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研究西周金文历谱，从1985年发表“西周月名日名考”以来已有数十年，曾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研究工作.《简本》发表以后，曾听到一些批评意见，这对改进西周诸王王年的研究是有利的.^[1]现将修订和补充工作阐述如下.

1 利用已知王年及已确定该王时四要素俱全之记录，推定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日期，以定西周历法.

西周使用什么历法，各家说法不一.刘歆是以既望为实望，以死霸为前半月，生霸为后半月的二分说.近人大多信王国维创立的四分月说.且不论先利用《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周幽王在位11年，周宣王在位46年的记录.他们的绝对年代是确定的.现今人们已经有许多出土的青铜器，可以确定是幽王、宣王时器，那么利用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就可推定幽王、宣王时器的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日期.^[2]由此可以确定，这些西周日名的日序 (即朔望月合天历的日期).得到的这些日序都是实有的.现将可以证实确是幽王、宣王时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日序公布如下 (见表 1).

各类青铜器所在的王世，前人已经做过大量的研究，判断其王世的依据，有的据其文字记载加以分析，有的根据不同器形和纹饰等.张长寿、陈公柔、王世民均以研究西周青铜器的分期著称.其《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简称《分期断代研究》) 曾系统地介绍分析了各类器形的王世特征.^[3]

关于此簋的王世，《分期断代研究》指出：“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青铜器窖藏出土，共8件.”“均为西周晚期宣王前后器.”^[3]97据作者判断，由于出土在同一窖藏，又有8件器同时出土，其制作的王世为宣王时代，是可以确定的.由于宣王在位的绝对年代是已知的，故其当时的天象也可以用科学手段推出.所得结果为宣王十七年是公元前811年，其十二月既生霸乙卯的日期为初三日.这一结论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刘歆死霸为朔后半月，生霸为望后半月的假设不正确；王国维既生霸为一个月中第八九日至十四、十五日的第二段的假设也不正确.它的日序，非但可以小于初八、初七，而且可以是朏日.由于是8件器盖同铭，其干支不可能发生错乱.可见这一结论是不可动摇的.

吴虎鼎：《分期断代研究》指出：“1992年陕西长安县申店乡徐家寨村出土，……铭文有……王重申先王之命，授吴虎土地.”“可见此鼎应视作宣王时的标准器.”^[3]41既然吴虎鼎是宣王标准器，那么据吴虎鼎推得的宣王十八年十三月既生霸丙戌为十日当属无疑.根据此鼎和吴虎鼎推得的既生霸日期介于三日和十日之间，由此可证，西周既生霸的范围，当在朏日和既望之间.

兮甲盘：器内有铭文13行129字.铭文记述了兮甲从王“初格伐猃狁”之事，“学者公认此盘为宣王时期器.”^[3]156这个例证，推得宣王五年既死霸庚寅为二十四日.由此可彻底否定刘歆死霸前半月、生霸后半月的观点.由此可定既死霸为既望至月末的日序.

颂鼎：除颂鼎外，同铭器还有簋、壶，为一组西周晚期前后器.这些器物，连同下文将提及的鼎，均称之在周康邵宫.这个在周康邵宫办事的王，《分期断代研究》定为西周晚期偏早，约为厉王前后器.^[3]47根据张培瑜用科学方法推得的合天历，厉王三年五月甲戌这一天不在下半月，从而可知，颂器不是厉王时器，而是宣王时器.由于颂鼎的王世被定为西周晚期，在大的时代上说是一致的.就器形加以分期，前后相差一个月是允许的.因此，将颂鼎看作宣王时器应不成问题.

鼎：器内有铭文10行95字.《分期断代研究》指出：“此鼎铭文称‘王在周康邵宫’，与颂鼎相同，器形、纹饰亦同，其年代应相近，或是宣王前后器.”^[3]48  鼎载“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推得宣王十九年四月既望辛卯为十八日.既望是什么含义，刘歆定义为定望，近代学者也大多理解为定望或合望之日.持四分月说的学者将既望理解为一个朔望月中的第三段，大致介于十五至二十三日之间.那么，所推宣王  鼎的日期，当与四分月说最近.如果四分月说之初吉，确可作为第一段，那就好办了，但初吉真可作为第一段吗？下文将深入讨论.

膳夫山鼎，明确是幽王和宣王时的四要素齐全的青铜器.如果是初吉，还可以检验西周历法是否是四分月历.当然，这要看这些记录中，是否存在检验的条件.而这些记录中正好具备这个条件.山鼎，陕西扶风出土.其内壁有铭文12行119字.其铭文曰：“惟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在周各图室，南宫乎入右膳夫山.”《分期断代研究》判山鼎为西周晚期最高之器，“应在宣王时期”，^[3]47推排的结果为宣王三十七年正月初吉庚戌十八日.以往相信西周行四分月历的学者，不管是什么王，尽可能将山鼎的初吉记录往七日以内靠，但即使是厉王三十七年，也不能相合.再往前就更难找到相应的初吉了.因此，决不能削足适履，推得的初吉为正月十八日是正确的.由此证明，西周的初吉，可以是十八日.西周历法，根本没有四分月之说，这当是铁证.

伊簋：该簋失盖，器为日本小川氏收藏.铭曰：“惟卅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在周康宫.”《分期断代研究》指出：“颂簋鼎铭文均载王在周康邵宫，此铭为周康宫穆大室，年代应相同，或稍晚.约为厉王前后.”^[3]91如此表述的分期意见，应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与以上宋簋鼎王在周康邵宫的意见，当为厉王、宣王时代.“或稍晚”，更当理解为是宣王时代.但其铭文为二十七年正月既望丁亥，这个丁亥，不落在传统的既望范围之内，该如何理解？笔者认为，其铭文干支肯定有错.其错误的原因当如张闻玉《西周王年论稿》所述，所记丁亥者，并不都是真的丁亥，“记丁亥者，取其吉祥之义.”^[4]通过计算，此处的丁亥，实为丁丑，只是因为丁亥比丁丑更好，才改为丁亥.由此，得到两个既望干支均为十八日，一个是真实推出的，另一个是改了一个字得到的.如此看来，西周既望，很可能是平均在十八日前后，而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实望.推为十八日的根据是，初一是朏日，即农历初三，距十八日确为半个月十五天.

2 初吉的含义和西周历法

经过宣、幽二王初吉日期的检定，用实际所得初吉的日期，否定了四分月说的存在.山鼎只可能是宣王时器，但推得的初吉不仅容纳不了四分月说的第一周，它为第十八日的结果是不可动摇的.由此可否定四分月说的客观存在.那么，初吉的含义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喜欢使用初吉这个词呢？现将《简本》载初吉的记录，按干支顺序重做排列, 见表 2.

表 2的作用，需稍加说明和分析.对于初吉干支，以干支顺序排列的有利之处，在于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干支的初吉出现的次数.这个方法便于探讨初吉的性质.在32条初吉记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分布十分不均匀.其中只有14个干支有记录，这在60个干支中，只占少数.经统计，其中丁亥就占了10条，甲戌和庚寅各占了4条.仅这3个初吉干支记录，就占全部初吉记录的一半还要多.其中有相邻两个干支均可为初吉记录，也有连续13个干支间均没有记录者，这种不均匀分布，是完全不合四分月说当均衡分布的常态的.因此，只有对以干支为顺序排列的初吉资料进行分析，才能真正认识初吉不是月初的前七天.

那么，初吉是什么含义呢？我们认为，初，是该月的第一个或第一次.吉，为吉利的日子.干支有60，而每个月只有30天.所以，对任何干支而言，初吉可以出现在月中的任何一天.当然，吉利的日子，只是术家或方家所为，各有各的标准，没有太多科学依据.还有一种解释是如张闻玉所述，有“丁亥为亥日例”，“庚寅为寅日例”.由于丁亥、庚寅、甲戌为公认的吉日，凡是亥日、寅日、戌日等干支，也可附会为吉日.即便如此，初吉记录对于确定西周王年，仍然有着重要作用.至少在该王年中，应包含有这个王年，在该月中，应有这个干支.^[5]

因此，关于初吉的性质，《易经》的解释是正确的.《易·既济》说：“初吉终乱.”“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初，即刚刚来到；吉，为吉利、吉祥之义，有逢凶趋吉之义，与凶字相对应.又《仪礼·少牢馈食之礼》云：“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疏曰：“以日有十，辰有十二.以五刚日，配六阳辰，以五柔日配六阴辰.若以甲子、乙丑之等，以日配辰，丁日不定，故云丁未必亥.……不得丁亥，则己亥、辛亥亦用之.”又“日用丁巳.”疏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内事为冠昏祭祀，出郊为外事，谓征伐巡守之等，若然甲、丙、戊、庚、壬为刚日，乙、丁、己、辛、癸为柔日.”故使用初吉作祭祀、纪念之日时，当有刚柔、阴阳之别.外事为征伐、巡守等，用甲、丙、戊、庚、壬为五刚日和子、寅、辰、午、申、戌为六阳日，内事为冠、昏、祭祀等，用乙、丁、己、辛、癸五柔日和丑、卯、巳、未、酉、亥六阴日.可以用相应干支替代，但不能刚柔、阴阳乱用.由此可见，具有较多丁亥初吉的记录，是由于内事祭祀、纪念、制作青铜器时为借用丁亥吉祥之义，另有甲戌、庚寅初吉较多的外事状况，亦大致相同.

也有学者指出，殷亡国之日和本朝帝王的忌日，当为凶日，不可作为吉日，金文中至今不见初吉甲子的记录，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不然，如此重要的干支，不见初吉的记录就说不通了.^①

① 根据《武成》、《世俘》等记载，克商之日为甲子日.

西周行用什么历法？经过幽王、宣王检定的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所得大多都是合天历的日期.西周行用四分月历的观念已被膳夫山鼎的初吉日期所否定，并且得到《周易·既济》等周代文献的相同解释，那么西周行用四分月历就是虚无的.西周行用的历法，当可以用幽王、宣王推得的合天历日期确定.

最有价值的当推  鼎的既望十八日.该年 (前809年) 的实望之日在十五，但既望在十八日.这表明，西周的既望在实望后的2~3日.这也得到伊簋的间接证实，改定后的伊簋既望，也是十八日.这一结果，绝非偶然.

在西周的文献中，有朏日的记载，例如《尚书·召诰》有“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尚书·毕命》有“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的记载.胐为初见新月的日子.朏日是容易观察的，上古时人们在尚未掌握朔日的测定方法以前，往往以朏日为标准.因此，可以认为，西周是以朏日为月首的.朏日是农历的初二或初三，以初三为多数.从初三到十八，为半个月十五天.因此，既望为十八日.这种现象恐怕当有特殊的意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为何称既望而不称合望或望，其用意也就清楚了.既者，已也.已经过望了之义.更确切地说，是初亏.周人将既望定在初亏而不是望日，是有深刻含义的.由于月初在朏日，经过半个月十五日左右为既望，再经过半个月十五或十四天左右，又回到朏日，为一个朔望月.周人的定月方法即如此确定.

以往确定既望日的方法十分不合理.大多以实望前后为基础确定为农历的十四到十六，但具体相合的标准，认为从十五到二十二、三日都可以，这是没有多少科学依据的.我们重新审定的这种方法简称为二分法，其与现行傣历有许多相同之处.这类历法的相同之处，也就是二分历法的基本特点，是以月初、月中为界，将一个朔望月均分为两半，成为白半月 (既生霸)、黑半月 (既死霸)，或称为生长光的半月和失去光的半月.不同之处是傣历以朔为月初，望日为月中，晦日为月末.周历则以朏日为月初，十五日后的既望 (月亏之日) 前一日为上半月 (既生霸)，以既望至朏前一日，即朔日为下半月 (既死霸).

需务必注意的是，按二分说，月初 (朏) 距既望 (哉死霸) 只能是十五天.据宣王金文历谱，宣王时的两个既望均为十八日，那么其初一不可能是朔日，而只能是农历的初三即朏日，为初见新月之日.由此可见，迟至西周宣王之时，仍然使用以朏日为每月的第一天，这一结论明确无误.据《分期断代研究》：“鼎与颂鼎相同，器形、纹饰亦同，其年代应相近，或是宣王前后器.”既然西周最后两个王仍以朏日为初一，那么整个西周时代，就不存在改以朔日为初一的可能性.由此可证，西周时的初一是朏日，而不是朔日.

3 西周金文历谱和诸王王年的推定

有了对西周历法和初吉的基本认识以后，就有了推定西周金文历谱和诸王王年的基础.认识到西周纪日方法具有朏日和既望日两个定点以后，推定金文历谱便呈现以下基本事实：只要诸王王年确定，这两个定点就是固定的.由此便可找到排谱的一个基本技巧，先确定诸王世中的定点既望和朏日，用以确定该王在位年数的框架，然后再分配既生霸、既死霸和初吉的干支.如果确定是该王世的干支记录，那就一定在设定的范围之内，如果月相干支不合，那就需别求他王.

西周金文历谱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寻找尽可能多的、可靠的西周诸王王年的记录.

2) 在保证该王有最高王年记录的情况下，寻求合于上一王世的既望或朏日干支日期.找到合适的既望或朏日日期之后，该王的即位之年也就确定.

3) 逐次往前推定，直到开国元年.

由于是利用张培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推算，任何人做都是一样的.因此，推得的结果不存在个人偏见，应该是西周历法客观、公正的反映.西周历法只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这三类月相名词.据以上分析，这种状态只可能是一月二分的历法，而且以既望为中分、定点.可确知，西周的历法是一月分为上下两个半月的二分历，初一至十五为上半月，十六至三十或二十九为下半月；下半月的第一天为既望.若该月的第一天为朔后一日，则既望为十七日；该月的第一日为初三，既望即为十八日；若第一日为初四，则既望为十九或二十日.与傣历大同小异.我们与四分月说对既望理解的不同之处在于，朏日与既望之间的日数是固定的，均为十五天.既望是专名、定点.其既望之日序的最大差距仅为十七至二十日，是朏日在朔望月中的变化和推算不精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伊簋的七年正月既望丁亥，与宣王七年不合的改动.若将丁亥改为丁丑时，不仅与既望的日序相合，而且合得很好.不仅如此，丁丑与丁亥柔日阴辰，正合于《仪礼·少牢馈食之礼》疏的说法.这应该是符合一定规律的.

3.1 厉王与共和的金文历谱

表 3共安排铜器23件，共和世无器.对比《分期断代研究》，这批铜器绝大多数都落在西周晚期，仅个别落在孝夷时期.为了与月相相对应，做出这样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断代范围允许的.

厉王世可以安排如此众多的青铜器，令人眼花缭乱.首先想到的是“三十七年奔彘”的记录，看此记录是否与专家们定在厉世的几件主要铜器的月相相合？首先注意到的是  盘和大师虘簋，两件定点既望的记录，尤其是  盘，《分期断代研究》明确指出“为西周晚期厉王前后器”，以它作为厉世定点没有争议.若共和元年为厉王37年后的一年，厉王元年为前878年，得两个既望均为农历的二十二、二十三日，与月相不合.但若后退1年，以前877年作为厉王元年，则得二器的既望日为十七、十八日，正合于我们设定的日期.考之于厉王世的其他器物也合，于是，厉王末年与共和元年重合的结论由此而得.

晋侯苏编钟出土于晋侯墓地M8中，共16件，铭文共355字.记有7个历日和5个纪时词语，为西周金文所唯一代表：

惟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二月既望癸卯 (辛卯)

二月既死霸壬寅

三月方生霸

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

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宣王和厉王.对M8墓中木炭作常规¹⁴C年代测定，为公元前808±8年.而据《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年为宣王十六年 (前812年)，《史记》所载晋侯苏的卒年与¹⁴C所测吻合，如果是宣王三十三年 (前795年)，入葬的年代要早多了.所以苏钟所载的三十三年当属厉王.这一结论，已为大多数考古学家所认定.

马承源等认为，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6年，其二月中的两个干支是颠倒了，应该互相对调.改正后的结果是正月辛亥朔，二月辛巳朔，苏钟正月既生霸戊午为八日，二月既望壬寅为二十二日，既死霸癸卯为二十三日，均合于四分月相，“好似为一月四分月相说和定点月相说的长期讨论，作了一个异常明确无误的结论.所谓定点月相说是不真实的.”^[6]

首先我们要指出，马先生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其一，传抄中出现干支相邻，只能看作偶然现象，不能作为可以对调的证据，同时改动两对干支中的四个字，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可信度肯定不高.其二，马先生使用的是以朔为月首的历法，若改为以朏为月首的历法，就都不合了.而经过前面论证，西周是以朏为月首的.而既然要论证四分月说，只讨论了三个元素，尚未涉及初吉，就下这样的结论也许太早了一点.其三，马先生讨论西周行用什么历法时，忘记了讨论六月的干支记录.但实际上，该年六月无初吉戊寅这个干支.由此证明苏钟历日与该年不合.

我们认为，苏钟所载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则上年有闰月，正月丙午朔，正月既生霸戊午为十三日；二月乙亥朔，二月既望辛卯为十七日，既死霸壬寅为二十八日；三月方生霸丙午为二日；六月癸酉朔，初吉戊寅为六日，丁亥十五日，庚寅十八日.都符合得很好.

有同行指出，厉王三十七年不应该与共和元年相重合.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对于厉王历谱，笔者作过多种尝试：开始时没有重合；最终改成重合的理由主要有四条.首先，如果不重合，则厉王三十三年六月当没有初吉戊寅这一天.当然，西周的历法当以朏日即哉生魄为每月的第一天，六月朔日为己卯，苏钟六月初吉戊寅为晦日，距六月第一天哉生魄太远.其二，按金文历谱，在厉王时代当有三次既望记录：除苏钟外；还有大师虘簋十二年正月既望甲午；和  盘廿八年五月既望庚寅.如果不重合，苏钟的既望为十一日，大师虘簋和  盘的既望均为十二日.由于我们认定西周的历法为二分说，这三个既望均越出了我们设定的范围.而如果将二者重合，可得苏钟和  盘之既望为十七日，大师虘簋之既望为十八日，正处在我们对既望的设定范围.按二分说的意见，既望是下半月的第一天，是定点，其误差的变幅前后不能超过两天.故不得不将二者重合.其三，被前人断为夷厉时期的三十三年伯  父盨，由于夷王王年不长，故只能在厉世.二者重合，可得既死霸辛卯二十日合.若不重合，推得既死霸辛卯为十四日不合.其四，从实际出发，也有重合的可能性：厉王既是被国人赶跑的暴虐国君，共和执政，当改变政策，自然就有当年改元的可能.于是，可定厉王元年在公元前877年.

至于被专家们定位为“厉王前后器”的两件师兑簋，在是否属于同一王世上，观点发生了分歧.由于是低王年，我们认定的初吉并没有必须是前10日的规定，故二器无论是否同一王世，都无关西周王世的确定.

3.2 共懿孝夷的金文历谱

《帝王世纪》关于自共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要想弄清连续四世不明的难题，几乎不可能.然而，似乎幸运特别关照我们.由于特殊情况的出现，使得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了.这两个特殊情况便是天再旦记录的认证和对趞曹鼎王世认识的改变.

1) 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记录考定为日环食.关于这一点，只有当科学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才能认识到.这是因为，直到最近几年，天文学家才开始认识到，公元前九世纪前后月亮不均匀运动改正常数能使公元前899年日出前后的日环食，确实发生在关中地区.从而证实了《古本竹书纪年》的这条记录，就是懿王元年人们看到的日环食.由此可以确定懿王元年，就是公元前899年.^[7]

在探讨天再旦为日食记录的过程中，对交食的发生时间和地点的要求条件都很严格.研究后发现，只有八分以上的大食分日食和日环食，才能产生天再旦现象.也只有在日出前和日落后的短暂时刻，而且只能在狭长的中心食带附近，才能观察到这一现象.从“天再旦”日食记录的叙述来看，显然是没有见到明显的日面亏损现象，因此，日食只可能发生在太阳在地平线以下、日出的方向有山岭遮挡或阴云天气，才能见到这一现象.研究者考察了郑地的地形地貌，西周中期史官随懿王观察到的这种异常天象的郑县，就是后世的华县.近年的研究又有人提出，郑在凤翔的线索，经考证也有发生的可能，孰是孰非，尚难定论.

2) 必须改变趞曹鼎为共王标准器的认识.了解了懿王元年，也就知道了共王末年为前900年.共王元年可用共王标准器来确定.据《分期断代研究》认定，十五年趞曹鼎是共王标准器，其余还有“共王前后器”走簋、休盘和卫鼎诸器.趞曹鼎为共王标准器的理由是，十五年趞曹鼎有：“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在……”按《辞海》等说：“龚，gong工，供的本体字.通恭.”故大家都认为龚王即共王，趞曹鼎为共王器确定无疑.我们在《简本》即以此为依据确定的共王元年，以至于穆王五十五年和共王重叠一年等.

然而在这一标准器的指导下，实际与共王时的走簋、休盘等的月相不合，且互相矛盾，从而导致两个既望均出现在农历二十三日的不正常状态.如果走簋、休盘等器不是共王时器，其后懿、孝、夷三王总共只有23年，不可能容纳高王年二十年休盘等器.剩下的就只有穆王.但穆王有三十四年鲜簋标准器，也不能与其相容，那么唯一值得怀疑的就是趞曹鼎了.此事一直使我们心存不安，趞曹鼎会不会不是共王器呢？笔者向著名考古学家请教，得到的答复毋庸置疑.笔者仍持怀疑态度，后来注意到《康熙字典》释“龚”说：“《唐韵》俱容切，《集韵》居容切，并音恭.”《汉语大字典》除将龚读作gong、九容切以外，还释作通“用”(yong).“龚，叚借为用.”“龚、用，丧、爽音同.”又《说文解字》说：“龚，给也.从共，龙声.”据此可以认为，龚字在上古时，除可读供以外，还可读作冏、用、龙.龚王与共王并非一人，但由于均有共字偏旁的关系，当为兄弟辈，故龚王可能是孝王的另一称呼.

我们取共王24年，懿王3年，孝王15年，夷王4年，可得四王世金文历谱，见表 4.

从表 4四王新的金文历谱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根据对西周历法的认识，以既望为月望以后的一个定点，放弃了初吉的四分月说、初干吉日说、龚王为共王说、穆王在位55年说，放弃了所谓的共王标准器，专以我们所认识的词语月相推排，重新调整了四王历谱.新历谱有以下特点：

1) 采纳天再旦为发生在关中早晨的日环食记录，从而确定了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

2)《简本》以趞曹鼎为标准器，故只能将同样重要的“共王前后器”之两件既望，均置于二十三日.但据我们认定的历法，既望为定点十八日.即使有前后两天变幅，也绝不可能到二十三日.又何况有两件为证.因此，这样的不合是不能允许的，需要怀疑这个标准器.

3) 我们认定龚王就是孝王，并且做出了初步说明，在历谱上也是相合的.

4) 这四王的金文历谱，共吸收了27条记录，已经是我们所知的全部了，没有排除不合的任何记录.这27条记录，全部合于我们所设定日序.其所在王世，也与《分期断代研究》的意见一致.^①

① 有学者据新近发表的  簋铭文记载“十年正月初吉甲寅”、“今朕不显考龚王既命女更乃且考事，乍  (司) 徒.今余隹申先王命女    西  徒  ”句，以为龚王即共王，不显考即是指去世的父王共王，则时王就是懿王，可见懿王在位不少于十年.笔者既认为龚王为孝王，又不显考不一定是指去世的父亲，而是泛指高祖，故这里时王可能是指孝王.从而  簋不是懿王在位十年的证据.

5) 我们所认定的西周历法，以朏和既望两个定点最关键.这四世没有朏的记录.其中推定初吉记录在二、三、四日，虽然可以判定它可能就是初一朏日，但它与朏日的记录是两回事.既望记录却有6条，这是排谱时应该特别关注的.其中除共王懿王各有两个既望之外，孝王、夷王也各有一个既望.在这6个既望中，推得四个在十九日，一个在十七日，另一个在二十日，均在设定的变幅范围之内.可见我们所推定的西周王年，都是严丝合缝的.尤其是懿王元年，原来是用日食记录推得的，是否与实际相合？还有待验证.今有两条既望记录相合，其可信度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3.3 武成康昭穆的金文历谱

在这五个王世中，虽然可供研究的四要素俱全的文献、器物并不多，但是其中每一王世都有一个确定的、可以作为月相定点的资料可供利用，所缺乏的是每个王世可供估计的大致年代.熟悉推步的人都知道，干支与天文月相大致有每隔五年循环一周、每隔一年后退五个干支的规律，这些规律对判断存在几个王年是有帮助的.

我们既然已经推得共王元年为公元前923年，就可以对其余王世作大致的估计.经¹⁴C测定，伐纣之年大致可限定在公元前1050至前1020年之间；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又有公元前1027年伐纣的说法；又有“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之说；武王建国后不久就去世了，实际在位只有4年；又有《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记载；昭王在位19年是明确的.那么，文、武、成、康、昭前五王约计80余年，与百年之说尚有10余年的差距，可知百年之说仅是约略之数.但成康年数与50年相差不会太远.又据¹⁴C测定，开国至共王元年，即公元前923年，仅剩97到127年.将127年减去武王4年、成康47年、昭王19年，尚有57年，故穆王在位55年是可能的.不过，穆王在位年数只能据穆王青铜器的干支推定.推得的结果是穆王在位53年.这样推排的结果是，武王4年、成康47年、昭王19年、穆王53年，大致相合，但穆王在位有二年之差.可见古代穆王在位55年的记载也只是约略之数.

以往有些学者对我们在金文历谱中不用小盂鼎一事，既有意见，也有误会，以为我们故意隐瞒与己不合的资料.其实不然.我们所引用的，都是传统的、认为是四要素俱全的记录，至少是我们认为小盂鼎不属于这个范围.小盂鼎说：“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廿又五祀.”在这里，既望是定点，不用干支随后，甲申这个干支是属于“辰”的.例子很多，如宜侯夨簋“四月辰在丁未”、师鼎“八祀正月辰在丁卯”等.关键在于“辰”是什么？我们对此缺少研究，故未将其纳入金文历谱资料.以往有些学者将辰释作朔，也只是一家之言，今暂用其说，附于表中.按这种解释，西周人已有朔的观念，但尚未用于历法.

穆王在位年数，与《周本纪》的记载存在二年之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共王在位元年，是由走簋、休盘等明显是共王时器推定的.即使用被否定的共王标准器趞曹鼎确定共王元年，也有一年之差.而昭王元年由静方鼎确定，其在位十九年，也是难以动摇的.其以上武王、成王、康王所在王年，也都符合得很好，故推得的穆王在位53年，是很难动摇的.

  公簋载“唐伯侯于晋，唯王二十又八祀.”学者们大都认为，  公于唐伯侯于晋之年，即成王二十八年，作了这个簋.故认为成王在位当在二十八年以上，本人也赞同这个意见.^[8]由此说来，以往所定成王、康王在位之年当做出调整.《史记·晋世家》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成王与叔虞?，削铜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耳.’史佚曰：‘天子五?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这段记事如果是真实的，成王与唐叔虞的年龄应该相差无几.叔虞被封于唐，当在成王之时，成王在位应大于28年.但是，由于伐纣之年的限制，庚赢鼎和小盂鼎也都应在成王时代.据庚嬴鼎，成王二十三年当为公元前1020年，其四月为庚午朔，该月既望巳酉，当为己丑 (二十日) 之误.这个干支改一字的庚嬴鼎，与新历法相合得也很好.

由此可得西周王年如下：

武王 (前1046—前1043) 在位4年

成王 (前1042—前1011) 在位32年

康王 (前1010—前996) 在位15年

昭王 (前995—前977) 在位19年

穆王 (前976—前924) 在位53年

共王 (前923—前900) 在位24年

懿王 (前899—前897) 在位3年

孝王 (前896—前882) 在位15年

夷王 (前881—前878) 在位4年

厉王 (前877—前841) 在位37年

共和 (前841—前828) 在位14年

宣王 (前827—前782) 在位46年

幽王 (前781—前771) 在位11年

4 将前1046年作为伐纣之年的文献依据

有人批评说，怀疑《古本竹书纪年》西周总年这个真古，“相信假古”，不认定公元前1027年为伐纣之年.说“断代工程对这样好的资料弃而不用，对这样重要的古籍将信将疑，却偏偏去相信伶州鸠的鬼话，去相信贩卖历史假货出了名的刘歆的《武成》历日，这不能不说他们在研究的大思路上迷失了方向.”

何为假古？何为真古？《古本竹书纪年》确实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本文也从中引用了一些记录为据.但其成书年代最早超不过战国，其所载春秋史事，已发现与《春秋》经和《左传》不合，而西周“共懿孝夷四世年纪不明”早有传闻，难道《古本竹书纪年》能知道这四世的真实王年吗？不能自己不做研究，又不许别人研究，还美其名曰不“怀疑真古”、不“相信假古”.批评者所说的假古，指的就是《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82字.

这82字经前人多人研究，早有定论.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世俘》“除文字体例当属于周初以外，其中所记社会情形与习尚，多与卜辞及古金文中所载者相合”，“必非后人所伪托”，“最为可信”.^[9]文中涉及克商前后的月份、干支、月相，与《召诰》《洛诰》《顾命》《毕命》记载有周公营洛、反政，以及成王临终等大事的月日干支及月相等，前后呼应，是公认的检验克商年的主要依据.

这种指责，与前人的指导意见完全相反.现将所谓的假古和真古文献合在一起加对比，与读者一起赏析是非曲直.^[10-11]表中文字一一对应，不同之处以括弧示之，“×”为省略或没有的文字.

从表 6中对比文字可以看出，《武成》与《世俘》，就基本内容而言，是完全一致的，其所载月、日、月相干支，完全同步于同一年.但是，具体对比分析后，可发现有两点不同.其一，《世俘》所载二月月相干支，《汉书·律历志》(简称《汉志》) 所引《武成》却载在三月；其二，《世俘》一月载旁生霸干支，不同版本各有不同，且与他月月相干支不相匹配，故知这些干支为后人所误改.但《尚书·武成》之一月却载旁死霸，与《汉志》所引一致.

关键的问题是，《世俘》中二月月相干支，在《汉志》中却改为三月.其中二者必有一误.熟悉历法的人都知道，如果其间没有闰月，相邻两月的干支是不会重复的.而相隔一个月则一定重复.从《汉志》所载三月干支，与一月不重复，知《汉志》所载三月月相干支，为刘歆据三统历推改.事实上，会推算三统历的人能够证明，刘歆所定伐纣之年二月确有闰月，这就找到不合的原因了.而西周使用年终置闰，《汉志》所载三月，必为刘歆误改，并引载在他的“世经”之中.这是符合逻辑推理研究方法的，而不是所谓的真古假古几句空洞的言辞否定得了的.逻辑推理是研究方法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很多重要结论甚至定理，都是通过推理得出的.三月的干支不符合逻辑，所以否定了；二月符合逻辑，才被肯定，这有什么不对吗？^[12]

由此可知，《武成》有如下月、日、月相干支：一月壬辰旁死霸，越一日癸巳；二月既死霸 (庚申)，越五日甲子；四月旁死霸 (乙巳)，越六日庚戌；下一日辛亥，越五日乙卯.

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既生霸、旁死霸、旁生霸都是定点，即纪日的起点.故这里的旁生霸为朏日，旁死霸、既死霸为既望.

知道了这些月相定点干支之后，便可推定合于这些月相定点干支的年份.根据“断代工程”¹⁴C测定的伐纣的年份，介于公元前1050至前1020年之间，最优解当落在这个范围.

再从另一头说起.我们既然放弃了趞曹鼎是共王标准器的认识，也就决定了穆王不可能在位55年.则55年这个王世一定可以压缩.穆王最高龄铜器和标准器为三十四年鲜簋，我们暂时可以确定已经建立起来的武王至穆王元年的框架不变，穆王王年不能少于标准器三十四年，五月既望戊午，那么穆王在位之年有53年、48年、43年和38年的四种可能.53年与公元前1046相配，48年、43年与公元前1041相配，38年与公元前1036相配.但前1036年虽与《武成》相合，成王的《召诰》却不能配合；前1041年则不如前1046年配合得严密.故我们最终选择了伐纣之年为前1046年.现将公元前1046年克商详细历日介绍如下.

公元前1046年阴历一月癸酉朔，壬辰旁死霸二十日，下一天癸巳二十一日，武王离开宗周开始伐商纣王.二月癸卯朔，二十二日甲子，前五日庚申既死霸十八日.甲子这一天杀死了商纣王.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十二日，共用了32天.《武成》补充说，二月戊午十六日这一天，师渡孟津地区的黄河，癸亥二十一日，夜陈于商郊.甲子早晨，会师于牧野.《世俘》则补充说，甲子夕，纣王取五玉环身以自焚.武王随即征伐不服者，俘商恶臣百人.三月壬申伐卫，庚子命伐磨、宣方、蜀.四月壬寅朔，庚戌九日，其前六日乙巳为四日既旁生霸，武王在周庙祭拜祖先.下一日辛亥十日，即天子位.越五日乙卯十四日，武王祀馘周庙.

将以上《武成》、《世俘》克商年一月至四月计10余条月、日、月相、干支，与《中国先秦史历表》的合天历做出拟合，其所有月、日、月相、干支都是相合的.需要注意，这里所有的月相干支，例如旁死霸、既死霸、既旁生霸等都是定点月相.在一年之内的4个月中有3个定点月相与其相合，且没有游移，这是很难找到的.它既合于¹⁴C测定的克商范围，也合于成康之际40年刑措不用的文献记载，是这个时代利用多学科合作找到的最优解.由此显示出多学科合作的优势.没有多学科合作，是得不到这样的成果的.

至于武王在位4年的推断，则是历法推算和逻辑推理方面的必然结果.既然昭王元年已经确定，则据“成康之际四十年刑措不用”的记载，成王亲政加康王不应少于40年.加上周公七年执政时的东征西讨，武王在位只能是4年.之后李学勤首先推出“武王在位有4年说”，^[13]后来发现当代持4年说观点的并不少.《周本纪》记载有“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张守节“正义”中指出：据《尚书·泰誓》，武王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克纣，十五年疾，后四年而崩；太史公以十一年伐纣，“武王在位年数，与《尚书》违，甚疏矣.”故张守节据《尚书》推为4年，武王在位4年当为正解.^①可惜的是，至今仍有人利用司马迁的失误，坚持武王2年说或3年说.利用《尚书·泰誓》，即可推得克商之年在前1046年.

①《史记·周本纪》，“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见其后“正义”.

批评者说我们“相信伶州鸠的鬼话”、“研究思路上迷失了方向”，这又是张冠李戴了.1998年12月在空军招待所召开的武王克商之年的研讨会上，课题组汇报完研究结果，主持人俞伟超先生指名要笔者对他们得出的公元前1044年做出评价，于是当即回答：“推算都很精当完美，只是前1044年的月相反了.”由此可以证明，在此之前我们已选定公元前1046年作为克商之年.这是《简本》克商之年不用前1044年的主要依据.

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还有一个可靠的天象记录作为实证.

以异常天象来预言社会的治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特色.这种现象，至少已经出现在用来解释商代夏政的上帝示警上.周文王与商纣王的斗争，也利用了这一政治斗争的手段.据文献记载，而当时出现的瑞象至少有3条：

1)《墨子·非攻下》说：“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14]

2)《国语·周语》说：“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我有周之分野.”^[15]

3)《春秋元命苞》曰：“殷周之时，五星聚.”^[16]

《墨子》是战国时人写的一本书.赤鸟就是朱雀，朱雀是四灵之一.周民族属于朱雀图腾的代表.赤鸟降落在周社，是说在克商的前几年，有朱雀降落在周地，即出现周民族就要发迹的瑞象.赤鸟降落当在文王在位之时.文王受天命，总得找到一个可以借托的理由，这个理由，便是天上出现五星聚合的天象.正是天垂象的第二年，文王受天命讨伐殷纣建国.由此可见，五星聚之年，当是文王受命之前一年.

《国语》是春秋左丘明撰写的书，其中提到武王克商当年，岁星正在鹑火星次.按星占观念，岁星所在的星次所对应的国家有利，所以殷周之战周胜利了，是周人取得政权的象征.正是出于这句话，张培瑜才著文“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17]指出克商之年的可能年份为公元前1058、1046、1035、1023年等.可见早在多年之前，张先生就据“岁在鹑火”这句话，将前1046年推为克商之年之一.

第三条文献记录虽然出现在较晚的西汉，而且只是《昭明文选》的转引，但它却真实反映了正确的原始天象记录.它首次记录了殷周之交时，发生了一次五星聚.时间只是含糊的殷周之时，未载聚合的星空方位.

但是，以后的文献，如《御览》等引《春秋元命苞》为什么又多了“於房”二字呢？笔者认为，这是汉代星占术士作了过分的附会所致.即“於房”二字是汉以后星占术士伪造的.《诗纬》曰：“五星聚，天子穷”，又曰：“五纬聚房，为义者受福，行恶者亡.”周王行义，殷王行恶，周代殷政，是五纬聚于房的必然推理.故《帝王世纪》总结说：“文王在丰，九州诸侯咸起，五星聚于房”.推算的结果表明，殷周之际五星聚合的方位，不合于星占术士推理的结果.

正是由于九州诸侯的支持和星空一系列瑞象的出现，才促使文王受命称王.据《尚书·泰誓》记载和刘歆《世经》等的考证，文王在位共50年，四十二年受命称王，称王后9年卒.武王即位，不改受命之元，十一年八百诸侯盟会于孟津观兵，十三年克商，完成了统一大业.^[18]

由此事情变得很简单，只要这次五星聚的记录是真实的，便可用现代科学手段推得确实发生五星聚的年份，由此可推得克商之年.由于推得五星聚发生在前1059年5月28日，下一年受命，受命十三年克商为前1046年，正与我们所推结果相合.

公元前1059年五星聚于鬼宿，下一年即受命元年岁星至柳宿，也就是在鹑火星次.十三年后为克商之年，岁星又回到鹑星次，也合于《国语》的说法.故前1046年，既合于五星聚相距的年代，也合于岁在鹑火和赤鸟降周社的记载，则前1046年是克商之年的唯一选择.

五星运动的位置，人们早在二、三百年前就能够精密推算了，而且有现成的工具书可以方便地查找.这些简单的问题一直未有人想到，直到近年，汉学家美国人班大卫将这次五星聚会的时间定在公元前1059年5月.^[19]五星聚集在鬼宿附近的4°范围之内.同时还有“大赤乌集于周社”的记录.由此便可推断出武王受命十一年观兵，十三年克商的结果.

班大卫推定的这一结果，正好与“断代工程”据金文历谱所定克商之年相合.当我们初次读到这篇论文时，并没认识到这一推论对于确定克商之年的价值，还认为也仅是普通的一家之言.直到我们最近撰写推定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的依据时，重读此文，才清楚地认识到它的价值.可以肯定地说，有了此五星聚会的天象记录为证，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之年，已成为不可动摇的铁定事实.也只有通过金文历谱诸多文献和月相论证，与五星聚合天象记录不谋而合，才能得到确定无疑的结果.不然的话，人们仍然只能将信将疑.

事实上，北京国家天文台的赵永恒，已先于我们认识到这一发现的价值.他称已利用《瑞士星历表》软件，推算到公元前1059年5月28日，确实有五星聚于鬼宿的天象，从而推得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他最后总结说：“我同意此结论.”^[20]早在40年前，张钰哲与张培瑜撰写“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中，已经指出了这次五星聚会的时间为公元前1059年5月28日，聚集的星空为井宿6°的范围.与班大卫、赵永恒所推基本一致.可惜他们只注意到《新论》和《春秋元命苞》的记载，时间只是“殷周之际”.他们如果注意到五星聚会距克商的年数，可能早就提出前1046年这个伐纣之年了.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西周总年，为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由此推定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这便是有些人认定的、不可动摇的“真古”记录.从上节的介绍可以认定，《古本竹书纪年》的作者充其量可以认定是魏国史官，他没有经过西周和春秋的动荡年代，没有什么根据说它是真古.其实，真正的真古是《世俘》.只有它，才是当时见证的实录.只是现今所见到的文字，由于整理人因简牍排列错乱而产生混乱.

因此，《世俘》的文字是客观存在，后世任何人也不可能编造出这样完整、系统的伐纣记录.它是检验真假克商之年的唯一标准，绝不是伪造之类的话所能诋毁得了的.

现以合天历来检验公元前1027年《武成》和《世俘》历日月相.

《世俘》说“一月壬辰旁死霸”：前1027年一月壬午朔，“壬辰旁死霸”为十一日.既不合刘歆的上半月为死霸、下半月为生霸的月相定点说，更不合四分月说.又说“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二月壬子朔，“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可推得既死霸庚申十三日，也与诸说不合.又说“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四月辛亥朔，“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可推得庚戌为朔前一日，再往前六日寻找旁生霸就更无意义了.由此可见，前1027年，与《武成》、《世俘》是完全不合的.从而可以证明前1027年不可能是伐纣之年.

5 新出土金文年月日干支月相记录对所定西周诸王王年的考验

有学者指出，研究金文历谱必须与新出土记录一起考虑，这个意见很对.2000年以后，我们共收集到有关资料如下.

1) 吴盉：“惟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年代穆王至厉王.^[21]

2)  公簋：“唐伯侯于晋，惟王廿又八祀.”年代西周早期.^[22]

3)  簋：“卄又八年正月既生霸丁卯.”穆王、共王时代.^[21]

4) 倗叔壶：“惟卄又六年十月初己卯”.穆王共王时代.^[21]

5)  簋：“惟卄又四年九月既望庚寅”.年代穆王共王.^[21]

6)  簋：“惟卄年又四年在八月既望丁巳”.^[21]

7) 士山盘：“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时代共王前后.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

8) 成钟：“惟十又六年九月丁亥.”^①

9)  簋：“惟十年正月初吉甲寅.”^[21]

10) 伐簋：“惟王七年正月初吉甲申.”^[21]

11) 七年师兑簋：“惟七年五月初吉甲寅.”^[22]

12) 伯吕父盨：“惟王元年六月既生霸庚戌.”^①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

包括3条初吉资料在内，共12条.是否相合？是对我们所定西周诸王王年正确与否的考验和鉴定，是所得结果正确与否的关键问题.逐条讨论如下：

1) 根据形制，专家们定吴盉王世为穆共时代.据修正历谱，穆王三十年为前947年，得四月丁卯朔，既生霸壬午为十六日.由于本历法模型的平均既望日期为十八，故十六日为既生霸合.

2)  公簋载“王二十八年唐伯侯于晋”，唐伯通常理解为第一代晋侯.则这个二十八年的唐伯，就只可能是成王.正与修正历谱合.

3)  簋是一件高王年铜器，只能在中前期有其王年，将其定为穆王二十八年，即前949年，得正月庚戌朔，既生霸丁卯十八日.我们认为既生霸是可以十八日的，理由是既望可以是十九、二十日.

4) 倗叔壶：“惟廿六年十月初己卯.”这个记录很少见，初字后没有空位，不能理解为初吉，但从文献的用义和目的来看，又应该是初吉.故应该当作有漏字来看待.因此，穆王或共王二十六年十月是有己卯的.

5)  簋:“卄又四年九月既望庚寅.”专家的分期是穆共时代.我们定此年为穆王二十四年，即前953年，得正月癸酉朔既望庚寅十八日.即认为九月是正月之误.

6)  簋:“卄年又四年在八月既望丁巳.”定此年为穆王二十四年，即前953年，得八月庚子朔，既望丁巳十八日合.

7) 士山盘:“十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共王十六年为前908年，九月戊寅朔，既生霸甲申七日合.

8) 成钟：“十六年九月丁亥.”共王十六年为前908年，九月戊寅朔，丁亥十日合.

9)  簋：“十年正月初吉甲寅.”该器应是孝王时器，孝王十年为前887年，正月己酉朔初吉甲寅六日合.

10) 伐簋：“七年正月初吉甲申.”笔者认为，伐簋为共王器.共王七年即为前917年正月癸酉朔，初吉甲申十二日.

11) 七年师兑簋：“七年五月初吉甲寅.”至今已出土了三件初吉干支齐全的师兑簋，很多学者用四分月说来解释，结果都困难很大.我们用二分法，对初吉的日序不加限制，月中只需有这个干支就合，这样排列起来就容易多了.例如，几乎可以将三个师兑簋都安排在幽王，则幽王七年为前775年五月丁亥朔，二十八日甲寅，也是相合的.有人说这样解释失去了初的含义，而实际上，在一个月中出现的所有干支都是第一次，故有初吉的含义.如果将七年师兑簋视为孝王时器，则孝王七年为前890年，五月乙未朔，初吉甲寅二十日，结果也差不多.笔者将其定为夷王时器.

12) 伯吕父盨：“元年六月既生霸庚戌.”笔者将其定为夷王时器，夷王元年为前881年，六月壬寅朔，既生霸庚戌九日合.

6 小结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注意搜集新出土的资料，也阅读了一些有关文献.发现已有学者，以研究新出土西周青铜器为名，否定了懿王元年天再旦是日食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考古界据丰镐遗址划定的前1050至前1020年的克商范围；又肯定了《周本记》穆王在位55年的记录，从而将克商之年推向前1058年以前.这些意见，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天再旦是日食记录；丰镐遗址确定的商周界标，都是许多人经过认真研究思考和论证的结果，不能不加论证就轻易否定；穆王50岁即位，能否在位55年？早就有人提出怀疑，可是有的学者却将其当作可靠的记录来使用.

我们对12条年月、干支、月相记录，都逐条加以论证和计算，所得结果，几乎完全与新历谱相合.这些记录，除前引  公簋和  簋已经掌握外，其余都是研究前未知的.在已完稿的基础上，再扩充研究新资料，无疑是对现有论文的考验和鉴定.鉴定的结果是几乎全部相合.这一结果不是偶然的，它表明我们设定的历法模型，已经接近于真实；我们推得的西周诸王王年，也已较接近真实；同时证实，某些学者不扩大西周的年限就安排不下西周大部分历日记录的说法，仅仅是假象，实际上是使用了错误模型推导的反映.

后记：2013年底笔者撰《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诸王王年的修正意见》一文，向《自然科学史研究》投稿.经过审稿，用时一年，2014年底得到审稿意见.我又用了约半年的时间，才据审稿意见对论文作了修改.但之后，在网上不经意间发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已经发表了这篇论文.感谢有关刊物爱我论文的美意.按一稿不能两投的原则，尽管已做了许多修改，但原有文字仍然存在，我只得放弃再发表的愿望，根据修改意见，重撰一文予以发表.相关研究过程中，曾得到历史学、考古学界李学勤、朱凤瀚、彭裕商、王世民、张长寿和同行席泽宗、张培瑜等诸位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指导，王择文先生曾审核了金文历谱的推排结果，纠正了不少错误，保证了质量，陈悦则为本文的修改、统稿和摘要英译等，做了许多繁重的工作，特此表示感谢，以志不忘.文中的观点和责任，全由作者个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