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2016, Vol. 30 Issue (3): 700-708  DOI: 10.3969/j.issn.1003-9015.2016.0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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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张莉 , 王俏丽 , 潘淑萍 , 李素静 , 李伟 . 基于燃煤烟气污染物深度处理的电厂系统生命周期评价[J].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2016, 30(3): 700-708. DOI: 10.3969/j.issn.1003-9015.2016.03.029.
ZHANG Li , WANG Qiao-li , PAN Shu-ping , LI Su-jing , LI Wei .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Power Plants with Coal-Fire Flue Gas Advanced Treatments[J].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2016, 30(3): 700-708. DOI: 10.3969/j.issn.1003-9015.2016.03.02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476203)。

通讯联系人

李伟, E-mail:w_li@zju.edu.cn

作者简介

张莉(1977-), 女, 浙江温州人, 浙江大学博士生。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15-12-09;
修订日期:2016-01-22。
基于燃煤烟气污染物深度处理的电厂系统生命周期评价
张莉1, 王俏丽2, 潘淑萍3, 李素静2, 李伟1,2     
1. 浙江大学 环境工程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58;
2. 浙江大学 工业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7;
3.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 利用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方法分析燃煤烟气污染物深度处理下的超超临界(ultra-super critical, USC)典型发电厂系统不同生产子过程的环境影响。建立清单时, 将污染物排放追溯到直接排放的子过程中, 而输入负数表示各烟气处理单元污染物的去除。分别应用Eco-indicator 99和IPCC GWP 100a方法评价系统的环境综合影响和气候变化影响。结果表明, 电厂对环境影响最大的为气候变化, 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 GHG)排放因子为0.786 kg CO2-eq·(kWh)-1, 其中99.9%来自燃煤的直接排放。烟气处理单元的脱硝装置、除尘装置和脱硫装置分别减少电厂对环境3.5%、83.0%和6.5%的综合损害作用, 但对气候变化仅有少量的损害影响。敏感性分析表明厂用电和煤耗与评价结果基本呈正比关系, 且两者敏感性相当。烟气处理单元对LCA结果呈现负相关的影响, 一般处理下的3个烟气处理单元分别高出深度处理效率下的烟气处理单元19.5%、3.7%和7.1%的环境影响。案例电厂不仅在环境方面具有竞争性, 而且在经济成本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
关键词燃煤电厂    生命周期评价    烟气    深度处理    温室气体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Power Plants with Coal-Fire Flue Gas Advanced Treatments
ZHANG Li1, WANG Qiao-li2, PAN Shu-ping3, LI Su-jing2, LI Wei1,2    
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3. Zhejiang Provinc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A typical case of an ultra-super critical (USC) power plant with flue gas advanced treatments was studied by a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method to analyze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Emission data were traced back to where the flue gas was directly released when setting up LCA inventory, and the input data of removed waste gas were set as negative. Eco-indicator 99 and IPCC GWP 100a were chosen to evaluat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limate change is the dominant factor with the life cycle GHG emission factor of 0.786 kg CO2-eq·(kWh)-1. 99.9% of the damage on climate change comes from direct CO2 emission in the burning unit. Denitration, dedusting and desulfurization devices can reduce environmental impact by 3.5%, 83.0% and 6.5%, respectively, and they have little damage on climate change. Sensitiv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auxiliary power and coal consumption are proportional to environmental impact with equivalent sensitivity. The removal efficiency has negative correlation to LCA results in flue gas treatment units. In addition, comparing to the advanced flue gas treatment technologies, the three general treatment units have higher environmental damage of 19.5%, 3.7% and 7.1%, respectively. This power plant shows competitiveness in both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spects.
Key words: coal-fired power plant    life cycle assessment    flue gas    advanced treatment    greenhouse gas    
1 前言

煤炭作为我国主要的一次能源,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在电力行业中占主导地位[1]。但煤炭的使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CO2[2]、NOX[3]、SO2、烟气等[4]的排放严重影响着大气环境质量。目前燃煤发电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超超临界(Ultra-Super Critical, USC)发电技术、循环流化床发电技术、煤气化发电技术、氧燃料燃烧技术[5]等。其中,USC发电技术是目前投入运行最为先进的技术,全厂热效率可达45% 以上[6]。但其生产过程仍会产生大量污染物,因此污染物的处理成为了大气污染减排的关键。

为有效减少电厂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我国于2011年进一步更新了2003年提出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7]。深度处理技术在一般的处理效率下进一步深化处理[8],然而,由于当前的电厂并没有对排放的CO2进行捕集,深度处理技术虽然降低了其他污染物的直接排放,同时却增加了一定的能耗,因此深度处理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系统全生命的温室气体排放。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LCA)技术[9]通过对系统进行物质、能量的输入和输出汇编整理后作出综合的评价,能够更真实、更准确地反映系统对环境的影响,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环境评价手段,也是电力行业环境评价应用最广泛的方法[10]

现有研究中,学者大多着眼于电厂整体[11, 12],这可以很好地把握系统整体对环境的影响。仅有少部分学者研究电厂不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13],虽然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却能够全面掌握不同阶段具体的排放状况。本文选取了目前国内典型USC电厂的烟气深度处理技术为研究对象,应用LCA方法评价案例中各个操作单元的环境影响,并且在执行LCA过程中,把废弃物排放回归到真正的生产单元,来保证生产单元和环保单元对环境影响的真实性。重点分析系统在深度处理技术下对环境整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辨别深度处理技术到底能否真正带来更好的环境效益。最后通过对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分析评价影响环境的关键因素,判定深度处理技术在全生命周期的角度下如何能更有效地改善电厂系统的环境影响。

2 研究目标和范围 2.1 研究目标

利用国内现有典型大型燃煤USC机组电厂实际运行的调查,结合燃煤烟气深度处理平均处理水平,确定深度处理选用低氮燃烧联合SCR脱硝技术、三室五电场除尘技术和强化石灰石-石膏法脱硫技术[14],NOX、烟尘和SO2处理后排放的最大浓度分别为37、17和60 mg·m-3,均低于《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值,甚至已接近燃气锅炉的排放限值[7](NOX:100 mg·m-3;烟尘:5 mg·m-3;SO2:35 mg·m-3)。综合评价该系统对资源消耗、气候变化等环境类型的影响,重点评价对温室效应潜势的影响。并评价不同因素对LCA结果的敏感度,以此分析系统关键影响因素。

2.2 研究范围

选取某2×1000 MW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锅炉的额定功率为2×2912.8 t.h-1。电厂生产及三废处理流程如图 1所示,功能单位设定为1 kWh电力。红色虚线边框范围为研究系统边界,包括原材料的获取、运输、生产过程、废弃物处理或排放过程。本次LCA以工艺系统为评价重点,因此不包括产品——电力的使用以及电厂退役后的处置过程。将系统划分为电厂的建造阶段和运行阶段,其中运行阶段又可分为燃烧发电单元和烟气处理单元,而烟气处理单元又包括脱硝装置、除尘装置和脱硫装置,为方便LCA执行过程,将建造阶段、燃烧发电单元、脱硝装置、除尘装置和脱硫装置同样以子过程的形式同时研究,分别以蓝色虚线边框界定。

图 1 电厂系统边界 Fig.1 System boundary of power plant

全厂产生的固废包括灰渣、石膏、失活催化剂等,灰渣去除应用灰渣分除系统收集,主要用于生产水泥、混凝土和制砖;吸收塔排出的石膏浆液经浓缩脱水后被综合利用生产石膏制品或做水泥缓凝剂[15];来自脱硝过程的催化剂送至拥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再生。废水主要包括酸碱废水、脱硫废水、含煤污水和含油污水,分别处理后全部回收,用于煤场喷淋、厂区绿化、输煤系统用水、循环泵冷却等。一方面,电厂固废和废水均被再利用;另一方面,电厂固废和废水再利用数据收集有所缺失,且电厂深度处理尤指对废气的深度处理,因此确定系统边界不包括固废和废水的再利用过程。

3 建立清单 3.1 清单来源

建设阶段的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数据较难获得,且建设所用为一次性投入,因此,一般在执行LCA时,认为系统建设以及所需设备的制造过程相对产品的生产阶段,其环境影响极小[16]。本研究系统仅包括用量较大的几种原材料消耗及其运输过程的数据。原材料的运输参考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17],数据清单见表 1。所用原材料基本通过铁路和公路运输。据年鉴,我国货运中铁路和公路运距比例约为4:1[17],计算材料运距均以80% 铁路和20% 公路分配。

表 1 电厂建造阶段数据清单 Table 1 Inventory in construction phase of power plant

燃烧发电单元包括煤的运输与进料、锅炉燃烧、省煤器、废水处理与回用、煤渣的运输等。据统计,我国煤的平均运距为647 km[17],同样以80% 铁路和20% 公路的分配计算。案例电厂平均每年消耗煤的量为393.2万吨。以实际收到的燃料煤为基准,电厂实际用煤的特性如表 2所示。根据生产实际,电厂每年消耗淡水量315万m3。产生煤渣量为5119万t·a-1,外运为公路运输5.5 km。

表 2 煤的特性分析 Table 2 Characterization analysis of coal

根据电厂实际排放量及各个处理单元的处理效率,结合电厂环境影响报告和环境监测报告,确定燃烧阶段的实际排放,其中,烟尘为47万吨,SO2为7.23万吨,NOX为2.82万吨。CO2的排放量利用式(1) [19]计算可得为798.8万吨。

$E~=\text{ }3.67FQk\alpha $ (1)

式中:E表示CO2排放量;F表示燃料消耗量;Q表示燃料热值;k表示燃料的碳排放因子,这里k = 0.0247 kg-C.MJ-1α表示碳氧化系数,这里α = 0.9。

脱硝装置选用氨作为还原剂,脱硝效率80%。除尘装置效率为99.6%,脱硫装置除尘效率为50%,合计除尘效率为99.8%。脱硫装置效率为97.4%。电厂三个燃煤烟气处理阶段的物质消耗数据清单如表 3所示。其中,由于石灰石实际来源较为复杂,不确定性大,此处石灰石的运距综合实际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最终确定运距。

表 3 电厂烟气处理流程数据清单 Table 3 Inventory in flue gas treatment process of the power plant
3.2 清单计算

根据电厂统计,发电厂的厂用电率为5%,该电耗以抵消发电量的形式计算,即电厂的净发电容量为1900 MW。以每年运行5500小时计算,每年净发电量为1.045×1010 kWh。电厂的使用年限为30年[20],则服役年限内的净发电量为3.135×1011 kWh。各个输入输出项的背景数据均来自于Ecoinvent数据库。清单如表 4所示。

表 4 电厂基于功能单位的输入或输出数据清单 Table 4 Inventory of input/output data of the power plant based on functional units
4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4.1 影响评价

Eco-indicator计算方法[21]是目前被广泛应用的数据库之一,它可以评价致癌物(Ca)、有机物对呼吸系统的损害(RO)、无机物对呼吸系统的损害(RI)等11种环境影响类型,以及以下3种损害类型:人体健康(Human Health)包括气候变化(CC)、电离辐射(Ra)、臭氧层消耗(OL)、Ca、RO以及RI;生态质量(Ecosystem Quality)包括土地利用(LU)、酸化/富营养化(Ac/Eu)以及生态毒性(ET);而资源损耗(Resources)则包括矿物质(Mi)和化石燃料(FF)的消耗。以上环境影响方面通过Eco-indicator计算方法进行特征化和标准化处理后,以生态指数因子(Point)表示系统对环境的综合影响,单位为Pt,正数表示对该环境类型有负面影响,负数则表示对该环境类型有利[22]

图 2所示为影响类型评价结果,图中数字表示在电厂生命周期中对11种影响类型的综合影响大小。电厂对11种影响类型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化石燃料消耗影响次之,再次为无机物对呼吸系统的损害,而对其他类型的影响较小。燃烧发电单元是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消耗的主要来源。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清单数据处理时,将排放回归到真正的排放子过程,并根据实际情况以负数的形式表示污染物的去除,从而在无机物对呼吸系统的损害方面,不同子过程内部表现出大增大减的情况。由此可知,本次执行LCA的清单处理手段能够更准确地体现生产实际。3个处理装置后共减少了燃烧发电单元产生RI的98.6%。通过不同处理单元减少RI的程度可知,燃烧发电单元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是烟尘排放。

图 2 电厂环境影响类型 Fig.2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power plant

电厂不同阶段对环境损害类型的影响如图 3所示,电厂对3种损害类型都有负面影响,对人体健康损害最大,其次为资源消耗。在电厂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建造阶段对环境的综合影响为1.7×10-7 Pt,仅占整个系统的0.004。与设定LCA目标和边界时的判断一致,因此本次对建造阶段的处理是合理的。运行阶段对环境的综合影响为4.8×10-5 Pt。其中,燃烧发电单元几乎占据了整个系统所有的不利影响,综合影响为6.8×10-4 Pt,占比为14.7。而烟气处理单元的3个装置均减少了系统对环境整体的损害作用,综合影响为 -6.4×10-4 Pt,占比为 -13.7。脱硝装置、除尘装置和脱硫装置分别减少了3.5%、83.0% 和6.5%。

图 3 电厂不同阶段损害类型影响 Fig.3 Damage categories of different phases

综合电力系统的影响,电厂的动力来源即是煤的燃烧,但目前鲜有电厂配备CO2捕集设备,煤燃烧排放的CO2将完全释放进入大气,导致电厂对环境最大的损害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煤是能源利用中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能源[23],即使目前工业应用中最先进的USC机组,排放的CO2依旧十分可观。在未来的节能减排工作中,能源结构的调整必将成为重中之重。案例电厂系统燃煤的直接排放对环境损害最大的是烟尘的排放,其次是SO2的排放,NOX和CO2的排放紧随其后。

4.2 温室效应潜值评价

IPCC GWP 100a计算方法是研究温室效应潜值最常用的方法,不同的温室气体以相应的转化因子归一为CO2,以二氧化碳当量(kg CO2-eq·(kWh)-1)的形式表示。表 5汇总了各个子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整个电厂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0.786 kg CO2-eq·(kWh)-1,我国燃煤电厂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1.084 kg CO2-eq·(kWh)-1[2]。USC技术提高了燃煤利用效率而有效控制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将近99.9% 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燃烧发电单元,即煤燃烧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烟气处理单元虽然去除了大量有害气体,但并不能在气候变化方面起到改善的作用,反而有所损害。但由于设备用电以厂用电的形式减少电厂电力输出总额,而没有在各阶段分配相应的电力消耗,因此3个处理单元表现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极小,烟气处理单元对气候变化的总排放因子为7.49×10-4 kg CO2 -eq·(kWh)-1,仅占电厂总排放的0.1%。

表 5 电厂不同子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Table 5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of different sub-processes
4.3 敏感性分析

LCA结果会随着清单数据的改变而改变。本研究系统中,针对厂用电(AP)、煤耗(CCO)、脱硝效率(DN)、除尘效率(DD)和脱硫效率(DS)进行敏感性分析。在厂用电为5% 的基础上上下浮动取值7% 和3%,计算清单并获得影响评价结果。煤耗则在原来用煤量的基础上增减10% 取值计算。又因本系统对燃煤烟气污染物进行深度处理,深度处理在减少废弃物的同时,所消耗的物质和能量也在增加。因此,选择脱硝效率和脱硫效率分别为50% 和90%,选择除尘效率为99.0% 且脱硫阶段的除尘效率不变进行清单数据计算,获得一般处理技术下的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和气候变化影响评价结果,以此评价处理效率对结果的敏感性。因单一变量变化引起的其他因子的改变相应改变,评价清单见表 6。敏感性分析结果如图 4所示。

图 4 敏感性分析结果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sensitivity analysis results
表 6 敏感性分析清单汇总表 Table 6 Inventory of sensitive analysis

厂用电直接影响电厂净电量输出,从而改变单位发电量下能量和物质输入输出的量。当厂用电提高2% 时,电厂对环境总的损害和对气候变化的损害分别提高2.3%和2.2%;当厂用电减少2% 时,电厂对环境总的损害和对气候变化的损害分别减少2.2% 和2.0%。当煤耗增加10% 时,电厂对环境总的损害和对气候变化的损害均提高10.0%;当煤耗减少10% 时,电厂对环境总的损害和对气候变化的损害分别减少11.2%和10.0%。

当电厂的脱硝效率仅为50% 时,NOX的排放量增加,虽然低效率的设备减少了部分物质能量的输入,但并不足以抵消NOX排放增加引起的环境损害,对环境总的损害程度提高了19.5%。此时,脱硝装置减少燃烧过程产生的环境损害为2.2%,相比脱硝效率为80% 的系统中,脱硝装置减少燃烧过程产生的环境损害下降了1.3%。另一方面,对温室效应潜值却几乎没有影响。深度脱硝技术由增加催化剂层来实现,几乎不会引起厂用电等其他敏感因素的变化。除尘效率仅为99.0% 时,电厂对环境总的损害程度提高了3.7%。深度除尘应用三室五电场技术,必然引起用电量的增加,但是相比全电厂的用电量,并不会对厂用电率造成明显变化。从温室效应潜值的角度,除尘阶段本身对其影响占比极小,在敏感性评价时也没有对除尘效率的变化而表现出明显的变化。因此,除尘效率是电厂环境影响大小的关键因素。脱硫效率仅为90% 时,电厂对环境总的损害程度提高了7 .1%。此时,脱硫装置减少燃烧过程产生的环境损害为6.1%,相比脱硫效率为97.4% 的系统中,脱硫装置减少燃烧发电单元产生的环境损害下降了0.4%。而另一方面对温室效应潜值也表现出几乎没有变化。同时,设备的耗电量增加对厂用电的影响可忽略。

当脱硝、除尘、脱硫装置的处理效率仅为50%、90% 和99.0% 时,代表了燃煤电厂烟气处理设施的处理水平,而本案例中3个单元的处理效率分别为80%、99.8% 和97.4%,代表了烟气深度处理水平。比较而言,深度处理可以降低燃烧发电流程产生的93.2% 的环境损害,而一般处理只能降低90.9%的环境损害。烟气深度处理技术能够明显减少电厂对环境的损害而几乎不引起温室效应潜值的变化。因此在改善环境综合影响同时可以有效控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4.4 成本分析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主要关注于产品或者系统对环境的影响,而不涉及成本经济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仅采用估算的方法大致判断案例系统的经济性。根据案例电厂的调查,案例系统本身发电成本为0.221元·(kWh)-1。当厂用电浮动时,若仅考虑用量变化较大的煤和水的变化,以市场平均价格计算,相比厂用电为5% 的案例时,厂用电为7% 和3% 时分别将增加0.0037元·(kWh)-1和 -0.0035元·(kWh)-1,分别浮动1.7% 和 -1.6%。

煤耗量的增减对经济成本的增减具有较为直观的表现,煤耗的增加不仅增加了本身原料煤的成本,还会引起运输成本的增加,烟气污染物排放的增加等。且已有研究表明,USC机组相比其它清洁燃煤技术具有更低的运行成本[13]

综合3个烟气处理装置的作用,深度处理相对于一般处理引起了液氨用量、运输量、石灰石用量等的增加,以及NOX、烟尘和SO2排放量的减少。根据市场平均价格计算物质能量的消耗增加了0.0013元·(kWh)-1的经济成本,而利用污染物排放的当量值折算及排污费征收标准,减少的污染物排放可以减少0.0015元·(kWh)-1的经济成本。由此可见,深度处理在经济成本上并不会引起负担,反而能够节约少量的成本,当然,真正减少成本的实现还需要依靠政策上对污染物排放征收政策的切实实施。对成本的精确计算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和更多后续的研究。

5 结论

案例选用USC机组,标准煤耗为268.7 g·(kWh)-1,我国2012年平均发电煤耗率为308.5 g·(kWh)-1[24],案例的能源利用率处于全国先进水平。案例系统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为0.786 kg CO2-eq·(kWh)-1,我国燃煤发电平均水平为1.084 kg CO2-eq·(kWh)-1[2],则在GHG控制上也处于全国先进水平。因此,案例在实现更高的能源效率的同时,减少了烟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了GHG的排放。对该系统进行生命周期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 电厂对不同环境影响类型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燃烧发电单元对环境的影响最大,主要来自燃煤烟气污染物的排放,尤其是烟尘的大量排放。而经过脱硝、除尘和脱硫3个烟气处理装置后,电厂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分别降低了3.5%、83.0% 和6.5%。

(2) 煤的燃烧产生大量CO2,燃烧发电流程是引起气候变化损害最主要的因素。烟气处理流程在去除燃煤烟气污染物的同时也消耗其他物质和能量,但因此引起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极小。

(3) 厂用电和煤耗与评价结果基本呈正比关系,且两者的敏感性相当。烟气处理流程对LCA结果呈现负相关的影响,一般处理效率下脱硝装置、除尘装置和脱硫装置对环境总的损害分别提高了19.5%,3.7% 和7.1%。而用电量的变化几乎不引起厂用电率的变化,烟气处理效率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不高。由此表明,案例电厂系统在提高了燃煤效率,减少了烟气污染物排放的同时,很好的控制了GHG的排放。同时,根据对电厂深度处理系统和一般处理系统经济成本的估算可知,案例电厂不仅在环境方面具有竞争性,而且在经济成本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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