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求学生涯和偶入科学史所

张志会(以下简称张)：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很快将迎来六十年所庆，研究所号召年轻人对已经退休的老专家进行口述访谈，丰富我们对老前辈们的治学经验和研究所所史的了解.十分感谢宋老师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首先请您谈谈您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特别是您个人的性格爱好.

宋正海(以下简称宋)：好的.我对研究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很乐意接受这次访谈.我的教育经历很简单.1938年，我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县(市).家中兄弟姐妹10人，弟弟妹妹多人上山下乡，父亲早亡，生活一度十分艰难.我幼年身体较弱，在家门口读了小学，初中在海宁一中就读，1954年起高中在嘉兴一中，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家中仅我一人上了大学，算是赶上了时机.

初中时，我就对自然科学有着广泛的兴趣，热衷于科普图书和杂志，经常与好友一起谈论自然科学知识，还曾与两位同窗好友李宗岩、咸立金在李家建了一个小小实验室，做些物理、化学等小实验，待黄昏时我们还到空旷地带，对照星图去认识星座.高中时，我离开了家乡，但继续保持着对自然科学课程的热情，十分热爱自然地理学.由于对大自然的感情，当时对《知识就是力量》等刊物上介绍的苏联改造自然的宏伟工程感到很新奇.那时候开始接触了自然辩证法并产生兴趣，也集中读了不少小说.但我对语文、历史从没有产生大的兴趣，故成绩一般.

张：大学生活对于您今后的人生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有哪些影响呢？

宋：我1957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1958年至1959年，因病休学一年，又赶上学制由5年改为6年，因此我大学一共读了7年，直到1964年才毕业获得理科学位.

这7年是我人生打基础的阶段，对于我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值得回忆.20世纪50-60年代，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学科分化和分类研究占主流地位，大学中也不例外，但是唯独自然地理学是个例外.因为当时地理学面临着空间的生存危机，亟待提出解决办法，在这方面，苏联地理学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强调自然地理环境是由四个圈层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的自然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在联系，有着各个圈层所没有的特性和规律，而自然地理学就是研究这种复杂自然综合体的现状、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当时，中国地理学就在学习苏联这套综合自然地理学.北京大学自然地理学受到苏联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影响，强调地理圈是综合体，是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长期作用形成的.我们当时要学的基础课很多很广，还包括地理学综合理论和基本技术等.在还原论科学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大潮中，我能在高水平的大学中学习综合自然地理学，提前几十年打下了多学科基础，接受了正规系统的综合训练，这对于后来几十年的学术思维和事业开拓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使我对当前科学由还原论到整体论，由简单性探索到复杂性研究的转型中，较敏感地看清科学大潮的变化，并较早为促进“天地生人”的大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做了些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后期致力于从事地球史和地球科学史等整体论科学，但也能从力学、物理、化学等还原论科学来分析问题，并且发表了多篇物理学史、化学史、天体力学史方面的文章.而当时在校内目睹“反右”“大跃进”等经常性的政治运动，也使我经历了大风雨，见了大世面.当时我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了大自然.尽管后来无缘再跑野外，但与大自然的感情是较深的，这也使我的科学史研究工作中蕴含着较强的自然倾向.

北京大学兼收并蓄的学术民主精神的影响使我基本能耐心听取学术不同意见，以提高自己的见解或完善自己的想法.在组织“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后，我能坚持学术平等，坚持多学科交叉和保持不同学术观点间平心静气的交流，有意识支持年轻同志，促进他们的创新.

张：请您回忆一下您当初来到自然科学史所工作的经历.科技史研究跟您以往的学术兴趣相投么？

宋：大学毕业时，我分配到我所，此后一直工作到退休.我来自然科学史所工作是很偶然的，可以说是不得已而转行.因对自然科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兴趣浓厚，大学期间我一直憧憬毕业后做个地学工作者，投身大自然，从未想到会以科技史研究为职业.据说，我开始时是分配到中科院植物所植物生态与地植物室的，但植物所认为我的身体无法胜任野外工作.后来我又被分配到中科院地理所，基本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没要我.正在这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所的前身)招收大学毕业生，殷美琴到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要人，学校就把我分配到了自然科学史所，说不用跑野外，只做室内工作.殷美琴不敢决定，就回所商量.当时自然科学史所的所领导段伯宇、黄炜均在农村搞“四清”，可能经与当时党支部马约、刘宪宁等同志商量后，同意接收我.我后来多次开玩笑“我是作为废品被殷美琴招到我们所的，是废物利用”.

因我对语文、历史没有产生大的兴趣，而对自然科学情有独钟，在不得已从事自然科学史工作后，所涉方面很多，但特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没有重视考证工作，而强调多学科相关研究，努力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科学倾向(优势)，致力于整体论发展，强调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价值等.

张：您对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最初印象如何？是否适应这一人生境遇的巨大变化呢？

宋：我1964年去研究所报到时，我所就已经在朝内137号大院的东北角办公了，这个古建大院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九爷府”(现称孚王府，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研究所的任务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发掘中国古代科学遗产.图书馆所藏的古籍和旧书不少，但关于现代科学却少得可怜.由于当时全所大部分人在通县(今通州区)和安徽寿县搞“四清”，研究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留守的研究人员基本属于“老弱病残”.我们这批1964年的毕业生正赶上跟所里老同志到安徽寿县一起“四清”，所里照顾我让我回京.当时共有钱宝琮、王奎克、汪子春、吴和梅和我五人，大家都集中在西厢房一个有套间的外间办公室.

物理学家叶企孙^①每周会有两天来到研究室，指导天文学史和物理学史的研究.这个环境很安逸，大家都彼此和气，但我仍一度很不习惯.因为刚脱离了生气勃勃的大学生活的我，对于今后藏身在这人少而冷清的古建筑中埋头读古书，从事发掘遗产工作并没有思想准备.当时也远远没有意识到中国古代科学史所具有的巨大的社会价值.

① 叶企孙是1954年成立的全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竺可桢和叶企孙的积极倡导与建议下，1957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1978年，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转入中国科学院，并改名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张：那您后来是如何从一名外行成为科技史研究的专家？有老先生提供指导么？

宋：分配到研究所后，我才知道自然科学史所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的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机构.这虽不是我向往的现代科技和大自然探索，但深信国家成立此所必有重要用处.我身体不好，研究所还同意我来所工作，充分体现了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所以我没有任何专业偏颇.当我了解到，竺可桢最初创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目的是发掘、整理中国古代科学遗产，以驳斥当时国际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古代无科学论”，我就爱上了科学史.

我所老先生和其他科学史研究者对青年人的影响非常深远.他们大多很善良为人正派，是我们年轻人学习做人的榜样.关于业务，当时全国尚没有专门培养科学史的系或专业，我们新来所的大学生要搞科学史研究，均要补学许多知识.所内专门安排古文献课等课程，但更主要在实际工作中由老同志带着搞，边搞边教边学.我所老同志实际上以老师的身份，热情帮助向他们请教的年轻人，我也是如此.虽“文革”中一度因派性影响了团结，但“文革”后随着派性的消除，又逐步恢复相互关心和帮助.年轻人之间相互帮助和关心，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张：您印象比较深的老领导和老同事都有谁？

宋：我分配来到自然科学史所的第一任所长是段伯宇同志.他哲学水平很高，虽然是高级干部，却平易近人.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他有关我身体健康的金玉良言，并心存感激.我年轻时就体弱多病，大学曾休学一年，毕业分配时，北京植物所、北京地理所因我无法胜任野外工作而拒接纳，感谢我所最后接纳了我.来所后我又因身体不好而从“四清”工作上回北京，故一度很悲观.有一次，在与段伯宇同志聊天时，他知道我情绪很不好，就给我打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水罐，一个有些破但可以用，只要每次用时很小心就可以用很长时间.另一个水罐是好的结实的，但正是结实的，所以人们用时往往就不小心，这样可能一不小心就碰碎了不能用了.他的话让我很受触动，自此我改变精神状态，生活中特别注意身体保护和锻炼，身体慢慢好了起来，现在年近八十仍能继续工作.

张：叶企孙每周两次去研究室，那您跟他有具体的交往么？

宋：叶企孙先生并非是我所编制.他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又在我所兼任研究员，所以每星期一、五来所.大约有一年时间，我有幸与叶企孙先生在同一办公室.他来所不去别处，一头就扎在我们办公室套间里.

可惜其时政治斗争空气还很重，大家也很小心.我所同志尽管对叶先生很尊重很客气但见面只打个招呼，交谈很少，我们也只能这样.叶先生也同样，见面只点头示意很少说话并很快进了套间里间.除了倒开水，基本不见出来.他背有点驼，坐下来就是看书.书是大厚本的旧的外文书.就这样一坐就是一个上午.尽管里外间没有门相隔，但我们外屋的人也不会进去，他也不会出来进行交流.当时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学识很深，知识广博，值得尊敬.

当时我所人不多，所以吃饭就在科学出版社食堂.通常我们吃饭时叶先生还在看书，较晚才回家.一次，我较晚去出版社食堂，叶先生突然出来对我说，小宋，我们一起去吃饭，我听了很高兴地答应他.但当他后来说是到大同酒家(在王府井北口华侨饭店下面)，我突然有点慌张，忙说不去不去就跑了.后来我回想此事，感到很内疚，辜负了叶先生的好意.后来“文化大革命”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最早开始，学部大乱，我所也是两派.叶企孙也不再到我所看书，我也不再见到他也没有打听他的消息.后来1975年，我与我所邢润川同志合作撰写“万有引力定律究竟是怎样发现的？”一文，就是否能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找叶先生把关.

2 科学史新方向的拓荒者

张：您刚才讲道，读大学期间您经历的政治运动扩展了您的视野.那么您在科学史所工作后，是否也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干扰？

宋：我在政治运动期间的经历是比较平常的.“文革”期间虽因年轻而积极响应，但也只是一般性工作.我为人也比较低调，方方面面尽量搞好关系.下放到干校期间，我当时在铁路边的信阳市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联络站工作.无论“文革”中是总队还是联队的同志，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尽力帮同志们解决困难.

“文革”后，我特别注意跟那些观点不同的同志搞好关系.办“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时，我虽然坚持整体论的自然观，但十分注意搞好团结，努力促使多学科交流、不同学术观点争鸣、“官科”“民科”的团结.我为人没啥特殊的，这辈子比较特殊的就是在整个社会基本是还原论思想体系的背景下，我具有很强的整体论思想体系.这虽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办讲座也比较困难，后来我也尽量淡化.总体上，讲座坚持办了26年，出了好多书.我想尽量多谈我这些年做的科研工作.

张：“文革”结束后，您最初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这些研究方向是您自选的，还是根据研究所布置的任务而形成的？

宋：我进入自然科学史所正赶上连年政治运动，全所科研长期停顿.“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归属中国科学院.1963-1964年分配来我所的大学生们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搞学术研究了.此时，我才开始搞研究，更觉出时间之宝贵，想把逝去的时间补回来.经过努力，我们这批同志也取得不少成果，为研究所今日的辉煌做出过历史性贡献.

我来自然科学史所后主要在地学史室工作，研究地学史、科学史.1975年研究所开始恢复业务，我所又提出“文革”前的编写大书(《中国古代科技史》丛书)计划.我们地学史室则承担大书中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书.写书的分工基本是根据兴趣的，一些无人承担的章则请外单位同志.我本人受海宁观潮文化的熏陶，对海洋有较深感情，自然要求承担了海洋学史章，自此我的海洋学史研究一发而不可收.

于是，结合研究所的主业，我将海洋史和海洋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现在想来，幼年经历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应当有所影响.我出生在观潮胜地—海宁，名字中就有“海”字，海宁又是钱塘江观潮胜地，潮汐文化熏陶了我，因此令我在从事科技史研究时对海洋文化和海洋学史情有独钟.

研究中，我首先注意到了中国古代非正统的海洋开放型地球观^[1].1987年9月23-29日，我和叶龙飞参加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4届国际海洋学史大会，提交了我与陈瑞平、郭永芳、叶龙飞合作的“中国古代传统海洋学的形成和发展”^[2].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参加这一学科的国际会议，我们的研究在会上受到重视.在会议大厅，我们还举办了小型“中国古代海洋学成就”图片展，吸引了与会者的目光.1989年，我和陈瑞平、郭永芳一起出版了《中国古代海洋学史》^[3].

后来，我又扩展到海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海洋文化的研究.我曾与陈瑞平同志一起到青岛、海宁、宁波、舟山、福州、莆田、厦门等地进行海洋文化调查.我的《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1995)^[4]一书，系统驳斥了黑格尔有关中国古代没有海洋文化的谬论，引发了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研究和建设的高潮.关于这本书的影响，赵君尧曾评论“自宋正海《东方蓝色文化》出版以来，引起大陆学术界对海洋文化的关注与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有了比较系统的海洋文化研究”^[5].1997年，青岛海洋大学成立了内地第一个海洋文化研究所，并创办年刊《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此后，浙江海洋大学、湛江海洋大学、宁波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了海洋文化研究机构.2005年，我有幸被聘为广东海洋大学客座教授.山东、广东、浙江、福建、江苏、辽宁、台湾等地均召开了一些不同规模的海洋文化研讨会，出版了一些海洋文化方面的刊物、文集等.随着可持续理念的提出，我还研究了传统海洋文化与当代中国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的关系^[6].

时至2015年，我出版了《以海为田》一书，全面梳理中华传统海洋文化，系统论述其农业性本质.由孙关龙、我和刘长林主编的《中国古代传统海洋文明丛书》(7本)2016年完稿已交付海天出版社，其中我撰写的《有机论海洋观—中国传统海洋哲学》，于2017年6月出版.

我还研究了古代潮汐文化，出版了《潮起潮落两千年——灿烂的中国古代潮汐文化》一书^[7].2011年，我组织20位专家联名向浙江、杭州、海宁地方政府写信，提出建立钱塘江潮汐文化长廊的建议.2016年9月，在杭州召开了“钱塘江海塘保护与申遗”会议，我受邀在会上代表 20位专家介绍有关钱塘江潮汐文化长廊的建议，得到关注和讨论.

张：“黄河学”也是由您最早创立的，现在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了.

宋：“黄河学”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创建的，这是一门有关黄河及其流域的自然、人文、历史及其未来发展的区域综合科学. 1988年11月5-9日，在福州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地学史会议”.会议期间，我组织了“黄河学专题讨论会”.同年，我在山西大学作了以“黄河学——一门研究黄河区域问题的综合科学”为题的报告.

1989年，我和陈瑞平等8人发表了“黄河学纲要”，以及“黄河区域问题综合研究的发生发展——试论黄河学在中国崛起的历史必然性”(收于《天地生综合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同年，我们8人还发表了“黄河区域的综合研究”(《科学学研究》4期).1989年10月22-26日，我们在宝鸡组织召开了“全国黄河流域重大灾害及其综合研究暨第二届全国地球表层学会议”.会上, 我们举办了系列活动，全面推出了“黄河学”; 我作了以“黄河学”为题的报告；《科学报》陕西站采访了我；“黄河学”也被写入大会“纪要”；宝鸡电台宣布“黄河学”在宝鸡诞生；《人民黄河》专门就“黄河学”组稿.会后不久，我发表了“黄河学”^[8]一文.1989年，瞿宁淑、李革平和我等人联合主编并出版了《黄河黄河——黄河流域重大灾害及其综合研究》^[9].1994年，我和艾素珍和张九辰共同发表了“黄河学与黄河问题的根本解决”^[10].

到了21世纪，“黄河学”这门学科日益受到重视.河南大学逐渐成为“黄河学”研究的重镇，建立了以打造“黄河学”与“黄河学派”为宗旨的“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迄今为止，“黄河学”高层论坛已举办8届，最近的一次会于2016年11月5日上午在河南大学召开.

3 拓展科学史理论研究，拓荒整体论科学

张：除了开拓新的学科领域，您还致力于发展学科理论，并应用于教学.请您谈谈基本情况.

宋：高中、大学期间，我开始对哲学、自然辩证法感兴趣，认识到理论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在段伯宇任所长时，我建议我所也要发展科学史理论研究.但我所传统是重考证很难改变.在廖克时，他虽支持理论研究，但成立的中心也只能用“科技史综合研究”名称.中心成员包括我本人均不是搞理论出身的，这对科学史理论研究不利.

“文革”后，我本人在从事中国古代地学史的同时，也积极思考并参加科学史整体发展工作，如参加全国科学史发展规划制订.早在1988年和1989年，我就在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系(所)与邢润川教授合作，为研究生开设《科学史理论》课，并合作培养研究生.我还参加了《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地学哲学、环境科学哲学)编写组.参加组织多届全国地学史会，提议并参加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委员会，1997年和2000年我两次被选为该地学哲学委员会常务理事，参加了一些组织性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积极参加张衡学社，组织过中国科协赞助和支持的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会议.此外，我还组织并参加了自然科学史所理论小组(李家明、林文照、宋正海等)、原北京科学史理论小组(樊洪业、李家明等)，以及北京地学哲学讨论会等.

回顾一下我的科学史理论方面的工作并非科班正统，而主要来自地学、生态学、天地生相关、天人合一等具体问题中抽出来的哲学性理论，是土包子性的，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真正的哲学提高.我与自然辩证法界联系较多，故在这些领域发表了不少成果，但我的理论性文章纯理论的东西并不多，主要是科学史问题的综合研究.即使我与邢润川同志在山西大学合作开设“科学史理论”课，我承担的部分也较少涉及很抽象的理论.因此我从事的这种科学史理论性工作，我所极大部分人并不反对的，相关文章也不少发表在我所正统的《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因而我曾被该学报评为“优秀论文作者”.在我所多届领导和广大同事的理解和支持下，我长期呼吁的又一个愿望在1993年实现了，我所成立了“科技史综合研究中心(组)”.

我一直坚持进行哲学思考，总体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譬如，1983年，我提出中国传统地球观不是“地圆观”而是“地平观”.这涉及不少学术问题的大变动.1989年，提出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是自然科学发生发展的内因^[11].1988年，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为遭受长期批判的这一理论翻案.而且我和同仁们对我们所提出的“历史自然学”“自然国学”均从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等理论层面进行了充分论证.

张：您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十分热爱，对中国科技传统也有一些客观性的反思和批判.

宋：是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非常沉湎于“李约瑟难题”，热衷于反思研究科学传统的缺陷方面，总结历史的教训.譬如，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的伟大航海，其规模、技术与世界影响是后来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无可比拟的.但郑和航海却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这是十分遗憾的.尽管我所科学史工作的重点是弘扬传统科技，但科学史研究工作也有必要研究历史教训.于是乎，我遂开始对我国科学传统的缺陷进行思考和研究.

1983年，我和陈传康发表了“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期).此文所述理由基本是前人没有提到的，故引起学界重视，先后被收入中文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英文《波士顿科学哲学学报》(1996)^[12].这一研究的主要结论是，认为中国古代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相应涉及了较多大尺度的科技史问题，例如，(1)地图(技术)系统；(2)所谓的“地理纬度”“地球子午测量”与“地球大小测量”；(3)远洋航行；(4)潮汐成因理论；(5)海球观、陆球观等问题.其时，在中国学术界中，地球观占统治地位，因而华东师大金祖孟老教授谈论地平观的论文不能发表.我了解这一情况后，就在桂林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地学史会议上，专门组织了有关中国传统地球观的讨论，结果会上地平观占了绝对地位，会后，我专门发表论文阐释中国古代的地球观是地平大地观^[13]，如僧一行就是这种观点.《科技日报》1986年8月13日，我又发表“僧一行的地平大地观”^[14]，并阐释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世界地图^[15].金祖孟等教授的地平观论文也得以顺利发表.

之后一段时间内，有关讨论还比较顺利.1996年，我发表了“为什么中国人未能发现哈雷彗星”(《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1997年，《科技智囊》第1期上，发表了我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举行中国古代球形观研讨”一文.1998年，我和李勇锋主编，在《科学学研究》第2期举办了讨论“中国科技传统的缺陷”的笔谈.1999年我和孙关龙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论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其中第七编即“科技传统缺陷的研究与当代科技发展”编，包括18篇论文，其中有我的3篇文章.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21世纪初，英国学者孟席斯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文版，京华出版社2005年)，提出1421年(明永乐十九年)郑和航海到达美洲，还进行环球航行.孟席斯对中国十分友好，但他的结论与科学史实不符.大约2001年，他到北京访问，先后在国家海洋局、考古所做报告，两次我均参加，我在会上第一次向他提出了不同看法.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纪念时，民间推动委员会特地邀请孟席斯夫妻，而我也是民间推进委员会的成员，这次会上我只把将发表的论文“孟席斯的郑和环球航行新论初评”^[16]稿送给他“请指正”.2013年10月19日，《大众日报》发表了我的“地平大地观阻碍中国科学近代化”一文.

张：历史自然学是您的一大学术特色.那您是如何逐渐开创起这门学科的？

宋：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地震、气候灾害等的综合预报问题，在北京大学地学楼成立多学科交流合作的张衡学社.我也参加，希望整体论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发挥作用.1983年，张衡学社组织“首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将“历史自然学——一门在中国崛起的现代自然科学”列为大会中心议题，会后出版了《历史自然学进展》论文集(高建国、宋正海主编).第二届又设《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与当代天地生综合研究》专编，由我负责，包括16篇论文.

就这样，我们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历史自然学.这一学科研究人类出现以后自然界本身的历史，集中探索中国历史上古代时期自然界(包括天、地、生、人体)发生发展的状况及其基本规律的探索，主要利用古代文献资料采用考证方法进行研究，目前主要的分支学术有：历史地理学、历史气候学、历史天象记录、历史极光记录、历史地震学、历史水文记录、历史海啸记录、历史虫灾记录、历史野人记录等.这是介于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新的边缘学科，总体属于自然科学，指出历史自然学与自然科学史既紧密联系，又有本质性区别.1983年，我发表了“历史自然学在中国崛起”，此文受到媒体较大重视，同年《新华文摘》《世界科学》《百科知识》《北京科技报》等刊物纷纷转载.1984年《大自然探索》4期组织第一个“历史自然学”专栏，其中我发表“历史自然学——一门在中国崛起的现代自然科学”.同年，《北京周报》以“Historical Nature Study”(vol.27, No.3)向海外介绍.1986年，“首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研讨会”召开，“历史自然学”为大会中心议题之一，会后出版《历史自然学进展》论文集^[17].同年和第二年，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讲过“历史自然学”两次课.后来，我们更加关注将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94年出版《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后来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古代自然灾异整体性，并进入了深入研究^[18].

张：您晚年仍笔耕不辍，学术思想活跃，21世纪初，您开始积极复兴自然国学.

宋：是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对传统科学体系的特点及其显现的现代创新功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于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引发了对中西科学本质的讨论，涌现出了有关自然国学的一门全新的综合性学科群，只是名词尚未统一，诸如周易科学观、科学易、有机论自然观、东方科学、民族科学、天人合一观、系统论科学观、整体论科学等.在这一背景下，顺应学术综合潮流，提出并合力复兴自然国学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于是在2001年，我们组织10位学者联名发表“‘自然国学’宣言——为中华科技走向未来敬告世界人士书”，在这份“宣言”中，共同确定了“自然国学”这一学科名称^[19].

2001年初开始，举办“自然国学”系列讲座，印发《自然国学简报》《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自然国学》等.《文汇报》还曾有记者专文宣传京城学者挖掘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精华，助力科技发展的举动^[20].2006年，我们出版了《自然国学——21世纪必将发扬光大的国学》论文集(孙关龙、宋正海主编，学苑出版社).2012年，中华自然国学学会(筹)成立，孙关龙任会长，宋正海任常务副会长.在大众报业集团、深圳海天出版社、中航工业集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自然国学复兴开始进入快车道，成果明显，出版了三十余本《自然国学丛书》，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召开了两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通过了振兴自然国学的倡议书^①.

① 2012年开始，《自然国学丛书》至今已出版30本，2016年10月份再出7本.在第一辑中，首先出版了孙关龙和宋正海全面论述自然国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一书.2013年开始，《大众日报》开辟“自然国学”专栏，至今近50期.2013年“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在青岛顺利召开.会议通过“振兴自然国学呼吁书”.2015年12月12-14日，“第2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开启自然国学信息宝库，全方位推动21世纪科技创新”倡议书.

张：您的科学史研究成果许多与自然界的整体性、有机论自然观和人地关系相关，这与国家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相通之处.您曾尝试为长期遭受批判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学术平反.

宋：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均为植物生态学.学年论文题目是“北京百花山的植被”，导师是地质地理系副系主任王恩涌教授.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内蒙古伊克昭盟合同察哈淖尔的沙地植被”，导师是著名生态学家陈昌笃教授(后任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生态系名誉主任).我的生态学训练深受他们影响.

所以20世纪80年代，我就参加了“张衡学社天-地-生”相关研究；90年代组织了“天-地-生-人学术论坛”，尽管困难重重，但几十年痴心不改.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点是观念的转变，我认为首要任务是为长期遭受批判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学术平反.1990年起，我从地理环境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谈起^[21]，探讨应如何理解和对待“地理环境决定论”^[22].阐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生发展及其在近现代引起的误解^[23].1994年，我提出，应该公正地评价地理环境决定论^[23].1996年，我探讨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24]，通过回顾和分析1983年以来国内有关地理环境决定论评价问题的讨论，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较全面阐述了劳动对象的社会历史作用，因此它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1998年，我提出，回归这一生存信仰主题，才是面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所应采取的明智、理性的选择，也是必然的抉择^[25]，系统阐述了为地理环境彻底翻案的理由.2006年，我又进一步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26].可见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过持续思考而不断深化.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我陆续和同仁主编了一系列以“天地人生”为主题的出版物^②.

② 宋正海此处述及的出版物包括：宋正海.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与当代天地生综合研究(会议论文摘要汇编).天地生综合研究，1989；高建国, 宋正海, 徐钦琦, 浦汉昕.中国地学大事典·天地生综合研究卷[M].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1992.缪经良，宋正海，刘吉照.《生命系统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C].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1995-2003年期间，他和同仁陆续出版《天地生人丛书》12本.1996年，出版了《生命系统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

4 推动传统文化服务现代科技创新

张：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致力于发挥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功能，特别是强调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的现代价值，这具有怎样的背景.

宋：鉴于20世纪90年代，科学的综合潮流已明显发展，科学潮流已由以还原论为主的近代科学进入到以整体论为主的现代科学阶段，因此学术界再不能同80年代那样过多沉湎于“李约瑟难题”，而更迫切任务是抓紧机遇推动创新，推动科技大发展，要揭露已在中国泛滥的科学主义及其在一些领域对整体论思维的重大创新成果的压制和排斥.

近些年，人们似乎重新发现了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在当前科学整体化过程中, 以及在当前综合研究、综合思潮发展中的重大启发作用，但过去三百多年里，哲学从机械唯物主义时期、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史经历了分析和综合两种潮流，莱布尼兹、白晋和李约瑟等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曾经对中国有机论自然观有过研究^[27].我还全面讨论中国古代科学遗产与当代中国四化建设的关系，阐述如何充分利用优秀的科学遗产为四化服务^[28].1990年，我组织并主编有关当代《周易》热评价之争的笔谈，讨论《周易》热是落后文化现象还是先进文化现象^[29].我认为，《周易》热是科学进步的必然^[30].

1996年《中国科学报》曾就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关系对我进行专访^③.同年，我还从科技史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古代自然史料的现代科技价值^[31].这一年的9月3日, 我还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参加“国际世界语科技会议”, 主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会议单元.1997年，“讲座”与我所一起组织了第58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前沿发展”，陈述彭、席泽宗两位院士任会议主席.我起草并参与组织全体高级专家联名发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科技前沿探索中可以做出重大贡献”呼吁书^[32].

③ 叶子.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发展——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宋正海研究员[N].中国科学报(海外版)，1996-7-25.1997年香港《京港学术交流》转载.

我在科学史工作中常常考虑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能为现代科学创新服务，这样使我的工作也得到现代科学界的认可和支持，这使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上的申请较为顺利，有关成果也比较容易得到出版社的支持.这些做法也得到了我所绝大部分同事的肯定和鼓励.20世纪90年代末，我和孙关龙等执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研究”.1999年，出版了这一基金的研究成果《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大论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中科院老院长卢嘉锡题写了书名.著名学者贾兰坡院士、路甬祥院士、王绶琯院士、席泽宗院士，以及社科界名人季羡林、张岱年等任本论文集顾问^①.它全面系统梳理并公布了包括系统思维与当代科学整体化在内的实现新功能的6大方面^②，为21世纪全面开发传统文化的科技创新功能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也促进了21世纪“自然国学”名词的提出和相关学科的迅速复兴.

① 著名学者贾兰坡院士、路甬祥院士、侯仁之院士、陈述彭院士、王绶琯院士、胡仁宇院士、席泽宗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中心主席廖克，以及社科界名人季羡林、张岱年、李学勤、辛冠洁、蔡美彪等任本论文集顾问.

② 6个具体方面如下：系统思维与当代科学整体化，古代自然史料与当代自然史探索，天人合一观与当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当代大型工程的历史论证，传统科技基因与当代科技创新，以及科技传统缺陷的研究与当代科技发展.

1992年，为了给历史自然灾害学的综合研究提供基础史料，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我们研究、汇编、出版了《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33]，陈瑞平同志曾去广州协助我通稿，此书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等4个奖.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于2002年出版了《中国古代自然灾异整体性研究丛书》^[34].

为了加深社会公众的认识，1998至1999年我先后组织了几个笔谈，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③，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物理学”的关联^④，讨论当代《周易》热是落后文化现象还是先进文化现象^[35].21世纪初，刘长林和我等人组织召开了三届“全国中华科学传统与21世纪研讨会”^⑤.我们还成功协办了两次国际会议.2003年，韩国东洋社会思想学会在北京召开“东亚传统与新文明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楼的圆形会议厅召开了“欧盟中华文化高峰会议”，徐道一和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

③ 宋正海，等.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持续发展(笔谈)[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2).

④ 宋正海，李勇锋，张钟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物理学(笔谈)[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⑤ 第一届研讨会于2001年在北戴河召开，第二届于2003年在曲阜召开，第三届于2005年在黄山市召开.

5 保卫中医和民间科学，推进学术争鸣

张：据说您在推动学术争鸣和保卫中医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宋：是的，我喜欢独立思考，不盲从现成的观点.我个人不学中医，基本是还原论科学体系培养出来的，但“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以下简称“讲座”)举办后，有不少涉及中医的内容，我也不得不面对有关争论.经过学习、思考，我逐渐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中医存废之争”实际是少数绝对科学主义者在作怪.因而2004年我接受采访时明确了自己观点，发表文章“要振兴中医首先要批判科学主义”^[36].

21世纪初，学术界“伪科学”政治帽子、棍子满天飞，严重阻碍了科技创新事业.2003年，我撰文批判学术界不管事实，借反对“伪科学”之名，乱打棍子的现象^[37]，2005年撰文，认为“伪科学”一词是中国科学界的最大耻辱^⑥.

⑥ 宋正海的“‘伪科学’一词——中国科学界的最大耻辱”于2005年发表在《益生文化》.

2006年，张功耀扬言要发动万人大签名，以逼迫中央废除中医.正是在这严重关头，“讲座”不能再沉默，12月1日我起草并共同组织了150位专家学者，联名发表“不要让‘伪科学’一词成为灭亡传统文化的借口——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的呼吁书，由此引发了中国学术界的大争论.《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进行“反伪”与“废伪”的大辩论，我受邀组织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协办这一大辩论.同时，我也接受《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曾子墨的采访，与何祚庥院士进行背靠背的辩论.

这一大辩论后来取得了一系列的积极成果：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科技进步法》，删去了“伪科学”一词；二是国家开始大力支持中医的发展，中国中医研究院升格为中国中医科学院^⑦.但是，科学主义一直对中医采取打击态度，为此我继续为保卫和发展中医做了一些努力，如发表“‘废医验药’何时休”^①一文，而且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医从业人员没有必要回避谈科学^[38].

⑦ 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是在2005年，而非2006年后.中国中医科学院始建于1955年，2005年12月举行五十周年院庆时，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集科研、医疗、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中医药研究机构.

① 文章收入2007年由重庆市中医药学会等主编的《全国传承创新中医药高层论坛论文集》中.

2016年，上海中医药大学60周年校庆，我荣幸地被邀请参加校庆，并被聘为客座教授.会上我做了题为“自然国学、自然科学史、中医三者的真实关系”的报告.

张：民间科学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领域.您跟他们交往较多，似乎也持支持态度？

宋：“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为多学科各方专家学者的交流提供了条件.长期处在中科院的大环境中，我得以有机会较多地接触了解“民科”，发现他们思路很活，具有丰富的传统智慧和大量实践经验，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这是值得我们专业出身的科研工作者学习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科”受到重视，甚至出现了李瑞环^②、张百发^③等杰出人物.但近来“民科”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帮助，困难较大, 为此我们发表文章呼吁.2003年，张浩和我在《南方周末》上撰文^[39]反思“蒋春暄现象”^④，指出这一事件折射出，我国现今的科技体制还不够健全，缺少应有的推动科学原始创新的机制和保证学术成果得到公正评审的健全体制.我认为，民间科学家与一般的科学爱好者不同，是已经在某一科学问题上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研究，从而产生出一定研究成果的人群^[40], 认为“民间科学”是重要宝藏^[41].

② 李瑞环，男，195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至1965年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工人，其间1958年至1963年在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后任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③ 张百发，男，河北香河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一工区青年突击队队长、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北京市建工局副局长，国家建委副局长、副主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1955年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9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中共十大至十三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④ 1961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长期工作在我国航天战线的航天工业总公司二院的蒋春暄高级工程师，因对数论极感兴趣，自1973年以来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数论，并一直注意与国内外数学家进行交流.30年的奋斗，他已在数论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用自己创立的全新的数学方法，解决了世界公认的几大数学难题.他在国内遭遇数学界冷落和排挤，却得到国外刊物的肯定.

2005年，我起草并组织20位专家就民间科学技术开发问题联名给中央写信，建议：将民间科技重视起来、管理起来并给予支持.温家宝总理在当月作了批示，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部长召集我们，有7~8位专家到会.人事部部长传达了温总理的批示，对我们作了表扬；要求我们有事可与他联系反映.但后来事实上不了了之，不过总理的批示也鼓舞了“民科”同志.当年，山西企业家郝建宇到长沙找到《发明与创新》杂志主编黄友直，商量组织召开“首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并要我和许少知担任会议论文集编委会主任；郝建宇、王文光等担任副主任.首届会议于11月17-20日在长沙召开，由《发明与创新》杂志社、北京天地生人学术讲座、香港发明协会等联合主办.全国政协常委袁隆平院士任大会名誉主任.他题词，“发展民间科技，促进自主创新”，并在会上作了“科学研究不问出身，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发展我国民间科技的建议》和《长沙宣言——全国民间研究者的心声》，及时呈送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国务委员陈至立对此作了批示，人大教科文卫主任朱丽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邓南作了积极的回应.在首届会基础上，第二年(2006年)在深圳又召开一次全国民科大会.2007年，在都江堰召开第二届大会，目前已召开六届全国会(长沙、深圳、都江堰、徐州、北京、太原、惠州).我个人也参加多次民科会.2006年我接受记者申剑丽采访.访谈中，我表示民间科学家的处境很可怜，我担心中国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42].我国民科问题至今仍难解决.

我一直重视对当前社会热点和重大问题的讨论，欢迎创新性的、不同的见解.1999年, 我们出版了《边缘地带——来自科技前沿的报告》论文集^[43]，所选篇目均属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学、灾害学等本学科中的“不同政见者”，批判性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交叉中所产生的非主流派的重大科学理论和研究成果，对近几十年来形成的科学上的“规范”提出了大胆的质疑.

6 由历史来评价“天地生人学术讲座”

张：您于1990年创办了“天地生人学术讲座”，迄今为止已经26年，可否请您讲讲您创办该“讲座”的缘起？

宋：20世纪70、80年代，接连发生了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其他气象灾害也相当严重.这说明对于重大地球变动的预测，仅依靠单因素分析方法是无法解决的，于是“天、地、生”的相关研究崛起.8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地学楼，一个旨在推动多学科相关研究的组织——张衡学社诞生.我参加了学社，相信秉承整体论的传统科学在当代相互关系研究中发挥着作用.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张衡学社组织了多个全国一级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二、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研讨会”.1983年，首届会议把“历史自然学”列为中心议题之一.1986年，第二届会议把“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与当代天地生综合研究”列为中心议题之一.

1990年，中国科协虽表示继续支持天地生相关研究，但要张衡学社自筹经费，这就无法继续下去了.我所由“干校”回京后，一直无固定办公地.1990年，所址总算在孚王府安定下来.在所领导和广大同事支持下，我和周嘉华、李安平、北京天文台的高建国四人，借用我所会议室办起“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原只是想临时办一段以替补全国会议的学术交流功能，没想到全国会议因经费问题无法再开成，于是讲座坚持下来.“讲座”主要讨论“宇宙-地球-生物-人类社会”的综合性重大问题，努力推动整体论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实现整体论与还原论两种科学体系的优势互补，但这也就把“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推向风口浪尖，引起极大的争议，直到后来“讲座”地点因某些原因被迫离开我所.迄今为止，“讲座”已办了1270多讲、60余次座谈会、几十次会议，组织全国会议较多次、香山科学会议1次、国际会议2次.编印《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2300多期，以及多种《简报》，联合发表过各种宣言、呼吁书、建议书共近30个.话说回来，当时1990年创办“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科学史学科在天地生人综合研究中路子越走越宽，对社会有更大贡献.

我已78岁，时有力不从心之感.但只要身体可以，我就要坚持把“讲座”办下去.由于一些原因，“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在社会上存在一些争议，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也历经艰难，但我深信历史会做出结论的.

张：据我所知，您对科学哲学非常感兴趣，还曾组织过时空理论相关的学术讨论，对么？

宋：时空理论是几千年来各民族十分关心的科学哲学课题.我本人对时空理论的争鸣也有些兴趣.早在1975年，我就在《科学通报》上和邢润川发表了“万有引力定律究竟是怎样发现的？”^[44].

时空问题是学术问题，有不同学术观点是正常现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展学术讨论，为此“天地生人讲座”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介绍各家观点.2002年，我又专门讨论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争鸣^[45].后来我和其他人主编出版了《相对论再思考》论文集^[46].

2002年5月27日，“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第473讲邀请到了美国学者张操教授，他作了“超光速运动和相对论的参数”的讲座.在此次讲座会上，中科院高能研究所吴水清教授组织成立“北京相对论联谊会”.此联谊会由中科院高能所、物理所等单位一些数理水平很高的专家学者组成，还在美国创办《格物》杂志.于是，“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也就逐渐减少了有关讨论，不过2005年，我们又出版了《时空理论新探》^[47].

张：不知您是否避讳“讲座”曾组织过就“气功外气存在性”问题的大讨论一事？

宋：“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确实曾组织“气功外气存在性”的学术争鸣，这也导致有些同志对我的学术活动容易产生误解.所以这次访谈，我就不能也没有必要回避这件事.

20世纪末，社会上一度流行气功热，涌现出了许多人体特异功能的现象和传说.于是，学术界难免提出“气功外气是否存在？”这一问题.钱学森院士曾提出研究气功来探测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性的学术途径和方法.我基本同意钱学森的学术观点，认为学术上有不同观点时，应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由于“讲座”追求“当代学术热点，或是估计会引起激烈争论的重大学术问题”，正赶上气功热，1995年12月4日-1998年4月5日，我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组织了“气功外气是否存在”专题的系列学术讨论，估计有60个报告，讨论各抒己见.对少数派观点，我还特意照顾，以便更充分地发表意见.其中，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主任张洪林的报告“‘外气’存在论至今没有科学依据”.为此，我还专门为张先生单独组织了第106讲，他报告了“传统气功遭遇到的‘现代’磨难”，可见我的安排是有利于深入讨论的.我也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公开发表，目的是征求各方意见.1997年10月9日, 我作了“科学实验的当代困惑——从人体特异功能之争谈起”为题的报告.当年分四部分别发表于《中国气功科学》10、11、12期.

总体来看，“讲座”关于气功的讨论，有成果但也有副作用.后来认识到副作用后，我也作了自我批评，并反复强调“神秘文化可以研究，也应当研究，但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不搞”.这条规定至今仍坚持着.

在医学界，医疗气功至今广泛存在，并在治疗和养生中发挥了大作用.当代暗物质、暗能量、量子纠缠等前沿科学问题的提出，大大挑战了传统科学观念.这又一次挑动了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兴趣.

张：不得不说，因您所研究的某些学术问题的敏感性与“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的争议性，可能会影响别人对您自身的学术评价.对此您有过担心么？

宋：我的学术工作涉及方面很广、形式多样、功能也不尽同.如前所述，我为人比较低调随和.“文革”之后，本人特别注重消除派性，努力恢复与原不同派同事的友好关系.我与老、中、青同事私人关系均较好.我的课题，我所同事参与较多，但从未见有人在合作上对我有大的意见，因此能多次合作.

我发表的成果较多，先后发表了论文和重要文章约500篇，撰写学术专著和主编论文集近30本，主编丛书3~4套，包括《天地生人丛书》^[48]、《中国古代自然灾异整体性研究丛书》^[34]、《自然国学丛书》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自然国学丛书[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之前袁立主编的《中华自然国学丛书》，于2011年2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丛书》孙关龙, 宋正海, 刘长林主编《中国古代传统海洋文明丛书》2016年交付海天出版社，预计2017年正式出版..我也在古典文献的发掘整理上做出过一定贡献.20世纪80年代，我在山西大学任客座副教授，2000年后在广东海洋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任客座教授，先后完成3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成果获得过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我积极争取同事参加和合作，争取学界支持，积极消除派性，跟同事们相处融洽.至于我组织的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民间科学、科学伪科学问题、蒋春暄现象等学术敏感性问题的讨论并(合作)主编，以及出版的《相对论再思考》《时空理论新探》《自然国学》《挑战丛书》等，基本在我退休之后搞的.在这过程中，我严格遵循百家争鸣方针以及公平、公正、不歧视社会的做人原则，所以我确信我所老先生和同事们对我有公正评价的.

对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如何评价，主要应留给历史去评说，这对我近80岁老人是无所谓的.我自认为在世界科学潮流从还原论向整体论，从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过渡中，我用晚年26年时间在首都办了一个多学科交流平台，在推动科学整体化潮流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就安心了.

7 建议研究所发展自然国学

张：您一辈子都在自然科学史所工作，对研究所感情极深，能否谈谈对自然科学史所的历史发展的认识？您对研究所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建议？

宋：研究所是我们成就事业的家，我内心也非常关心研究所的发展，关注研究所学术体系的发展和优化.当对研究所的工作有了较清楚了解之后，我的确对我所只搞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并主要搞发掘、考证是有意见的，早在段伯宇任所长期间，我为此给所领导写了一份关于全面拓展我所研究领域的建议书(可称“万言书”)，提出过三点建议：一是不能只研究古代科技史，也要研究近现代史；二是不能只研究中国史，也要研究世界科学史；三是不能只搞考证研究，也要从事理论研究.研究所的档案可能还保留着这份报告.我认为我所老先生和同事们绝大部分对我的评价是不错的.这是因为我所同志从理论上是同意我的观点的，他们作为科学史工作者能更多了解科学发展的曲折性和艰巨性，所以对科学研究的途径、方法、观点的多样性有很大的宽容性.

约1978年，仓孝和任所长.他筹建近代科学史室时说看过我的上述报告，动员我参加筹备.在近代史室期间，我参加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研究和编写，负责地球科学史部分.该书出版后，我与周嘉华回到古代史室继续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廖克任所长时，赞同我发展科学史理论研究的建议.1995年，研究所成立科技史综合研究中心(组)，由我担任生地史(生物学史地学史)室主任，兼任科学史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大约同时，我和周嘉华、高建国、李安平共同创办“天地生人学术讲座”.这一讲座得到了廖克所长和席泽宗院士的大力支持，并任讲座的学术顾问.我退休后，“讲座”仍利用研究所的会议室定期举办.截至2008年11月已经办了777讲.

退休后，我仍十分关心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发展.1991年3月27日，我在所内做了一场题为“我所发展历史自然学大有作为”的报告.第二天，我参加研究所职工代表大会时又提交了《关于在我所大力发展科学史理论研究，成立研究室》的提案.2006年所50周年大庆时，我专门发表了“竺可桢：开发中国科学传统现代科技功能的奠基人——庆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一文^[49].今年，我们在向中央写信建议发展自然国学时，我也写信给自然科学史所的领导和学术委员会，建议发展自然国学，希望研究所能抓住整体论科学复兴的历史机遇.

张：您讲得很好.非常感谢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