作价入股，联合设立产业基金，聘请专业团队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并面向市场逐步推广，以全周期“耐心资本”^[38]支持科技创新产业持续发展。通过在大科学装置所在地建立若干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容错机制并加大人才招引力度，吸引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来共同布局大科学装置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并通过科学合理布局促进大科学装置集群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牢牢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可以实现大科学装置产业化落地的新模式。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科技后发国家，大科学装置还是一项奢侈品，如何用好这样的奢侈品，使之发挥最大的科学和社会效用，而不是建成之后就束之高阁，或仅仅成为科学普及的参观地，研究并积极探索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发展，是当今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研究值得认真思考研究的现实课题，本文抛砖引玉以期学界更多关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